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起飞进入新阶段——与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探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大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新阶段论文,重大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东，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大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七个更加注重”
齐：王教授，目前，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诸多意义已经耳熟能详，不知您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大意义作了哪些探讨？
王：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大意义，可以讲出一千条、一万条，而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起飞进入一个新阶段。
齐：我知道，您从1986年著述《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到1996年《中华国富论》一书面世，再经此后10年发表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五部曲”，积20年研究成果，肯定有独到的心得。
王：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起飞是同时起步的，总过程大约是40年，可以说是“一个主题”、“两大阶段”、“四个十年”。“一个主题”，1978年到2020年，就是中国现代化起飞期、改革开放的体制创新关键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期；“两大阶段”，就是头20年，着重解决抓住机遇、开始起飞、发展起来、大势已成的问题，后20年，着重解决共同富裕、持续起飞、发展得更全面、更协调的问题；“四个十年”，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个十年，走向起飞——20世纪90年代是第二个十年，开始起飞——21世纪头十年是第三个十年，持续起飞——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完成起飞。
齐：这一概括，确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宏观背景和它所处的历史坐标。那么，这一新阶段以哪些特点来彰显自身的存在呢？
王：对于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在这里我试着概括成“七个更加注重”：
第一，更加注重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正性，使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普通群众。
第二，更加注重发展的科学性，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倾向，更加注重体制创新与结构更新这两个重大转变。
第三，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超越那种只注重经济发展的“单打一”式发展模式，寻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层面的社会有机体全面发展。
第四，更加注重发展的协调性，超越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初期所采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逐步走向“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促进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协调发展。
第五，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匡正短期行为普遍化趋势，更好地处理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六，更加注重发展的主体性，超越那种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急功近利的狭隘政绩观、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逐步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作为我们最高的发展目标。
第七，更加注重发展的自主创新性，超越改革开放初期头20多年比较流行的引进式、模仿式、追赶式、跟踪式发展模式，更加自觉地走向独立自主的创新式发展模式。
公正性与科学性
齐：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一个被广泛争论的问题，理清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发展将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么对此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王：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头20年，我们处理效率与公平的方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看来，后20年有必要做出一定调整，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不可割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首要意义。这是因为：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头20年，邓小平首倡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使中国开始发展起来。也正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前后，先后六次着重讲到，到了世纪之交，就要把共同富裕问题作为中心论题。
第一次，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发表了主题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提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他有一个画龙点睛式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第二次，1990年7月3日，邓小平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发表谈话，强调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谈到，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第三次，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第四次，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大成之作，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反复多次强调共同富裕，并首次提出要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
第五次，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再次强调，到20世纪末就应该考虑缩小差距，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
第六次，1993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同邓垦的谈话中，特别意味深长地探讨了防止两极分化，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问题。
邓小平这些谈话过去十多年了，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更加迫切了。
据统计，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1年起我国已达到0.4这条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到现在已达0.5左右。而20％富裕家庭与20％贫困家庭的收入差距，发达国家通常是差六七倍，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10倍，而我国已达到15倍左右。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已达到10至15倍。
齐：除收入差距、贫富不均衡外，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忽视处于其基础地位的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结构更新和升级换代的做法，也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阻碍。虽然近些年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重视程度上和落实中还需要进一步强调。
王：是的。在中国，保持现代化经济起飞的较高速度，还是必要的，百分之五六以上，或者百分之八九的速度，也可以叫“八九不离十”的发展速度，在近5到10年内还是适宜的。但问题在于，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规模扩大，过分追求GDP的高指标，盲目攀比增长速度，而把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还有结构更新、升级换代，都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上。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2006年上半年，我国的GDP发展速度已达到10.3％左右，虽然总体上仍处于健康发展范围之内，但已经出现过热苗头，适当做出宏观调控是必要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强调，有助于从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的高度，根本解决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必须明白，决定命运的关键所在，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高一两个百分点，而是能不能真正实现体制创新与结构更新这两个重大转变。
全面协调与可持续
齐：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同样是个影响社会健康进步的历史痼疾。
王：不错。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头20年，尤其是针对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僵化体制与僵化观念，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个中心”，在当时是完全正确、非常必要的。问题是有些人朝这个方向多走了一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实在的，什么政治、文化、社会关系都是次要的、虚幻的，甚至是可以不要。因而，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曾经长期相当普遍地存在，在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只抓经济增长的单线式发展模式。他们成了改革开放中的“新经济主义”，把改革开放变成了“新洋务运动”。什么政治改革、党的建设，什么意识形态、文化建设，什么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创新，全都不在话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首先要求发展的全面性，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正是根本医治这种历史痼疾的一剂良方。
齐：那么，正如您讲的，我们还面临了这些年非均衡发展所造成的一些困难，比如，城乡发展不协调造成的“三农问题”，区域发展不协调造成的东部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广大农村的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自然社会发展不协调导致的“经济增长相对突前——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不协调造成的单纯引进、重复引进以及国内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动力势头不足的问题，等等。
王：确实如此，这一系列突出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正确解决，中国现代化起飞将难以为继，而且会引发重大危机与动乱。改革开放头20年，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配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中国主要采取了突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种比较正确的历史选择，促使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经济起飞过程。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分配不公的问题严重存在，差距过大的问题突出了，两极分化倾向自然产生了，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加重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发展的及时雨、顺帆风。它有助于我们解决前一阶段高速发展的遗留问题与突出矛盾，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齐：以上几种情况，也是人们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普遍化和没能更好地处理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结果。要杜绝这些行为，就必须要转换原来的发展思维。您看呢？
王：是这样，我们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问题，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为了迅速摆脱贫困，快些发财致富，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劲头，这是一种发展的好势头。可是，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观所导致的行为短期化趋势，在相当范围内广泛流行起来。这就造成中国生态问题特殊的二重性、复杂性、严峻性：中西部广大农村，由于急于解决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脱贫问题，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野蛮式开发，相当普遍；东部沿海城市，则难免遭受与工业化发达国家类似的废弃式污染，由于生产的高消耗、生活的高消费，引来废水、废气、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而在城乡结合部、不同区域结合部的“三不管”地区，更流行野蛮式开发与废弃式污染两种症状的并发症。中国“十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基本上都达到了，唯有生态指标除外。中国自然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亮起了黄灯，乃至红灯，必须采取措施，根本解决。否则，将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自我毁灭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难度极大，堪称是一个世界历史难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
主体性与自主创新
齐：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知道，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但这些年我们确实对此有所忽略。您能分析一下这样做的危害吗？
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浪潮中，发展目标的盲目性、价值观念的狭隘性，也相当严重。那种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急功近利的狭隘政绩观、发展观，相当普遍，在“经济增长速度压倒一切”的政绩观、发展观推动下，各种“形象工程”出来了，各种资源浪费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的风气滋长了，各种腐败现象滋生出来。说到底，这是一个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发展道路就会走偏方向。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的强调，用新的形式、新的发展理念，重申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利于匡正我们的发展目标、价值观念、价值体系问题。
齐：人民最终要富裕，中国最终要强盛，在您看来，关键在哪里？
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应当是一种创新的事业，必须选择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起飞的初期阶段20多年间，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引进式、学习式、追踪式发展模式，有其历史必要性、合理性，甚至历史必然性。如果不先走这样一段路，原先封闭落后的中国，怎么可能在20多年间迅速发展起来呢？然而，在已经初步发展起来的今天，如果我们仅限于学习式、引进式、追踪式发展模式，就会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在世界之林中没有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应有地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有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出一条独立创新型发展道路。
齐：您的回答，让我们更加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大意义，对其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把握。不知您是如何评价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王：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出现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它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起飞新阶段，具有统摄全局的重要指导作用。它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当代中国鲜活实践中的主要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