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汇率制度变革的教训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亚洲国家论文,启示论文,教训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02年底日本财长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民币汇率稳不稳，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能否保持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能否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否提高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关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利益。因此，如何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变压力为动力，就成了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我们该如何应对？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从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汇率制度变革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一、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进行汇率制度变革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国家或地区都在努力谋求自身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新加坡和韩国连续40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的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增速明显加快；60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都获益于稳定的发展环境，包括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汇率制度改革导致经济发展受挫的尤以日本和泰国最为典型。
自1949年4月25日起，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实施振兴日本经济的“道奇计划”，将日元兑美元汇率锁定在1:360水平，这一固定汇率一直实施到1971年，共达22年之久。固定且较低的汇率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时期不必担心汇率的变化，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55-1960年、1961-1965年、1966-1970年，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超过了8%、10%、12%。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产业结构与美国趋同的情况下，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并向所有重要工业领域扩展。在这一背景下，日元被迫走上了升值之路。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71年2月。1971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即1:308，并以此作为基准汇率，可上下浮动2.25%。此后，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继续下滑，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这一时期实行的是固定汇率。
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1973年2月美国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也只得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
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1985年9月，美英法日德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促使日元、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此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年均达到5.2%的水平，1995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换80日元的最高水平。后来，汇率在1美元兑90-140日元之间波动。
日本货币升值的结局是导致了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10多年的低迷。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泰国。经过4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后，泰国认为本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也已大大增强，于是放弃了泰国货币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比价，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并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之下引发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为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日本和泰国的汇率制度变革，既给我们带来了教训，也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第一，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盲目乐观，而对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危害不可估计太低。日本和泰国都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估计得过高，而对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危害却估计得不足。当时有些日本人士认为，经过战后40年的发展，日本不但在制造业方面已经战胜了美国，在货币领域也挺起了腰板。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想借机提高日元的国际地位，进而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元的升值。
第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雷同，是贸易摩擦不可克服的主要原因，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两者之间的产业雷同是主要的原因，这一点在两国的汽车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得快，谁就能占据主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少数日本企业和机构在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对未来的发展谋划不足，不仅在欧美国家大量购置房地产，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名画古董。与此相反，美国却在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花大力气发展信息产业。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持续10多年的经济停滞，而美国是持续10多年的繁荣。
第三，产业资本的境外转移要以新的产业替代为前提，否则，大小企业海外投资将引发国内投资不足——就业下降——内需不足——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升级，传统的制造业企业为降低成本，占领海外而仓促和被迫地进行海外投资。如果接替传统产业的新兴行业已成气候，能够挑起日本经济的大梁，即使大量传统企业到海外投资，对国内就业和需求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在没有新的产业替代的情况下，大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而且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随大企业一起到海外投资办厂。这样，就使得国内投资不足，就业岗位减少，居民收入下降，国内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且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在预期货币升值的情况下，严防游资的冲击至关重要。在预期一国货币升值的情况下，游资的大量进入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问题在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损失减到最少。从日本的情况看，游资的进入将日本东京的房价推升得过高，日本股市在1995年达到38900点，泡沫经济非常明显。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而泰国经济在短时间内的崩溃更是游资冲击的结果。
第五，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汇率的变动（升值）是必然的趋势，但对量和度的把握至关重要。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保持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至关重要，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如此。日本和泰国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一国货币的购买力增强，汇率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升值是必然的趋势。在有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先采取措施化解升值的压力，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采取具体的措施，最终才能稳步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
第六，货币的升值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良性的汇率变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货币的升值是必然的趋势。但货币的升值要在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后再作出决定，切不可从考虑经济以外的因素来让本国货币升值。广场会议后日元的急剧升值，应该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与日本政府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关，从而导致了日本货币在短短10年间的急剧升值。
二、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汇率制度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我国汇率制度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汇率制度能适合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况且，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10月1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2003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在这一制度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要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在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为维护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将继续本着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这就是我国基于别国的教训和本国的国情所作出的现实选择。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我国现实选择的重心。之所以作出这一现实选择，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现在不具备人民币升值的基本条件。尽管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制造业的进步明显，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但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总体上不具备使人民币升值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
首先，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不强。日本是在1985年实行日元升值的，但在1971年日本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尽管较大，但我国的人口较多，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上处于较后的位置。
其次，我国本身的贸易额并不大，尤其是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还处于起步的阶段。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其贸易顺差已经达到560亿美元，是今天中国的1.8倍。其中，机械产品出口已占到70%。而2002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304亿美元，但出口的55%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加工贸易，获利最大的是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出口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汽车、机械以及高新技术等产品并不具有出口的绝对优势，尤其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虽然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截至2003年9月），但未来国际上很多不确定因素并不能使我国一直保持现有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入世”后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进口扩大不仅将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减少，甚至可能出现逆差的趋向。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预计外汇储备会有所下降；同时，国际上争夺外资的竞争也将对我国引进外资形成压力。
第三，我国的产业竞争力还不强。以汽车为例，尽管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是，总规模还很小，2002年仅为310万辆。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的汽车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我国汽车出口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更是微乎其微。
第四，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处于刚起步的阶段，银行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的实力，相关的改革和制度安排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实施。
尽管货币升值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坏事，其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但在经济实力、物质基础和产业竞争力都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必然会危害到我国的经济增长。现阶段人民币升值将直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业，经济增长的稳定环境必将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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