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论台湾经济近年的发展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近年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6)02-0037-09 台湾经济在2014年稍见反弹后，2015年3月以后再现回落，马英九提出的任内实现年增长率6%以上的目标已经无望，在岛内外各种因素交相影响下，3%以下增速频繁出现。与此同时，两岸ECFA效应在服贸协议陷入僵局后逐步递减，马英九当局欲借加入TPP与RCEP打开局面，至今也没有获得明显进展。在此情况下，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建设或可提供台湾新的发展契机，但走出困局的关键仍在于岛内政经政策与社会群体心态能否适应发生重大变化后的外部环境，做出适时有效的重大调整。 一、台湾经济的低速增长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2008年马英九当政之时，曾经给岛内外带来全新的感受，各界普遍认为台湾可以摆脱持续多年的低迷状态，马英九也提出“633”的奋斗目标以凝聚民心士气。但事与愿违，2009年世界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7年多来台湾反而深陷“闷经济”，低增长常态化，其主要表现在： 1.增长率低于3%已成马英九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根据台湾有关部门最新调整过的经济数据，马英九当政的前6年即2008-2014年，台湾经济年均增长率3.4%，不仅低于李登辉末期(1997-2000年)的平均值5.8%，也低于陈水扁当政前6年(2000-2006年)的4.3%，7年中仅有不到一半时间(3年)增长率高于3%，①2015年经济形势再次恶化，实际增速将仅为1%左右。 2.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核心投资内容趋于萎缩，软投资地位上升。 自2000年以后，岛内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住宅占比因为房地产市场升温回到10%左右，其他建筑工程与机器设备等传统核心投资占比趋于萎缩，而新型投资即知识产权占比则稳步上升，成为岛内投资的第二大内容(见表1)。
3.消费稳定性作用升高，但增长空间不足。 相对于投资因步入转型期而波动性升高，民间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贡献日渐突出，2007-2014年的8年间，台湾民间消费仅有2008年出现衰退，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2011年后均接近半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与此同时，台湾民间消费结构变动不大。以2011年数据为例，家庭消费支出占98.7%，其中衣食支出占20.3%，住占23.1%，行部分包括交通与通讯费支出占16.8%，乐方面的支出占16.9%，而医疗保健与教育支出总计占8.6%，衣食住行乐五大部分间的分配趋于合理化，已缺少大幅调整的弹性。②从近7年间台湾生产总值中受雇人员报酬基本稳定在45%左右也可看出，民间消费增长的底气不足，虽可以胜任经济发展“稳定器”的作用，但却已难以承担“发动机”的角色。
4.出口呈现全面低增长态势，在主要市场中的占有率普遍衰退。 台湾近年对外贸易出现重大变化，对香港与大陆出口虽在2010年借由ECFA签署与全球经济复苏之机呈现大幅成长，但随后便出现逆转。对大陆出口即使在其后3年中陆续有539项原产台湾的货物享受了零关税待遇，但仍连续4年低于整体外贸出口增长；对美日出口虽有恢复但表现也不稳定，2013年后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也开始疲软(见表4)。
在进口市场方面，大陆对台出口却呈现相对的一枝独秀，2014年已成为台湾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台湾自其他地区的进口表现普遍不佳，自日本进口甚至出现连续3年衰退的迹象。
台湾外贸形势恶化还表现在主要出口市场占有率上，即使在大陆市场，台湾地区也没有因为签署ECFA而在占有率上缩小与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的差距(见表6、7)。作为出口导向型小型经济体，出口扩张的顿挫是台湾经济面临的最大困局，中韩FTA正进一步剥夺台湾本来可能享有的独占局面，两岸ECFA的先发优势已经流失。
5.马英九任内财税改革得不偿失，财政承受能力下降。 马英九当政的7年时间中，曾经进行过较为成功的大幅调低遗产与赠与税改革，但第一届任期中推行的唯一增税案——开征“奢侈税”——实际效果却不理想。第二届任期伊始其即着手进行的证所税改革，更是历经反复调整，不仅因此损失了巨额的证交税收入，而且还造成了纳税人报税困难与稽征成本的无谓升高。③由于整体财政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马英九当局在2014年不得不提出“财政健全方案”，开征所谓“富人税”，但此举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上台之初借降低遗产赠与税吸引投资与人才的初衷。由于财税制度改革受挫，7年来台湾财政承受能力不升反降，当局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日益萎缩，当局投资支出连续5年下降，收入增长缓慢与支出增长刚性化并存的两难局面极大地压缩了马英九当局实施扩张性财政手段的空间。
概括起来，造成当前台湾经济低增长格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支柱产业辉煌不再，新兴产业发展迟滞。 台湾上一次投资持续扩张期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由此奠定了以高科技产业中的半导体产业与面板产业及石化产业为核心的支柱性产业群，成就了台湾进入21世纪后的制造业扩张，工业占GDP比重不减反增，从2001年不足30%上升为2014年的34.1%。④但近年这几项支柱性产业先后遇到了发展瓶颈，除芯片代工与封装测试尚有一定技术优势储备外，都因为各种原因先后步入了衰退期。至于曾经被台湾当局选中加以大力扶植的新兴产业如绿色能源、新型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如预期，在耗费了大量的先期投资后，并未形成有效的产业扩张，经济只有继续依赖过去的优势维持发展，增长后劲日渐萎缩。 2.收入增长减缓，导致消费的支撑与拉动作用疲弱。 近年来台湾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逐渐趋于递减，在投资扩张高潮不再后，民众生活改善的速度跟着放慢。台湾受雇人员薪资增长甚至落后于物价波幅，2007-2014年间台湾工业与服务业受雇人员平均薪资增长了6.6%，而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9.3%。⑤消费活力减弱，仅能维持低增长。台湾近年的经济增长靠的就是消费稳增长加投资低增长，外需的拉动作用在数值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大陆经济形势变化剧烈，两岸合作呈现竞合关系，“红色供应链”冲击岛内产业。 大陆经济近年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本应提供台湾经济发展更多的机会，但台湾受制于内部矛盾，反而错失其中的大好时机，尤其是ECFA后续商谈遭遇瓶颈，致使两岸合作总体上的进展远低于预期，有远见的台湾企业只有独自参与大陆经济调整。与此同时，大陆主导下的“红色供应链”日渐壮大，已经与由台资企业主导的原供应链形成竞合关系，岛内经济本身非但无法从中获益，反而因为市场日蹙而压力陡增。 4.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欧日经济停滞，美国复苏势头不足，东盟市场后继乏力。 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后，欧日经济先后陷入债务危机的漩涡中，日本由于主要积欠的是内债，尚有可支撑的空间，但仅靠日元贬值在短期内仍无法有效持续拉抬增长；欧盟货币一体化政策导致其随时都会因个别国家的债务问题而爆发系统性危机，中东难民潮更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总体经济近期提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虽然仍有实力与手段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稳定性不足，无法企望其发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与示范作用。东盟市场发展后劲也存在太多的变数，台湾可利用的余地并不大。 5.马英九当局施政失当，陷入全面被动。 马英九当政7年多来施政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决策过程失当，表现在决策前考虑欠周，准备不足，宣传动员工作不力，决策中则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决策后又妥协过快，经常出现朝令夕改，造成施政陷入全面被动局面。如证所税复征案虽然打着“税收正义”的旗号，却轻忽制度设计的矛盾与征税技术上的难题，陷入了持续被动局面，实施结果不但背离初始目标，更造成其他与证券相关税源的大量流失，不得不于2015年11月废止。 6.社会心态发生变异，变革的社会成本大幅升高，经济体制无法做出有效应对。 随着台湾社会富裕程度提高，社会民众心态发生了变异，从早年盼望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心态为主转向确保“小确幸”过好居家生活的保守心态为主，政策变革所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大幅升高。马英九当局提出落实开放措施积极应对区域经济整合要求，在岛内社会就难以获得广泛认同，保护弱势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成了其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各社会阶层早就习惯于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却漠视社会福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包袱，经济体制的支付能力日益减弱却又无力改革。 二、台湾社会心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估测 2014年“318学运”以后，台湾社会心理对经济的反制作用力开始受到各界关注，岛内社会转型与其政治制度及现实不相适应，已日益成为岛内选择经济发展路径的重要制约。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心理预期与经济发展反差拉大，特别是青年世代的普遍挫折感，当局调整与确立新发展战略的难度升高。 近10多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从“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到正被大陆赶超的落伍者的变化过程，从自诩“台湾钱淹脚目”的财大气粗到恐惧“大陆钱买台湾”的尴尬境遇，这种反差在青年世代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多年薪资“冻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困境使其普遍存在挫折感。他们一方面强烈要求变革，但另一方面又不愿为变革付出必要的代价，自上世纪80年代后在岛内逐渐形成的依赖“自力救济”的价值取向成为其主要的行为模式。具体表现就是行动上竭力抵制有损于其既得利益的改革，却又渴求社会进步；在理论上一味追求逻辑推理的完美性，却又忽略现实条件的不足。“318学运”前后表现出的诸多群体不理性正是这种心理的直接反映。 2.保护既有产业的社会成本日益升高，束缚了当局调整机制可选择的路径。 台湾社会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充分利用当时世界新产业革命激发的产业转移大潮，在未充分开放内需市场的条件下即建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大量不符比较利益的内需产业得以延续。进入21世纪后，因为岛内外要素成本的急剧变化，又有一些产业陆续丧失了出口竞争力。在市场条件下，这些产业本来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即要么被淘汰、出走；要么通过现代科技改造，创新产品达成产业的再生。但台湾内需市场至今仍未全面开放，社会心理普遍倾向于维持对弱势产业的保护，加上在野势力借机鼓动，进一步拉高了相应的社会成本，当局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这些产业淘汰或再生的政策很难得到落实，优胜劣汰的正循环也就无以建立。 3.政治制度的不成熟裂解了社会认同，区域发展的落差损伤了当局的公信力，当政者的政策调整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 台湾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内部统“独”之争壁垒分明，充满各种结构性矛盾，与所标榜的“民主”形象不相符合，民意基础与政治发言权不相匹配，大声的“少数”往往比沉默的“多数”还要具有发言权与决策权，社会价值被严重扭曲。“学运”这种本属于民主时代早期不成熟的标记竟然在台湾已经成功实现“二次政党轮替”的现在还能够成为所谓“多数民意”的代言人，本身就是台湾政治体制运作的悲哀。这种不成熟还受制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台湾以苗栗县为界分为中南部与北部，加上东部后山地区，中南部面积占全岛近55%，户籍人口占42.5%。根据台湾“财政部”公布的营利事业地区分布情况看，2014年年底全台共有132.1万家营利事业，北部与中南部分别占48.8%与47.3%，但全年销售总额40.4万亿元新台币中，北部却以25.2万亿元独占62.5%；当年台湾当局赋税总收入19.8万亿元新台币中，来自北部各县市的金额为13.2万亿元，占66.7%，中南部仅为5.3万亿元，占比仅为26.9%。⑥南北存在较大发展差距的现实与台湾整体发展缓慢交互影响，加深了中南部民众对现实政治体制的不满，通过大批北上求学就业的流动人口，连带也影响了北部民众的政治取向，当局公信力基础更加脆弱，公权力难以提振。对以北部为大本营的蓝营而言，虽有基本盘优势却因失去道德高度而难以持续凝聚。对以中南部为根基的绿营来说，固然可以利用在野的身份借充当中下阶层代言人取得与支持基础不相称的发言权，但一旦上台执政，其面对的难题与受限制程度将会更大，更无力解决台湾政治、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多重困扰。 三、可供台湾当局选择的应对策略路径与利弊分析 当前台湾经济并不缺乏投资所需的资金，相对来说，台湾还可以称得上是资金富裕地区。近年岛内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仍居高不下，历年剩余资金占储蓄总额的30%左右，亦即高达所得总额的10%左右流失境外。台湾近5年对外投资净额基本在100亿美元左右，加上证券投资部分更已突破3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将近1万亿元新台币资金因闲置而成为国际游资的一部分。⑦ 与此同时，台湾股市受外资影响的程度也在日益加深。外资在岛内证券市场中的地位，无论是交易金额占比还是持有市值占比都与岛内自营商与投信公司等量齐观，甚至还有所超过，外资连续买超超过10个交易日的次数越来越多，对股市的影响力日渐突显。截至2014年底，整体外资合计占台湾上市公司资本总来源的25.01%，⑧全年交易金额占比也高达23.8%，⑨证明外资对台湾经济的未来仍有一定的信心，台湾经济仍具有相当强地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 另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发展经验看，任何一个地区要想求取突破性发展，必须有主客观条件配合，可供决策者选择的现实路径毕竟有限，能够与现有条件顺利对接才具备现实可能性，否则更有可能造成的是发展中断甚至倒退，更多的是在虚耗时间。陈水扁当政8年期间，就曾提出“绿色矽岛”的发展路径，事实证明其建立在超越台湾发展现实条件的空想上，非但延误了台湾经济关键的转型期，更在岛内社会中形成了一种至今也难以消除的空谈之风。以台湾经济现实而言，其可供选择的应对困境的策略路径无非是四条：一是“大胆西进”，借力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自贸区建设开拓自身发展生机；二是接受现状的同时，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等待美国的“再起飞”提升台湾出口实力；三是同时争取加入TPP与RCEP，凭借台湾的独特地理位置谋求最大利益；四是积极南向，将东盟国家作为发展支撑点，平衡日益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 从利弊得失看，第一条路径可达成的收益最大，其所凭借的两岸间地理位置相近与同文同种带来的成本优势是其他途径所难以超越的，大陆“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建设所透露出的远见卓识与非凡勇气也彰显了大陆发展的实力与前景，台湾如能充分利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选择适当的角度切入，完全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但这条路需要台湾当局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走得通。第二条路径是目前民进党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必然会遭到大陆以政策反向制衡，在美国经济实现突破式增长前难以达成实际效果，最后结果更可能是加速消耗掉台湾现有的优势发展资源。第三条路径是目前马英九当局采取的策略，但由于缺少岛内社会的认同，难以及时完成相应的体制机制调整，依然无法产生实际效果，虽勉强留住了台湾目前的发展资源，但这些资源随着周边形势的急剧演变，其价值也在持续衰减中。第四条路径对台湾来说是较为可行的路径，优势条件包括地理位置、发展要素的相互配合度及需求程度等。但要真正走通这条路径，从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南向”战略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其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未来几年东盟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发展，二是东盟国家作为整体接纳台湾。2014年越南爆发的反华暴动曾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台商投资热造成重大打击，反映出这一路径蕴含的政治社会风险目前仍不低。而且近4年中，台湾对东盟主要六国的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市场占有率提高有限，都显示出把东盟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对象，在实践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总之，台湾目前的僵局是长期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不在体制上做重大调整不足以突破发展瓶颈，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面临的难题只会更大，更重。 四、两岸经济交流仍将是台湾经济走出低增长的重要支撑 以现实角度看，两岸经济交流仍是台湾经济近期内的重要的依靠与支撑。客观地说，台湾重构产业链运行方式的想法与路径都缓不济急。产业链得以建立需要具备内外各种条件，台湾目前以日本提供关键零部件，配合自制的部分，交由大陆生产基地组装，以美欧为消费市场的产业链运行方式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台湾目前主力产业的发展成熟步伐而在90年代成长壮大。在目前台湾主力产业更新换代延宕的情况下，要想重构其运行方式，无论是路径还是手段都不成熟。如果强制推行贯彻，不仅势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反而更有可能使经济运行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而两岸产业链具有的优势条件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首先是两岸同文同种，大陆仍是台湾交流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对外经济交流对象。其次，尽管两岸ECFA后续协商已经出现重大困难，但大陆与香港不仅吸纳了台湾出口总值的近40%，而且也已成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大陆市场对台湾的外向型经济能否顺利运作具有的重要性难以替代。台商固然担忧“红色供应链”的兴起对其产业链的冲击，但以大陆为中间环节的两岸产业链仍是由台商掌控的运作最良好，最完善的产业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为台湾产业链顺畅运行提供了重要保证。第三，大陆不少地方政府仍在大力开展对台招商引资工作。江苏昆山市之所以能够一举成为台商制造业在大陆的大本营，靠的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领导诚心诚意为台商提供热情周到的投资后勤保障服务，解决台商面临的实际困难。昆山市市长杜小刚也已对台商代表公开表示，要与台商“不离不弃，共渡难关”，将以实际行动支持台商转型升级。⑩ 对台湾经济与社会来说，调整心态，积极应对才能找到成本最小的脱困途径，具体来说，通过努力从以下三条路径着手，才是摆脱发展困境，创造新机会的正确方法，即： 1.从心态上克服对过往的眷恋，接受现实，进而寻求突破。 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过去的成功往往是未来进步的包袱，在现有路径已经失去发展弹性时，只有超越才能达成新的突破。台湾社会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发展奇迹，其得以成功就是因为克服了对既有路径的依赖，在充分利用主客观条件的同时，通过体制改革实现了路径转换，从而实现了突破式发展。如今这些成功却成了改革求变的包袱，岛内社会只有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改革时机，才能保住手中的优势。 2.从战略上树立借力大陆求取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欧美目前面临的经济难题与瓶颈比大陆更多更复杂，相对而言，大陆经济未来至少仍可以有二三十年的发展扩张期，大陆还拥有台湾已经不具备的优势资源，成为台湾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腹地。尽管两岸政治上的敌对状态问题尚未解决，但并不会妨碍两岸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台商反而更能在大陆享有实际优惠。台湾既然无力阻挠大陆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贸区经济，就应将其视为机会，从中寻求壮大自己的机会。 3.从行动上灵活应用优势，积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优势只有灵活应用才能发挥最大效益，提供弱势适当的照顾是必要的，但如果让弱势产业阻碍了优势发挥就是得不偿失，鼠目寸光的表现。RCEP与TPP对台湾而言，加入前者要比后者代价小，是台湾可以以最小代价取得巨大收益的途径，借此可以实现大陆与东盟市场同时兼得，积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也是台湾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总之，近10多年来，台湾经济由于内外因素的拖累，陷入了增速步步放缓的窘境，奇迹不再，优势渐失，但如果能够积极应对内外压力，选择一条可持续道路，仍有可能在稳定中求成长，在发展中求超越，摆脱目前的低增长困境，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①台湾“主计总处”编：台湾《国民所得统计摘要(1951年至2014年)》，2015年8月编印，2015年11月3日查询，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338&ctNode=3099&mp=1。 ②台湾“统计资料库”网：《2011年台湾民间消费规模值表》，2015年11月2日，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7407&CtNode=3564&mp=4。 ③林文义、洪绫襄：《失控的税收，失落的台湾》，《财讯》(台湾)，第478期(2015年6月4日)，第112—119页。 ④据台湾“统计资料库”网：《国民所得统计常用资料表》数据计算得出，2015年11月2日，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7407&CtNode=3564&mp=4。 ⑤台湾“主计总处”编：《统计月报》，2015年10月，2015年11月3日查询，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3118&CtUnit=1041&BaseDSD=30&mp=1。 ⑥据台湾“财政部统计处”编：《“中华民国”财政统计月报》2014年12月号与2015年1月号数据计算，2015年1月与2月出版。 ⑦台湾“中央银行”编：台湾“国际收支简表”，2015年11月3日，http://www.cbc.gov.tw/ct.asp?xItem=2336&ctNode=538&mp=1。 ⑧台湾证券交易所：《年度上市公司资本来源明细表》，2015年11月4日，http://www.twse.com.tw/ch/statistics/statistics_list.php?tm=07&stm=026。 ⑨台湾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统计概要》，2015年11月4日，http://www.twse.com.tw/ch/statistics/statistics_list.php?tm=02&stm=001。 ⑩《杜小刚：昆山对台商不离不弃》，《工商时报》(台湾)，2015年6月30日，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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