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第一国际研究综述
乔镜蜚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承继改革开放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第一国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学界详尽考证了第一国际史的诸多疑点，探究了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也阐发了第一国际对于党建工作的重要启示。然而，我国的第一国际研究仍然有一些缺陷，其核心问题在于对第一国际发展史、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探究尚显不足。学界后人应在充分继承前人尤其是近四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
关键词： 改革开放；第一国际；马克思主义；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一国际是“团结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群众为反对其压迫者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国际联合组织”，① 张汉清：《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一国际》，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关键一环，同时也为日后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国际联合都提供了现实范本。对于第一国际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传播、发展过程的理解，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流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学界关于第一国际研究的基本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第一国际史有所了解。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曾向国人介绍第一国际的事迹之外，辛亥革命后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对第一国际给予了理论关怀。比如，民初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曾在与中国社会党领导人江亢虎的论战当中，也曾探讨了第一国际的性质（“是会宗旨，在联合各国之劳动者，谋直接推翻资本家，取回生产机关，由劳动者自用之。至于取若何手段，及采用何种之分配制度，其初固未有规定”）、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的关系（“巴氏之无政府主义，与马氏之社会主义，始终绝对不相合。所谓合者，不过同在劳动会之三年中互相角逐、互相争辩而已”）② 师复：《驳江亢虎》，选自唐仕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师复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135页。 等问题。但囿于这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深度和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对第一国际展开系统性研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下面进一步仿真分析目标与干扰的位置对输出SINR的影响。阵元数为18，载频为1 GHz，目标位置为(10°,40 km)，位于第100个距离门上，假设一个干扰的位置为(10°,90 km)。频率增量选取范围设置为[0：200 Hz：20 kHz]，干扰与目标导向矢量相关系数仿真图及输出SINR随频率增量变化图分别如图3、图4所示。
中药的药用部分有多种，有些中药的根、茎、叶、花、果实均可入药，但不同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含量不同，其疗效、临床应用也不同。有学者开展了广藿香不同药用部位挥发油物质基础差异与抗白色念珠菌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全株提取的挥发油中广藿香酮的含量最高，其次是地上部分，而叶几乎不含广藿香酮；抗白色念珠菌活性大小顺序为全株＞地上部分＞叶[24]，说明药用部位与中药挥发油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规范每种中药的药用部位，不仅可大大减少中药挥发油的质量差异，还可提高其药理活性。
新中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道路在东方国家成为现实的又一现实例证，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系统性研究，从而诠释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所凭借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建立，使得这种系统性研究成为可能，第一国际史的研究也便成为了国际共运史研究之系统性工程中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第一国际研究的兴衰历程也同国际共运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蒲国良梳理了自建国以来国际共运史教材的建设情况，认为国际共运史学科教材的编写出版深受学科建设本身的影响，自九十年代起随着共运史学科逐渐淡出高校学科建设的序列，共运史教材在市场上也呈减少态势，迄今已鲜有面世。① 蒲国良：《建国以来国际共运史学科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第40-44页。 从共运史教材的兴衰更替便可一窥国际共运史学科发展历程的波折，而第一国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呈现着近乎相似的变化轨迹。
童健挺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国际研究的高峰期为1979年至1989年，尤其是80年代前期。在这一时段内，一大批有关第一国际的国外专著得到译介、传播，相关研究院所得到恢复，有关国际共运史的专著和教科书也得以出版，第一国际史有关档案得到编译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有关第一国际的诸多历史问题也多在此期间得到探究和争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第一国际研究则逐渐趋冷。② 童健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国际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第66-69页。 这一趋势的低谷位于2000年左右，仅从“中国知网”检索的状况而言，在这一时段内几乎没有任何与第一国际相关的论文问世。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党的“十八大”也就是近五年以来，有关第一国际的研究成果数量有一定上升，且在这些新问世的作品中，不乏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一些青年学者的参与拓展了第一国际研究的视野，第一国际研究乃至整个国际共运史研究仍然后继有人。本文探讨的，正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有关第一国际的研究成果；在这四十年当中，有两个成果高峰期：一是从改革开放始到九十年代初，二是从大约2010年之后至今。两个学术作品产出高峰各有其鲜明特征：前一个高峰期的学术作品更具学术争论性质，力求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及第一国际的一些陈旧观念，后一个高峰期的学术作品则胜在视角更为新颖、多样，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为今后的第一国际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开辟了新路。
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国际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传统的诊断方法当中，要对乳腺肿瘤结节的良恶性给出准确的判断通常是借助于穿刺活检或者是手术之后实施病理诊断，虽然其诊断结果权威准确，但是均是有创手段，不管是活检穿刺还是手术的方式，患者都需要承受一定的痛苦。相对于前两种诊断方法，超声检查在操作便捷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放射学院吸取乳腺X线摄影成功的经验，并创立了超声版BIRADS分类，即超声版的乳腺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其参照乳腺肿块微小钙化、边缘、形态等的分类来对乳腺肿块的性质进行判断，通过这种方式很好的解决了乳腺超声描述及诊断规范化的问题，其采用阶梯式的评级标准为乳腺疾病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5]。
（一）第一国际的历史定位
1.第一国际的定性定位问题仍颇具争议
表2数据显示,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主要被引文献多集中于该理论的引介与阐发初期,此间发刊的论文篇数不多,但被引率极高,影响极大。在被引前十的文献中,有9篇属于理论分析文章,被引合计2 077频次,篇均被引230.78次,几乎构成了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石,奠定了作者自身在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话语地位。比如,被引频次最多的一篇是蒋骁华的《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3],364次被引中有158条期刊论文引证,说明该文献在同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性、影响力和导向性。
巴枯宁派是流行于南欧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对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工人运动影响极大。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激烈斗争，是导致第一国际最终分裂的直接原因。国内有关巴枯宁派与第一国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如下几个问题。
高放认为，一些学术专著将第一国际定义为“群众性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或“工人群众组织的一种大联合”，与史实不符。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马克思在《协会宣言》当中已经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等政治主张，表明马克思要把第一国际建设成政党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虽然鉴于19世纪60年代欧洲的革命形势，不便明确写出共产主义原则，但《协会宣言》鲜明地贯彻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内提出的思想。因此，第一国际是“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① 高放：《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光芒四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1期，第74-98页。 王韶兴则从其生成条件、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章程、价值指向以及组织的实际领导权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国际组织。② 王韶兴：《第一国际的共产主义活动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1期，第37-59页。 然而也有学者通过考证认为第一国际仍是群众大联合性质的组织。③ 如李景行：《国际工人协会性质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101-106页；祈绍征：《试论第一国际的组织性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3期，第9-14页等。 魏承均、汪青松则从历史动态发展的角度，认为第一国际初期是“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党”，随后才逐步发展为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④ 魏承均、汪青松：《第一国际从潜在向实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第78-83页。 也就是说，第一国际虽然在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呈现出多头并存的状态，但这些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绝非静态并存，而是始终处于彼此之间的斗争和论战当中，不同派系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随着第一国际历次大会议题的转变与欧洲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迁和整合。
2.第一国际的历史沿革仍深受学界关注
张文焕梳理了第一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的问题，包括第一国际的先驱组织、创始人、内部外部斗争、是否具备政党性、组织结构等。⑤ 张文焕：《第一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4期，第1-31页；张文焕：《第一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续）》，《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1期，第111-131页。 一般认为，第一国际到总委员会迁移至美国为止，共举行了三次代表会议和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一国际的历次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第一国际迁往美国后的活动也陆续有学术成果见诸于世。⑥ 例如高放等著：《三个国际的历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汤润千详细考证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即圣马丁堂大会的真实情况，认为大会的发起者虽鱼龙混杂，马克思虽不是成立大会的发起者，但从第一国际发展过程中体现的精神和原则来看，只有马克思才是第一国际真正的创立者。⑦ 汤润千：《关于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几个问题》，《河北省历史学会会议论文集》1983年12月，第299-317页。 王新旺对第一国际解散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第一国际的解散适应了当时日益复杂的各国工人运动斗争的需要，是顺势而为的举措，第二国际也绝非对第一国际的补救。不应以非此即彼的眼光看待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⑧ 王新旺：《关于第一国际解散问题的再探讨》，《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第1-4页。 唐春华关注了1877年根特大会的情势。第一国际于1876年宣告解散后，国际社会党人于1877年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代表大会，试图简单地仿照第一国际的形式，重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并同以吉约姆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以黑尔斯为代表的工联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和思想的斗争。⑨ 唐春华：《1877年国际社会党人根特代表大会》，《国际共运史研究》1988年1期，第147-156页。 另外，学界对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之间的关系也着墨甚多，直至近五年内（2017年）仍有相关成果发表⑩ 例如黄帅：《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的诞生》，《求索》2017年3期，第51-56页。 ，属于第一国际研究领域中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第一国际对于巴黎公社有着精神上、理论上、物质上乃至组织上的帮助，但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并没有对巴黎公社运动进行过直接领导。
分析第一国际中的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就是如何从思想和行动层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当中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的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国际中最重要的理论工作者和活动家，第一国际亦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并壮大的重要平台。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第一国际研究内在地包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是不言自明的研究前提。具体而言，学界认为第一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完善并发挥其影响力的舞台，而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进行的十数年活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民主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政党政治思想，对这些思想的诠释与继承成为了我国第一国际研究界的一大课题。近十年左右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了这一主题。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政党观的理解必然取决于研究者对第一国际本质属性的界定：要么将第一国际视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性政党，接受马克思的“党内民主思想”，要么认为第一国际的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已然属于党际关系范畴，进而强调马克思对待非马克思主义派系的包容态度，称其为“统一战线思想”⑤ 李洙燮：《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延边大学学报》1984年3期，第9-16页。 或“党际关系原则”。但无论对第一国际的根本原则和性质采取哪种理解，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解读第一国际史并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的贡献，无疑是我国学界第一国际研究的主流进路。
有学者以对第一国际机关报的研究为切入点，展开了对第一国际组织运行机制的深入探析。例如：陈力丹从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这一技术应用的重大事件，分析了新技术的应用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之间的关系① 陈力丹：《国际邮政、海底电缆与第一国际》，《新闻界》2014年9期，第37-38页。 ；滕育栋则系统分析了第一国际机关报史，认为第一国际机关报塑造了第一国际中各支部、政党乃至无产阶级的抗争方式。机关报成为了抗争运动视为指挥中心、工人状况调查的统计中心、工人运动协调中心、国际大会的论辩中心。这种有计划、可预期的角色也“促使第一国际的活动与随机、即兴的暴力拉开了距离。”② 滕育栋：《报纸与革命——第一国际机关报研究（1864—1872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14页。
2.第一国际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
4.第一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立场更显客观
在摈弃了改革开放前对第一国际的过“左”评价后，学界得以用更为冷静客观的目光审视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第一国际最终解散的反思与评价，学术界除客观分析第一国际内部各工人运动派系之争，肯定第一国际对于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之外，也有学者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不仅科学评价了第一国际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③ 程人乾：《第一国际与民族解放运动——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三章的有关论述》，《历史教学》1979年11期，第19-26页。 ，也从民族主义视角分析了第一国际最终解散的根源。韦定广从两个方面阐释了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兴起给第一国际带来的挑战：一是民族主义作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给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带来的挑战；二是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各国选举权的扩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增强了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忠诚度；另外弱小民族的独立问题也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政治的重要议题。甚至可以说，第一国际内部的派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问题之争。④ 韦定广：《“第一国际”为什么会解散？》，《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1期，第1-6页。
（二）如何看待第一国际中的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
3.第一国际的组织运作问题研究视角更加多样
1.第一国际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观
首先应界定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究竟是民主制还是民主集中制。张文焕认为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包括如下原则：总委员会的权力来源是纲领、章程和代表大会决议，总委员会不得越矩；少数服从多数；自上而下的选举制；大权集中小权分散；集体领导；言论自由和不设荣誉职位等。⑥ 张文焕：《第一国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续）》，《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1期，第111-131页。 高放则指出，“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特有的历史名词，指的是20世纪苏联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原则，相较于民主制而言更注重“集中”的一面。而第一国际的权力来源始终是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体现的是民主制精神。① 高放：《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光芒四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1期，第74-98页。 其次，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民主思想和实践究竟体现了其党内民主思想还是党际民主思想。这两种观点虽然并不互容，但也没有形成针锋相对的论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这一问题的定性直接取决于研究者对第一国际性质的界定。如郭芷材基于“第一国际是群众性联合”的理解，认为马克思对待不同派别的策略是承认彼此的分歧，先团结后引导，以理论斗争代替组织制裁，各派别一律平等。上述原则均属于“党际关系原则”的范畴；② 郭芷材：《第一国际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及现实意义》，《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58-64页。 马赛将马克思《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文视为马克思党内关系而非党际关系思想的阐释，总结出马克思关于党内关系的思想：维护中央权威，尊重地方权利，杜绝宗派组织等。③ 马赛：《经典作家党内关系思想的文本探究——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研读》，《嘉兴学院学报》2013年2期，第104-109页。 但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大多将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视为党内民主观，即在接受了第一国际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之后，以党内民主的眼光审视马克思如何处理同其他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
笔者所在学校关于集中技训的实践教学改革是一次重大的教学改革，通过集中技训这一教学实践环节学院各专业都取得了成果，笔者在观看了各专业的集中技训成果过后，发现有些专业的成果展示很好，思路很清晰，值得借鉴，在此基础上笔者谈谈所在学校集中技训成果观摩后的思考，并以此希望全员参与共同提高集中技训质量方面的管理及授课能力。
另一方面，学界也力图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从而更加全面科学地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当中扮演的角色。宏观而言，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理论指导者，为第一国际的发展方向擘画了蓝图，是第一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而马克思的革命战友恩格斯也扮演过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第一国际组织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汤润千强调了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初创的三年期间发挥的重要贡献，尤为强调恩格斯在对抗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④ 汤润千：《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创建时期的贡献》，《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年4期，第34-37页。 ；黄帅认为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内所扮演的角色可分为思想理论、组织行政和政治宣传三个方面，且随着第一国际的发展壮大与第一国际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其在国际内部扮演的角色也从早期的马克思领导国际的助手逐渐成为第一国际后期最重要的领导人和协调人之一。⑤ 黄帅：《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的独立贡献》，《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28-33页。
2.关于巴枯宁派的研究
（三）对第一国际内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
关于第一国际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有两种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国际内的不同流派，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互动（更多强调“斗争”一面），如我国学界对巴枯宁和巴枯宁派的研究就多以第一国际分裂这一话题为主轴，以马克思对巴枯宁的理论和组织斗争为纲领展开系统研究。另一种则强调非马克思主义派别有着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理论和实践成果，应当发掘掩盖在以往苏式教科书叙事当中的、属于非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沿革。相比起来，采取后一种路径的研究成果远少于前者。改革开放前的第一国际研究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大多着墨于马克思同其他工人运动派别的斗争史。这些研究常将第一国际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视为“机会主义派别”⑥ 如魏承均、范佩伟：《第一国际时期各个机会主义的特点》，《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1期，第49-54页。 ，将同马克思本人、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及总委员会发生争执的派别视为“妄图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集团”而加以批判。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对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绝对的死敌、“机会主义派别”乃至“无产阶级叛徒”，到承认这些派别对第一国际和各自国别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作用；且随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深入，我国学界也得以借助最新国内外研究成果，更加客观理性地评价第一国际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
1.关于蒲鲁东派的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的第一国际研究可以分为第一国际的历史定位问题、第一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第一国际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问题，以及第一国际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等数个议题。
蒲鲁东派是流行于法国并实际参与了第一国际创建工作的工人运动派别之一。诚然，马克思对于蒲鲁东和蒲鲁东派从思想到实践都进行了深入批判，但从西欧尤其是法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蒲鲁东派对于第一国际的建立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李忠杰认为，以往研究将蒲鲁东派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拒绝脑力劳动者加入国际”的提案视为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这种看法有待商榷。蒲鲁东派提出该提案，是基于该派别反对一切政治斗争的立场和狭隘的行会意识，这一提案并不是对马克思的挑衅，而是首先针对将法国第一国际支部创始人托伦诽谤为波拿巴主义分子的律师勒弗尔。① 李忠杰：《有关蒲鲁东主义的一个问题》，《浙江学刊》1983年1期，第88-89页。 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蒲鲁东主义对当时的法国工人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汤润千和施荫昌认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等著作及演说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蒲鲁东派主义者托伦和弗里布尔是第一国际的建立者，且始终拥护总委员会的指示，在反巴枯宁的斗争当中，左翼蒲鲁东派也坚决拥护总委员会的立场。总之，应正视蒲鲁东派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当中的重要作用。② 汤润千、施荫昌：《对法国普鲁东派不能完全否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4期，第118-120页。
对于航拍的全景图片，因为天空是缺失的，所以处理起来需要增加补天的一步：准备天空图片素材；利用Photoshop软件新建画布，将天空图片与全景图片放到新建的画布中；首先对天空素材尺寸进行调整，然后对齐四边；在天空与全景图交界处明显不融合，可采用矩形选框工具，羽化程度200像素，多次选择覆盖就会变得融合；将两个图层合并，若有拼接痕迹，可采用图章工具进行修改。
式中g和δ分别表示基期以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平均增长率及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在此基础上，资本投入增长率(ΔK/K)将最终获得。
界定第一国际的属性并非咬文嚼字，而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它关系到研究者如何看待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流派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第一国际——马克思”这两个历史名词之间的联结，如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这样的关联一样顺理成章；因此，对第一国际性质的界定也关切到如何理顺国际共运史的发展脉络，以及如何从国际共运史丰富的思想资源当中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新寻找理论和历史依据。总结近四十年来学界对第一国际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政党、政党联盟、群众组织；本质来看，学界关于第一国际定性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其是否具有政党性质。一方面，第一国际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政党性质，存在着向无产阶级政党方向演进的趋势；另一方面，第一国际也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组织，尚不存在明确成形的政党形式。这两种观点倾向并不完全相悖，它们各自反映了第一国际的不同历史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当中的第一国际之“应然”面貌，一是第一国际在现实历史维度当中的真切处境。
首先，学术界总体上对巴枯宁主义及巴枯宁本人在第一国际内扮演的角色仍持负面评价，认为巴枯宁派的活动在第一国际内起着消极破坏的作用，远远大于对南欧工人运动的启蒙意义。③ 如王向远：《巴枯宁阴谋集团是第一国际后期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南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第21-27页；顾家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始末》，《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2期，第1-16页等。 其次，在坚持巴枯宁派是造成第一国际大分裂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也对巴枯宁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共运史当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张建华和邓伟云认为，巴枯宁于1864年至1865年赴意大利开展工人运动，对马志尼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批判，深受马克思等人的好评；巴枯宁是较早传播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俄国知识分子之一，同时也至死坚持其革命理念，对巴黎公社以极大热忱关注并亲身支持公社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第一国际在南欧地区的发展也起到过积极作用。④ 张建华、邓伟云：《关于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1期，第71-74页。 最后，对巴枯宁的民主主义思想、反权威思想和巴枯宁与马克思的思想论争，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巴枯宁派的过“左”诊断，认为应重新审视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历史和理论影响。彭树智认为，巴枯宁从民主主义向无政府主义蜕变这一事实本身，成为了思想史研究的极佳范本，需结合其世界观、个人秉性、时代背景等因素，把握其思想流变的轨迹和动因。⑤ 彭树智：《巴枯宁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向无政府主义的蜕变》，《人文杂志》1982年3期，第36-43页。 林钊认为，马克思与巴枯宁巴枯宁的思想遗产流传甚远，二人的纷争不仅是共运史的重大事件，同时亦是思想史上的激烈碰撞。应认真审视这二人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⑥ 林钊：《无政府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论马克思与巴枯宁之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第51-55页。
此外，还有对布朗基派的研究⑦ 承中：《布朗基与第一国际》，《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2期，第44-61页。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一国际关系的争论⑧ 如李忠杰：《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一国际了吗？》，《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1期，第50-54页；曹长盛、张世鹏：《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入了第一国际》，《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6期，第29-35页。 ，和对英国工联与第一国际关系的研究① 例如，马婉如：《关于第一国际时期的英国工联》，《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13-18页；施荫昌：《英国工联若干问题试析》，《河北省历史学会会议论文集》，1981年11月，第242-256页；符文洋：《英国工人运动与第一国际》，《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5-11页等。 等。总体而言，对于第一国际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研究成果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但并未断绝。直至2018年，仍有关于第一国际中英国工联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成果问世② 如马立杰：《英国工联与第一国际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第二，对于英、法、德之外国家的（如瑞士、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的缺乏，使得关涉第一国际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研究缺乏足够必要的深度。事实上，只有对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分析，理解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的不同进路，才能够在掌握足够多的资料的基础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传播和发展逻辑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换言之，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不同的国情社情相适应这一重要问题。第三，更侧重于研究思想交锋和思想流变尤其是结合马恩经典名著而研究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同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对不同派别自身的发展史和运动史研究尚待加强。
④明确规定供水企业、用水户、管水部门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使供、用、管水三方能够从各自角度出发自觉执行计划用水管理办法。
（四）第一国际与中国
关于第一国际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可有两个话题供研究者讨论：一是第一国际本身同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史的联系。虽然第一国际事实上并没有直接同中国发生过联系，但仍有学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证③ 如高放曾探讨过“天地会”同第一国际是否存在联系，见高放：《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光芒四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1期，第88-89页。 ；也有学者通过女性主义等视角，找到了第一国际的女性问题同中共早期的女性政策的联结之处。④ 王向贤：《彰显与隐约——第一、第二国际的妇女政策对共产国际及早期中共的影响》，《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4期，第128-135页。 第二个方面则是众多第一国际史研究的最终结论和归宿，即第一国际史和第一国际贯穿始终的思想资源该如何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支持。
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第一国际十几年来的光辉历程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党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已得到国内学界相当充分的整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从第一国际史中寻找党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持，也是世界第一国际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多位学者从第一国际兴衰成败史的研究当中寻找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经验。⑤ 孔燕：《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党的先进性建设》，《政工研究动态》2007年16期，第15-17页；李爱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组织建设经验》，《政法论丛》2005年2期，第82-88页。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有学者将第一国际的政党原则同“中国梦”的实现相联系⑥ 例如俞良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经典作家研究理想社会的原则与实现中国梦》，《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60-66页。 ，也有学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对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作出了新解。⑦ 例如李爱敏：《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7页。
三、第一国际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第一国际的研究有如下特征：第一，对第一国际本质属性的理解更加深入，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量译介、编纂国际共运史资料的基础上对第一国际的历史面貌有了更为深入的把握，其成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集中呈现。第二，视角新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十年左右，除了传统共运史学科对第一国际研究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外，新闻传播等学科的介入也为第一国际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为多角度、全景式展现第一国际的真实面貌作出了努力。这证明研究第一国际史的研究不单纯也不应该仅有共运史学科一家的参与，多学科视角的介入有助于深化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认识。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第一国际的斗争实践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国学界对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第一国际中党的思想、理论、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概括，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观点。
显然，我国的第一国际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弥补的不足，如缺乏对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研究，缺乏对第一国际与各国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国内学界相对更重思想史而轻共运史的研究。国内学界较为重视从第一国际中发掘思想源泉，执着于对第一国际“历史意义”的阐发，对于第一国际史实本身探究则显得不足，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第一国际研究成果更凸显了这样的特征。比如：目前国内的第一国际研究专著大多集中于七十年代，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论文数量虽然较以往有了极大提升，但只有极少的第一国际史研究专著问世① 改革开放以来，直接以第一国际为主题的著作（不包括史料汇编类著作和共运史教材、共运史系列丛书等）目前可以查找到的仅有张汉清：《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一国际》，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有军等：《源头的追寻：从第一个共产党到第一国际》，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第一国际史相关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集中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见刊或出版；而自2010年左右以来有关第一国际的论文数量虽有所回升，但并没能再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围绕着第一国际史中的诸多疑点，学界翘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景。第一国际研究不应仅满足于历史意义的阐发，它更应当以扎实稳健的历史研究为基石，回归第一国际历史的本来面目。
虽然我国的第一国际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应当看到，以第一国际研究为代表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未来仍大有可为。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的编纂与出版，将使第一国际的众多历史侧面得以全方位呈现，一定程度上也克服了多语种文献所造成的研究门槛，为更多学者参与第一国际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第二，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近年来蓬勃发展，培养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为包括第一国际史在内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另外，应鼓励多语种人才、跨学科人才充分参与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当中，这对第一国际的研究工作也将大有裨益。
The Research Summa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QIAO Jing-f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have made som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e.， IWA，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s Associ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numerous questionable points being thoroughly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xplored，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CPC has been developed as well during this period. But the insufficiency of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IWA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respective nations of western Europe may well explain the weak points among those academic outcomes from the early 1980s ". Scholars of the academic world should improve and innovate on the basis of fully inheriting the studies of all the predecessor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s Association； Marxism；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studies
中图分类号： D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19)02-0080-08
收稿日期： 2019-01-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10019）：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 乔镜蜚（1990-），男，河南孟津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常伟]
标签：改革开放论文; 第一国际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国际共运史研究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