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极论文,情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一)情绪对决策影响的模型
早期的决策研究者，认为情绪不期而至、难以把握，因而往往排斥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作用，热衷于建立理性决策的数学模型。
Daniel Bernouli(1954)将人们在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设为效用(Utility)，提出了效用理论：效用是收益的对数函数，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效用的最大化。Bentham(1984)发展了Bernouli的效用概念，认为效用是愉悦与痛苦之差。这些简单的概念里已经包含了对情绪的关注。
20世纪中叶，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提出“预期效用理论”，该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这里效用不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而成为可测量的客观指标。后来，Savage提出“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效用不再以事物的客观概率而以主观概率来计算。无论是预期效用理论还是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在追求客观性和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均抛弃了古典效用理论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尤其排除了情感因素，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在增强了客观性的同时丧失了对许多现象的解释能力。如，在有100％的把握稳拿3000元和有80％的机会得到40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稳拿3000元；而在有100％的可能性损失3000元和80％的可能损失40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后者，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偏好反转”现象。几十年以后，Kahneman和Tversky对偏好反转等“反常现象”现象做了描述性说明。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根据该理论，效用受决策现状(参照点)和未来效益变化的影响，在小风险条件下，值函数曲线在赢区呈凸型，在输区呈凹型，即人们在获益领域表现出“风险规避”，在损失领域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向。之所以如此，Kahneman和Tversky认为是“一个人在损失一定数量的金钱时所体验到的恶劣心情远远大于得到相同数量金钱所带来的愉悦心情”的缘故。前景理论虽然提及某些情绪因素，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将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一个参数加以考虑，由此仍将情绪排斥于决策的大门之外。
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者将情绪作为效用提出了一些预期情绪理论。Loomes、Sugden和Bell首先提出后悔理论，用以说明预期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该理论假设：如果决策者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的结果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反之，就会产生愉悦情绪。这些预期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争将后悔降至最低。几年后，他们又提出失望理论。该理论假设失望是当同时有几个结果，而自己的结果较差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与后悔理论一样，预期到的失望情绪通过改变效用函数影响决策，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避失望情绪的产生。后悔理论和失望理论均通过比较将预期情绪引入决策过程：后悔理论强调不同选择间的比较，失望理论强调同一选择内不同结果间的比较。这种基于各选项间的比较而形成的参照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强调决策中各选项间价值的相互依赖和影响。遗憾的是，这两种理论对所假定的预期情绪均缺乏直接的验证。1999年Melllers等人在情感判定理论和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情绪选择的模型，即主观预期愉悦理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追求预期愉悦情绪的最大化。
后来研究者们开始强调在决策过程中信息输入作用及当其受阻时导致的消极后果。Clore和Schwarz提出“情绪信息等价说”(Feeling as information)，该假设认为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判断。Slovic及其合作者们提出“情绪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强调情绪对风险知觉和行为的重要作用。Damasio提出躯体标志(Somatic Mark)假说，该假说认为考虑某一选项时的躯体反应提供了对这一选项需求程度的信息，无损于认知过程但却有损于这种躯体反应的神经障碍对风险决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Wilson等发现，允许决策者仔细考虑决策的各个方面而抑制情感输入时，决策的质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情绪成为决策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成分。
(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者将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这个分类基础上研究不同的情绪类别对决策的影响。Schwarz和Clore(1996)指出处于愉快心情下的人，更容易采用启发式的信息加工策略，即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方法，比较依赖于已有的知识结构而忽略手头上的细节问题。相反，处于悲伤心情下的人更容易采用系统的信息加工策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方法，较少依赖于已有的知识结构而对手头上的细节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Hertel,Neuhof和Kerr等人通过研究“小鸡两难问题”指出愉快的心情下人们倾向于模仿他人，而悲伤心情下人们对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另外有研究指出处于愉悦情绪状态下的个体会记起更多令自己心情愉悦的事情，对事物做出乐观的判断和选择；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容易回忆起更多令自己伤心的事情，做出悲观的判断和选择。Johnson和Tversky发现，人们阅读具有悲伤内容的报纸会高估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的风险(如洪水、疾病等)。Eysenck发现高焦虑个体倾向于注意威胁性刺激，并将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和情景解释为具有威胁性的。Raghunathan和Pham发现诱发焦虑增加了个体对低风险、低回报选项的偏好，而诱发悲伤具有相反的结果。Lemer和Kltner发现恐惧使个体高估风险并回避风险。
然而，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把情绪简单地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再用一种具体的、典型的情绪来代表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而没有考察同一种情绪中(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中)不同的具体情绪(如恐惧、愤怒等)对风险感知和决策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根据以往的研究和经验认为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二、方法
(一)被试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本科生及通过海报招募共得到被试89名。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个组，一为愤怒组，二为恐惧组。
(二)材料
1.情绪调动材料
愤怒组：通过在问卷中编制一些具有污辱性的和人身攻击性的选择题，且给出的选项均为贬义词，让被试迫选，以达到激发愤怒情绪的目的。
恐惧组：韩国恐怖片《狐狸楼梯》，用以激发被试的恐惧情绪。
2.决策任务
被试手中的纸片上标有“5”，代表RMB5.00，主试手中的纸片上标有“0”和“10”混合的一叠纸片，代表RMB0.00元和RMB10.00。这里，“0”和“10”出现的概率是相同的。被试可以选择用手中的“5”来和主试交换一次抽签的机会，抽到“0”，被试什么也得不到，抽到“10”，被试可以拿到是先前2倍的奖励。当然，被试也可以选择不交换，就可以保有目前的所得。我们要求被试在问卷上标出自己的选择：交换或不换。
3.情绪测量量表
形容词检测量表，该表是参照《单词汇感情维量心境评定量表》(选自孟昭兰的《人类情绪》第208页Plutchik.R.Emotion，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修改的，为一个5分量表，所给出的形容词均为表达负性情绪的形容词，以评价何种情绪被激发，以及激发的程度如何。
(三)程序
1.交代决策任务。发给被试每人一张事先制好的卡片，告诉他们卡片上的数字代表他们做完实验将得到的报酬(单位：RMB元)。主试手中还有一些卡片，上面写有“0”和“10”，数量相等。做完实验后被试可以用手中的卡片与主试手中的卡片，但换到“0”与“10”的概率是相等的。
2.激发被试情绪。
3.请被试作出自己的决定—是否换掉手中的卡片。
4.被试完成形容词检测量表。
5.预后处理。因为该实验是激发人的负面情绪，所以遵循心理学实验的基本道德，我们对被试进行了预后处理。对于愤怒组，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向他们说明了实验的基本原理，并强调我们在问卷中出现的人身攻击问题是为了激发愤怒情绪，与被试本身的人品，人格没有关系。如果有冒犯到个人的，请给予谅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其他人离开后，与我们进行讨论。对于恐惧组，我们在做完实验后，也向被试说明了实验的基本原理，希望我们反映的恐惧片没有太惊吓到他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其他人离开后，与我们讨论。
三、结果
本实验的主题是研究愤怒和恐惧两种具体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筛选有效问卷时遵循了两条准则：（1）被试在形容词检测量表中相应的情绪形容词五分等距量表选“3”或以上的(愤怒组形容词为“发怒的”和“对抗的”，恐惧组形容词为“害怕的”)；（2）为了保证情绪的单一性，我们把除了所要求的目标情绪外其他情绪高的问卷也去除掉了。这样，我们回收到问卷69份，其中愤怒组38份，恐惧组31份。Chi-Square检验显示：愤怒组情绪调动非常有效(x[2]=17.89，p＜0.01)；恐惧组情绪调动也非常成功(x[2]=10.76，p＜0.01)。
研究者分别对愤怒组、恐惧组组间差异、组内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愤怒组与恐惧组对决策的影响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x[2]=7.06，p＜0.01)(如图1)；愤怒组内部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x[2]=10.53，p＜0.01)，选择不交换的被试显著多于选择交换的被试；恐惧组内部差异不明显(x[2]=0.29，p＞0.05)(如图2)。进一步表明愤怒和恐惧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愤怒使更多的被试选择不交换，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而恐惧对决策的影响不明显。
附图
图1 愤怒组、恐惧组组间比较
附图
图2 愤怒组、恐惧组组内比较
四、讨论
(一)意义上的进步
本研究立足于情绪在决策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并且有时不受认知评估的左右，能直接决定决策过程。而不只是把情绪当成决策的预期结果，作为一种效用来影响决策过程的。Johnson和Tversky等人也曾经做过这类实验，但他们把情绪简单地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以此来说明即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这样就失去了很多的信息。笔者进一步探讨了消极情绪中的两种具体情绪(愤怒和恐惧)对决策的影响。当然，消极情绪中其他的具体情绪、积极情绪中具体的情绪也可能对决策有不同的影响，研究者期待这些问题能在以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得到解决。
(二)方法上的改进
本实验的程序是先调动被试的情绪，然后让被试做决策任务，最后测被试的情绪状态。实验在调动被试不同情绪方面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且非常有效。在调动被试愤怒情绪时，主试故意迟到一会儿，引起被试的不满情绪，接下来的问卷中又提出很多具有攻击性和歧视性的问题，主试者期望被试回答完这些问题后愤怒情绪能够被调动起来。随后的情绪量表结果显示愤怒情绪的调动是很成功的；在调动被试恐惧情绪时，为了使在决策时能保持恐怖情绪，先让他们回忆电影中的恐怖情节，并且写下来。这样比只简单地看完电影作决策要好得多，因为以往的尝试表明结果表明看完电影不做任何处理，被试的情绪很快就会消退。随后的情绪量表结果显示恐怖情绪的调动也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将情绪量表安排在决策任务之后是为了能够保证被试处于被调动起来的即时情绪状态下。并且，我们去除了其他情绪也较高的被试数据，保证了被试所处的情绪状态的单一性，避免由于其他情绪的影响而造成实验结果的误差。
在决策任务的安排上，一方面我们力求使决策任务简单明了，不占用被试更多的心理能量和认知评估，使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更加突出化；另一方面，决策任务与被试自身的利益相关。并且同以往的决策任务不同的是，以往的决策任务大多是让被试想象一个情景或任务，而我们的决策任务是让被试参与的真实情景，被试的决策关系到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避免被试由于任务与自己无关而采取的随意态度。
(三)研究结果与前人的异同
以往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愤怒情绪使人低估风险的概率，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寻求偏好；恐惧使人高估风险的概率，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本文的研究结果是愤怒组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而恐惧组对决策的影响不明显。与以往研究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可能来自两方面：（1）以往的研究多是基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分类的基础上的，他们所谓的“愤怒”、“恐惧”主要是用来代表消极情绪的，因而这些情绪中可能含有其他具体的消极情绪(如焦虑等)，也可能“恐惧”掺有“愤怒”的成分，或“愤怒”掺有“恐惧”的成分。而研究者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只要它们都是消极情绪，就能满足他们的实验要求，不影响实验结果。而在本实验中，对不同的具体情绪加以严格的区分，基本能保证被试的情绪只有我们所要求的一种情绪，把含有其他情绪的被试的数据不计算在内。这样，就可以说我们的结论确实建立在单个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的基础上的。（2）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次实验的被试大多数是女性，因而未能比较不同性别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这也可能是造成本实验与以往实验结论不同的原因之一。
(四)研究的局限及期望
首先，在被试的性别比例上，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次实验的被试大多数是女性，这在性别差异的比较上给我们带来了困难。我们希望以后的研究中能够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并切实将这一变量加到实验设计当中，考察性别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中的作用。
其次，由于条件的限制，此次实验我们只做了两种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它们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么，其他的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怎样呢？我们期望以后的研究可以更广泛地做其他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不仅可以做消极情绪，而且可以做积极情绪中不同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消极情绪中的两种具体情绪(愤怒和恐惧)对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消极情绪中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愤怒使人高估风险的概率，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恐惧则对风险决策没有明显的影响。至于其他更多的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考察。
标签：期望效用函数理论论文; 消极情绪论文; 效用理论论文; 情绪和情感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