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发展及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西洋论文,走势论文,关系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是世人见证欧美关系变化迅速的一年。自小布什上台，欧美关系一度紧张，双方在 诸如钢材进口、全球变暖、导弹防御、巴尔干和中东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大西洋两 岸的媒体和学术界也开始谈论欧美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制度差异”。一些人甚至说，欧 美之间存在着“战略分歧”。震惊寰宇的“9·11事件”，使人们转瞬之间又看到了欧美在 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高度一致，北约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启动了共同防御的第五条款。其实 ， 欧美之间的合作历来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关系的起伏波动在冷战期间就存在，更何况在后冷 战的结构调整时期。冷战后欧美关系的确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的端倪，矛盾增加，涉及广泛， 冷战期间的依附关系日益走向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90年代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大西洋关 系的调整，特别是科索沃危机带来的调整幅度和规模都较前有所突破。尽管欧洲要拥有 自己的军队和指挥系统，但在安全事务上美国仍能控制或领导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发展方向。 “9·11”作为一次影响巨大的事件，应该说使欧美更清楚地看到了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和 进一步加强盟国合作的必要性。
本文将分析近两年来欧盟防务合作政策的发展及美国所采取的对应措施，并就其对大西洋 联盟关系的影响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本文意在说明世纪转折关头的大西洋联盟关系虽 有 新的变化，但欧美联盟的基础将随着“9·11事件”的深远影响而进一步加强。
一、欧洲防务合作的突破性进展
冷战后大西洋安全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在20世纪末，欧洲防务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8年12月3—4日英法首脑在圣马洛会晤，开启了欧洲独立防务议题的议程。双方会后发 表 的“关于欧洲防务的联合宣言”，表达了英法两国对欧盟共同安全政策存在问题的严重关注 ，并提出欧洲必须全面加强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尤其是必须寻找出一条简便易行的方法 加强欧洲自身危机处理的能力。圣马洛英法首脑会晤被认为是“历史性的突破”（注：Alyson Bailes,“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Organiz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 en NATO and WEU/EU”,DGAP Summer school,Berlin,20 Aug.1999,page 4 of 13.http://w ww.weu.int/eng/speeches/s990820a.htm.
）因为它闯 进了长期以来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禁区。
1999年6月召开的欧盟科隆理事会主要解决欧盟的行动能力问题。会议发表的“关于加强欧 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宣言”指出：“欧盟成员国决心要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全面 作用。为达此目的，我们要赋予欧盟必要的手段和能力，使其承担与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 策有关的责任（注：Presidency Conclusions,Cologne European Council,3 and 4,June 1999,Annex Ⅲ,“ European Council Declara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Common European Policy on Security and Defence”,para.1.http://www.europa.eu.int/council/off/conclu/jun99/
）。”这种必要的手段和能力主要是指欧盟将拥有可信的军事能力和适当的决 策机构，从而能够从事“彼特斯贝格任务”(Petersberg Task)（注：指1992年6月17日西欧联盟理事会“彼特斯贝格宣言”为联盟确立的主要职责，包括危机 处理、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
）。这次会议确定，欧盟军 事行动能力与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欧盟领导的使用北约资产的行动，一种是欧盟领 导的不使用北约资产的行动。不使用北约资产的欧盟行动，由欧盟各成员国先期指定的部队 和多国部队承担，它们应该做到“可部署、可坚持、可协调、灵活性和机动性”（注：前引Presidency Conclusions,Cologne European Council,4,Implementation.
）。科隆会 议较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欧盟决定真正开始建设自己 的力量和决策机构。
1999年12月召开的赫尔辛基会议，是在科隆会议基础上对欧盟行动能力做出了更为具体的 明确规定。(1)欧盟成员国将在2003年前建设一支5万到6万人的快速部署部队，这支军队能 够做到60天内完成部署，并连续坚持一年的时间，它必须能够全面执行“彼特斯贝格任务” 。(2)建立理事会指导下的常设政治安全委员会(PSC)，处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欧洲共 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所有方面。(3)全面发展欧盟与北约之间的磋商与合作的关系，并保证 这种关系的透明度。(4)将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证非欧盟成员国但却是北约成员国的国家或 其它有兴趣的国家参与欧盟的危机处理行动。(5)欧盟将建立非军事行为的危机处理机制， 以便在军事行动的同时可以有更多有效的各种各样的民事手段可资利用。（注：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10 and 11,Dec.1999,Presidency Conclusions,Ⅱ，Commo n European Policy on Security and Defence,para.28.Http://www,europa.eu.int/counc il/off/conclu/dec99
）从2000年3月 开始，设想中的欧盟政治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参谋总部的临时机构已开始工作，法 英联合司令部也已于1999年底开始负责指挥欧盟领导的军事行动。（注：Ian Kemp,“Pressures for EU Rapid Reaction Force Gains New Momentum”,Jane’ s Defence Weekly,1,Dec.1999.
）赫尔辛基会议还提出了 每个欧盟成员国向快速部署部队提供军队数目的“重点目标(headline goal)”。2000年6月 欧盟在葡萄牙菲拉(Feira)召开的理事会决定对各国可提供的军队数目尽快做出适当的评估 安排（注：Presidency Conclusions,Santa Maria Da Feira European Council,19-20,June,2000,Annex I,Presidency Report on Strengthening the Comm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 nce Policy.
）。到年底，欧盟各成员国可提供的军队和装备数字已大致确定。
上述欧盟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发展主要体现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欧盟 正 在成为欧洲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它将过去西欧联盟承担的彼特斯贝格任务接过来，并承诺 建立执行这一任务的5万到6万人的快速部署部队，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军事机构。欧盟发展 自身军事能力的做法突破了1996年北约柏林外长会议上确定的在北约框架内发展欧洲防务 特性的限制。
其次，但欧盟只承担彼特斯贝格任务，不发展与防务有关的第五条使命，因此欧盟的共同 安全与防务政策是有严格限制的。另外，欧盟承担的危机处理任务也是有条件的，即“欧盟 只从事北约作为整体不想参与的军事行动，是北约而不是欧盟负责提供欧洲的集体防务，这 一点没有改变”（注：Keith Vaz,“Military Dimension to EU Makes Sense”,Financial Times,Nov.30,200 0
第三，西欧联盟从独立的军事组织发展成为欧盟内部的一个防务框架，“马约”所规定的 西欧联盟的使命已基本完成。西欧联盟这一冷战期间建立的军事组织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
第四，欧盟将建立并逐渐加强与北约的直接联系，而过去欧盟与北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西欧联盟是联结北约和欧盟的纽带和桥梁，北约内部的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代表北约内部 欧洲成员国的利益，欧盟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后，欧盟与北约之间减少了中间环节， 两个组织间的直接磋商与合作将大大加强。
二、美国对欧洲防务合作发展的反应
欧盟发展自身军事能力、完善其武装臂膀是影响欧美关系的大事。自冷战结束后，欧洲建 设了自己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但发展独立的军事能力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在防务上没有 实际的行动。面对90年代末的这种新发展，美国人感到欧洲显然要另辟它途，摆脱1996年北 约柏林外长会议上确定的在北约内部发展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 ense Identity,ESDI)的框架。
尽管欧盟一再强调它的防务合作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损害北约的作用”（注：Remarks by Javier Solana,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EU for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 icy-The Integration Project of the Next Decade.”Berlin,17 Dec.1999.Http://www.w eu.int/eng/speeches.
）但来自美国的反 应仍相当复杂。一方面美国政府表示，他们对于欧盟在加强军事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赞 赏，美国“支持一个更强大的，更有能力的欧洲，这样的欧洲能够和我们一起有效地行动… …对整个大西洋关系都是有好处的”（注：Statement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Madeleine K.Albright at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NATO Speech,14,Dec.2000.
）。另一方面，美国也心存忧虑，担心“越来越统一的 欧 洲会使华盛顿的影响越来越小”。（注：Raymond Seitz,US Former Ambassador of the Court of St.James,Over Here,Londo n:Trafalgar Square,1998,p.333.
）对此，美国积极寻找办法试图控制欧盟在共同防务合 作方面的独立倾向，它采取的主要行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北约内部推动防务能力行动（Defence Capabilities Initiative DCI，以下简称 为DCI），并使之成为北约下一步工作的重点。DCI被认为是“1999年4月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 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注：Elinor Sloan,Directorate of Strategic Analysis,National Defence Headquarter s ,Canada,“DCI:Respoinding to the US-led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NATO Re view,Vol.48,No.1,Spring-Summer,2000,p.4-7.
），它首先是一个提高北约军事能力的计划，（注：DCI将在5个功能领域改善北约的能力，主要是提高北约的可部署性和机动性、持久性 和后勤供给能力、改善指挥和信息系统、有效的接触能力、电子能力、部队和基础设施的存 活能力
Department of Def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Strengthening Transatlantic Securi ty:A U.S.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Dec.2000,chapter Ⅲ:NATO-the Anchor for Transatlantic Security.
）其次它与加强北约 的欧洲支柱发展ESDI密切相关。北约1999年12月中旬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外长会议和2000年5 月北约弗罗伦萨外长会议，DCI都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北约弗罗伦萨外长会议强调指出，“ DCI将更大地促进联盟各种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注：M-NAC-1(2000)52,Final Communique,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Florence,24 May,2000,para.25.
DCI对于大西洋联盟关系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其意在消除美国与其欧洲盟国的技术和能力差 距，这种能力和技术上的差距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着美欧联盟关系：(1)如果不克服这种差 距，并遏制这种差距的扩大，欧洲将很快由于技术上的落后难以同美国并肩作战。(2)这种 差距将在北约内部培育新的紧张局面。一方面，欧洲盟国将因技术上的落后，只好更多地从 事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地面部队行动，而美国则主要提供高科技后勤、运输、情报和空中 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差距会加强欧洲盟国对美国的依赖，而冷战后欧盟希望自己能够在安 全和防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3)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和能力的差距可以最终导致北约政 治军事重要性的边缘化。经过波黑和科索沃战争，许多军事专家认为欧洲的军事能力使它在 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行动中帮不上什么忙。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促使美国通过DCI来改善大 西洋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促使盟国分担费用，提高盟国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这本身就是为 了防止欧洲与美国的脱离。
第二，设定三“D”前提，规范和影响欧洲防务合作的发展方向。1998年英法圣马洛会议后 ，美国政府官员在谈论ESDI时就开始设定三“D”前提。所谓三“D”即欧洲安全不能与北美 盟国的安全相脱离(De-linking)；欧洲在军事能力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不能与北约的能力重 复(Duplication)；对于非欧盟成员国的北约盟国不能歧视(Discrimination)。（注：最早谈论三D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Albright,State to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Brussels,Dec.8,1998,As released by the Offic e of the Spokesman,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ecretary.state,gov/www/statem ents/1998/981208.html
）美国官 员谈论的三“D”，引起了有关大西洋关系的广泛争论，许多人认为三D暴露了大西洋关系的 消极面。1999年12月15日，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在北约外长会议中用三“I”的说法取代了三 “D”，并认为三“I”是ESDI成功的关键。所谓三“I”即：“改善”(Improvements)欧洲 的防务能力；“容纳”(Inclusiveness)所有非欧盟成员国的北约成员国；“不割断”(Indi visibility)大西洋联系的纽带。（注：Opening Statement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Lord Robertson,NATO Speech,15 D ec.1999.
）罗伯逊的三“I”与三“D”在本质上没有区别，De-li nking与Indivisibility相对应，Discrimination与Inclusiveness相对应，Duplication则 与 Improvements相对应，不过强调的重点反映了一种积极的态度。
美国推出DCI，本身就是为了防止欧洲盟国的“脱离”倾向。至于美国提出的“不歧视”， 也即罗伯特所谓的“包容性”，主要是要求欧盟在发展共同防务政策时，对于非欧盟成员国 的挪威、冰岛、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土耳其这六个北约成员国要考虑在内。美国的这一要 求实际上是使欧洲所有北约成员国参与欧盟的共同防务决策进程，最大限度地使参与欧盟共 同防务政策的国家与北约成员国重合，从而使欧盟既不可能在北约内部形成所谓的“欧盟核 心”，也不可能形成纯粹是欧盟自己的共同防务政策。
第三，为了加强欧盟发展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透明度，美国还要求欧盟与北约迅速建立 直接的制度化联系，以便使所谓的透明度、磋商与合作得以保证。自1999年以后，欧盟与北 约之间的永久性制度化的联系机制一直在建设和商讨之中，如北约和欧盟的个案工作小组一 直在就安全问题、磋商与合作的永久性安排问题、欧盟使用北约资产和能力的各种情况，欧 盟发展怎样的能力等等进行讨论和磋商。北约理事会与欧盟临时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于2000年 9月和11月分别召开会议，对两个组织之间如何有效地加强合作进行了讨论，增进了对两组 织 合作重要性的理解。目前，北约与欧盟已达成了一项临时性安全协议，北约与欧盟之间的磋 商将在外长级，北约理事会与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及两组织的军事委员会一级，专家级， 还有两组织秘书处一级进行磋商。在紧急情况下，两组织还将启动危机联系机制。非危机期 间，北约理事会和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之间的定期会议每年将举行至少三次，外长级会晤 将在欧盟每一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一次，北约和欧盟任何一组织都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 要求举行额外的会议。（注：M-NAC-2(2000)124,Final Communique,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Brussels,15 Dec.2000.Http://www,nato.int/docu/pr/2000/p00-124e.htm
面对来自美国的担心，欧盟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一方面反复强调欧盟无意于建立 一支独立的欧洲军队，欧盟在防务方面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也是美国好几年里一直要求的” （注：The Rt.Hon.Lord Robertson of Port Ellen,“NATO:Why Should Americans Car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NATO Speech,4 April,2000.
）。欧洲方面强调，不仅“没有一个欧洲领导人想要欧洲自己单独走下去”，而且“在可 预见的未来，欧洲战略上的‘独立’简直是不可能的”。北约和ESDI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 ”的零和游戏，欧洲领导人知道他们既需要处理危机，也需要集体防御。（注： The Rt.Hon.Lord Robertson of Port Ellen,“NATO:Why Should Americans Car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NATO Speech,4 April,2000.
）另一方面，欧 盟也采取实际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例如，欧盟在2000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 欧盟与非欧盟成员国的北约欧洲盟国会议，欧盟在会上表示，非欧盟成员国可以对欧盟领导 的行动做出重要贡献，并准备具体商讨解决办法。
从上述三个方面看，美国对于欧洲防务合作的发展采取了协调力量建设、加强制度化磋商 安排、以及设定发展前提等因势利导的政策，这表明美国在无法阻挡欧洲在北约外建设军事 能力的情况下试图规范欧洲防务合作发展方向的企图。
三、大西洋联盟关系的走向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对大西洋安全关系提出了一些涉及广 泛的问题，如美国学者塞尔法蒂所提到的：大西洋联盟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使命？什么样的 力量？谁来领导？谁来付钱？”（注：Testimony of Simon Serfaty,Director of the Europe Program,Center for Strate gic and International Satudies,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Common Foreign,Security,and Defense Policies:Implications for the Un ited States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Nov.10,1999.Http://www.csis.org/hill/ts9 91110serfaty.html.
）尽管形势变化迅速，“9·11事件”影响深远，但这几个核 心问题没有变。欧美联盟的使命随着冷战后迅速变化的局势在不断的修正。在加强能力建设 的同时，联盟的力量使用也越来越趋于机动灵活、多种多样。总体上说，关于使命和力量的 安排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领导权与费用上的矛盾和斗争则是大西洋联盟的主要问题。
从近两年来的安全互动中可以发现，欧美关系正在经历某种深刻的变化，它们之间的矛盾 明显增多。美国在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固执己见”，在欧盟东扩事务上的插手干 预 ，在使用北约资产方面所设定的限制都令欧洲许多国家不快。1999年后欧盟防务合作的举措 和“重点目标”建设，可以看作是欧洲对美国拥有对欧盟使用北约资产具有最终否决权的一 种反应。欧美关系变化的主要特点是欧洲盟国要求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更加突出欧洲独立的 作用，并且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较为一致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在过去是不存在的。美国的大西 洋安全政策在失去冷战结构性支持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允许欧洲盟国有更多的独立。1996年 北约柏林外长会议上确定的在北约框架内发展ESDI是表现之一。1999年后美欧在北约外 建立直接的安全磋商机制，并通过DCI加强军事协调能力，是允许盟国更多独立性的表现之 二。这种日趋平等的走向表明欧美关系的变化逐渐具有一种结构性的特征。
但是欧美关系的日趋平等并不意味着它们双方战略上的日趋分离。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美 国需要欧洲盟国，欧盟也需要美国。经历了冷战后近十年的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欧洲战 略都确定有明确的目标：塑造一个能够促进和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安全环境；对各种危 机做出反应；从现在开始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防范未来可能的主要威胁。在欧洲大西洋 地区，美国提出通过以北约为中心的三层相互加强的联系参与网(layers of engagement)追 求塑造、反应和准备战略，这三层网分别是与和平伙伴关系国的多边联系参与，与欧盟 成员国的联系参与，与单个盟国和夥伴国的双边联系参与。（注：“Strengthen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Chapter Ⅱ:A Strategy of Engageme nt.
）在美国看来，要领导世界必 须加强与欧洲盟国的合作，包括让欧洲承担更多的费用，但是方式上更加灵活多样，其中， “意愿联合体”(coalition of willings)将成为重要选择。
欧盟也需要美国的力量。经过冷战后10年的发展，欧盟整体战略渐趋明朗。它要维持北约 的集体防御功能，发展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软安全”作用，逐渐分期分批 接纳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但欧盟自身能力的建设绝非一日之功，而且作为拥有众多成员国 的一体化组织在外交与防务合作上的决策都面临许多的困难，不要说集体防御，即使是欧洲 地区的危机处理也难以独立完成。美国为了换取欧洲盟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支持需要参与欧 洲地区的危机处理，欧洲方面则因力量有限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借助美国的力量。从欧美的整 体战略看，美国为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离不开欧洲，欧洲在集体防御领域、甚至危机处理方面 离不开美国。
欧美合作的基础，不仅是战略上的相互需要，还出于稳定世界整体秩序的需要。现存世界 秩序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持久的稳定和繁荣。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主导的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两极分化，冷战后的西方世界面临非 同以往的另一种共同威胁。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财富的极化“导致恐惧的普遍化和 安全的各种结构化，而这种安全的结构化正在从认同政治中去追求”。西方在冷战后追求建 设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安全结构、包括在欧洲建立以北约为中心的安全结构反映了这种财富 极 化的结果。沃勒斯坦认为，财富的极化在今后50年将使西方面临三大威胁：(1)“霍梅尼式 的选择”增多，这主要是指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拒绝接受西方认同的国 际关系规范和准则，而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指导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行为；(2) “萨达姆·侯赛因式的选择”，这种选择企图从军事上挑战现存秩序中北方的统治；(3)从 南到北将出现难以遏制的大规模移民，并给北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带来不稳。（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World 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Journal of Pea ce Research,Vol.30,No.1,1993,p.5.
）沃勒斯坦所 描述的现实世界的不安定因素，正是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所感受到的威胁所在。沃勒斯坦虽 然没有谈到恐怖主义这种威胁的形式，也没有预见到“9·11事件”的发生，但他揭示了财 富极化现象带来的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仇恨，是西方面临的所有安全问题的根源。从冷战后 美国历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欧盟、北约有关安全问题的会议文件中看，它们所谈到的许多 安全问题和安全威胁或多或少地也都能归纳到沃勒斯坦所谈的这三个方面，正是西方秩序所 面临的共同威胁，使得西方联盟在冷战后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冷战后，欧美虽争吵不断，但 每一次面对重大安全问题时它们都能携手并肩站在一起。“9·11事件”后，北约的欧洲盟 友纷纷向美国的军事行动开放领空、基地和港口，加强在它们境内的美国军队的安全，也说 明它们之间合作基础广泛而深厚。
可以说，欧美的共同利益是和维护西方主导的秩序联系在一起的。面对冷战后威胁的不确 定性和多样性，包括像“9·11事件”这样的威胁，欧美都感到需要在共同利益下发展出更 加明确的职责分工和费用分摊体系，冷战后大西洋联盟的争吵一直也集中在这些方面。这里 涉及到利益相关的程度问题，与欧洲利益相关多的，美国希望欧洲多出钱出力，不要再像冷 战期间那样由美国大包大揽。欧洲希望将战略平衡的问题留给美国人考虑，但对自己出了钱 又说话不算的情况也深为不满，因而要发展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正是在冷战后这种形势下 ，美国不得不对大西洋安全关系进行调整，在变革北约的结构和程序以及建立明确分工上做 文章，组建灵活力量如多国联合特谴部队(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s,CJTF)和所谓“意 愿联合体”，以便对不确定性威胁作出快速反应，同时给予欧洲盟国更多的参与机会，容忍 欧洲发展独立的军事能力。冷战后美国顺应变化和调整大西洋关系的能力从一个侧面也反映 了美国作为大西洋联盟领袖控制局面的领导能力，这也是大西洋联盟能够在不存在联盟对手 的情况下得以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欧洲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在军事和技术上对美国和北约的严重依赖，其防务合作政策的发 展会严格限制在美国不愿卷入的危机处理上面。欧洲需要美国不仅仅基于共同利益和所面临 的共同威胁，还涉及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前景。欧美关系长期发展出来的辩证关系对于理 解21世纪的欧美关系十分重要，那就是欧洲半个世纪里在经济一体化上的稳步发展，是建立 在欧美联盟的基础上。没有美国的欧洲，其前景可能是一个更加明确的欧洲联邦，或者是一 体化成果的解构，而这两种未来前景都不符合欧盟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