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及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保护论文,冲突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一、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实践中的冲突
（一）贸易所得与生态失衡
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的日益自由化使人们将眼光更多地投向贸易所得。许多发达国家利用各种贸易方式耗竭性地掠夺全球资源，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同时，人们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大、资本积累、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模式，又使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高风、毛毛，1998）。于是，众多学者呼吁对WTO进行体制改革，修订其法律原则，各国实施环保政策限制贸易自由，保护生态环境。但是，在实践中，常常有些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单方面制订歧视性政策和贸易保护的立法，比如名义上合理性、形式上合法性、保护内涵上广泛性和保护方式上隐蔽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注：绿色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对来自国外的产品进行限制的手段和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有两重性，即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贸易，但常成为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手段，本文采用以上定义恰体现了这一点。）（赵苏，199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前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在1991年北京举行的“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环境法研讨会”上也提出质疑：“保护环境的一系列法律努力是否在无意中创设了贸易保护主义呢？”专断的歧视与暗藏的保护都是与自由贸易的宗旨相悖的。因而，各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使本已困难重重的贸易自由之路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二）消除污染与消除贫困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经济和科技上的显著优势，而使他们在“环保——贸易”政策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达国家认为：目前全球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日益威胁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因此，为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减少并消除污染和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推动全球环保市场的扩大；同时，为了保护环境和人们身体健康，任何国家都有权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出口。而发展中国家认为，保护环境的确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但我们目前最大挑战是贫困，而发展中国家认为，保护环境的确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但我们目前最大挑战是贫困，而消除贫困的唯一出路是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只能优先发展经济，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张宝珍，199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保——贸易”认识上和政策上的不同，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要维护在贸易中的既得利益和日趋衰弱的夕阳产业；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要继续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提高在贸易中的地位，最终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其归根结底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在新形式下的利益冲突反应（蒙子良，2000）。
（三）环境标准的制定与统一
环境标准的制订与统一是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在实践冲突中的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的不同，各国对环境偏好、需求也不同，从而造成在环境标准和政策上的差异。环境偏好程度高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环境目标，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使生产产品的成本较高，在国际市场可能失去价格优势，降低竞争力；相反，在实施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里，其产品可能获得一定的价格优势，获得竞争力。比如，在美国与墨西哥金枪鱼一案中，美国通过其严格的环保标准对金枪鱼捕劳方式的限制使墨西哥捕鱼成本提高，墨西哥由此损失了这一方面的比较优势，造成两国贸易冲突（汪洪，2001）。
总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更偏好清洁的环境。并有足够的财力、先进的技术来规划国内环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虽然知道环境保护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迫于贫困和人口增长等社会压力不得不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不协调或冲突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有不同阶段的经济利益冲突的反映。
二、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理论上的争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关系的争论日趋激烈。经济乐观主义论者认为人类是超越于自然界之上，并且自然界、环境与经济发展是彼此分离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在其发生的时候通过开发新的技术而加以解决。因此，社会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才有能力负担环境污染的投资，而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即有利于环境保护。但环境污染悲观论者认为人类是寄生虫，对自然界构成破坏，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加剧了环境恶化（托马斯·安德斯·安德森，卡尔·福克，斯蒂芬·奈斯德姆，1998）。
美国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是环境主义者观点最有力的实证。美国的另一位环境学家尤劳吉(Christian Euloign)将自然资源分为独占资源(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和不可占资源(In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前者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完全独占的经济价值资源，如土地、树木、天然气、铜矿、石油等；后者是那种不能分割、难以独占、现在公众仍在免费使用却由社会来承担代价的资源，如清洁的空气、大气，山光水色，宁静等环境资源，即哈丁所说的“公地”。而传统的国际贸易思想仅考虑了前者，没能正确估价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贸易加剧环境恶化。
环境主义者和经济增长极限论或自然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和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等以罗马俱乐部为思想库，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零增长论”。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当时的增长率继续下去，那么未来100年内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可预期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将突然不可抑制地下降。在“零增长论”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了“环境保护第一主义”、“人类返回到大自然里去”等主张。针对增长极限论和自然保护主义，以美国学者赫曼、卡恩和经济学家利朱利安、林肯和西蒙等为代表的乐观主义派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传统经济理论的延伸，认为近200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增加了人类的福利，而且所有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水平要比两个世纪前的状况好得多。经济学家吉·曼·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个好事，而且还是所有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该学派认为市场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对资源稀缺性具有缓冲作用，而且发展中国家应把环境质量放在第二位考虑的问题。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饥饿和空气污染中当然是面包重要”（王金南，曹东，1997）。零增长论与发展决定论虽都把环境与经济起来，具有同样的片面性的，但也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要求。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暂时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贸易所得常被环境成本所抵消，甚至产生更多负效应。而且，进一步应用“环境资源禀赋（注：环境资源禀赋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环境容量，对污染的物理吸收能力，即对环境损害的修补能力，其包括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可替代、可更新程度，环境对污染物在不产生外部成本的吸收能力和环境技术禀赋三部分。）”理论，把环境要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风港”假说——认为由于各国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各国通过激烈的贸易竞争重新安排环境资源，加剧环境恶化。由于环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国性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
Copeland和Taylor(1994,1995)对“污染的避风港”提出怀疑，认为贸易主要是由于“可占有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引起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主要是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对环境产生影响。Antweiler,Copeland And Taylor(2001)在此基础上，从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三个方面对4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SO[,2]的浓度变化做了分析，结论是：贸易的规模每提高1%，平均每个国家的SO[,2]浓度提高0.25%-0.5%；但竞争促进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使世界财富增加，有利于发展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刺激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的开发，有利于消费者选择较高质量和有效的环境服务，从而使SO[,2]的浓度下降1.25%-1.5%；并进一步推断自由贸易使人均GDP每增加1%，可使污染程度下降1%。
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理论之争，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实践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环境要素对“两要素禀赋”理论适应性在遭受“里昂惕夫之迷”之后的又一挑战。
三、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贸易被看作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并积极推动世界进步。而有关环境、健康、安全的法律保证了我们饮水的清洁，所吃食物的洁净，呼吸空气的清新。因此，贸易与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刘敏，1997）。事实上，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二者之间本不存在不可协调、分歧甚至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贸易自由化可以增加收入以支付治理环境的费用，更有效地配置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资源，以较小的成本实现相同水平的产出，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肖德、张颖，1997）。
目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贸易不是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体现环境成本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才是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比如某些进出口商的生产、营销、消费活动虽污染了空气和水，造成全球环境资源污染；但这些环境资源的污染在生产或贸易中被忽略不计，造成进出口商品的成本不包含或不反映其全部成本。而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考虑环境的外部性并实行环境成本内部化，那么将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和环境保护产生重要影响（曲如晓，20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凌云教授在“全国资源环境经济论坛研讨会”上认为，在经济学的范式分析中一直把环境资源的供给作为给定的，即相对于资本、劳动、技术、制度是经济学的外部属性。而沿着这样的理念，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付出了通货膨胀、贫富悬殊、资源逐步耗竭等代价，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混乱和不平衡的绝境。如果把环境内部化，一定会给经济学带来理论上的革命。他进一步指出，人类行为评价标准的价值转型，即从人类中心向生态中心的转型是环境内生型经济的理论基础，生物经济人假设是环境内生型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环境内生型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在人与环境自然和谐的目标前提下，解决稀缺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配置。
“科斯定理”将外部性与产权联系起来后，研究外部性的许多学者认为“公共财富”的存在是产生外部成本的根本原因。环境资源往往属于公共物品，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抑制外部不经济性的基本条件是产权的明晰化，而消除外部性的交易最好对产权的拥有尽可能排他。但是诸如大气、公海和需加保护的自然植被等环境要素，事实上不存在私有化的可能。因此，就有赖于对环境资源合理定价。环境资源是否有价值？这一点在环境学术界仍在探讨，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环境是一种资源，应当具有价格。”1972年经合组织环境委员会在《关于环境政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控制》中首先提出这一原则，规定“排污者必须负担由公共当局决定的减少污染和费用，以保证环境处于一种可被接受的状态。”一般的排污者付费原则要求排污者支付控制排污量以达到排污量标准的费用（控制成本），而不需支付标准内排污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扩展的排污者付费原则要求排污者不仅支付控制成本而且支付损害成本。
胡妍红，傅京燕(2001)在考虑环境要素的影响下对贸易所得进行了环境成本内部化效果的实证分析。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成本内部化效果的实证分析
图1(a)中，横轴代表生产和消费时会产生污染产品的数量，纵轴代表该产品的价格。PMC线（即么认边际成本线）为厂商的供给曲线。这时，自由市场的均衡产出量和价格分别是Q[,2]、P[,2]。如果在消费和生产每单位该产品时，存在着相应的外部影响，那么曲线PMC就不能代表这个产品的实际社会成本。如果每单位该产品使得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第三方必须承担2美元的成本，那么，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每单位产出应当缴纳2美元的销售税，就可以得到实际边际社会成本SMC。ac即为2美元的外部成本。在需求曲线D和边际社会成本曲线SMC的新交点外，Q[,1]就是有效产量，而P[,1]则是相应的价格。因此，在征收污染税之后，污染产品的实际产出量就由原来的Q[,2]降低到社会最优产量Q[,1]。同时，对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从P[,2]上升到P[,1]，而生产者接受的价格则从P[,2]下降到P[,3]。根据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相对弹性，污染税的税负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在污染税ac中，消费者缴纳ab，生产者缴纳bc。同理，如果政府明确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则受到污染损害的第三方有权向生产者索取2美元的赔偿，那么PMC曲线向上移动SMC，产量也降到社会最优水平Q[,1]。
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措施可以减少污染的数量，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当污染排放量处于很高水平时，它们就会使人体中毒或使环境遭到破坏；当污染排放量处于低水平时，由于人体对大多数毒素具有某种耐受性，其影响可能微不足道。同时，环境也具有某种吸收能力，它能够把大多数的污染物吸收掉一部分，即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然而，一旦超过临界量，污染物浓度及其毒性就会迅速上升，图1(b)所画的成本曲线更符合现实。随着污染物浓度的提高（当总产出量增加时），SMC曲线与PMC曲线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即外部成本越来越大。当总需求保持在低水平时，这种差距就会很小。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收入的日益提高，需求曲线从D向外移动到D[,1]，外部影响的重要性就日益提高。
复旦大学胡涵钧(2000)进一步在理论上分析了污染性商品贸易，结果表明：在生产污染类产品的自由贸易中，进口国的福利将因减少了对国内环境污染而肯定会上升，而出口国的生产者收益与外部成本的难以确定使出口国的贸易福利也不确定；在消费污染类产品的情况下，出口国的福利肯定会上升，进口国的却难以确定。但是，如果两国均采用“最优的环境污染政策”（注：最优的环境污染政策：指要使防治最后一单位污染所花费的成本——边际减污成本(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等于最后一单位污染所造成的损害成本——边际污染成本(The Marginal Damage Cost)。），即环境成本内在化，自由贸易会使两国均获益。
四、结论
由于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涉及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涉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非常复杂。而环境成本内部化指出了问题新的解决方向，可使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共同服务人类。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它仅涉及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而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含有环境成本的广义比较成本则反映了产品的真实成本，是真正的贸易比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产品价格中后，现行的许多贸易限制已变得毫无必要，世界各国将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系统，促使世界贸易更趋于自由化。同时，环境成本内部化后，企业将不得不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改进原有的生产技术，引进和开发治污技术，增加对环保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优化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加速耗能高、耗资多的产品和工艺消亡，使资源更合理配置。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进而解决了环境与经济的协调问题，使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保护环境，使我们走出经济与生态的对立之谷，使世界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收稿日期：2002-08-02
标签：环境保护论文; 贸易自由化论文; 环境成本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环境保护措施论文; 内部环境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环境污染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