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与出席：安娜#183;卡列尼娜解读史之复制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娜论文,尼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ENCE AND PRESENCE:Re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Anna Karenina
by Liu Jialin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nterpretative historyof Anna Karenina as a fictional character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readership.In reconstructing such a history,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various mentality and subsequent influences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ese read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ocial contexts.The reading(receiving)process of the novel in China is far from over,hence its way of interpretation shall remain to be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本文所要梳理的是中国读者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一艺术典型的阅读阐释史。这里的“读者”，既指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读者，更主要的指发表学术论文的所谓“理想读者”（我们能依凭的真实材料大多来源于他们）。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他们都不能脱离其自身语境而对安娜·卡列尼娜行无立场的纯然客观的阐释。因此，在复制安娜·卡列尼娜的解读史时，我们致力描绘由时代精神、社会事件、阅读兴趣、传播媒介、批评范式、心理结构等诸种社会能量相互流通、诸多因素交叉作用而构成的一幅斑驳陆离的历史地形图，从而在各种理解的深度背景中去辨析中国读者接受安娜·卡列尼娜时的多种心态和得失。
一、出席的缺席者：被娜拉遮蔽着的安娜（“五四”时期）
《安娜·卡列尼娜》最早译成中文是在1917年8月，由陈家麟、陈大镫据英译本翻译，译名《婀娜小史》，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译本1920年4月再版。
应该说，《安娜·卡列尼娜》所展示的文本空间与“五四”时期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可以融合的。从晚清的改良运动就提出来的妇女解放的口号逐渐汇入呼声日隆的个性自由、爱情自由的“五四”大潮中，爱情、女性成为新青年们标示现代身份的重要话题。在青春蓬勃、意气风发、精神世界无限敞开的时代氛围下，《安娜·卡列尼娜》可谓趁时而入。安娜对旧婚姻的不满，对爱情、对做活生生的女人的渴望与追求应该能引起中国青年心弦上的共振。
但是，翻阅这一时期的报刊，我们发现，虽然托尔斯泰备受推崇，介绍其思想与主义的文字材料也很多，然而深入论述《安娜·卡列尼娜》和安娜的文章却极少。以鲁迅为例，从1908年《破恶声论》开始，他就谈到了托尔斯泰，却对安娜无片言只语。直到1928年介绍法国的托尔斯泰研究时，说1885年又有“《Anna Karenina》和《忏悔》的法译本”。由此看来，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托尔斯泰在“五四”及以后一段时期的中国几乎没有影响。所以鲁迅也说：“关于这19世纪俄国的巨人，中国前几年虽然也曾经有人介绍，今年又有人叱骂，然而他于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还是等于零。”[①]
安娜受冷遇的原因似乎可以在读者对娜拉的浓厚兴趣中找到解释。最早译介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是罗家伦、胡适，《新青年》1918年6月4卷6期刊载了他们合译的《傀儡家庭》，同时发表胡适的《易卜生主义》。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陈嘏编译的《傀儡家庭》。1921年8月，潘家洵译、胡适校的《易卜生集》（一）出版，内收《娜拉》。《新潮》、《小说月报》也竞相译介易卜生。所以，阿英说：“就由于这些介绍和翻译，更主要的配合了‘五四’社会改革的需要，易卜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的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到他，……”[②]此外胡适、凌均逸等人对《玩偶之家》的仿构进一步扩大了该剧的影响。当时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也始终以娜拉作为女性样板，娜拉被看作是中国妇女走出传统婚姻樊笼的范型，对娜拉现象的审视则又仿佛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最佳路径。
今天，当我们认真地对照解读安娜·卡列尼娜和娜拉这两个女性形象时，不难发现，前者所体现的女性冲出因袭的道德观念、追求个人爱情与幸福时所遭遇的外在和内在的重重阻力与障碍，远比后者复杂艰难，托尔斯泰的家庭思想与矛盾困惑也比易卜生更加深刻广泛，《安娜·卡列尼娜》的文学品格和可解释的艺术空间也绝非《玩偶之家》所能比肩，但是两部作品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接受命运，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玩偶之家》是剧作，而《安娜·卡列尼娜》是小说，两种不同的文体决定了它们不同的阅读命运。剧作不但可以被阅读，而且可以搬上舞台被观看，因而就比小说多一种传播方式。虽然安娜·卡列尼娜比娜拉更早以文字形式传诸中国，但在1914年，中国话剧界的先进陆镜若，就已在春柳社演出《玩偶之家》。“五四”期间，《娜拉》、《群鬼》、《国民公敌》都曾在北京等地上演，《娜拉》演出场次最多。从接受与影响的广度来说，安娜无法与之相比。
第二，《玩偶之家》篇幅短小，“社会问题”的主题集中明确；《安娜·卡列尼娜》卷册繁冗，多个线索与主题同时展开，造成前者易于被接受。《玩偶之家》刊在影响极大的《新青年》上时才65页，而《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时是四卷八册，对思想活跃激进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很难耐着性子去读完《安娜·卡列尼娜》，至于65页的剧本则殊为方便。而且，“呯的一声关上大门”的姿态比之精神痛苦到卧轨自杀更适合新青年的行为取向。因此，两部作品所需要的不同的阅读行为和带来的不同阅读心理，又影响了它们不同的接受效果。
如果说“五四”新青年不能接受安娜，那么市民阶层的读者则更是如此。据调查，从1915年到1924年，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集中于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尽管“鸳鸯蝴蝶派”小说曾给他们以足够的阅读快感，但他们已表现出对此种言情小说的餍足，而且《安娜·卡列尼娜》绝不是最好的替代品，因此安娜未被这类读者所接纳，当在情理之中。
这样，虽然安娜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被介绍到中国，但她既未能参加到“五四”时期主流话语的对话场中，又不能进入市民读者的阅读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出席的缺席者。
二、出场：阮玲玉与安娜（1935）
显然，读解安娜的文字材料的缺乏，并不说明实际阅读行为没有发生。阐释活动如果不是出于纯粹的研究兴趣，则必然会为相关的社会事件或人际遭遇所引发。而且一部作品的解读史也不可能在不断递进的时间链和逻辑链上来展开，它会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维特征与跳跃性。
1928年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未使安娜广受注意。但是1935年3月8日，一代名伶阮玲玉的自杀，却使得中国读者想起了安娜。
阮玲玉从一个贫家女子成长为一代影星，与“五四”以降大力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因果关系。“五四”大潮虽然已经退去，但新青年们的生活姿态毕竟开了一代风气，走进社会、参加革命不再是少数女青年的壮举。但是思想解放是一种主要在人的意识领域展开甚至涉及到潜意识的复杂斗争，它绝不是一场运动几番争辩就能达到目的的。以女子放足为例，早在1912年3月，孙中山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1916年内务部又颁《内务部咨各省劝禁妇女缠足文》，1928年民国政府再次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可见放足历程之艰，封建意识之顽固。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初会情势又与“五四”时期相去甚远，在“五四”遭到猛烈抨击的封建意识却大行其时，报章鼓吹颂扬的都是贞女节妇、四德三从。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阮玲玉先被东家少爷张达民强占，后从洋场阔少唐季珊，当然会成为议论和指责的中心。阮玲玉成名于这个社会，又毁灭于其中，这使她与安娜发生了本质的联系。
阮玲玉与安娜之间有许多相似点：广为注目的社会身份（红极一时的明星；部长夫人），生活中有两个男人（张、唐；卡、渥），不利的舆论环境（虚伪恶毒的攻击；通奸、下贱的罪名），孤立无援的状态（独自承担各种指责和侮辱）和一样悲惨的结局（吞安眠药；卧轨）。由阮玲玉事件所激活的社会能量因此可能会流向《安娜·卡列尼娜》的阅读活动中，安娜也可以成为一块针对性较强的攻“玉”之石。
1935年4月出版的《太白》2卷2期发表署名羊枣的文章《心理的俘虏》，可以说是阮玲玉事件与《安娜·卡列尼娜》二者谐合（negotiation）的产物。文章在人们纷纷揭露阮氏之死的社会原因之外另开新径，从女性心理的层面来剖析阮玲玉悲剧的深层动因，认为阮玲玉除了是社会舆论的俘虏之外还是自己心理的俘虏。基于这种立论，作者对安娜的分析就显得异乎寻常的深刻。文章从安娜看到卡列宁的耳朵后发生心理变化入手，指出“安娜·卡列尼娜变了什么？她只是把她的爱从一人移到了另一人。她仍是恋爱底俘虏，男子底俘虏；她的心理是俘虏底心理，被动者，工具，商品底心理。狱卒从凶暴丑恶的换了一个温良美好的，俘虏呢，还不是俘虏！”安娜之所以没有挣脱俘虏的角色，是由于托尔斯泰也是一个在这种已成的一定心理态度笼罩内的人。所以他会说女子仅仅是一个‘女性’或一个‘单纯的性感目的物’。”正是由于作家对女性的态度，由于妇女对自己“女性”身份的单一认定，从而导致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和现实中的女子不能从心底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是一重比社会悲剧深痛得多的心理悲剧。
毋庸置疑，对安娜形象的这种解读在直到今天的安娜读解史上都是处于相当高度的。如果我们把阮玲玉事件看成是一个社会文本，那么它与《安娜·卡列尼娜》之间恰好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这种特殊的互文关系与谐合是《心理的俘虏》走向深刻解读的重要前提。作者直接呼吸于阮玲玉的生存空间，对逼其于死地的社会环境太过熟悉，因而能够透过这一层易为人知的原因而直抵内心层次。受社会环境影响的这种阅读心理伴随着作者进入安娜的文本世界，从而能够对安娜的悲剧内涵获得深刻性的把握。《心理的俘虏》之能够深刻解读，还与西方的女权主义有关，在这一期《太白》里，我们读到许多今天被当作时髦的名词，如“男性中心”、“女权运动”等，显然女权思想当时已经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女权主义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女性自身出发来思考妇女解放问题。如果说阮玲玉事件是安娜阐释活动中的一个偶发因素，那么新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则必然带来人们认识理解的创新和深化，这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阮玲玉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国的传播。紧接着的《太白》2卷3期“名著提要”栏目里，便出现了由孟十还编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提要”，编者主要介绍安娜的爱情故事，为读者广泛接受安娜提供了帮助。
三、安娜的多媒体呈示与阅读主体的缺席（40—80年代）
从40年代开始，随着翻译界对苏俄文学投入空前的精力，《安娜·卡列尼娜》也以各种形式和多种版本、版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种繁荣除因“十年文革”一度中断外一直延续到今天。据统计，迄至1990年，《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共7人（其中1人是缩写本的译者），各种版次（包括精装、缩写、改写等）共有15种（次）。除了书籍出版，端木蕻良曾在1947年前后根据沃兹尼生斯基的同名剧本改编了《安娜·卡列尼娜》。当然，最使安娜家喻户晓的是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后文将详加介绍。
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出版事业的不断繁荣，学术研究的正轨化、职业化，使解读安娜的文章日渐增多。据笔者粗略统计，从40年代到80年代末，直接以《安娜·卡列尼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80多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分析安娜这一人物典型的。由于这些文章基本采用了共同的批评范式——社会历史批评，因此我们把它们粗疏地归并成一个时期。
比较明确地采用社会学批评方法分析《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人是周立波，他是以作家身份成为阅读主体的，因而能够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该作品的“人生的大辞典”，表现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人生现象和多种感情。安娜是“反抗社会的伟大的典型之一”，她美丽、真实、勇敢、聪明、有思想、高贵、热情、有一颗心，而她的丈夫不但外在形象不美，而且虚伪。在安娜的生活环境里，“一切不得不如此，安娜不得不死。”但是“延安的女孩们，少妇们，没有安娜的悲剧。”[③]
周立波对安娜形象的分析和悲剧必然性的揭示是细致准确的，但是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最初体验也使作家在感情和认识态度上走向了浪漫主义，进而用美好的愿望遮掩了充满问题的现实人生，在革命情绪和阶级意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环境里，周立波的结论是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不久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情绪支配着我们对这一切问题的思考，以为政治革命胜利后时变代更，旧世界的一切都会自动地成为昨天。这种幼稚的逻辑假设一跃而成不可动摇的真理，在安娜的读解活动中变为一种制约，使我们的认识难以展开、深入。此后，端木蕻良[④]及五六十年代的彭慧[⑤]、王西彦[⑥]、廖世健[⑦]等人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周立波的观点。
80年代对于安娜的认识大致有这样一些：安娜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女性，她既有美丽的外貌又有美丽的心灵，母爱与情爱的统一是她追求的目标，为了爱情她牺牲很多，她的追求具有矛盾性，爱上渥伦斯基反映了她的局限性，她行动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是反对旧的封建礼教，另一方面也是向贵族社会的虚伪道德挑战，她的悲剧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安娜的死是对罪恶社会的愤怒控诉。80年代的许多批评文章有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其中也出现一些比较研究，但总体上未能带来安娜理解的新突破。
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时间向前迈进了差不多50个年轮，但是中国读者对安娜的认识却没能取得长足的进展，这与十年动乱造成学术活动的停止和思想认识的停滞与倒退有着很大关系，但是单一的批评范式和思维观念也是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非好即坏的二值判断模式使我们对人物的感情态度一开始就获得了一致性：同情、理解、支持安娜，谴责卡列宁、渥伦斯基。在对安娜生活环境的批判中，周立波的浪漫情绪一直或明或暗地流淌在作者们的字里行间。安娜的情感活动有着大量的社会内涵，更有丰富的生活内涵，社会制度的进步为人们的生活选择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但决不因此就消弭了生活的矛盾，尤其是由男女两性构成的爱情生活的矛盾与悲剧。一味停留在社会的维度而不进入生活的维度来阅读安娜的爱情故事，只能导致我们认识的片面性、简单化和结论的浪漫色彩。
用社会历史的批评范式去理解艺术形象，还造成了阅读主体在整个阅读活动中的缺席。解释者一直是用某种抽象观念的替代品，解释对象也往往是只体现着阶级意识的美丽的“空洞能指”。主体的缺席其潜在的社会心态是对个性的逃避和对自我的否定。现实上，它根源于我们对永恒绝对真理的迷恋和对伟大人物的崇拜，历史上，它是封建时代文人精神上被阉割的现代积淀。它所带来的阅读结果只能是千篇一律，异口同声。阅读主体的缺席还造成它与对象之间无法实现对话，从而阻止了主体真正进入对象的内在规定性之中。
在专业读者的中心话语之外，还存在着由普通读者构成的广大的边缘性话语，他们对安娜的各种解读更能真实地映射中国人的心态。普通读者除了直接阅读文本外，他们接受安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渠道可能是电视荧屏。1982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当然，这种自发式、情绪性的街谈巷议和家庭争辩因为没有形诸文字，所以今天无法“读”到它们。但是依据当时专业读者的零星记录作深入思考，我们或许可以把握此时大众读者的真正脉动。
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10集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联合译制。作为译制工作者，他们出于对艺术名品的热爱和忠实复制原作的追求，投入了大量心血。译制的时间与198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周扬、谢素台的译本和1982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草婴译本的时间又大致吻合。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开展，担负重要的舆论宣传任务的文化部门在面对《安娜·卡列尼娜》的播放活动时，却表现出矛盾和困惑，一方面，他们肩负着传播弘扬优秀人类文化的伟任，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坚持舆论导向、发挥宣传教育功能，因此在处理安娜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时，他们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从以后几年反对精神污染时某些地方查禁《安娜·卡列尼娜》录像带一事来看，不少决策者认为该剧与精神文明建设有相悖之处。这种误解与大众读者把安娜斥之为“荡妇”是一脉相通的。
王世德的《从安娜说到繁漪和卡杰琳娜》[⑧]介绍了这些读者的反应：“安娜是有夫之妇，和渥伦斯基非法同居，抛开丈夫儿子，是没有道德的堕落行为，不仅不能同情和学习，而且应该反对和谴责。”“安娜的自杀是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堕落女人咎由自取的应得下场”。显然，无论是文化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还是大众读者的极端意见，都没能充分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二者交流的可能性，他们抱着某种偏执的道德态度，以中国人固有的看重家庭伦理而忽视感情生活的心态来评判安娜，因此未能找到接受安娜的正途。我们认为，对待相异时空的艺术形象，阐释活动应该在阅读主体的文化空间和观照对象的文化空间二者重叠的某种边际状态进行，在这里，才能建构正确有效的解读。而以上的两种接受行为都是隔岸观火，在这种阅读活动中，阅读主体和阅读对象是双重的缺席者。
另一类大众读者则完全站在安娜一边，他们同情她，学习她，这类读者多为女性。有个女同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作品后说：“我要沐浴在托尔斯泰的阳光下。”后来该同学恋爱受挫，她就抱着《安娜·卡列尼娜》，穿着安娜在莫斯科舞会上穿的那种黑衣服，跑到河边准备自杀。[⑨]这类读者完全将自我让渡给对象，主体彻底地迷失于对象之中。虽然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活动之中，但正是这种全部感情的倾注，使得理性的阅读审思退步为单纯的情绪体验和角色认定。这种阅读主体当然也是一个缺席者。
以上是我们对大约50年安娜解读史的粗略复制与分析。我们认为，虽然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批评尺度不尽相同，对安娜的解释也意见相左，但他们都未能进入真正的对话场中，因而呈示为缺席的姿态。
四、出席：范式的自由与女性意识的觉醒（90年代）
到90年代，由于多种批评范式的介入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安娜解读的僵局开始被打破，专业读者的阐释表现出多维状态和向纵深挺进的态势。
杨思聪的《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新论》[⑩]是第一篇力作。他的批评语汇主要取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征用了弗洛伊德的“爱欲”、“自我”、“超我”等概念。杨思聪认为，作为生命本能的爱欲一直是安娜的一种内心躁动，“同时，安娜的‘自我’又在引导潜在的爱欲，使之迂回曲折地宣泄。”随着爱情的实现，爱欲的宣泄大大减弱了，“‘超我’在意识领域中又恢复了‘法官’的地位。它无情的谴责安娜的行为，惩罚让爱欲得逞的‘自我”，这就使安娜负载了沉重的罪恶感。”这种论述充分揭示了安娜性格和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作者还认为安娜的性格是托尔斯泰局部自我的投射，这既吻合于作家关于人格两重性的理论，也符合托尔斯泰的性格构成，是精辟的论断。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作者在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时并没有作进一步的鉴别。“人类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通常不过是一股动物性的内驱力而已。但随着现实原则的确立，他变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我。”[(11)]对安娜爱情追求过程中的“爱欲”分析应该结合其遵循的“现实原则”，这样才能揭示形象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内容。促使安娜行动的“爱欲”或者“快乐原则”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还具有反抗既成法则的社会意义，对“爱欲”的批判性功能作者未能给予充分的认识。
还有文章试图从男女两性权力关系的维度[(12)]或用原型理论[(13)]来阅读安娜，他们持论未见准确，阐述也不尽充分，但文章至少能给人以这样的启发：随着批评范式的改变，我们的视角相应地发生变化，因而可能带来形象认识与理解的新突破。
随着1988年左右开始的中国理论界对女权主义的重新注目和大肆鼓吹，一批女性意识觉醒了的作家和批评家对用女权思想来抨击文化痼疾、重塑女性自我表现出强烈的渴望。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以女权主义为批评武器，对文学中的男权意识进行了全面的清算，而作为复杂的女性内涵的体现者，安娜也进入了她的批评视野。刘慧英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更是女性强烈爱欲的象征。虽然安娜为了那种被上流社会视为‘不名誉’的爱情而背弃了自己的丈夫，又为了爱情而离开了爱子，但她却仍然是一个几千年男权文化的殉道者——她将自己整个生命的热情和力量投入到对渥伦斯基的爱恋中，虽然渥伦斯基表面上没有背弃对安娜的爱恋，但他却因种种原因流露出倦意——这种倦意直接促成了安娜的绝望与自毁。”“对安娜来说爱本身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全部，而对渥伦斯基而言，爱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种调剂，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安娜不晓人生的广阔和深邃，更不觉自己的人生意愿在男权目光中的廉价，她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投之于对渥伦斯基的爱”，悲剧的帷幕由此拉开。作者进一步指出：“托尔斯泰揭示了一种爱情悲剧的实质：它既不是婚姻这层外壳，也并非是‘变心’与否或另有新欢之类，而是一种失控了的不和谐——两颗相爱的心在某种缝隙、某种隔阂下的偏离以及情感的空缺。”并引出一个带普遍意义的结论：“性别类型和位置注定了男女两性在整个世界和人生理解方面的隔膜，尤其是在对爱的意义的领会上女性承受着一种绝对的孤独和困惑的境地。”[(14)]
回顾30年代羊枣的《心理的俘虏》，我们发现，刘慧英仿佛飞越了60年的批评的时空，与羊枣的话语取得了接续。她对安娜悲剧内涵的分析与羊枣有相同之处，即认为安娜是“几千年男权文化的殉道者”；比之于羊枣，刘慧英也显示了新一代学人对具体的个别的问题研究能够上升到总体思考和形而上把握的能力，她把安娜悲剧内涵的理解进一步扩大到男女两性存在意义的层面上，揭示出他们在爱情生活中判然有别的角色位置和性别态度，即所谓“爱情之于男子不过是一段人生插曲，而对于女性则是生命的百科全书。”这是一种超越了种族、阶级、时代、国界的普泛的两性差别，它的形成既有社会经济文化的原因，也有生物生理的原因，动物界雌雄两性不同的生理特点决定着他们不同的性行为，具有动物属性的人类当然也逃不脱这一自然规律。这种结论对那些高扬女权旗帜的女性与其说是一盆从头灌到脚的凉水，毋宁说是给出了她们所要与之不懈战斗的真正顽敌和元凶。对安娜的这种解读显然比社会历史的解读能给我们更多的警醒和启迪。
90年代的历史进程刚刚过半，将上述各种阐释视之为一个完整的时期既为时过早，也缺乏证据，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在新思潮新方法的不断撞击下得以建构的，对批评范式的自由选择与征用本身已经体现了一种主体意识，在充满个性色彩的批评话语里，我们还能看到闪现着的读者自身的身影。阅读主体一起参与并创造了多声部的复调批评话语世界，因而是当然的出席者。
《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国的阅读活动并没有结束。从社会形态看，自“五四”就已经开始的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革过程远没有完成；从生活形态看，由有差别的两性生理心理特点决定的爱情的发生发展方式，家庭的建构模式及变化永久存在着；从当下情势看，有那么一些中国女性正在用红唇玉腿涂画开放时代的异质风景。因此不断解读安娜·卡列尼娜，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的现在都有认识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 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七）》。
② 阿英：《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第741页。
③ 周立波1941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课提纲（二），《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3期。
④ 端木蕻良：《安娜·卡列尼娜》，《文艺春秋》1947年第四卷2期。
⑤ 彭慧：《怎样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书月报》1957年第4期。
⑥ 王西彦：《论“安娜·卡列尼娜”》，《文艺月报》1956年第6期。
⑦ 廖世健：《试论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⑧ 见《名作欣赏》1982年第4期。
⑨ 见李燕杰《德才学识与真善美》，《中国青年报》1982年2月16日。
⑩ 杨思聪：《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1) 赫·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
(12) 赵晓倩：《安娜夫妇与娜拉夫妇》，《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1991年第2期。
(13) 张化新、艾艳菊：《从原型批评看美狄亚、娜拉和安娜之形象》，《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4)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第6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