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兴未艾论文,政治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政治学是生态学和社会政治相结合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是现代社会生态化在政治方面的积极反映。它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这里所谓的社会生态指的是全球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生产力提高、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资源和能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等当代人类的社会生态问题，是早期的“人类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产生的观念上的重大变革。80年代以来，日趋恶化的地球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日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使得“生态参政”提上了议事日程，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敏感到只有重视生态保护，才能赢得众多的选票和议会的信任，他们利用了许多青年环保主义者的积极性，纷纷组建了一批政治组织，干予国家的政治事物。1972年6月5日，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以后每年都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一个主题。历年来这些主题都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地球”（1974年主题），其它主题还有“人类居住”（1975），“没有破坏的发展”（1978），“环境与居住”（1987），“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1988），“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1991），“只有一个地球－－关心和共享”（1992）等等，这些都启示人们：人类社会应当实现一种保护环境安全的生态政治。在此背景上，一门新兴学科－－生态政治学应运而生，其研究正在方兴未艾之中。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生态危机的爆发，使许多政治家和科学家都取得了共识，一致对传统的、依赖过度消耗地球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提出了谴责。大家都认为，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说，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其意义不亚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要求任何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有所调整，国家及其它政治行为体应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那种生态功能不会影响到社会和人，也没有那种政治决策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
早在30年代，政治学家就提出过要建立所谓“生物政治学”的设想，到了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A·索米特出版了《生物学和政治学》（1976）这一奠基性著作。生物政治学把人视为具有理性、情感的生物学的整体，认为生物因素与理性活动、心理因素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决定着人的政治行为。它利用生态学、心理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及生物人类学、公共卫生学的研究成果去分析和说明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这种研究应该说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却明显地存在着仅用生物特性来研究人类政治行为、忽视社会政治因素的片面性。“生态政治学”的兴起，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在整体性很强的高度上重视人类的政治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对生物政治学的片面性有所克服。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负作用是很严重的。如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长期推行“超军备”政策，从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超杀力量”，但同时却给自身带来极为严重的“超军事污染”。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容器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4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层，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当前，美国面临在全国核武器工厂和军事设施区清除放射性化学废物的任务，据估计需1300－1500亿美元，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与航天飞机计划的花费相当，而且要花50－60年时间。实际上有许多被污染的地区是无法清除的，一些被严重污染的岛屿已成为国家土地的牺牲区。
正是由于类似的技术影响，1973年美国宣告“绿党”成立，并很快影响到欧洲。欧洲重要的环保力量是欧洲“绿党”，它代表欧洲15个国家的“绿党”，其中有11国是欧共体成员国。除希腊外，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有绿党的人参与地方政府，在5个欧共体成员国的议会中均占有席位。1988年9月英国绿党党员跃升为11000人，增加了30%，在竞选中得到10%的选票，超过了颇有影响的“社会自由党”。“绿党”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干予，如英国绿党就掀起过一场运动，阻止了大量进口有毒化学原料，给一家特殊工厂做燃料。“绿党”反对政府为了赚钱从事处理别国垃圾的做法。在前西德，绿党在1987年大选中赢得8%的选票，所有政党都支持废物再利用和采取制止温室效应的行动。在当代发达国家的绿色浪潮中成立的各种各样的“绿党”、“生态党”、“环境党”、“价值党”，尽管其背景复杂，参与其中的派别团体多，观点也形形色色，主张也多种多样，但在政治上都提出反对暴力、强化社会责任感、实现基层民主、反对官僚和维护生态环境等主张，促使人们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所产生的影响。
环境公害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欧洲每年有2000万吨二氧化硫和2000万吨氮氧化物排入大气，这些有毒气体向北欧漂移，引起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英国、法国之间的长期讼争。在1986年间，发达国家将3656000吨以上废气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州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从欧洲运往非洲国家的有毒废物动议也遭到非州人民的强烈反对。因发达国家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荷。
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更是造成地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石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1991年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其深刻的动机都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现在，又轮到了水资源。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使埃及外长警告说：“本地区若是发生战争，其原因将是争夺尼罗河水的问题”。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供应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许多政治家都主张，要从比军事力量更广泛的角度来重新确定国家安全的概念。据世界观察研究所估计，由于森林砍伐、温室效应造成海面上升及人口流陡，与气候有关的灾难已造成了大约1000万难民。人民没有足够的粮食和饮水，只得背井离乡，使难民问题进一步恶化，加剧了地区的动荡。1989年8月，孟加拉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季风引发的洪水从印度喜马拉雅山麓光秃秃的丘陵地带奔泻而下，造成孟加拉数千人死亡，200多万家宅被夷为平地，400万亩农田被毁，2500万人的生活被打乱，经济损失达15亿美元以上。如果这种损失是由于军事入侵造成的，孟加拉非发动抵抗战争不可，但这却是另一个国家滥伐森林造成的。由于臭氧层被破坏，大量紫外线照射使一个国家皮肤癌患病率增加，其损失也不亚于军事侵略造成的威胁。美国出席臭氧条约谈判的代表说，东西方冲突的危险已因对人类安全构成的环保问题而黯然失色。生态问题已强烈地影响到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投入大量金钱用于环保，不但会使其它国家坐享其成而且与事无补。美国“纽约时报”谈到，“中国拥有世界上已知煤储量的1/3，如果中国充分利用煤推动其经济发展，工业化国家为减缓世界变暖趋势的任何努力都会化为泡影”。生态环境是没有国界的，只有进行全球性的合作才能取得共同的经济发展。早在1975年，著名的战略家基辛格就指出，能源、资源、环境、人口、空间和海洋利用问题，已经与那些传统上构成外交议事日程的军事安全和领土竞争的问题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到了今天，联合国不管议论什么问题，都和环境保护相联系，环境问题一跃列为世界政治问题的榜首，生态外交活动已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活跃的生长点，各国政府不仅要制定国内的环境政策，也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国际的环境政策，主要的目标是要寻求国际合作。
生态政治学应谋求地球环境问题的合理解决。首先研究如何才能限制发达国家不把国际合作变成一种新殖民主义和对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干涉，把平等问题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原则结合起来；同时要研究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全球生态制度。在保护环境的问题上，发达国家无疑负有更多的责任，还包括协助解决贫穷国家巨额外债和财政贸易失衡的问题。据世界资源协会估计，贫穷国家自然资源的保护要求富国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发展中国家每年约需200～500亿美元用于资源的保护。没有资金和技术，不可能达到国际生态安全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政治学的发展不能走向地缘政治学的歧途。德意志民族最早注意到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环境的关系，并将其发展为一整套所谓“生存空间”的理论。“生存空间”是一个做为有机体的民族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概念，当一个民族意识到其生存空间受到限制、威胁和渗透时，这种理论就演变为一种扩张政策，成为发动战争的理论基础，如二次大战中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如此。在今天，某些极右翼的排外政党和某些“生态党”成员，已成为德国社会中的一种活跃势力，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成为纳猝主义的土壤。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生态政治学应避免卷入现代国际上带有浪漫主义反理论性偏激的反科学(Anti-science)的思想潮流。据报导英国1992年出现一个名叫“动物解放阵线”的恐怖组织，盲目反对一切以动物为载体的科学实验，到处威胁科学家及其子女。甚至声称要搞一系列价值达数千万英磅的爆破活动。他们用枪袭击了伦敦的一家皮毛商店，用高爆炸毁坏了贝里斯托大学的实验室。更严重的是这种反科学的恐怖行动，竟然受到相当多年轻人的支持。据有关民意测验表明，45%16～25岁的青年人支持这个动物解放阵线的攻击行动，20%的青年人同意诉诸可怕的暴力。这种暴行堪称“生态法西斯主义”，直接受害者不仅是用动物做科学实验的科学家，而且包括了广大的青少年。这种歪曲理解“生态伦理学”的原则，盲目反对动物资源利用的人们，不知道现代科技成就来之不易，也不知道科学家为人类文明付出了多大代价。因此，生态政治学只有在正确的哲学引导下，才能对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