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化及协调性研究
王雪峰，温彦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中国 武汉 430074)
摘 要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章以湖南省14个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等主要研究方法，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2006至2016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与协调性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2006—2016年湖南省各地级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至2016年无严重失调地区；(2)湘东地区长沙、株洲、湘潭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较高。整体上，耦合协调度存在向东及向南发展的趋势。(3)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依然存在不足，且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湖南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约18%上升到2017年的约58%。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增速呈现非协调性发展，即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1]。城镇化发展需要“稳中求进”，要突出“以人为本”和“人地和谐”的城镇化观念，所以城镇化发展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2]。城镇化不仅表现为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城镇化过程，也表现为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具有空间扩张特性[3]。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与城镇化相关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土地与人口的城镇化之间较强的不协调性问题。各地政府片面追求城市地域的快速扩张与建立人口集聚中心，忽视了对土地开发利用和人口迁移的有效解决办法。在2014年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影响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4,5]。
直肠检查是一种现代化的科学检查手段，在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母牛子宫出现宫颈大并变软，子宫角坚实，子宫体积开始增大，并且伴有明显的收缩反应时，则可以断定母牛处于发情期。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发情期的母牛左右卵巢有明显的差异，产生卵泡的一侧卵巢较大，并且有突出的卵泡。该种检查在人工授精前也经常使用，判断更为精准。
对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关系国内外有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用地扩张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带动[6,7]；在城镇化建设时期，将城市周围地区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过程中，人口转移成本反而会导致贫穷的集中化，产生不可逆转的负外部性[8]；城市人口增加，城镇化率上升的过程中，由于土地建设与规划不能协同，城市边缘的建成区与农业用地分布不合理，造成环境恶化[9]。通过技术手段利用图像子块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型预测城镇化发展趋势，提出人口、土地平衡发展也是城镇化探究方式之一[10]。同时国外学者对我国城镇化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以及城镇化对土地利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11-13]。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城镇化迅速发展，对于城镇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城镇化对土地利用影响等问题研究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14-19]、失调性[20]、空间差异性[21,22]及其驱动因素[22,23]等方面深入研究。城镇化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其中人口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25]，土地城镇化也会出现随着社会发展而呈现阶段性[26]。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管控、土地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户籍管制等因素是导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与滞后的主要原因。
在现有研究中，对于城镇化内部子系统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其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集中在两者匹配关系的研究，缺少对于空间格局变化及时间范围上的动态分析。湖南省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省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增大，建设用地扩张，新城区空置现象凸显，土地城镇化发展中侵占农业用地，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现象明显。因此，研究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对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对湖南省自身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6年湖南省各地级市(州)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研究区域协调关系进行测定，并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研究区域空间集聚规律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南部，位于长江中游，总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居全国各省区市第10位、中部第1位，其中耕地面积占414.88万公顷，林地面积13万平公里，森林覆盖率为59.64%。全省辖13个市1个自治州，2016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1 244.7亿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 578.4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13 181.0亿元，增长6.6%；第三产业增加值14 485.3亿元，增长10.5%。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5 931元，增长7.3%。近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推进，湖南省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率由2006年38.71%增至2016年52.75%，低于2016年我国公布的城镇化率57.35%；城镇人口由约2006年2 620万人增长至2016年3 598.6万人，增长率37.35%；城镇建成区面积由2006年1 037平方公里增长至2016年1 627.63平方公里，增长率56.96%。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城镇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城镇率不断提升，但是相较于土地城镇化增速明显较弱。城镇数量的增加、城市面积的扩张、部分农用耕地征用，都是快速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导致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不协调。
2.全面覆盖了监察对象。国家监察法第15条规定了留置适用的六大类对象，(1)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2)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有企业管理人员；(4)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5)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6)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省各相关地级市统计年鉴、各相关地级市统计公报以及EPS数据库数据平台的相关数据。由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中内容以及年份存在一定差异，为确保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选取2006—201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本文研究指标内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年鉴数据采用插值法或均值法计算得到。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27-29]，遵循可行性、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可获取性，通过整理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结合城镇化中人口与土地相关关系，将指标体系分为系统层、评价层、指标层，构建如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分为人口构成、产业结构、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4大方面8项指标；土地城镇化分为城市规模、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3大方面5项指标。
表1 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为了避免数据量纲存在差异影响数据处理结果，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值法。其中正向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负向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有利。
(1)指标比重
2.2.2 耦合协调度计算
(1)
负指标：
(2)
式中：z ij 为各指标标准化值；x ij 为原始值；x i,max 和x i,min 分别为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
利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减少主观因素对指标影响，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30]。熵权法具体算法如下所示。
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未免过于消极保守，不过其时人均寿命只有四十来岁，此说在他那个时候或许还有些市场，拿到今天则完全失效，三十岁后嫁娶的男女比比皆是，有些大叔比小伙子还受欢迎，七八十岁后还进入婚姻殿堂的也屡见不鲜。而四十来岁由企业家、学者改走仕途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且干得正欢，前途一片辉煌。人们更服膺一句西谚：“人的生活在四十岁才开始。”
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旅游业能源消耗研究综述及启示 张 燕 章杰宽 02（75）
(3)
式中：p ij 表示第j 项指标下第i 个年份指标比重值；z ij 表示各项指标标准化值；m 表示指标个数。
式中：n 为研究单元数量，x i 与x j 为区域空间单元属性值；w ij 代表空间单元i 和j 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
据美国地调局统计和中国自然资源部信息显示，当前世界钾盐含量约83亿吨，储量基础约180亿吨，资源总量达2500亿吨。但世界钾盐的分布很不均衡，绝大部分在北半球。中国的探明储量不多，折成氧化钾为8291.6万吨，约占世界的1%。不管从资源禀赋、利用价值还是开发环境，钾肥对中国来说都是稀缺资源。
(2)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于耦合度不能体现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所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反映个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而且能体现协调发展程度，建立耦合协调度关系方法公式如下[32,33]：
(4)
式中：k >0，p ij 表示第j 项指标下第i 个年份指标比重值，H j ≥0。设k =1/lnm ，其中m 为指标个数，于是有0≤H j ≤1。
(3)指标权重
(5)
式中：H j 表示指标熵值；n 表示指标个数。
(4)综合评价
Step 2.Construct the matrixand root the polynomial to obtain the frequency parameter estimatesNote that the roots are inside the unit circle and are closest to the unit circle.
配电线路的搭杆型式有四种，分别为耐张搭杆#转角搭杆#直线搭杆以及终端搭杆这四种型式。在对塔型以及搭杆高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其是否经济而且运行维护是否方便$其中，耐张搭杆应该尽可能的选用高度较低的搭杆，以保证其受力的良好。除了跨越，应该尽量的使用悬挂点高度适中较为合适，从而能够保持排杆定位的导线以及地线的平滑，进而能够保证受力均匀合理。
(6)
式中：S 表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指数；w j 表示单个指标的权重值；z ij 表示各个指标的标准化指作为单因子评价分值，n 表示指标个数。当S 1>S 2时，表现为土地滞后型；当S 1=S 2时表现为人口土地同步发展型；当S 1<S 2时表现为人口滞后型。
由旅游外语系教师管理，并聘请前厅和客房经理负责公寓的运营，下设“接待服务部”负责日常管理运行，并配备了稳定的勤工助学队伍。
正指标：
(1)耦合度模型：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各个系统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31]。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一般采用如下模型：
(7)
式中：S i (i =1,2)分别表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C 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的耦合度；公式中0≤C ≤1，C 越大，两者发展越协调；当C =1时，达到最佳的协调状态；反之，C 越小，两者越不协调，当C =0时，两者严重失调。
某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在已有校企合作办学的基础上，以建设品牌为目标，以《悉尼协议》核心理念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通过深化协同育人、合力打造实践平台、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与教学改革、着力建设教学团队、完善质量保障等措施，对专业的内涵建设与品质提升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
神经网络模型是一种对生物神经网络简化和模拟。使用神经网络算法对求解对象相关数据、机理等情况要求不高。只需给出输入、输出数据，通过对网络的训练，让网络自己成为一个逼近真实函数的数学模型。由此可以在不了解求解对象的结构、参数、动态性等方面知识的情况下，得到结果，达到预测的目的，非常适用于解决不确定性较大的系统预测问题。
(8)
T =a 1s 1+a 2s 2，
(9)
式中：D 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 ∈[0，1]；T 为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数，T ∈[0，1]；a 1和a 2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的关系权重。由于本文认为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同样重要，所以在耦合协调度模型中取a 1=a 2=0.5。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对耦合协调度D 与综合评价指数进行分类[29-31]，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
Tab.2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2.2.3 空间自相关模型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较为理想的数据驱动分析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探究空间差异与空间集聚现象[34]，该法已在区域经济、空间数据挖掘、图像处理、自然灾害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5]。空间自相关可有效探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现象，空间自相关包含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是衡量研究对象总体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指标。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1]，莫兰指数大于0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小于0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性，等于0则表示空间不存在相关性。对于空间是否存在自相关性，常采用统计检验的方式，即使用Z检验值正负关系来分析[34,35]。
(10)
(2)指标的熵值
(11)
式中：E [I ]为期望值；V ar[I ]为方差。
全局莫兰指数反映研究区域整体状态，仅说明各城市与周边城市空间差异的平均水平，忽略了局部范围的不平衡现象，所以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LISA)，描述一个空间单元与其邻域的关联性，表示每个局部地区趋向全局总趋势的程度，并指示空间异质，说明空间依赖如何随位置变化。每个空间观测单元的局部莫兰指数值对具有相似属性的邻近地区集聚程度进行度量，且这种相似性通过空间统计分析中的显著性检验，其显著性检验与全局莫兰指数相同。当局部莫兰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局部莫兰指数为正值，则认为城市i 与周围城市呈现出相似性的集聚；局部莫兰指数为负值，则认为城市i 与周围城市呈现出非相似性的集聚。
(12)
式中：x i 与x j 为区域空间单元属性值；w ij 代表空间单元i 和j 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
3 评价分析
3.1 耦合协调度结果及分析
通过构建2006—2016年数据指标体系得到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数值，见表1所示。依据指标权重值计算得到2006—2016年14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值(图1)。如图1所示，湖南省各地市(州)在近10年来耦合协调度基本保持增长趋势，其中长沙、株洲、湘潭、衡阳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可见长株潭城市群的建设对于各地区协调发展有相对的促进作用。
图1 耦合协调度变化雷达图
Fig.1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change radar map
根据计算结果，可将湖南省2006—2016年各地级市(州)研究期耦合协调关系发展状况分为4类。同时对2016年湖南省各地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相对比，得到表3所示的发展评价结果，结合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1)类型一：研究期内长沙市由良好协调发展为高度协调。长沙市一直处于较高的协调状态，2006—2016年长沙市耦合协调度增长率约29%，其中2016年土地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但长沙仍处于湖南省各地市(州)中较高位置。虽然2011年耦合协调度相较于2010年有所下降(2011年长沙市出台住房限购政策)，但总体趋势保持上升状态。长沙市人口规模的加速扩大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同步进行，2016年长沙市常住人口达764.52万人，比2015年增加21.34万人，增长2.9%，城镇化率75.99%，人口总量居全省首位，并且增幅为近年来最高，其中“二孩”政策和“人才新政”为长沙增加较多人口。由于人口增多导致城市出现住房紧缺、道路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导致土地城镇化滞后现象的出现。
目前，派驻人员尤其是基层派驻机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经验缺乏，且短期内很难形成专业化派驻队伍，影响监督效能的发挥，成为目前制约派驻组织功能发挥的短板之一。诸如某基层派驻纪检组共5人，原来分别在卫计、编办、学校和市场监管等单位工作，共同特点是之前都没有从事过纪检监察工作，工作第一步还需从最基本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概念入手[2]。作为极其重要的党内监督中专职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功能的派驻机构，高素质的专业化人员队伍是必须且必要的。当前，我国纪检监察派驻制度中人员素质这一点仍需进一步提高。
表3 湖南省2016年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Tab.3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n 2016
(2)类型二：研究期内衡阳市由濒临失调发展为良好协调。衡阳市在湖南省具有重要综合交通枢纽，是湘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衡阳市2006—2016年耦合协调度增长率约为71%，增长速度较快，其中2016年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06年耦合协调度值0.37增长至2016年0.63，上升趋势明显。2011年至2016年城镇化率仅上升4%。2016年，国家推行供给侧改革，促进城乡之间人口与土地流动，对人口和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解除，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同时创新创业刺激新供给、给予新需求。
(3)类型三：研究期内由濒临失调发展为中度协调，包括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郴州市、怀化市、娄底市。各地市在2006—2016年期间耦合协调度逐步上升，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对协调发展。近年来随着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城市土地利用需求增大，其中常德市和郴州市土地城镇化出现滞后现象。近年来人口增速放缓，导致人口城镇化率增速变慢，所以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岳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在中度协调发展阶段处于磨合期，所以此阶段下还需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布局，保证人口增长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4)类型四：研究期内由严重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包括永州市、张家界市和湘西州。三地耦合协调度2006—2016年增长率分别约为98%，60%，88%，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可以看到近年来发展趋势逐渐增强，协调性逐渐增高。张家界市是重要的旅游型城市，2016年底常住人口100.34万，城镇化率约46%较2011年城镇化率上升约7%，建成区面积2011—2016年增长约17%。人口城镇化增速相对滞后。永州市2011—2016年人口城镇化率上涨约8.3%，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约为7%，土地城镇化发展滞后。湘西2016年城镇化率43.06%，相比2011年上升约7%。而2011年—2016年期间建成区面积增长约70%，土地城镇化增速较快，所以湘西州近年来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研究区域内张家界市、永州市、湘西州耦合协调度处于拮抗阶段，还需要调整人口与土地利用之间的联系，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3.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2006—2016年湖南省地市(州)耦合协调度空间变化特征，本文根据年份间隔选取2006，2011和2016年作为代表性年份，通过ArcGIS软件根据耦合协调度分类得到各个地级市(州)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如图2所示。
图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湘东地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地区。图中对比发现，2016年长沙与株洲近年来发展趋势较好，长沙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于高度协调，其周边城市中株洲市呈现良好协调状态，湘潭地区虽然耦合协调度没有达到良好状态，但是其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未来也会与株洲地区相同，达到良好协调。
湘北地区包括岳阳、益阳、常德、张家界4地，2006年起岳阳、益阳、常德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互相拮抗，不能协调发展，在2011年时常德、岳阳地区已经达到中度协调状态，进入磨合阶段，到2016年，常德、岳阳、益阳3地已经接近良好协调，未来预计达到更好的协调状态，协调正向的优化与当地政府和国家政策息息相关，与近年来建设环洞庭湖生态圈以及构建大岳阳和常德、益阳城市圈有一定的联系。
对于新闻编辑工作人员来说，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新形势下，新闻编辑工作人员要学会使用数字技术去发现新闻，编辑新闻，做好新闻的宣传工作。传统报业只有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才能促进自身的发展。网络传播非常快，而且时效性比较强，传统报业和新媒体的融合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报纸新闻传播这种途径，而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的平台，大大提升新闻报道的速度，打破传统纸媒的天花板。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信息的价值也在逐渐增强。传统报纸要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制作新闻，摒弃传统的单一渠道，充分开发新闻价值。
湘南地区的郴州、永州。郴州是湖南离珠三角最近的城市，是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桥头堡，2006—2011年之间郴州和永州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于拮抗阶段，至2016年郴州发展为中度协调状态，进入磨合阶段，2016年政府推出房地产去库存等一系列政策，促进区域人口与土地协同发展。永州市2006—2016年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是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增长趋势，还需要加大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的关注。
湘西地区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两地。湘西自治州2006年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至2016年达到了濒临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是还处于拮抗阶段。怀化市从2006年濒临失调状态到2016年中度协调状态，经过多年来人口与土地的协调关系处理，基本达到磨合期。
湘中地区包括娄底、邵阳、衡阳地区。2006年娄底、邵阳和衡阳3地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11年衡阳市发展为中度协调状态到2016年发展为良好协调状态，可见衡阳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现快速协调发展状态，与湖南省域的整体协同发展政策息息相关。2006年娄底和邵阳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直至2016年达到中度协调状态，与区域协同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在人口与土地协调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我的图书馆”功能模块主要向用户提供“绑定/解绑图书证”“新闻公告”“馆藏查询”“我的借阅”4类服务。
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通过Geoda软件，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视为系统唯一属性变量，采用全局莫兰Moran’s I指数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度的全局空间聚类特征(表4)。由表4可知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其中2010，2011和2015年Z检验值低于1.96，其次，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Moran’s I指数呈现稳定趋势。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协调关系越来越紧密，以人为核心的土地利用变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现象愈发严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协调。最后，2010，2011和2015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Moran’s I指数Z检验值虽然不显著，但并不能完全说明此时间段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构建莫兰指数时采用的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邻接标准认为空间单元之间关联性与否取决于两者距离的相邻关系，即只要空间单元彼此不相邻，就认为两者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而若空间单元相邻，则认为彼此具有相同的影响程度，这显然与人口流动的本质特征不相符。Moran’s I指数不同说明各地市州之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具有空间相关性，整个湖南省地区空间集聚性较弱，人口与土地发展不协调。
表4 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glob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 Moran’s I指数散点图描绘局部空间相关性，从而说明研究对象的空间集聚特征。如图3所示，2006—2016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相关性主要集聚在“HH”及“LH”区域，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呈现全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以2016年莫兰散点图为例，第一象限(HH)区域中，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4个地区，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集聚水平较高，说明此类地区相互之间人口与土地关联性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明显，在城镇化进程中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第二象限中(LH)区域中，主要集中在娄底、郴州、永州、益阳，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之间集聚水平不高，与周边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第三象限(LL)区域中，主要包括张家界、湘西、怀化、常德、邵阳。说明这些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集聚水平不高，地区发展受限，人口与土地不能协调发展，与周边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区域不协调统一。第四象限(HL)区域中只有衡阳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衡阳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集聚程度较高，但与其邻近的部分地区，如永州、郴州、邵阳等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集聚水平不高，即高集聚地区被低集聚地区所包围，该象限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集聚性不明显，反映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异性。
图3 莫兰指数散点图
Fig.3 Moran’s I exponential scatter plot
4 建议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耦合发展状况的协调过程曲折而漫长，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基础前提下，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合理规划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布局，加速构建以主城区为核心，带动周边区域城区发展，以中心城镇为基础，带动周边城镇与乡镇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以此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户籍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户籍制度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合理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人才向城镇集聚。全面放开城镇落户制度，对转入城镇落户的农村居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他惠农利农政策保持不变。在土地城镇化方面，合理制定土地政策，把控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严格控制土地使用范围，控制土地城镇化急速发展，从而缩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差异，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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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WANG Xue -feng ,WEN Yan -ping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un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s an outstanding issue during China’s urbanization.This paper chose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tates)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n built a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with two factors.Us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factors from 2006 to 2016 in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Our results show that: (1)from 2006 to 2016, the coupling level of population and lands in all cities tends to be upward, exhibiting no unbalanced areas as to 2016; (2)the coupling level of population and lands in eastern Hunan, like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is relatively high and overal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tends to be high in east and south areas; and (3)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wa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more improvements are needed i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Key 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Hunan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 P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281( 2019) 05-0034-10
收稿日期： 2018-11-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673258)
*通信作者 , E-mail： yepwen@163.com
DOI: 10.7612/j.issn.2096-5281.2019.05.005
(编辑 HWJ)
标签：人口城镇化论文; 土地城镇化论文; 耦合协调论文; 空间自相关论文; 湖南省论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