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社会学论文,群众论文,精英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丰富的思想遗产，通常是复杂的、多维度的，甚至是矛盾的、歧义的，后人对它的阐释也不会停止。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就是这样。以下几个思想主题，曾经先后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最独特贡献：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内容的辩证法；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为背景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策略；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内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在某个历史时空下，特定的一部分思想会受到重视、推崇和过度阐释，而在另一个历史时空下，人们又会发现这部分思想的局限乃至谬误。不过，只要人类历史还没有终结，对思想的阐释就既不会终结，也不会重复，意义之树是常青的。
假如能够修改克罗齐的名言，我们也可以说，“一切意义都是当代的意义”。在这样的当代意义之下，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曾经被当作毛泽东的最独特贡献的这三个思想主题，发现它们的局限，进而在这三个主题之外，重新发现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这就是本文试图要做的课题。
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几十年内，起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宣言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在矛盾的统一性问题上，和斯大林版本的苏联哲学有所区别[1]。在改革开放时代，特别是苏东集团解体之后，“两论”的独立宣言的作用已经消失，因为相应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两论”和其他革命经典文本的处境相似，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下被“形式化”(或“仪式化”)和后现代化了①。正如齐泽克和其他很多学者所发现的那样，《矛盾论》中闪光的思想，更体现在毛泽东的后期言论中，特别是对苏联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些批评当中②。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及其有关论述也是中外学者所关注的重点。毛泽东早年的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被看作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实践结合，并进行独特的发展创新的典范。然而，对于1957年以后毛泽东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中外评价就完全不同了。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晚年的毛泽东仍然在套用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包括“阶级”在内的“话语结构”，但在中国现实中遇到“削足适履”的难题[2]；另一方面，毛泽东有关“官僚主义者阶级”、“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等论述，被认为是过于含混、矛盾，乃至具有斗争扩大化的恶果，因而成为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备受争议的一部分。
如果说，毛泽东的“两论”是哲学领域的创新，而毛泽东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靠近社会学，那么毛泽东晚年的思想遗产中还有一部分属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这就是更具争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理论做了明确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在腐败问题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善治目标仍然遥远的当代现实中，这个理论被重新发现和建构，并在一些社会人群中产生吸引力。然而，同样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未有机会在学理上充分细致地展开，它所包含的含混、矛盾、前后不一致、和现实的差距，特别是其既有实践的挫败，为重评毛泽东的这部分遗产增加了不少困难。
上述实践的挫败，无论从原因还是后果，都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激进浪潮的退却有关③。然而，并不能说，毛泽东的遗产仅仅与激进革命有关。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成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范围内的非革命年代。今天，世界再次进入非革命的年代。中国因其特定的历史路径，出现了“后革命氛围”④和后革命话语：执政党、善治、和谐社会，等等。在这种特定的当代语境下，毛泽东遗产中那部分尚被相对忽视的重要内容将会被重新发现、重新阐释，并赋予当代的意义。本文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具有中心意义的，是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毛泽东这部分思想遗产，在思想独创性方面，要更胜过“两论”；在理论成熟程度和实践相关性上，也要超过毛泽东自己的阶级论述和“继续革命”理论。“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理论范式，这个理论范式包含了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的几个关键主题，这包括阶级、群众、文化和统一战线等。本文试图说明：毛泽东通过“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理论范式，表达了精英、群众、文化的辩证法，提出了一种和苏联模式有所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文化盟主权、说服、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超过了国家机器(经典和狭义上的)、行政强迫与正规政治仪式。从这个理论范式入手，有可能澄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在阶级、“继续革命”等问题上的含混、谬误和矛盾，从而将这笔宝贵的遗产，理解为具有合理内核的一个整体。
为了实现这种澄清，首先应从“政治权力的来源”这个问题入手，将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范式，或者说群众与精英的辩证法，看作是政治社会学的一种特定范式，即基于“文化盟主权”的政治社会学范式，并将它区别于基于“政治经济”和基于“强迫性权力”的政治社会学范式。
一政治社会学的三种不同范式：政治经济、强迫性权力、文化盟主权
政治社会学是有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学说。“政治权力的来源”是政治社会学的主要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种不同观点：认为政治权力以物质生产和交换为最终的基础，即“政治经济”的范式；认为政治权力来自暴力强迫和组织化的行政管理，即“强迫性权力”范式；认为政治权力来自道德、说服、认同等文化因素(或文化因素与经济、暴力因素的适当结合)，即“文化盟主权”范式。
让我们依次考察政治社会学的这几种不同范式。
政治经济学最初是由18世纪苏格兰启蒙主义哲学家所创立的最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这个学科传统下，政治权力被放在国民财富、生产和贸易、积累和分配、占有和消费的背景之下来考察，这种经济首要性的认识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那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延续着威廉·佩第、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大卫·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路，得出了商品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阶级两极分化、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马克思的学说可以看成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政治经济”的政治社会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⑤，而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竖立于这样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之上，从而揭示了国家、权力及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最终来源。
政治经济学是在和法国重农学派的争论中形成的；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在商业资本主义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近代西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概念，包括阶级、阶级斗争、自由雇佣劳动、商业周期等等，其理想模型都来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当这些概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扩散来到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后，面临的是迥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全新的国际环境与地缘政治背景，从而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困境。因此，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都必须不断创新，以面对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实，这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普莱维什和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的依赖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明的脱钩理论，以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⑥。
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例，该理论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出离是耐人寻味的。冷战期间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对马克思所描述的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离，是上述理论出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的主要天才和主要贡献，都不在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他认识和把握社会分层、人群利益冲突、社会集团斗争的钥匙，也通常不是经济首要性。那么，又是什么呢？
和政治经济学派强调经济首要性相反，一些政治理论家依赖另一种“唯物主义”思考权力的来源，即人的生存本能、权力欲望和死亡恐惧。托马斯·霍布斯是这个学派的始祖和代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集中化的强迫性权力的必要性，以及人们对这种绝对权力的服从，都来自人们对安全和权力的平等的欲望。霍布斯生活在英国内战年代，他早于政治经济学派，最先提出一种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范式⑦。继承了这种理论范式传统的，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派别，包括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派别。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派别，都保留了和霍布斯相同的哲学假定，即强迫性权力，以及远离强迫性权力，即个人自由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首要性。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将国家作为“必要的恶”的同时，强调“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认为权力，特别是其暴力强迫的形式，是一切人类不平等和苦难的根源。因此，自由主义更关注个人与国家之间、社会利益群体和国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相对忽视政治经济学派所关注的社会阶级的划分。无政府主义在强调个人自由、反对国家暴力方面比自由主义还要激进，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同样激烈地反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认为财产的私有制与强迫性暴力同样是人类不平等和剥削压迫的根源。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保持着对组织化的行政权力(无论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的警惕。这种警惕，来自一种对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的特定理念和学说，我们称之为政治社会学的“强迫性权力”范式⑧。
这里，可以将政治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范式和“强迫性权力范式”作一案例对比，而这个案例就是马克思晚年的著作《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对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作了逐段落的批驳，形成了精彩的虚拟对话：
巴枯宁：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马克思：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巴枯宁：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
马克思：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
巴枯宁：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作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3]694-700
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巴枯宁都关心无产阶级的解放，然而他们对新出现的国家和管理阶层是否可能成为新的压迫来源看法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经济特权阶级”被消灭，压迫也就自然消失。而巴枯宁和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对于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少数“特权”都抱有强烈的怀疑。
总之，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私有制所造成的阶级区分是共同关注的，而无政府主义在阶级之外，还看到了因掌握国家机器或掌握专业知识而形成的少数“精英”与大众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人类解放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消灭财产私有制之后，还可能出现基于暴力、行政管理、文化知识和其他社会资源不平等之上的压迫。
“政治经济”范式告诉我们基于物质生产和交换的社会阶级的重要性，而“强迫性权力”范式告诉我们基于强迫性国家机器、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的社会不平等，而这种有别于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社会阶级的社会分层，在政治社会学中的术语，就是“精英”和“群众”。
“文化盟主权”是第三种政治社会学的范式，它同时承认阶级与“精英——群众”这两种社会分层形式，但它更关注的是后者。但“文化盟主权”范式和“强迫性权力”范式的区别在于：它更重视“精英”与“群众”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基于非暴力形式的、以道德感召、话语与说服、共识与自愿为手段的权力，而这种有别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强迫的权力，被命名为“文化盟主权”⑨。
如果说，“强迫性权力”范式和“政治经济”范式的历史时空背景分别是英国内战时期和内战后的和平时期，“文化盟主权”范式的历史时空背景则是与前两者完全不同的早期现代意大利社会。从16世纪到19世纪，意大利经历了艰难和漫长的现代国家建立的历程，政治分裂、社会动荡、自由主义传统的薄弱成为意大利社会的长期特点。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意大利传统的政治理论，强调人性的狡诈、丑恶，以及国家和精英的操纵力量，并且关注政治伦理与合法性。意大利的思想家们，从帕累托、莫斯卡、克罗齐到葛兰西，都继承了这些意大利特色。这里所说的“文化盟主权”范式，主要是指围绕着葛兰西的政治理论形成的有关精英、群众、文化、盟主权等的理论范式。
葛兰西对“盟主权”的讨论，围绕着这样一对二元对立：一方面是以沙皇专制为典型的社会，其统治是以暴力强迫为主，社会转变的方法是短促突击式的的运动战；另一方面是西方议会民主为典型的社会，那里的统治是以自愿合作、文化道德的合法性为基础，其社会转变的方式则是持久的阵地战。葛兰西认为，通过西方社会内的这种持久的阵地战，“不仅实现政治经济目标，而且取得智识和道德上的统一，使斗争中的一切问题，都从普遍意义上提出，而不是从个别集团意义上提出。这样就开创了一个主导集团对一系列被主导集团的盟主权。”⑩显然，盟主权的实现，需要“主导集团”——亦即精英的细致操作，而这里的被主导集团，指的就是大众。然而，和“强迫性权力”范式不同的是，盟主权强调的不是精英的暴力和组织管理方面的优势，而是在文化、伦理维度上的优势，从而把政治权力建立在自愿、共识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
二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的几次主要社会革命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俄国革命中，民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竞争者。而无政府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还是一个争议颇多、研究甚少的重要问题(11)。美国学者迈斯纳认为：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版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中，有着顽强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冲动，这包括：对农民的肯定、对作为有组织的整体的“人民”的革命性的赞美、对城市、市场和现代化的怀疑、对“落后的优势”的认识、对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强调，等等(12)。这些观点，似乎可以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政策、事件和现象中得到印证，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革命带有民粹主义所特有的“反智主义”(13)。
以政治社会学的“强迫性权力”的范式来阐释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毛泽东最常被引用的语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以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无不与将毛泽东的思想按照“强迫性权力”的范式去理解有关。
然而，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还有着其更细致、更深刻和更富有智识内容的一面。和毛泽东的其他论述相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受到的关注还相对较少，有关研究也欠深刻。这里，试图将毛泽东的这一学说，放到“文化盟主权”这个范式中来考察，以展开其中蕴含的群众与精英的辩证法，并触及毛泽东有关“文化革命”的原初意义。经过这样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毛泽东的智识遗产，也许和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而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所谓的民粹主义存在一定距离。
实际上，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已经预示了两类矛盾的概念。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盟主权”的区别，即前者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以武装和暴力为基础；而后者是针对盟友的，特别是指农民，实行妥协、说服和指导的策略。这种指导，葛兰西称之为“盟主权活动”(14)。
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葛兰西的著作。两人在观点上的高度对应和吻合只能看作是伟大智慧的不谋而合。
在毛泽东的著述中，群众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群众通常是和精英、先锋队相对立，有时候群众又指涉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比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4]，以及“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5]。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当中，群众通常具有一些积极、能动的形象：“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6]在解放后，毛泽东则认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7]587-588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意味着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各阶级——内部提出了和阶级划分不同的另一个划分，也就是精英和群众的划分。尽管毛泽东并未使用“精英”这一词汇，然而，作为和群众组成二分法的另一面，通常是党、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精英”。
“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中，仍然包括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然而，毛泽东似乎更关心那些阶级理论所无法涵盖、却体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比如：党群之间、国家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不同思想看法之间、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等等。总之，“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两个方面，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方在数量上为少数，一方在数量上为多数；一方在信息、知识、权力上属于优势，一方在这些方面是劣势。这样，“精英”与“群众”在数量和质量上，形成了差异和均衡，它们共存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中，这个矛盾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着、演变着。
这里，作为群众的对立面的“精英”，已经不再是和物质生产相联系的阶级概念，而是和精神道德、知识生产相联系的概念，而在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代，从事精神生活和知识生产的，自然是少数精英，而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是工农劳动者，通常也被称作“基本群众”。在很多场合，“精英”与“群众”确实是与人数的多寡、和数字比例相联系的。“精英”与“群众”也不是依靠官位级别能够划分的。一些人，在某种情境下是精英，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又成为群众。比如：在七千人大会上，省委书记以下的干部，也成为“群众”。因此，“精英”与“群众”有时又是由特定的情境和语境所建构的概念范畴。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先明确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因而“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8]366,375,389。这样，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让位给了“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在形式上可以包括：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思想改造、细致的讲理，等等。
如果说，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主要形式是精英与群众之间的非对抗性交往，那么，他仍然认为其本质是反映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较量；这也许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深刻之处，但恐怕同时也是后来该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误入歧途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8]390
因此，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思想斗争。这里，毛泽东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8]390思想斗争的主要参加者，通常是知识分子精英(尽管毛泽东后来鼓励工农兵参加思想批判)，而思想斗争的领域，则是：舆论宣传、人文学术、文学艺术，甚至风俗习惯。这样，毛泽东把人民内部矛盾的场域，提升到了上层建筑，同时又下放给日常生活，而这种特殊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演化、解决过程，也不同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方式，这是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的特殊之处。
在这种内部矛盾的范式中，精英和群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是复杂的强弱相互转换、主动被动相互转换的关系。在毛泽东的许多言论中，都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逻辑，比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9]又如：“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10]887尽管这些都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劳动群众普遍受压抑、受忽视的情形而讲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位简单的民粹主义者和反智主义者。他的出发点，仍然是精英对群众的掌握和驾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欲得先舍、欲擒故纵。他认为：精英对群众的掌握，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而且不花力气的。因此，精英“‘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9]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强调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最终目的是为了“到群众中去”，即精英的政策和长远目标是到群众中去掌握群众(当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和目标是符合群众利益的)。在民主革命时期，能否关心群众生活，组织千千万万民众，意味着能否成功地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联系群众，是否“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11]378，则关系到政权的存亡：“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12]这就是说，在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三娘教子”和“子教三娘”的互动对流过程。
类似地，和对精英与群众的强调并重的，是对秩序与自由问题上的两点论，主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3]。在群众和党的关系上，似乎存在着一种二元论。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4]9毛泽东把相信群众放在前，相信党放在后，似乎暗示着某种最终信赖基础与合法性来源，但何者是第一位，似乎是刻意保持含糊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范式，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政治经济”范式和“强迫性权力”范式的政治社会学。这种理论突破，意味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公式的否定(社会主义还需要有革命化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也意味着对苏联模式中专家治国、排斥群众、压制民主等阴暗面的扬弃。
三 结语
葛兰西和毛泽东是同时代人，却生活战斗在截然不同的历史空间下。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经历了在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时代的动荡和纷杂的现实。虽然他们不曾谋面、不曾交流，但他们的共通之处是非常多的。他们各自用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比如，葛兰西说“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坚固堡垒”，毛泽东说“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在教条的年代，人们一般只理解“庙小”、“池浅”的贬低之意，而不理解毛泽东所谓的“神灵大”、“王八多”的深意，其实这和葛兰西的“坚固堡垒”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意味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结构的盘根错节，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对新社会影响的顽固性，这不仅涉及教育、艺术，还涉及人们认为是与政治和权力无涉的领域：日常生活、商品、趣味、工作节奏等等。
如果说，葛兰西使盟主权的概念进入马克思主义语汇，那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则有着同样突出的地位。而毛泽东的最独特的贡献，应该是他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个学说，将阶级、群众和思想文化领导权这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贯穿在一起，揭示了现代性条件下的权力来源，成为毛泽东独创的政治社会学学说。
长久以来，毛泽东被看作是20世纪极端年代里暴力革命的圣像。然而，这种阐释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毛泽东的复杂、矛盾的精神遗产中，值得赞叹的是他的思想的前瞻性和先知先觉，这些宝贵思想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正在到来的时代。在这个意识形态和权力都远远没有终结的时代，人们开始认识到“软力量”的重要性(15)。而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预见了“软力量”范式的兴起，同时为我们今天建设基于民主、说服和自愿的政治文明，发展富有活力的市民社会提供了指南。
注释：
①后毛时代的“形式化”或“仪式化”，见迈斯纳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八章：《乌托邦的形式化：毛泽东主义时代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化现象，以媒体对齐泽克编辑再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报道为例。
②Mao Zedong.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Revolutions).Slavoj Zizek(Editor)，Verso，200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
③这个问题在拙文《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中有所讨论。该文收入《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公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④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1995年。
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92年；Rau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1950，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nish as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alguno de sus principales problemas，1949；依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2000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正式表述，见：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⑦比霍布斯稍后一些的斯宾诺莎也提出了相近的政治哲学主张。
⑧很多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其观点虽然相差很远，都可以归入这一范式，包括：罗尔斯、诺齐克、达尔、乔姆斯基等。
⑨盟主权对应的英文hegemony常被译作“霸权”(或“霸权”被译作hegemony)，这不十分准确。如果以中国古典的“王道”、“霸道”区分作比较，hegemony更接近“王道”而不是霸道，因此，更贴近盟主权、领导权之意。
⑩佩里·安德森在《安东尼奥·格兰西的二律背反》一文中，对葛兰西《狱中笔记》中的重要段落，做了意文版和英文版的比较(Perry Anderson:"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in New Left Review I/100,November- December,1976)。 这段引文在:Antonio Gramsci:Quademi del carcere [vol.3],Einaudi,Torino,1975,p1584.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and trans.Q Hoare and G.Nowell Smith,London:Lawtence and Wishart,1971,pp181 - 2.
(11)对此问题有所研究的外国著作是：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Benjamin Schwartz,"The Intelligentsia in Communist China:A Tentative Comparison," Daedalus,89.3:615 Summer 1960.
(12)迈斯纳：《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第一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1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Antonio Gramsci:Quaderni del carcere [vol.3]，p2010.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57.
(15)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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