学术期刊发展面临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学术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针对学术失范、学术腐败而兴起的学术批评、学术规范的讨论，学术共同体内外对学术期刊的批评也日益显现。与此同时，学术期刊界自身的反省也在进行并不断深入。这些批评与反省直指当前学术期刊存在的弊端，它们包括：学术期刊载文创新之作少而平庸之作多，编辑学术水平低下，刊物缺乏编辑含量、问题意识和个性，缺乏学术公信力和良好的声誉等等。要改变学术期刊的现状，有必要揭示学术期刊真正面临的问题。笔者以为，除了更为根本性的学术体制方面的问题外，当前学术期刊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束缚——学术自由缺乏充分保障
目前大多数学术期刊最大的问题在于内容缺乏创新，学术含量不高，学术与宣传不分，刊发大量平庸之作，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术自由缺乏充分的保障。
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讨论、发表学术意见而免于被惩罚的恐惧的自由。学术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是因为它“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1] 显然，学术自由需要宽容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因为学术研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遭遇无数次的失败，没有这种宽容，学术研究就不可能继续下去。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保证学术自由的规定。我国宪法（1982年）第47条也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构成了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较之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200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发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其中提到保障学术自由、贯彻双百方针以推动学术进步。但是，由于宪法和有关法规提供的只是一种原则上的保障，对学术自由权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界定，还比较抽象，因此在实践中学术自由并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此外，在我国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又有关于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规定（要求），而这一规定本身的含义并不清晰，难以把握，这也使得学术自由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或者说仍然还存在着对学术自由有形无形的束缚。
这一规定尤其使学术期刊难以把握，因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有时是很难分开的。在难以界定什么是学术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的情况下，在有关部门随时的提醒下（其实这些部门的人同样难以把握这一规定），加之按一般理解，似乎学术期刊一旦选择发表文章即成为宣传，学术期刊往往只能为求保险，对那些涉及所谓敏感问题的探索创新之作忍痛割爱。或者，因为大胆选发了这类文章而不免担惊受怕。显然，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学术期刊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学术的繁荣。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辨明以下两种区别。
一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区别。学术研究（包括理论研究）是一项探索性、创新性的智力活动，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艰巨劳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演进的认识和解释，目的是达至对人及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知。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新，其特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的首要条件即是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它是打破一切思想禁区的结果。学术研究要能够持续下去并不断推进，必须有言说、争论和发表的自由。没有表达和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只能是未完成的半成品。因此，真正的学术无禁区除包括研究无禁区外，也应包括发表无禁区。应该允许学者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进行学术创新活动，也应该允许学术期刊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发表学者的研究成果。
理论宣传是对已有认知的阐释和传播，是建立在对未知世界进行的学术理论探索及其研究成果之上的，其本质在于统一思想。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山西大学高增德曾精辟地论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该处理好“未知和已知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区分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宣传教育两个方面”。“前者的根本任务是探索未知，即发现尚未被人们认识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后者则要求准确地解释党和政府的现行方针政策，它所宣传的是既定的、已知的事物”。[2] 由于二者任务不同，因此二者的运行规则也是不同的。前者需要冲破一切禁区，后者则有限制、有选择，要求统一口径。
二是学术期刊与理论宣传刊物的区别。循着以上思路，我们可以对学术期刊和理论宣传刊物加以区别，给它们各自一个明确的定位。学术期刊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它刊发的文章志在探索未知（历史的或现实的），或求得学术的不断积累，或为认识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思维。理论宣传类或具有理论宣传内容的刊物包括党报、党刊、思想教育类报刊等，其任务是宣传既定的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普及推广相关的理论知识，以统一思想，凝聚民心。
当前非常有必要明确学术期刊不是理论宣传刊物，它只应承担一种功能，即繁荣学术的功能。其实，学术期刊的读者面是很有限的，它的读者基本上是科研人员并通常就是作者（以前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即读者和作者在学术期刊这里往往是二位一体的。他们在这里阅读，在这里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的是讨论和交流对相关学术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因为其小众型特点，学术期刊并不具备宣传需要的大众效果，因此在宪法的规范内，即便刊发了对现行政策、既有理论质疑、批评的文章，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即便刊发了在政治上有错误的文章，那也只停留在言论上，并不会招致即刻的损害或者大的损失。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勇敢地说出，学术期刊不是理论宣传刊物，因此只适用于“学术无禁区”，而不适用于“宣传有纪律”；“宣传有纪律”只适用于理论宣传教育类报刊。
此外还需要澄清或纠正的一个认识是，并不是学术研究文章一旦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其性质就从学术研究变成了理论宣传。按“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提法，其意思往往被规定为，进行学术研究、学术讨论是可以无禁区的，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涉及，但发表就是另一回事了，就要有限制了，一旦公开发表，见诸报刊，就成为一种宣传，就应该遵循一定的纪律了。为了避免歧义，应该明确这里的“宣传”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而是特指对主流意识形态、党和国家的治国理念及方针政策的传播。
只有获得了以上清晰的定位和划分，才能解除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最大束缚，从根本上保障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使学术期刊没有后顾之忧地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精品。
当前对学术自由的束缚还来自审批学术、规划学术和数量学术等的影响，因为这些性质的学术限制了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自由和潜心就学的自由，迫使他们穷于接课题、凑数量、多发表。同时，一些学者对学术之外各种功利指标的过于迎合甚至主动追求，则损害了学者自身对学术自由价值的自觉和守护。这些都使得大量假成果、快餐成果、低水平重复的成果成为学术期刊的稿源，使学术期刊质量缺少了保证，必然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
二、异化——缺乏灵魂的竞争
我国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类学术期刊的数量庞大，因此这类期刊之间的竞争也似乎异常激烈。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学术期刊的质量，自“核心期刊”在我国问世以来，原本为揭示各学科领域文献分布规律，从而为图书馆优化馆藏期刊提供依据的这一标准，便被用于判断学术期刊质量（等级）的标准。但由于这一标准在使用中被简单化、绝对化，很快即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对核心期刊的批评也随之而起。
为了适应这一始料不及的借用情况，回应学界和期刊界的批评，这几年核心期刊的筛选逐渐从单纯以统计数据（主要是转载率、引用率、影响因子等统计数据）为准，过渡到从定量和定性（如专家评审）两方面结合来确定，从而使核心期刊的概念超出了原本的定义，转向从综合质量来评价期刊。但是，由于核心期刊的选择标准中转载量仍然是最主要的指标，全国除了少数几家在学术资源、学术地位上占绝对优势的学术期刊外，其余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或主动或被动、或先或后地加入到追求转载的大战中来。2001年以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每年都在《光明日报》上公布上一年度各期刊全文转载量的排名，加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每年也提供转载量排名，这就更加强化了转载的评价功能，使许多学术期刊的价值目标异化为一味追求转载量。如此下来，在我国学术生态环境中，俨然出现了一个由作者——期刊——转载而构成的食物链。转载被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并有意无意或出于无奈被当作唯一的学术评价标准，致使出现了以转载论刊，以刊论文的奇怪现象。这种唯转载马首是瞻、本末倒置的现象，加上一些学术期刊在追求转载的操作上做法失当，严重影响了学术期刊正常的编辑出版，使学术期刊办刊宗旨偏离了以学术为本的正途，在缺乏灵魂的竞争中迷失了方向，也助长了学术腐败，败坏了学术风气。
这些年学术期刊价值目标的异化还表现在片面追求创新，即为创新而创新，为问题而问题。《哲学研究》编辑部鉴传金尖锐地指出，目前期刊界追求的创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是‘与众不同’意义上的创新。一个问题，一个栏目，不管有没有意义，不管它在学术实践中有没有地位，只要是别人没想到或没有说道，那就可以纳入创新的范围。”[3]
上述现象表明，这些年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出于生存冲动，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这种竞争缺少了一些理性的思考和真实的内涵。毫无疑问，学术期刊的水平是有高下之分的，转载率、引用率作为一种量化标准也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由于不能完全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它的科学性是有限的，因此决不能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其实，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仍然是可以质疑的，真正可信赖的标准只能是学者的口碑。学术界评价高的期刊，其载文的水平一定高，其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一定大，其扶持新人一定多，反之亦然。认真地组织、选好每一篇文稿，不断地推出学术精品，才是学术期刊一切工作的重心。一味地追求转载，为创新而创新，违背学术研究的规律，是不能维持长久的。
三、回归——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
学术期刊是学术生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和学术交流的公共场所。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首在通过鉴别发现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使之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的学术产品。学术期刊通过上述功能的实现，来体现自身参与和推动学术创新的作用。
针对当前学术期刊内外环境的特点，实现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除学术期刊界有必要联合起来，通过反复的言说以争取外部环境向更有利于学术期刊发展的方向转变外，尤其需要做起来的是学术期刊内部在办刊理念上的清晰定位，由追求外部的非学术的表面工夫回归到学术本位，回归到编辑职业的ABC，静下心来，持之以恒，在练好内功上苦苦着力，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围绕发现和推出学术精品这一核心任务，学术期刊编辑应使自己具备下面一些基本的素质或条件。
一是树立为学术而学术的认知。在如今学术期刊受到诸多学术以外因素以及学术与宣传不分的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再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认知。这样做虽然并不容易，但只有有了这种向往，才谈得上尽可能地接近目标。选择学术期刊编辑这一职业，也就意味着选择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学术期刊编辑的生活方式大体应该是，在推进学术进步的使命指引下，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尽可能排除宣传和功利主义对学术期刊的干扰，围绕推出学术精品而展开一切活动，以刊载一篇篇学术精品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所谓事业心、敬业精神，全贯穿其中。
二是提高学术洞察力。面对数量激增的作者来稿，如何从选题、观点、方法、材料等方面判断稿件是否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推进，避免造成滥竽充数或遗珠之憾，这对编辑的学术洞察力是一种切实的考验，这也正是编辑工作的魅力和挑战性所在。毋庸讳言，当前学术期刊上平庸之作、低水平重复之作充斥，除了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外在原因外，与一些学术期刊编辑学术素质低下，缺乏学术洞察力有直接关系。编者塑造着刊物的品格，编辑的学术洞察力越强，期刊的学术水平就越高，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目前不少学术期刊在尝试专家匿名审稿，但实际情况多是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相结合，学术洞察力仍然是学术期刊编辑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能力。
学术洞察力最终体现在推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包含着编辑自身多方面的和专业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经验、编辑经验积累，包含着编辑对相关学科学术动态的敏锐观察，对学术发展可能提出问题的预见，对这些问题进行选题策划和组织工作等内容。简单地说，学术洞察力是学术期刊编辑的才、学、识诸方面综合发挥作用的体现。提高学术洞察力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通过持之以恒有意识的学术训练才可达到。
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训练可以从编辑的才、学、识三方面着手。学即学问。学术期刊编辑的学问来自于勤于阅读，善于学习，注重尽可能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更新，在多方面积累知识的同时，对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长期跟踪、学习和积累，同时还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掌握编辑工作的理论、规律及技艺，使自己成为学养丰富深厚的编辑人才。识即见识、见解，是通过思考、研究问题而发现问题，并得出有创新意义的认识。学术期刊编辑的见识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有清晰的认识，对其发展趋势有敏锐的感知，对存在的不足和尚待深入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二是对自己所在期刊或其中的某一学科的编辑现状与未来发展有准确的评价和独特的见解，能对提高期刊学术品格和发展期刊特色提出改进的意见。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见识，都离不开勤于思考和乐于探索。才即才能，是将自己拥有的学问和见识表现出来的能力。学术期刊编辑的才能是基于自身的学问，由其见识引导下的编辑实践能力。这一能力具体体现在对来稿学术价值的准确鉴别及选用的稿件具有高学术水平，所策划选题具有学术含量和前沿性，所开设栏目有自己的特色，与学界保持深层互动并能组织到高质量的稿件，拥有可持续的作者群体，以及能组织高质量的学术活动等方面。
学术期刊只有坚守学术本位，严格要求编辑同仁努力从才、学、识诸方面不断优化自身素质，历练学术洞察力，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推出一篇篇学术精品，才有条件实现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并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