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学研究发展特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体系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思考之一：如何认识档案学研究发展的特点
1.1 档案学研究在学科发展上呈现不断分化与综合的特点
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是多学科的相互渗透，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趋势越来越趋于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大量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不断出现。受这种科学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档案学研究在学科发展上呈现不断分化与综合的特点。
其一是不断分化。主要表现为各有关学科与档案学相互渗透，导致“档案哲学、档案社会学，档案法学、档案经济学、档案文化论……纷纷问世”，[1]“出现了档案术语学、机读档案管理、档案预测等新科目”，[2]尤其是“八五”时期“相继出版了《档案馆学》、《档案统计学》、《档案法学》、《档案目录学》、《档案社会学》、《档案分类学》、《档案文献学》、《档案利用学》、《档案经济学》、《档案学论衡》（此书阐述的是档案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亦可成为《档案哲学》）等代表档案新兴学科的10本专著，开拓了10个新的领域”，[3]这些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的出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与空间，进而为档案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其二是不断综合。主要表现为随着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向档案学的不断渗透，档案学研究者开始思考如何使档案学在概念、范畴、体系各个方面对各种理论成果实现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比如在档案工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以往档案学研究者仅仅局限于档案工作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近年来档案学研究者对档案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档案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关注，将其纳入“档案工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论体系之中，使之更丰富、更全面了。再如对档案服务社会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服务的内容将更加广泛，最终达到全覆盖服务……服务的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档案工作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服务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自觉……服务的手段将更加先进，服务的效果将会更好……服务的热点将不断增多，而且将会更加突出。”[4]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当代档案学并不是那种对其他任何理论都来者不拒、无所不包的所谓“大档案学”，而是一种能使古今中外的档案学理论精华融为一体的高度综合的档案学。
面对不断分化与综合的档案学学科发展特点，档案学研究者应当怎么办呢？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三既三又”，即既要注意学习借鉴相邻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使各种研究成果能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要能对各档案学分支学科的新成果兼收并蓄，又要能对各档案学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既要能为档案学理论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又要能为档案学理论的实际运用留下广阔的空间。
1.2 档案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呈现不断创新的开放性特点
档案学学科体系是开放式的动态系统，它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发展。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呈现不断创新的开放性特点。
关于“创新”特点，笔者认为突出表现为档案学专业研究原创特色的日益凸现和研究成果学术品位的不断提高。那么什么是原创呢？“原创，其贵在原，其精在创。原是原生态，是首创，是独此一家；创，是创新，创造。……有了原创，才有牛顿的‘苹果落地’与牛顿定律；有了原创，才有比尔·盖茨的电脑王国。”[5]古往今来，大凡顶尖级的研究成果，都与原创联系在一起，在档案学领域，一批有影响、引用频率高的论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的原创精神。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顺应这种“创新”的需要，加紧培育自己原创精神的步伐，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一方面要改变原有的研究方式，减少阐释性和整理性研究，增加探索性研究，重视原创，着力探索，尤其是方法论的探索，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另一方面，要瞄准学科前沿课题，大量占有原始资料，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6]当前，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档案领域的应用，给档案学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前沿课题，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抓住这一机遇，以前沿课题为研究重点，以原创为研究动力，以“硬件”成果为研究目的，全面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品位，从而推动档案学学科建设全面、快速、健康、协调地向前发展。
关于开放性特点，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向档案工作实践开放。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以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为发展动力的。“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始终与档案工作实践融为一体的。一方面，建国以来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的档案工作实践，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得到丰富发展深化的原动力；另一方面，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和提高，又推动了档案工作实践在更高层次的发展。档案学基础理论源于档案工作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两者相互作用，交相辉映。这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推动了我国档案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辉煌。”[1]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档案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导致档案学分支学科不断产生，交叉学科也不断涌现，档案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因此，档案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上要向档案工作实践开放，深入档案工作实践，揭示档案工作规律，研究如何使档案学理论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实践运用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使档案学理论为广大档案实践工作者所理解和认可，真正成为档案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力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事业，以体现档案学理论的终极价值——实践价值。
其二是向其他相关学科开放。档案学的发展受到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有关人、社会和自然的一些学科发展的制约，这些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档案学学科发展可能实现的程度。因此，档案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上要放眼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广采博取，向其他相关学科开放，吸收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克服就档案论档案的狭隘思维模式，要在广阔的科学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全方位地建设和发展自身体系，要与相关学科建立起动态积极的对话和交流机制。
其三是向国外档案学科开放。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不同的思维方式，孕育了不同国家档案学学科的不同结构和发展模式。“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外分家的现象。除了专门研究中国档案工作的分支学科之外，从档案学基础理论到各门分支学科，均应面向世界，研究全世界档案工作领域中的问题。从世界各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中找出它的普遍规律，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实践。档案学中还有大量的方法问题和技术问题，我们也应通过对全世界各国档案工作的比较研究，总结和提炼出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实际上，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电子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早已中外不分了。但还有不少分支学科中外分家的现象十分严重，影响了这些学科的发展。”[7]因此，档案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上要向国外档案学科开放，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另创一套档案学术规范。那么档案学研究如何向国外档案学科开放呢？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使我国档案学学科建设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
1.3 档案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灵活选择与综合互补的特点
近年来，在档案学研究领域确实出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局面，来自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吸收到档案学研究中来，使档案学研究的方法显得异彩纷呈，呈现出灵活选择与综合互补的特点。
其一是方法的灵活选择。每一种方法都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限制，超出这种适用范围和条件限制，它就会显得无能为力，甚至有可能导致荒谬。例如，统计方法对于揭示通过调查、实验得到的数字资料中蕴含的特征和规律有特殊的效用，但它既不能揭示档案工作活动中实际存在的情感因素，也不能代替人们在档案工作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价值判断；再如，经济学方法对于论证和说明档案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是十分有益的，但它不能说明档案工作在人的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也不能解释档案工作活动自身的独特性能。这说明，档案工作现象和档案工作问题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由档案人员、利用者、档案设备等多种要素构成，并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相联系，这就形成了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向的研究课题，孤立地使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对档案学问题研究满意的效果。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种方法灵活选择，联系档案工作实际，讲求实效。
其二是方法的综合互补。档案工作现象和档案工作问题涉及不同层次和多种方向的档案工作课题，从档案工作活动的整体综合研究来看，单一的方法显然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这就必须采取多种方法互相补充、综合运用的方式进行。同时，就档案工作活动某一层面或某一方向的课题而言，往往着重采用某一种方法，如探讨档案哲学问题用哲学方法，研究档案经济学问题注重经济学方法。但只限于某一种方法也难于达到研究的目的。因为档案工作的某一层面也涉及不同方面不同因素的问题，并和其他层面紧密相关。“档案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各研究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8]所以，无论是研究整体的档案学问题还是研究档案学某一层面的问题，都要求多种方法的互补和综合，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王文兵同志撰文[9]提出档案学研究中四种互补的方法，即机械观与系统观的互补、经验方法与理论方法的互补、实证方法与思辩方法的互补、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互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总体的指导思想来使各种方法协调一致，从而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有所分析，吸收各种方法的合理成分，剔除每种方法的不合理成分，较好地保持各种方法的具体一致和相互协调，而不陷入这样行、那样也可以的折中主义的怪圈。
2 思考之二：如何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
2.1 批评和继承传统档案理论，立足档案工作实践，构建既汲取传统档案理论精华又有别于传统档案理论的面向未来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现代档案学理论是在传统档案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档案理论“是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在现实中依然得到社会公认和普遍承认的”“存在于现实的过去”的那种档案理论，“每一代的档案工作者都是从传统档案理论中汲取和充实自己的科学思想，踏着传统理论的阶梯一步步攀登……新的理论形式和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取决于现今存在的传统理论，并且总是以传统档案理论为基础的发展……没有传统档案理论就不会产生档案理论的变革……一种新的档案理论必须取得社会的共识才能生存下去，而它一旦取得了社会的共识，这种理论也同时失去了新鲜色彩，自行演变为传统理论，新的传统理论就依据着它所具有的传统性延续下去，直到另一种新传统理论生成……档案实践在不停前进和发展，任何理论终究要被变为传统……我们需要用传统档案理论来维持档案理论的生存，用它一代一代地延续这一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传统档案理论这种类似遗传因子的东西沟通逝去和活着的一代，档案理论就只能始终处于一种原始状态”。[10]可见，现代档案学理论和传统档案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要在档案学研究中取得进展，必须从传统档案理论中吸取合理的成分，为当前档案学的发展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现实档案实践的发展已使传统档案理论的神圣光环开始暗淡，大批的档案工作者正在苦苦地寻觅更理想的理论体系”。[10]
陈永生教授撰文[11]指出：“实践需要理论，理论需要发展。档案工作实践只有在档案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才可避免盲目性；档案学理论也只有关注档案工作实践并把握实践活动所反映出来的主题，才能有效地指导档案工作实践，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陈智为教授也曾撰文[12]指出：“档案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应该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它不仅要密切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而且还应对档案管理的未来发展及面临的问题给予回答”。因此，档案学理论体系建设应该在批评和继承传统档案理论的基础上，立足档案工作现实，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档案学的发展，构建既汲取传统档案理论精华又有别于传统档案理论的面向未来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2.2 吸收和消化西方档案学理论，立足我国国情，构建既汲取西方档案学理论精华又有别于西方档案学理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中国和西方的档案学属于两个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这两个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我们既要看到其中的共同特点，也应尊重各自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我国的档案学理论初创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档案学者在引进西方档案学理论的同时，对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进行了总结，出版了我国第一批档案学著作，如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1938年版）等。[1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步入了蓬勃发展之路。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学习和消化西方先进的档案学理论，就更有必要了。一方面，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由于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西方各国的档案学家取得了一定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英国档案学家马布斯的文件生命“三阶段论”（1950年提出，即文件生命的现行、休眠和永久保存三个阶段，相应的文件保管场所分别为办公室、文件中心和档案馆）、[13]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的《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1953年版）、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195年版）[15]等等，对于我国的档案工作改革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对于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理论基础由单一论走向多元论，形成了一系列更具突破性或开拓性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比如全宗理论，档案分类理论，文件价值理论，档案双重品格论，文件学和（包括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内的）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等等，”[1]大大拓宽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我国文革十年；对中国的档案学是一次严重摧残，高校档案系（专业）停止招生，全国没有正式出版一本档案学著作，没有一本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档案学研究形成了十年空白。档案学研究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要落后很远。我们要在档案工作领域特别是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具有与国际档案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成为世界档案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超过世界档案学的先进水平，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对于西方档案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当今世界人类在档案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正面临着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如数字档案馆的理论与方法、档案馆网络的经营管理、档案工作的法律规范、标准化问题、档案服务工作的新模式、档案工作的国际合作、特色档案馆研究等，而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必然会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因此各自的特殊性也可向共同性方面发展，这也使我们学习西方档案学理论成为必然，以对方理论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理论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档案学理论的介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根据中国档案工作现状进行消化吸收方面做得不太理想。
有人会问我们吸收和消化西方档案学理论“还要不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不要中国特色呢？回答是肯定的。”[1]既吸收和消化西方档案学理论要根据中国的档案工作实际，实事求是地运用档案学基础理论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应用理论。当然，我们现在跨出了这一步，很快就会看到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方档案学理论互补与融合的新的档案学理论体系的产生。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6]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总之，我们在吸收和消化西方档案学理论的过程中，要立足我国国情，构建有既汲取西方档案学理论精华又有别于西方档案学理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2.3 学习和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立足本学科实际，构建既汲取相邻学科理论精华又有别于相邻学科理论的科学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各种相邻学科的横向渗透，是当代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大趋势，这不仅是相邻学科许多概念的运用，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从文化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角度研究档案学的许多尝试。各种相邻学科向档案学的广泛渗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与当今世界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大趋势相关，愈来愈深和愈来愈专的分化及愈来愈在学科的边缘和交界处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成果，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过去不为档案学关注的问题陆续进入档案学关注的视野，比如：档案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与档案工作改革问题、档案信息总量飞速增加与档案部门适应问题、信息时代来临与档案工作对策问题、档案工作国际化问题等等，这种形势迫使档案学改变传统的研究格局，向相邻学科求援，提倡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思考和研究档案工作问题，这就拓展了档案学研究的视野。其三，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档案学分支学科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成为档案学理论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由于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靠传统的单一学科或几个学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档案学诸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形成的学科群来联合攻关，协同作战。原有的档案学学科要在这种联合过程中，主动吸收相关学科中有益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手段，从而促进本学科的发展、提高；要在这种联合过程中，大力扶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近年来，档案学的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演进是分不开的，除了传统的调查方法外，又根据研究任务的需要，采取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历史方法、逻辑推理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其中不少方法是相关学科中借用、移植过来的。这方面的工作也还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17]“档案学运用其他学科成果的表现方式包括：术语的移植、观念的引入、理论的支持和方法的借鉴等，其结果是融合出了不少新的知识成果。”[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不仅表现为档案学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学科体系渐趋完善，而且在吸收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方面发展迅速，效果显著。”[19]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要借鉴文化学、文书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情报学、方志学、目录学、法规学、统计学、管理学等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现代管理科学和技术（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软科学等），我们应该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使档案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更加充实完善。但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借鉴是为了发展档案学，因而要从档案学的实际出发，而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搞来一些没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名词概念。”[20]总之，我们在学习和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要立足本学科实际，构建既汲取相邻学科理论精华又有别于相邻学科理论的科学的档案学理论体系。这里的又“有别于相邻学科理论”可以理解为“档案学独特的”、“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即“立足于档案学学科建设的、相对于其他学科的、以追求档案学学科独立性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16]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