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开始经历极为深刻的变化。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市场震荡中，许多西方人预言，资本主义经济正在面临一个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甚至是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局面。在美国，这场金融危机正在由房屋贷款向信用卡以及大学学费贷款的领域扩展。具有长期历史，在业界名列第五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几近破产，不得不在联邦储备局的协调下被收购。人们担心这只是银行破产的一个开始。这个始于金融领域的危机不仅带来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广泛下跌，而且已经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股票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不仅石油价格达到120美元，而且一个世界性的粮食危机正在很多国家引起抢购，连发达国家的超级市场也开始限制大米的购买量。在中国，股票市场指数在经历了两年之间暴涨4倍以后，一度下跌50%，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同时，通货膨胀成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威胁。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可以为我们认识目前全球化的大变局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在这篇文章里，我将首先讨论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的基本特点，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研究中三个重要方向，全球化与理论范式的钟摆运动，以及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三个研究方向对中国目前经历的急遽制度性变迁过程的重要意义。
一、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
制度学派是美国经济社会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又可以分为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这两个学派在学术界的影响都不仅限于经济社会学，甚至也不仅限于社会学，而是跨学科的。
组织制度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组织社会学。它有很强的美国本土学术范式的特点；历史制度学派则明显受到关于欧洲政治经济研究的影响。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一直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立物在发展和演变。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均采用理性行为的基本假设，都把理性视为单个的行动主体拥有的，先验于任何制度的一个外在的属性。换言之，制度构成对行动主体策略行为而言的一个场景或者游戏规则，它约束行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行动主体在制度代表的游戏规则下仍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通常将行动主体的选择偏好作为假设来处理，很少关心选择偏好的来源。这种理性行为的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起构成了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基本要素。与此相对，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共同的特征是否认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先验的、外在的理性假设，拒绝它们采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摈弃它们建构超越具体时空条件限制的“大理论”的追求，而追求中程的理论解释。由此可见，这两派在关于如何建构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有着系统的和本质的分歧。
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理性行为基本假设的批评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类的许多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来分析。组织制度学派强调人的行为经常不受功利主义的驱动，而是在强制、模仿以及规范的压力下，更多地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或是认知方面的原因而趋同(Meyer & Rowan,1977; DiMaggio & Powell,1983)；另一个层面是理性行为本身的选择偏好来自于制度，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外在的存在。制度化的理性神话与制度本身的规范都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的选择偏好(DiMaggio & Powell,1991; Thelen & Steinmo,1992; Hall & Soskice,2001)。
组织制度学派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人的认知来解释制度。它把制度定义为“能约束行动并提供秩序的共享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既限制行动主体追求最佳结果的企图和能力，又为一些自身利益受到通行的奖惩体制保护的社会集团提供特权”(DiMaggio & Powell,1991:11)。组织制度学派通过微观层面个体的认知特点来解释宏观层面的制度化过程中的趋同现象，强调在影响微观层面个体行动的因素中，认知与情感和价值一起，代表着帕森斯文化三维中的一极。价值一极代表着理性的判断；而认知代表的则是在情感和价值方面完全中立的分类、常规、语言文字以及图式等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日常知识。组织制度学派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他们的这种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状。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制度不是将一个先验的价值存在内化给个体，而是一个在个体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产物。换言之，所谓的制度无非是“行动主体作为群体在内部成员之间共享的关于习惯性行为的类型化”(DiMaggio & Powell,1991:22)。这样一种认知因素影响下的行动无法用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理性来解释。
在组织制度学派从组织社会学的传统领域向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它对早期的单独重视研究非营利部门中的非理性趋同的范式做出一个重大修正，开始直接研究营利部门，即所谓的直接受市场力量驱动的企业的趋同行为。它开始重视利益以及竞争等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理论侧重的经典理性行为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正像“文化工具箱”(culture as a tool kit)的比喻显示的那样，对于组织制度学派而言，经济生活中的行动主体在界定自身的利益和目标以及在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寻找资源(Swidler,1986)。这一重要的修正对扩大组织制度学派在经济社会学里的影响居功至伟。它打开了一扇通往研究经济生活中理性的社会建构这一新研究方向的大门。
虽然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都重视制度，但是它们的侧重点有明显的不同。与组织制度学派重视在情感和价值方面完全中立的认知因素相对，历史制度学派更重视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的作用。历史制度学派认为，行动主体关于利益和目标的界定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理性与制度是不可分割的(Thelen,1999)。历史制度学派指出，理性只能是具体的，而不是像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张的那样，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之前就界定一个先验的选择偏好。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制度性因素直接塑造行动主体关于目标和利益的界定(Lindberg et al.,1991:6)。与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把利益处理成一个假设不同，历史制度学派把行动主体如何界定利益作为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应变量。它认为，除非我们了解具体的制度性环境，否则行动主体的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的假设是十分空洞的。历史制度学派并不否认行动主体可以追求实现其目标的策略，但是强调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才能揭示行动主体试图将什么样的具体利益最大化以及为什么重视一些目标而不是另外一些目标(Thelen & Steinmo,1992:9)。
与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组织制度学派最感兴趣的特性是“无法被还原成个人属性和动机的集结或者直接后果的超越个人的分析单位”(DiMaggio & Powell,1991:8)。它认为尽管人们经常面临选择，但总是借鉴他人在相似情景下的经验并以社会上通行的行为准则为参照系的。组织制度学派以场域为分析单位。它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不是单个的、追求私利的个人的累加；恰恰相反，单个的个人行为总是受到集结层面他人行为的影响。组织制度学派用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这一概念来说明这种影响。结构化过程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体或者单个的组织在一个场域内的互动大幅度增加；第二，场域内部开始出现个体之间或者组织间的统治结构或者联盟；第三，场域中每一个体或者组织发出和接受的信息量大幅度增加；第四，同一场域里的个体或者单个组织之间彼此都发展出关于对方存在的明确认识。在这样一个结构化的过程中，场域中共享的类型化后的规则体系，而不是个体先验的理性存在，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场域取代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成为组织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单位(DiMaggio & Powell,1991)。
经济学也好，理性选择理论也好，均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它们主张，在宏观层面上以集结形式出现的结果必须从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的策略行为与互动来理解。与此相反，历史制度学派或者是从制度的层面上推导出个体利益，或者是对集结层面上的利益直接进行分析，而不讨论个体的策略行为如何形成这种集结(Thelen,1999:377)。正因为如此，历史制度学派采用的分析单位一般多是如政党、工会以及产业团体等集结层面上的行动主体。作为历史制度学派的一个新发展，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范式以行动主体为其分析框架的中心。这个行动主体可以是个人或单个的企业，也可以是生产者团体或政府。尽管它的分析框架赋予企业以更重要的地位，但与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不同，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范式是从联系中来把握企业的，这种联系既包括雇主与雇员、股东与管理者的关系，也包括企业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会制约企业的策略选择。承认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对结果有影响，更加凸显历史制度学派一贯主张的那些直接影响这种战略互动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Hall & Soskice,2001:5-7)。
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都重视建构“大理论”(grand theorizing)。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对旧的、描述式的和缺少分析的旧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一个大修正。行为主义认为，单纯地列出各种详细的制度性结构并不能解释实际的政治经济行为，社会科学研究更应该重视非正式的权力分配、态度以及行为对结果的影响(Thelen,1999)。经济学开始重视建立基于假设的普遍适用的数理模型，政治学和社会学则摒弃注重各国制度特点的旧的制度分析，开始发展在跨国比较分析中可以广泛应用的，并以大规模的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概念和变量。这样一种学术范式催生了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重视超越各国政治经济制度之上的相似倾向并主张趋同论。尽管行为主义的范式有许多的积极影响，它的一个主要弱点是大大地限制了社会科学分析的范围。虽然行为主义本身重视个人和团体的特点、态度以及行为，但它经常忽略行为发生场地的许多重要因素，并且无法回答它自身在此前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政治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的态度、行为以及资源的分配在各国之间有巨大的差异(Thelen & Steinmo,1992:4-5)。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里应该算是与经济社会学最有可能对话的分支了，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依然是试图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理论，只不过它试图用以交易成本体现的效率来代替以投入产出体现的效率而已。而且，新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规范性的理论，它与经济社会学重视实证性的理论，重视各国经济制度之间巨大差异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
20世纪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危机期间，各发达国家不同的应对以及它们在后来的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对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严重的挑战，并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制度学派的发展。历史制度学派抛弃了原来现代化理论采用的传统和现代性等普遍适用的一般性概念，开始发展如强政府、弱政府、发展指向型国家以及规制性国家等这些可以捕捉发达国家之间多样性的概念，追求例如工团主义、政策网络以及政党结构等具有中程解释力的变量，并注意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各行动主体的动机以及限制他们面临的策略选择。作为普遍适用的大理论的对立物，历史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侧重能反映各国差异的制度。同时与旧的制度学派不同，历史制度学派重视制度对行动主体目标的影响，以及一国权力和资源在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分配(Thelen & Steinmo,1992:6)。作为一种中程的分析性概念，这些制度能通过对行动主体的制约，为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差异提供一种具体的解释。
尽管组织制度学派没有直接讨论中程理论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还注重全球性的趋同现象，但其本身的分析框架决定了它能更好地提供中程的解释。组织制度学派的分析单位为场域。场域永远是一个受时空条件限制的具体存在。为了解释一个产业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组织制度学派的分析必须对具体的场域特点及其演变历史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组织制度学派注重文化在认知方面的作用，而文化只能是具体的文化。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组织制度学派的理论必然是一种中程的社会科学理论。
二、理性的社会建构
组织制度学派强调理性是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而认知因素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前边提到，当组织制度学派从组织社会学向经济社会学扩展时，由早期的单纯注重非理性的行为向注重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转变。迪玛基奥曾经把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关注的制度对理性的影响形式作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影响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文化构架经济，即特定文化环境下使用的常识性分类、文字、图示、关于代理的概念，以及关于技术、技巧的定义直接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交换以及消费。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对经济而言是内在的，在分析上是不可分离的，它提供的理解是行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基础。另一种是文化规范经济，即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价值以及常规限制经济活动的形式和范围。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对经济而言是外在的，在分析上是可分离的，它对单个的行动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有明确的约束(DiMaggio,1994:28-29)。
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一般认为，由于工具性制度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明晰的，在分析工具性制度时没有必要关心阐释的作用。因此，任何具有明确工具性的东西不具有文化上的特征(Dobbin,1994)。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的现实性是一元的，先验、普遍的经济规律主宰着世界，经济学是将这些规律的细节挖掘出来的实践。在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看来，以上观点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矛盾：虽然许多人主张所有的工具性制度受一套同样的经济规律驱动，但是不同国家的工具性制度却总是呈现出很大的区别(Dobbin,1994)。
组织制度学派认为，人类的行动有主观上的意义。意义代表的是行动主体关于因果关系的认识，没有任何领域的行动只是单纯地顺从无需分析的客观现实。当行动主体对行动的意图达成集体的理解时，行动就会变成惯习，而惯习则是制度的基础。社会科学家只有通过理解行动的主观目的，领悟行动主体对于行动与目的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才能解释行动(Dobbin,1994)。经济行为中的理性是现象学的，它意味着行动主体总是从经验中把握意义。意义是理解一切行动包括理性行为的根本。意义又有明确的跨国差异，因此，理性的建构不仅是社会的，它也是文化的。
在操作层面，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都重视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对理性社会建构的作用，二者均从政策范式的角度入手来剖析理性行为的社会文化特征。政策范式直接影响决策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规定他们的角色。它既包括实施政策的实践，也包括政府关于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理解(Dobbin,1994)。通过政策范式，政府不仅提供了经济主体借以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独立判断的能力。通过影响经济主体接受对情况的解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对结果的控制(Gao,1997)。
一般而言，现有的文献比较重视在社会建构政策范式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思想的来源，这些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思想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这些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思想的代理人，以及这些代理人与国家权力和主要利益集团的关系。政策范式直接将意识形态代表的意义或者经济思想代表的目的—手段之间关系的理解等认知因素，与产业政策和制度发展的实践联系了起来。
意识形态通过影响政治话语来影响政策范式。“政策制定离不开流行的思想观念等环境：这里面包括对社会性质与经济性质的集体共有概念，关于政府的适当的角色、若干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以往政策经验的集体记忆。所有这些理念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这种政治话语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描述政策的语言，和对政策进行评判的条件”(Hall,1989:383)。虽然20世纪30年代中期诞生的凯恩斯理论为大萧条代表的市场失灵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它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并没有占统治地位，也没有成为当时各国政策范式的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在二战期间，一大批受凯恩斯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进入政府部门并采用了各种受这一理论影响的政策。在战后，凯恩斯经济学主宰了影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主流政治话语(Hall,1989)。
政治文化对产业政策范式有重大影响。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影响过政治秩序的各种制度性逻辑经常被用来作为建立经济秩序和进步的手段。美国政体将权力置于众多的自治共同体政府，而联邦一级的政治体系则缺少统治权。受此影响，美国将经济生活的决定权分配给市场。法国则相反，将权力置于中央政府，规定惟有中央政府有权组织制定经济秩序和确定国家的重大目标。因此，法国的政府官僚一直在经济治理中占主导地位。英国政体置权力于精英个体，保护公司不受王权和政府官僚的影响。它先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后来则通过积极的保护使其免于市场和政治力量的干涉(Dobbil,1994)。
经济学家经常扮演新政策范式代理人的重要角色，尽管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很重要，但由于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总是有互相冲突的不同经济思想和理论，经济学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经常成为决定哪些理论或思想能最终影响政策范式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日本战后对产业政策范式有最大影响的一批经济学家都是在二战前受的教育，都信奉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而没有人相信哈耶克。这样一种独特的学术背景是日本发展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与日本战后的主要政治家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一批人担任政府的主要智囊。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理念经常通过国家权力的放大变为主导国家政策范式的纲领性原则。这正是为什么日本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Gao,1997)。换言之，国家结构可以直接影响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否影响政策制定，以及影响的形式(Weir & Skocpol,1985)。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状况对政策范式也有影响。在拉美，特别是墨西哥，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在美国受教育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归国之后进入政府部门，债务危机开始后，这批人开始取代战后一代主张进口替代的老经济学家，主张以美国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要求释放市场力量的经济政策范式。与此同时，在拉美的许多国家，经济学界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向美国式教育靠拢，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系成为留美的预备训练部。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在实践层面和思想理论的层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包括政策范式，甚至包括思考政策的制度化了的手段和方法。这些是影响拉美国家采用“华盛顿共识”政策范式的重要因素(Babb,2001:11-12)。
三、国家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国家对经济而言是一个外在的存在。它可以帮助资本积累，也可以干扰、破坏或加速资本积累，但是它无法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组织的形式和经济活动的协调。政府可以有强有弱，但是它很少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变革性力量（Weiss,1988，转引自Lindberg & Campbell,1991:356）。对于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而言，“政治并不是凌驾于经济之上，它直接渗透在经济结构中”（Weiss,1988:162，转引自Lindberg & Campbell,1991:357）。
组织制度学派认为，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技术进步和竞争使得市场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是维持它在市场中与竞争对象、供应商以及雇员之间关系的稳定。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非常波动的状态，交换的各方为解决这种不稳定性，最终总是将企业推向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建立稳定的市场都需要国家来制定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理念。国家可以被理解为由一系列政策领域组成的场域。每个场域均构成政治行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方面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制定并执行旨在为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提供稳定的规则和治理结构的政策。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市场建设离不开国家建设。国家创造市场稳定性的作用，少则体现在允许企业使用各种治理机制去处理竞争和冲突，多则通过直接干预市场行为以达到稳定的目的(Fligstein,2001:chapter 1)。
对于历史制度学派而言，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治理机制的选择来构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治理模式直接受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和权力分配的影响。无论是国家的行动，还是国家制度的形式，都可以制约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和权力。国家既可以影响选择正式还是非正式的组织来治理经济，也可以影响双边和多边的交换形式；既可以影响经济生活中资源和信息的生产和配置，又可以通过操纵产权约束经济行动主体的行为(Lindberg & Campbell,1991:361)。
国家既是一个行动主体，也是一个结构。
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经常被认为拥有自主权。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上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以自己的政策来维护民族利益。在很多场合，这样一个国家被作为与市场完全相对的概念来使用。然而，在实际的分析案例中，这种简单地把国家与市场相对的做法局限性很大，它使得我们无法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区别加以概念化。比如，比较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及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主义，国家与市场的对立就不是很明显。这些国家既有市场经济，也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利用各种非市场治理机制来限制市场、补充市场(Gao,1997)。换言之，国家“不仅在一个整体中塑造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也塑造市民社会内部的许多重要关系”(Stepan,1978:xii)。
作为结构，国家为经济行动主体提供一个政治舞台。这个政治舞台向各个利益集团提供不同的制度性机会。因此，不同的利益团体对国家制定政策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国家又代表着一种组织配置。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历史制度学派与组织制度学派的观点有所不同。在组织制度学派看来，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了对国家职能的需求(Fligstein,2001)。而在历史制度学派看来，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分离，以及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在管理权限方面的争夺，经常可以直接导致经济部门治理结构的不稳定。同时，国家对一国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企业的策略选择和经济行动主体在互动中的相对机会至关重要(Lindberg & Campbell,1991:358-360)。
国家制度的不同对经济治理模式有重大影响。在历史上，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的传统和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传统，对这些国家现代宪制的形成有深远影响，宪制的差异又是不同经济治理模式重要的制度性条件。
普通法系的传统崇尚自由和人权等根本性理念。在奉行普通法系的国家中，权利是靠私人来强化的。法律依靠受害者本人及其律师来管理社会。服从法律的激励机制是依靠国家的强力迫使违法者对其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损害做出赔偿。在普通法系里，法律解决的技巧是首先考虑法官的判决，而且法官的判决是至高无上的。在受普通法系传统影响的国家，法律发展的一部分是通过司法部门以往通过的案例判决对未来判决有约束力这一积累的形式实现的。这部分法律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这些国家的传统中，司法部门不仅同时拥有一定的立法权，而且还有司法审查的制度，审理国家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和行政部门采用的政策是否违宪。在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的制度性安排中，法官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过程以违宪的名义推翻立法。由于这个制度性安排，这些国家的行政部门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权力较小。尤其是在美国，行政系统的权力直接受到司法系统的制衡。在这样的宪制里，任何行政部门主张或实践的非市场治理结构都可能受到个人或单个的公司通过司法系统以违宪的名义进行挑战(Gao,2004)。
相反，继承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对公法与私法有明确的区分。国家的角色不仅仅是保护私人的权利，更重要的考虑是保护公共利益，其结果是很多私法的根本性概念不得不被弱化。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解决的技巧是首先考虑立法，法典是法律的最终依据，立法者的判断不允许司法系统的干预。在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的国家，法律一概由立法部门制定。因此，国会的政治过程直接影响法律的制定。司法部门没有任何立法权，权力和职责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要小得多。大陆法系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前大多没有司法审查的制度。行政部门在这些国家拥有很强的权力，它不但在立法过程中经常是具体法案的起草者，而且还经常作为司法系统的替代去调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当法律受较强的政治因素影响以及行政部门有较大的裁量权时，个人与企业的自由就必然受到较多的约束。因此在继承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中反映个体利益的市场空间小于继承普通法系传统的国家(Gao,2004)。这就是为什么通常讲英语的普通法系国家经常被归类于自由市场国家，而大陆法系国家经常被归类于协调市场国家。
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均重视国家建设中的路径依赖对市场建设结果的影响。组织制度学派认为，既存的政策领域以及它关于产权、治理结构和交换方面的规则，对新市场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们提供一种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的文化模板。制度的最初结构和各个行动主体在其中权力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制度的惰性以及各国之间在同一制度上的差异(Fligstein,2001:40)。
四、非市场治理机制
由于历史制度学派一贯主张在集结的层面理解利益，它自然看重产业或部门层面的治理结构。与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微观层面的单个行动主体来把握市场行为不同，历史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为了开发、生产和营销其产品和服务，必然要卷入产业中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Lindberg et al.,1991:5-6)，因此，产业的治理结构就是在集结层面为管理这些关系而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在这点上，历史制度学派的观点与网络学派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制度学派关于治理的概念虽然以个体利益和社会网络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它从集结的层面来把握单个企业或企业网络，并强调通过公共的制度性安排，以治理结构的形式来维持个体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与此相对，网络理论以个体的利益为前提，虽然同一网络其他个体的存在可以对具体个体的利益进行约束，但是这种约束是非正式的。网络的公共性质和治理结构相比要弱很多。
最近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文献进一步把非市场治理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作为判断市场经济类型的标准。这类文献以企业为核心概念，但却是从企业的社会关系方面来把握企业。它认为企业为了组织生产必须处理管理者与工会、与股东的关系，技能培养与教育的关系，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处理内部激励机制的问题。这类文献主张，如果把一国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处理这些关系的方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协调市场经济。
作为理想类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被经济学文献进行过详细的描述。企业一般依赖市场竞争和正式的契约去规定各种社会关系；生产者与消费者均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供给和需求；市场在很多方面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工具。而另一个理想类型的协调市场经济则经常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企业更多地依赖非市场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建构其各自的强项。这些非市场机制通常要涉及更多的不完全契约或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契约，如依靠网络内部交换信息的监督机制，并更多地依靠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来打造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区别。在自由市场经济里，市场制度鼓励短期关系和高度竞争。这种经济形态也有一个鼓励正式的、相对完整的契约的法律系统。它也允许企业通过兼并的形式将原本是外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成内部的隶属关系，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协调(Hall & Soskice,2001:8)。
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系统。像历史上德国历史学派表明的那样，政治经济学试图完成的“是一个具有高度伦理性的任务。它思考的是对人类社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领域不仅仅是把驱动经济行为的动机进行简单的归类，而是要进一步比较各种动机在道德上的高低。它必须制定一个可以满足正义和道德要求的关于生产和分配财富的标准。它必须从生活中知识的和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仅仅物质的角度出发，为经济发展确定一个理想。它必须讨论追求理想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强化正确的动机、确立产业社会正确的惯习以及由政府进行直接的干预”(Keynes,1984/1917:80)。
前边提到，非市场治理机制与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非市场治理机制有深厚的欧洲大陆的传统，这与欧洲国家对上一次全球化大潮兴起的挑战的回应有直接关系。德国在19世纪中叶的20年里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到了19世纪70年代，开始面临经济萧条，由此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在德国社会导致了要求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强大政治压力。德国政府积极支持卡特尔，它把卡特尔作为一个低成本获得私人企业信息并影响私人企业行为的手段。同时，由于卡特尔在德国的重化工业里占统治地位，德国政府也把卡特尔作为实现自身扩张国际影响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工具。等到上一次全球化逆转期时，非市场机制更是成为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治理结构。纳粹上台之后在全国按行业和地区组织了强制性的产业团体，这是法西斯主义在回应全球化逆转时与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Gao,1997,2004; Gerber,2001)。二战以后，非市场治理机制并没有随着盟军占领下的民主化而消失，而是演化成所谓“社会规制的市场经济”。这个“社会规制的市场经济”非常关注各种社会势力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间以及产业部门间，而且也体现在大小企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甚至本土西德人与大量来自东德的难民之间。这种社会平衡是依靠一系列的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实现的：工会参与企业的管理以及总经理的选择，银行与企业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高度组织化的市民社会不仅有得到承认的权利以及代表这种权利的利益团体，而且有自我管理的能力(Streeck & Yamamura,2003:12)。
日本的情况也很相似。1897年建立的社会政策学会全面地继承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其宣言中公开宣告，“我们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因为极度自私的动机和过度的自由竞争将会加深贫富差距。我们也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破坏现存经济制度，并消灭资产阶级，而这一目的将会扰乱国家发展的进程。我们的信条是维持私有经济体制，我们将会在这一认识框架内，通过个人努力和政府力量来避免阶级冲突，寻求社会和谐”(Sumitani,1986:115)。
在上一轮全球化逆转后的一战，即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经济理念的影响下，日本的非市场治理机制发展十分迅速：财阀以康采恩的形式在多个工业领域整合生产过程，强制性卡特尔后来发展成强制性产业协会，所有的企业都开始有一个融资的主银行，国家既不允许工人罢工也不允许企业解雇，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开始建立较长期的稳定交换关系。这些都打破了以市场为主的传统经济治理模式。在战后，这些非市场治理机制在新的民主政体和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和德国一起成为与英美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Gao,1997,2001)。
五、全球化与理论范式的钟摆运动。
以上讨论的是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的三个自变量在静态状态下的基本逻辑。在讨论它们今天对中国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还要加进一个动态的变量，即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以及这种钟摆运动对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影响。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长程运动。人们一般习惯以结构性的指标来测量全球化，如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的程度时，则常用全球GDP总量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例来测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然而，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界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出现的重大变动，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是支撑或者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Gao,2001)。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的第一次全球化大潮，以1914年代表国际金融秩序的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经历了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过程中，一战前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全面崩溃。到20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开始信奉生命线理论。而生命线理论实际上与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崩溃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和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依赖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然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逐渐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各国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纷纷取消自大萧条以来设定的对资本跨国界流动的种种限制。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言之，每当国际经济秩序出现重大变化，最终总会影响国际经济本身(Gao,2001)。
然而，过去一年里世界经济出现的巨大反复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到西方学术文献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永远向着同一方向不断进化的过程。它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走向，并且经常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发展过程。
吉瓦尼·阿里奇指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持该观点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的更替，每一次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Arrighi,1994)。卡尔·波兰尼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的作用，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外一个要保护社会。19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20世纪初制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Polanyi,1957/1944)。如果我们把这个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到战后，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自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进了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有关介绍见Gao，2001：第一章）。
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从钟摆的一极开始向方向相反的另一极回摆。这种回摆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世界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金融扩张后，出现一场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第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回摆。这种回摆将对自由贸易政策有巨大冲击。换言之，支撑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多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美国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由此，现行的美元本位制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黄金本位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美元则与黄金以固定的价格挂钩。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各国储备的硬通货。各国的中央银行可以随时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由于战后的西欧国家与日本均面临美元短缺的困境无力购买美国产品，美国政府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盟国提供大量的援助。同时美国允许美元与西欧国家货币及日元的汇率长期低估。另一方面，美元的国际关键货币的地位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大手大脚地花钱打越南战争和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面临着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无力再用黄金换回各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尼克松不得不于1971年宣布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
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与历史上的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国际金融秩序有一个重大区别：现在被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在金本位制下，各国储备是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和黄金，但美国必须储备黄金。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却用不着再储备黄金用于国际支付，尽管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却可以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特点就成了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风险的出发点(Dunkan，2003)。
这个美元本位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石油美元循环中被制度化。众所周知，石油危机始于石油输出国大幅度提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由1970年的1.8美元一桶涨到1980年的39美元一桶。仅1978年一年，这些石油输出国就赚取了1335亿美元。但这些国家通过努力仍无法以进口等价的商品来平衡他们的国际收支，不得不把大量的石油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结果，一方面石油美元导致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向美国经济提供了资金。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美元循环。石油美元循环的产生并非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美国的霸权政治使然。当时美国面临的挑战，是想尽一切办法为急剧增长的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融资。同时，随着石油价格不断上浮，国际金融市场陷入随时崩盘的危险境地。解决的方案或是说服石油输出国把它们巨额的石油美元投资美国，或者是让美国人大幅度增加储蓄。美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是靠卖债券把石油美元引回美国来填补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1974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一份秘密协定，让沙特的中央银行通过拍卖市场以外的渠道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几年后，美国政府又同沙特签署了另一份秘密协定，使石油输出国继续用美元标价。这两个秘密协定均违反美国向其他发达国家作出的不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承诺。通过石油美元的循环，美国顺利地渡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Spiro,1999)。
由于美国不用储蓄就可以借债，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债务。前边说过，基于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那些拥有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或投资股票以及房地产。仗着美元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这一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由于美元继续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也由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不用储备黄金就可以增发美元，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颁发的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制造了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创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有人预言，由于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都要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这个由美元纸币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要坍塌。它将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总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作为保值的最佳手段(Dunkan,2003)。而一旦国际金融危机真的出现，目前中国的600吨黄金储备和美国8,000吨以上黄金储备给两国带来的不同后果也将会显现出来。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金融和财政扩张的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2∶1。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100亿到200亿美元。而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2∶1暴涨到70∶1。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100亿到200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12600亿美元(Eatwell & Taylor,2000)。在这种新型的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为金融资本通过跨国界的流动攫取巨额利润制造了机会。
不幸的是，19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不能幸免。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两个最大的经济泡沫(Gao,2001)。
如金融扩张在美国制造的两大泡沫。第一个泡沫伴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在“赌场式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过程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Mandel,2000)。第二个泡沫就是以房屋贷款为代表的信贷革命。种种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一方面大大地降低了融资的成本，使得许多本来没有可能借钱或者没有实力换钱的人们可以轻易地获得贷款，支撑着远远高于自身收入水平的消费。当互联网泡沫于21世纪初破灭后，仍处于高峰的房屋贷款泡沫使得美国虽然经历了几年的股市萧条，却仍然能够逃避对实体经济的打击。然而，不幸的是这次以次贷危机为代表的金融泡沫终于在2007年开始破灭，并开始冲击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下降。现在除了寄希望由于美元贬值可以带动出口之外，人们对找到可以帮助美国摆脱这场经济衰退的结构性条件变得更加悲观。
在国际金融秩序面临着重大危机的同时，全球生产方式也为国际贸易秩序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俄国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大约有30亿人口开始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化进程。由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理论的推动下纷纷实行外包和离岸生产，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向发展中国家快速转移，其工资水平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失业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下开始迅速地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压力。另外一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以发展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的出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为中国带来了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带来了贸易逆差。世界经济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最后，由于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同时进入经济起飞期，国际能源资源市场和远洋运输市场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上述市场价格的飞涨。
过去的历史证明，当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从一极向另一极回摆时往往伴随着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的重大改变。经济社会学中的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关注的三个自变量——理性的社会建构、国家和非市场治理结构，一直随着全球化的钟摆运动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一个纵向的角度回溯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职能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各发达国家中，在上一轮全球化大潮在20世纪初逆转之前，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主要扮演的是界定并维护产权的角色。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各国的政府在战争动员的过程中开始直接控制资源配置，这一趋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变得更为明显。等到工业国先后在1929-1933年间经历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更是开始公开支持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减少市场力量对社会的恶性冲击。第二，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以钟摆的形式运动这一角度来看，在全球化的上升期，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总是大行其道，成为影响政府政策范式的主要思潮；而到了逆转的阶段，主张政府干预、限制市场力量的意识形态则占上风。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化的上升期，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必然受到挑战，非市场治理机制也必然被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而在全球化的逆转阶段，国家和非市场治理机制则经常被认为是控制市场力量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第三，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条所描述的三个变量随着全球化的变化而变化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却不会导致彻底趋同的局面。这是因为，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在其演化的历史过程中总是趋于一些选择偏好，而抵制另外一些选择偏好。尽管由于结构性的压力或者认知方面的变化，这些选择偏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呈现变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逻辑不同，自由市场经济在释放市场力量成为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范式时，走的步子要远远大于协调市场经济；而协调市场经济在保护社会成为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范式时，走的步子要远远大于自由市场经济。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出全球化的钟摆运动可能已经开始回摆，其重要根据之一是发达国家关于自由贸易的理性社会建构已经开始出现全新的方向。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2004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提出，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世纪的世界经济(Samuelson,2004)。2004年11月，美国杂志《商务周刊》曾经围绕着上述萨氏的文章出了一期名为《中国价格》的特辑。这个特辑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200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以来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和技术，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将这种分工的关系固定下来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基础。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因此，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它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Business Week,2004)，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指标是在近来美国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生产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同时，在过去的一年里，欧洲国家一反过去关于中国崛起的积极评价，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眼里最大的威胁(Financial Time,2008)。
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很有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11年前由非政府组织在西雅图世贸组织年会期间喊出的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通过萨缪尔逊2004年发表的文章上升到经济学理论的层面，又通过这篇文章引起的政策大辩论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上的支持，最后变成了主要政客200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政治纲领。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纷纷以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竞选的卖点。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调整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过去二三十年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现在正在减弱。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调整期。在这个调整期，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将从全球化时代的释放市场力量向相反的方向转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高柏，2008）。
六、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年里的转型是整个全球化过程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步子走得最大的时期。这个阶段恰恰是全球化的上升期。从一个历史的观点看，全球化的过程自70年代初从钟摆运动的一极向另一极回摆，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在全球化的大旗下，各国政府纷纷通过私有化、自由化以及规制缓和的措施，来打破原来为保护社会而建立的种种制度，以便实现释放市场力量的目标。在这个阶段里，中国理性社会建构的核心是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解放生产力，释放市场力量，全面参与全球化这一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在这样一种认知基础下，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范式，不仅积极地转变自身在经济治理中的干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减少自身干预经济的范围。一方面，中央集权开始向地方分权转变；另一方面，在许多经济治理机制中，传统的政府角色开始被市场取代。为了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大大减少了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乃至养老等方面保护社会的责任，并把这些负担转嫁给个人，而将公共投资集中在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上。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范式下，非市场治理机制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并没有很大的空间。中国人眼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非市场治理机制直到近年来在关于与民主化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政治话语中刚刚开始出现。
理性的社会建构在21世纪初的中国开始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不仅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也要求中国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保护主义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倾向。在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中国将如何建构自身的竞争优势？人们对原来影响政府政策范式的经济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受西方影响的主流经济学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本身的巨大变化，更是在认知层面上理性的社会建构方面发生的深刻转变。这种正在建构下的新理性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打破过去主流经济学以效率作为惟一的视角来关注经济，以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的确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引入社会的变量。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全球化钟摆运动回摆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对经济社会学而言有两层含义。第一，正像经济增长的提法已经被经济发展取代一样，经济生活中效率只是诸种目标中的一个。这并不是说效率不再重要，而是说既然人们在经济目标上的排序是被社会地建构的，这种排序就受特定的时空条件制约。当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发展生产力时，效率可以是首要目标，但是，当转向社会保护时，首要目标就可能是公平，而非效率了。第二，经济生活不仅仅是依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或者是社会网络就可以治理的。代表着集结层面公共利益的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自主创新理念的提出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战略在理论层面开始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参加全球生产分工时一直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这种理性的社会建构的认知基础，是李嘉图和马歇尔确立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原则，是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而在建构自主创新这一新理性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战略的指导思想开始向日本及韩国为代表的古典东亚发展主义的经济理念靠拢，向斯密早期提出的分工效率、专业化经济，向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向波特的竞争优势靠拢（高柏，2007）。
当全球化钟摆运动发生回摆时，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需要大力研究的重点。
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政府经济职能的减弱和市场力量的释放对各种政治体制都带来了深刻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消费者享受的新产品，还是从公司的效率来看，全球化都使得美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从1975年的600涨到了2006年的12000；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得到控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急剧扩大；工作机会越来越得不到保障；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对个人消费者需求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敏感，另外一方面，民主对美国人作为公民整体需求的反应越来越迟钝。这种反应的迟钝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民主的失败。因为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就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民主的使命则是在经济增长与平等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过去赖以减少不平等的手段，如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好的公立学校、可以与资方谈判而获得高工资的工会等，已经被严重削弱。与此同时，在民意调查中认为“政府官员根本不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美国人已经从1964年的36%增加到2000年的60%以上，而认为政府是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人则从1964年的2/3减少到2000年的35%(Reich，2007)。
同样，中国在过去改革和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的经济以每年9%以上的速度连续增长，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经济大国，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贮备国，但是，我们面临着与美国相似的问题：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已经发展到按国际标准衡量相当危险的地步，环境也急剧恶化。与美国同样的道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改革开放的失败，而是中国政治体制出了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生产力，满足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以严重的两极分化为标志的“断裂”。不仅如此，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利代表出现了“失衡”：“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孙立平，2004:6）。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和谐社会政策范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在应对全球化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然而，问题的解决现在刚刚开始，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当道时，国家作为市场的对立物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被广泛地认为已是日薄西山，即将撤出历史舞台。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连曾经宣告前苏联东欧国家转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代表着人类选择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终结的评论家福山，也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建设具有与减少国家干预同等重大的意义。在衡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时有两个测量：一个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另一个是国家干预的强度。尽管国家干预的范围在普遍减少，但是一国国家干预能力的强度则是该国在全球化时代是否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Fukuyma,2004)。
世界银行曾经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里列出一个国家的最低限度职能、中级职能以及积极职能。国家最低限度职能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和保护穷人。公共物品除了国防、法制、产权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之外，还必须包括公共健康；而保护穷人的措施则包括反贫困项目和灾难救助。国家的中级职能包括通过支持教育和保护环境解决外部性问题，规制水电煤气电话的供应以及反垄断，通过提供保险、规制金融业和提供消费者保护来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通过提供具有再分配性质的退休金、家庭补助和失业保险来提供社会保障。国家的积极职能则包括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以及进行财产上的再分配（引自Fukuyma,2004:8-9）。
按照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世界银行的标准相比处于一个倒置的状态。
中国的各级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等方面做得远远超过许多国家，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化的上升期，这种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的干预在西方被广泛认为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然而，到了今天，中国政府的这种干预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产业升级换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打破了过去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必然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的定论。这种升级换代的成果只要比较一下2007年与199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十名产品就一目了然。在未来的20年里，这种干预的成果还会在汽车、商用客机、设备制造、电信等一系列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里展现出来。在20多年前学术界的讨论中，美国政府被认为是规制型政府的代表，它的特点是只关心市场竞争的规则，具体产业的兴衰则完全交给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决定。日本政府被认为是发展指向型政府，这种政府关心何种产业结构使该国在国际贸易中受益最大(Johnson,1982)。最近几年的新发展是美国州一级的政府纷纷开始采取产业政策来影响该州的产业结构，因为他们发现，在全球生产体制的时代，如果真的把产业的兴衰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到头来高收入的工作将统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再就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从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个基本职能方面全面撤退，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方面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个人，这种做法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的并存。由于这种做法，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如果政府不增加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转为内需驱动。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在行使其中级职能方面还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不仅国有垄断企业的霸王条款经常成为消费者抱怨的对象，在为基础教育投资、反垄断、规制银行业、提供社会保障方面也有巨大的改善空间。这些都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对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
非市场治理机制是中国人最不熟悉的一个领域。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中国是在20世纪中由一个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的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形态，通过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这个巨大的变化代表着在上一次全球化出现逆转时中国在人类社会三种对应模式里的选择。作出这个选择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近现代史上市民社会的发育十分落后。
到目前，非市场治理机制是中国必须要大力研究的一个领域，它在探索中国未来的国家与社会在经济生活中的关系时十分重要。中国过去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或者是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全面禁止某些经济行为，或者是一旦这种禁止放松，无数的企业便会在没有任何协调的状态下一拥而上，将市场上的局面变成过度竞争。德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利用卡特尔来应对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而日本在20世纪初面临与中国相似的局面时依靠的是政府支持下的产业行会。这些做法是通过竞争中的合作，而不是一味的自杀性恶性竞争来解决市场中的集体行动的困境(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action)。最近，在中国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温州的产业协会在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时，还是中国的钢铁业在回应铁矿石价格谈判时，都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协调参与者之间的利益。
政府与非市场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经济治理结构的一个关键。在西方协调市场经济中，政府一方面支持非市场治理机制，鼓励私人企业的自律性，并为这种自律提供一定的自治空间。政府也经常把这些非市场治理机制作为实施公共政策的工具。对解决市场失败的问题而言，非市场治理机制是政府进行直接管制的一个替代。另一方面在协调市场经济里政府也必须监督非市场治理机制，以便确保非市场治理机制不会侵犯公共利益。非市场治理机制经常意味着企业之间采取共同行为。如果政府不加以严密的监督，私人企业很可能利用这些机制，并以公共的名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自由市场经济一般而言有较强的反垄断传统，不允许企业之间有共同行为，特别是就价格采取共同行为。与此相反，协调市场经济一般都依靠非市场治理机制，并且政府与这些机制的关系十分紧密。但是，政府与这些机制关系紧密决不意味着政府只是一味地维护企业的利益。非市场治理机制具有公器的性质，必须受政府和公共舆论的监督。
劳资关系是另外一个非市场治理机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目前中国选择的方式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通过国家的直接立法来保护工人的权益。这已经引起资方的强烈不满，许多企业纷纷重新签订合同以便逃避有关条款的限制。这个立法的初衷显然是好的。但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比如，协调市场经济通常依靠工会的力量来维护雇员的利益。英美的工会以产业为单位，而日本的工会则以企业为单位。这种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一方面仍然可以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谈判的结果在各企业之间又会有较大的差别。换言之，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人的利益，又可以照顾到产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尽管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过去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企业员工就业机会的稳定性与美国相比还是要强得多。
自主创新也离不开非市场治理机制的支撑。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时的融资渠道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美国主要依赖发行股票和债券，而日本则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美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强调股东对管理者的有效管理，股东的利益至上，而美国上市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是个人。个人股东关心的是他们持有的股票价格是否上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新兴产业进行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大笔投资和与此相应的巨大风险经常使股东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应运而生。与此相对，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主要依靠来自银行的贷款，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与美国相比更重视长期的合作。在企业技术创新时，银行显然比个人股东更加有耐心。
在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学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变成显学，承担了解释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发展的使命。在西方国家，尤其在英、美，主流经济学为自身设限，一味地追求数学模型，把大量重大的、与现实有关的经济题材留给了经济社会学。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则能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中国现实，他们很早就开始大力提倡制度经济学。这样一来，受制度经济学影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领域大大地扩展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包括经济社会学，反而自我设限，只研究经济学剩下的一些社会题目，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配角，专注于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释放市场力量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这决不是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不值得关注，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改革和开放的成败，与改革有关的产权问题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与开放有关的农民工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身，恰恰是由于单纯地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观点左右了政府的决策而造成的结果。如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这些政策潜在的社会学意义给予足够的关注，很多问题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可以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
过去20年来，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势。原有的学科如何应对这种新环境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正像在全球化的时代，越是有本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才能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一样，在跨学科研究大行其道的时代，越是跨出原有学科的局限，以原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入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讨论在原有的学术分工中属于另一学科的问题，才越能显示出存在的意义。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生产与交换，还是消费与分配，都不是只有经济学才能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对这些问题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使我们对这个转型的理解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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