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规模经济的含义是，扩大经营规模，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大规模地进行生产，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达到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收益的目的。但是，如果经营规模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那又会造成平均成本上升、规模收益递减的规模不经济。因此，单是从降低产品成本这个角度来看，经营规模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就是适度规模经营。
同非农业部门一样，农业规模经营也会促使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并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成本下降是一回事，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是另一回事。在农业部门，规模经营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否也可以增加生产总量？规模经营是否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相冲突？有哪些因素制约着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对此，本文试图作一简要分析。
我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
食品安全（或粮食安全）是任何一国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食物是人们生存所首先必需的。食品对于人类的这一重要性，使得食品需求几乎没有弹性。当一个国家农业歉收从而发生食品短缺时，即便它是穷国，也必须进口粮食；而且，这种进口需求绝不会因为世界市场上粮食行情看涨而有所收缩。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上，粮食的供给与需求往往是不稳定的，而粮食供给的减少或需求的增加，都会引起粮食价格不成比例地暴涨。因此，世界市场上粮食价格极具波动性，在短期内翻番或上涨几倍的情形并不鲜见。可见，一个食品短缺的国家总是面临着极大的经济风险。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由于粮食需求的刚性，对一些出口国来说，粮食已被引入国际关系中来，成为它们手中的一种武器。如果粮食出口国趁人危难之际，利用手中的粮食武器，对粮食进口国提出种种政治要挟，这个国家的独立自主也就无从谈起了。由此可见，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轻率地谈论“比较利益”，更不能相信自由贸易信徒们的“边界仅仅是军事的”呓语。食品短缺国家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是实实在在的，绝不能把这当成是一种主观臆想。更何况，目前世界粮食贸易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而且，垄断程度极高。世界谷物和油料贸易的80-90%是由发达国家的6家公司控制的，而其中两家公司是美国公司，仅这两家美国公司所控制的世界谷物和油料贸易就达40-50%。粮食作为一种武器，其垄断程度又这么高，足以构成对食品进口国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现实威胁。
对于我国来说，这一威胁还要现实得多。几十年来，我们国家一直重视农业，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来抓，创造了仅占有世界7%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近1/4人口的奇迹。但是，尽管我国农业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巨大成就，我国的农产品供求平衡却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从需求方面看，我们承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是每年新增近两千万人口带来的食品需求压力；其二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农业人口急剧膨胀引起的食品需求压力；其三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食品消费结构中对肉蛋禽和加工食品的需求增加，从而间接加剧了对农产品需求的压力。这三方面的压力汇聚在一起，必然促使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供给方面又如何呢？首先，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基础建设薄弱，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其次，农产品反复提价而农产品与非农产品比价的一再回归，这种难以扭转的比较利益下降趋势使农民多少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热情；再其次，城镇扩张不断，圈地不息，使本来就稀缺的耕地资源迅速减少；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老弱妇孺比重上升，劳动力素质下降，城市化和民工潮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业失去了有生力量。这几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引起农产品供给的减少。总的看来，上述对需求和供给的两种方向相反的压力很容易使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失去平衡。农业不象工业那样能够迅速扩大生产、有效而及时地增加供给（且不论生产扩大和供给增加的能力究竟有多大），而需求的满足又刻不容缓，所以，一旦我国农业生产出现大的滑坡并因此发生严重的食品短缺，供求本来大致平衡的世界粮食市场必然闻风而动，价格暴涨；其结果只能是，一方面，我们将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到世界市场上大批采购粮食；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也不会有足够的供给能力来填补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缺口。这就不仅会危及我国的社会安定，而且还会使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定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因此，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决不能把解决食品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世界市场。
鉴于我国目前农产品的供求状况，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持续稳定的增长，是我国食品安全的基本保证，因而也应该成为我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
规模经营与增产目标相悖
一般来说，农业生产总量增长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扩大耕地面积，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根据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力量，扩大耕地面积的余地不大；因此，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只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那么，农业经营规模与单位面积产量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否通过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来增加生产？近几年来的一些研究似乎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这是值得怀疑的。在那些扩大了经营规模的地方，产量有了提高，但人们没有明确指出产量增加的原因，是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抑或是由于农业投入的增加，还是由于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人们也往往把我国的单位面积产量与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指出我国单位面积产量是比较低的。由于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农场规模很大，这就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经营规模越大，单位面积产量就越高。其实，各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可比性是很差的。我国地域辽阔，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地理环境等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农业生产的平均自然条件远不如美、法等国，而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将我国单位面积产量同西方发达国家简单地加以比较不太妥当，更不能以此说明农业经营规模与单位面积产量之间的联系。只有在各自然条件以及经济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才能通过比较来证明农业经营规模与单位面积产量之间的关系。
根据法国的情况来看，在面积为5公顷以下、5-10公顷、10-20化顷、20-50公顷以及50公顷以上的农场规模系列中，无论是从事种植业的农场或是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农场、还是从事畜牧业的农场或是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为辅的农场，其单位产品成本均无一例外地随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这充分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同样存在着规模经济。但是，从单位面积产量上来看，则完全是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农场规模越大，土地生产效率越低：综合上述四种类型农场，1970年，每公顷平均产值为：5-10公顷农场2538（法朗，下同），10-20公顷农场2183，20-50公顷农场1920，50公顷以上农场1637。在这四种规模的农场中，规模每上一个梯级，土地生产率就要下降14%左右，以致50公顷以上农场的单位面积产值仅及5-10公顷农场的64%，不足2/3。由此看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难以在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中同时并存。但在从事种植业的农场中却是个例外，20-50公顷农场的单位面积产值（每公顷1933法朗）就低于耕作面积为50公顷以上的农场（每公顷2127法朗）。这个例外的存在，是由于从事种植业的大农场特别是从事谷物种植的大农场主要分布在法国北部平坦地区，尤其是巴黎盆地，而同一生产方向的中、小农场多处于起伏不平的法国南部地区。因此，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大农场所具有的优势，主要不是经营规模，而是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条件发生作用的结果。由于土地生产率规模递减规律的作用，1970年，法国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使用了35.2%的耕地，只提供了26.2%的农业总产值；而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仅使用了9.5%的耕地，却提供了20.6%的农业总产值。
农业与工业不同，也与其它非农产业不同。在大多数非农业部门，人们都可以提高资本的集约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达到既降低产品成本又增加生产的目的。在农业部门，生产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加工过程，而是一个劳动过程与生物过程相结合的复杂过程；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集约化往往重于资本集约化。一旦实行规模经营，用资本取代劳动，这固然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但同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粗放经营，降低土地生产率。
如果把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作为首要目标，我们就不得不承担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风险；如果把增加农业生产总量作为首要目标，我们又会面临生产成本难以下降、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风险。由于前一种风险会迫使我国求助于世界市场，因此它会导致更大的风险；而后一种风险完全可以立足于国内来解决。所以，在两种风险中，我们宁可选择后者。正因为如此，尽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我国农业政策的目标，但这只能是第二位的目标，对处于第一位的目标只能是增加农业生产总量。这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就构成了农业规模经营的根本制约。
制约农业规模经营的其它因素
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虽然伴随着单位面积产量的下降，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规模经营却仍然是可行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两个因素阻碍着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其中一个限制性的因素是，我国可耕地面积狭小。在可耕地多的情况下，经营规模扩大与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可以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解决。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担心农场经营规模扩大所导致的土地生产率的下降。扩大耕地面积不仅可以补偿土地生产率的下降从而稳定产量，而且还能增加农业生产总量。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我国情况不同，可耕地少；如果盲目地开荒扩展耕地又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引起水土流失并最终危及农业生产，所以我们扩大耕地面积的可能性也很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年来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和交通设施的加速建设，我国耕地面积以每年500万亩左右的速度减少，更不用说还有情况同样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沙漠化问题，等等。所以，当经营规模扩大而单位面积产量下降时，我们不仅难以使用扩大耕地面积的办法来加以补救，而且，我们还部分地失去了挖掘现有耕地生产潜力的可能性。
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另一个限制性因素是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这特别表现在高产品种的选育方面。动植物的生长有一定的周期，尤其是植物；因此，其研究与实验也需要遵守某种周期，往往是错过了一个季节就得等待来年，更何况，科学实验又总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中来寻觅成功的，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在农业部门的发展必然是缓慢的，不可能象在非农业部门那样做到日新月异。显然，指望借助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时弥补因不适当的规模经营而造成的生产下降，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制约农业规模经营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与经营规模本身引起的问题有关，这就是，在短期内，非农业部门不可能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人们往往认为，规模经营有利于充分发挥农业机械设备的效能并因此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个问题值得作一些分析。与非农产业不同，农业生产耗费着大量的时间和空间，这就使得机械设备的使用受到了很大限制，而经营规模的限制倒显得很次要了。首先，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而机械设备的效率又是一定的，因此，在农场规模大的情况下，那将不再是提高设备效率而是增加设备的问题。其次，农业生产特别是其中的劳动过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农业机械的使用率是很低的，即使经营规模扩大，这一点也不可能改变。最后还应提到，在农机站或农机合作社提供机耕、机播和收割服务的情况下，经营规模不会对机械设备的利用率产生太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使得农业机械设备的利用率与经营规模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非农业部门，法国的情况也表明了这一点，即农业折旧生产率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与此相反，只有中间消费资料（包括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生产率才与经营规模成正相关，但不很明显。
既然经营规模越大，土地生产率和折旧生产率都越低，唯有中间消费资料生产率呈微弱的上升趋势，那么，农业经营规模越大、单位生产成本越低的规模效益从何而来？它主要来源于活劳动的节约。实际上，规模经营可以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减少活劳动耗费。资本取代劳动、资本有机构成因而极大提高，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而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经营规模结构调整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仍以法国的情况为例。从事种植业的50公顷以上农场的劳动生产率是同一生产方向20-50公顷农场的1倍，从事畜牧业的20-50公顷农场的2倍、5-10公顷农场的5倍；相应地，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要比小农场低10%到30%以上。
由于农业的规模效益主要来自活劳动耗费的大量节约，因此，规模经营必然使大批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然而，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面临的情况将是：首先，企业改革将不断地把冗员分离出来，使城市劳动力的供给更为过剩；其次，乡镇企业虽然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但不可能有初创时期那样的发展速度，它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将减弱；最后，我们还不能忘记，由城乡人口自然增长所引起的进入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也会给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造成新的就业压力。上述情况表明，我国未来的就业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如果再有更多的劳动力因规模经营而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那就无异于火上加油，使得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富于爆炸性。
制约农业规模经营的各种因素是相互关联的，而所有这些因素又都与占世界近1/4的人口要靠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这种特殊的国情有关。因此，我国不可能走欧美各国发展大农场的道路，而只能走家庭小农场的道路；而且，就是小型家庭农场，其发展也还取决于上述制约因素的有利变动。
基于对农业规模经营的诸多制约，尤其是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是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这一点，在近期内，把农业规模经营或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是不适宜的。那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却有可能引起生产萎缩的农业政策，不仅会阻碍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发展，而且也会危及我国的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和政治安全。显然，这样的农业政策是不可取的。然而，在农业规模经营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因此持悲观态度。农业规模经营仍将是我国现代化农业要走的道路，只是，它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广和应用。只有当因科学技术的应用或因农业投入的增加而带来的生产总量的增长，大于因规模经营而可能导致的生产总量的下降时，只有在食品安全有了可靠保障的条件下，作为我国全局性的农业规模经营政策才会具备实施的可能。
在近期内不提倡农业规模经营，不等于我们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就无所作为。如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改善，一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耕作技术、施肥技术、灌溉技术、植保技术等的改进和完善，等等。但是，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对于改善经营管理的兴趣已大为削弱，以致在农村尤其是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农业的经营已经出现越来越粗放的趋势。因此，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还在于遵守价值法则，加强国家对价格运动的指导，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补贴，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扭转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趋势，把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所有这些方面，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将来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的时候，也是应该注意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