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去官”与“弃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弃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的“去官”是法律许可的一种退免方式，“弃官”则是一种法外行为。“去官”不同于国家的强制罢免，也与正常的休吏制度有别；“弃官”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习惯法倾向，它出现于春秋战国官僚制度形成之后，是士人追求政治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产物，秦汉专制君主制建立后，它又蜕变为各级官吏沽名钓誉、逃避罪责的一种手段。我们探讨汉代的去官与弃官，不仅有助于把汉代人事管理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还可加深对古代政府官员习惯法特权的危害性的认识。
一
去官与弃官的“去”与“弃”，在秦汉法律用语中含义基本相同。如婚姻法中“出妻”之“出”，为两汉以后的法律用语，秦简中称“弃”，《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引律文曰：“弃妻不书，赀二甲”；文献中称“去”，《大戴礼记·本命》称“妇有七去”。用字不同，取义一也。
“去”与“弃”在汉代表示官吏主动解职时，用意大体一致，但由于“去”与“弃”的具体行为在性质上不同，因而使用时又存在明显差别。一般而言，表示因病、因丧而主动辞职称“去官”；表示为抗议朝政和上司无道，逃避罪责而自行放弃官职称“弃官”。这种区别在西汉史籍的行文中尚不明显，而在东汉史籍的笔法中已十分严格。
“去官”的特点即自免。官吏因种种原因主动辞职，一般需要得到朝廷批准，如乐恢为尚书仆射，以窦氏专权，遂称疾乞骸骨，如此者再，“诏听上印绶，乃归乡里”（注：《后汉书·乐恢列传》。）。西汉初年以秦法为治，官吏法禁尚严，即使意有不合，亦不得擅自去官。秦简中虽无“去官”、“弃官”之名，但律文严禁官吏未经许可而擅离职守，擅自离开岗位，称“去署”或“窦署”（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要追究法律责任。汉代沿袭此制，“去署”之名常见于汉简，如：
迫有行塞者，未敢去署。（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495.4A；3.28，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吏毋得离署（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495.4A；3.28，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违者往往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简文有：
隧长侯仓、候长樊隆皆私去署，诚教敕吏，毋状，罪当死，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注：《居延新简》简424，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从文献记载来看，汉初亦无自解印绶付吏而去的事例，意有不合，也要托故辞职。如吕后欲王诸吕，陆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注：《汉书·陆贾传》。）；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都尉，枚乘因不乐郡吏，遂“以病去官”（注：《汉书·枚乘传》。）。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官吏主动解职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如自解印绶而去便属违法，这同擅离职守罪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西汉虽无具体事例可证，但求之东汉史事，仍有线索可寻。如杨伦为清河王傅，会安帝崩，“伦辄弃官奔丧，号泣阙下不绝声。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注：《后汉书·儒林列传上》。）。可见官吏专擅去职，即使在崇尚名节的东汉时代，国家仍可依律予以制裁。
“弃官”之名始见于王莽篡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学的独尊，儒家思想成为辅助官吏法律规范官吏思想与行为的主要价值取向，士人风尚为之一变，由当初的任侠渐趋守文，所谓“自武帝以后，崇尚经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守文之徒，盛于时矣”（注：《后汉书·党锢列传》。）。与此同时，随着“以经治国”路线的深入贯彻，国家对士人的仕与不仕，法禁渐宽，儒家提倡的“从道不从君”，“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注：《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注：《孟子·尽心上》。）。等思想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也不断为社会所认同。昭帝时，魏相为河南太守，所属洛阳武库令因父亲车千秋死，“而（魏）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还”。（注：《汉书·魏相传》。）千秋子的“自免去”显然属于自解印绶，没有得到魏相的同意，魏相除了发点牢骚，别无奈何。元帝时，萧育（望之子）为茂陵令，考课第六，却为殿最的漆令求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并在罢府后召萧育“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萧育径自出曹，按佩剑对赶来劝阻的书佐说：“‘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师古注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须召我诣曹乎？”（注：《汉书·萧望之传》。）这段对白一语道破了汉代官吏可以任意“自免”而去的奥秘，那就是披挂印绶则为官，解脱印绶则为民，对一白衣男子，天子也不能屈。如汉成帝与成公的一段对话就形象地表明了这个道理，史载成帝对隐士成公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成公理直气壮地回答道：“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注：皇甫谧：《高士传》卷中。）成帝一时被驳得无言以对。应当说，千秋之子、萧育的自免、欲自免，尽管仍称“去官”，但已实开汉末“弃官”之渐。
王莽代汉，从深层文化底蕴言之，得益于西汉儒生主要是把通经作为汲汲求利的途径，而没有把孔孟之道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价值选择，正如顾炎武指出的那样：“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注：《日知录·两汉风俗》。）但王莽禅汉，毕竟与孔子的“正名”主张格格不入，也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去甚远，因此仍然引起一些官僚士人的公开反抗和非暴力不合作斗争。以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来说，许多气节之士纷纷“弃官”，走上隐逸之旅。如谯玄于平帝元始四年，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会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间窜归家，因以隐遁”；美阳令王皓、郎官王嘉以王莽篡位，“并弃官西归”；沮阳令刘茂也愤然“弃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注：《后汉书·独行列传》。）；等等。正是，“汉室中微，王莽篡汉，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注：《后汉书·逸民列传》。）此为汉世官吏弃官抗争时政之第一次高峰，撇开封建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它无疑表现了士人群体大义凛然的精神和不向强权低头的共同心态。
按范晔的说法，“弃官”的特征就是自解印绶，毁服去冠，对当政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此风一开，而光武又刻意“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注：《日知录·两汉风俗》。），以至“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注：《后汉书·党锢列传》。）。
二
从现存汉代律文及相关事例来看，“去官”是退免制度许可的一种主动辞职形式，“弃官”则是一种自行解职的法外行为。去官不同于休吏，弃官也不同于隐逸。依据官吏去官与弃官的动机、目的、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之大体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为讨论起见，兹分论如次：
（一）以公事去官。以公事去官在《隶释》所载碑文中常见，亦称“以公去官”（见《车骑将军冯绲碑》）。去官的具体原因不明，是犯有“私罪”被免官，而在碑铭中以“公事”二字掩恶扬善；还是因种种“公罪”被迫去职；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今已很难分辨清楚。但根据现今尚能索骥到的几条记载分析，似乎因“公罪”被迫辞职的可能性更大。如鲁峻为九江太守，行循吏之道，有黄霸、召信臣在颍南之歌，寻“以公事去官”（注：见《隶释·司隶校尉鲁峻碑》。）；虞诩在顺帝永和初，“迁尚书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复征之，会卒”（注：《后汉书·虞诩列传》。）；冯绲“迁犍为武阳令，诛疾强豪，以公去官”等等。上述诸公在以“公事”去官前的行政，或为循吏，或为能臣，行文但云“去官”而不书“免”、“策免”、“下狱”，显然不是因为“私罪”被罢官，否则朝廷不会“思其忠”而复征之。如“公事”罪重，则称“坐事免”、“公事免”，可证以“公事”去官所犯过失尚构不成被免官的条件，而由当事者本人主动提出辞职。
（二）以病去官。汉代休吏制度有病休的规定，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注：一说为百日，见《风俗通义·过誉篇》、《后汉书·蔡邕列传》注引《汉书音义》。），否则即行免官。官吏因病请假，在己称“告”或“取告”，在官称“予（与）告”，已经休假称“休告”。居延汉简中有对军官和士卒的病休事宜进行具体管理所使用的帐簿，分别称为《吏病及视事书卷》和《病卒名籍》，从有关病休与视事的大量简文看，休假均在三个月以内，且病假期满要归署视事，这在简文中记录的极为详备（注：参见赵沛、 王宝萍《西汉居延边塞休吏制度》， 《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另外，对二千石以上官吏， 天子往往以“赐告”的方式特别恩准给予长期休假，或“使带印绶将官属归家养疾”，或“居官不视事”。当然，二千石官吏也有未得赐告直接依律免官的，如山阳太守朱博、京北尹隽不疑等均以“病免官”、“以病免”。依此论之，在汉代病满三月免官是通例，“赐告”则为特例。
“以病去官”（注：史载中又称“以病自退”、“移病免归”、“谢病免”、“称病去”、“辞疾而去”等等。参见黄留珠《汉代退免制度探讨》，《秦汉史论丛》第4辑。）与上述“病休”、 “病免”不同（不含因病致仕），它是官吏因病或托“病”而主动辞官的一种习惯表达方式。首先，以病去官不同于“病休”，病休指因病休假，暂时不省官事，病愈后即回原岗位视事。以病去官的“去官”指的不是带官衔临时离岗，而是辞去官职，以后欲再仕要通过察举征辟等正常选举途径重新起用。如王吉为益州刺史，“病去官，复征为博士谏大夫”（注：《汉书·王吉传》。）；张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注：《后汉书·张奂列传》。）。其次，以病去官也不同于“病免”，病免指病满三月免官，不论官吏本人主观意愿如何，都要按制度执行。以病去官指官吏因“病”主动辞职，它体现了官吏或因厌倦仕途而求退、或托“病”以自引高等不同心态，尽管也要履行合法的手续，但毕竟是官吏个人意志的实现。
（三）以丧去官。汉代休吏制度之一曰“宁”，即奔丧。从官吏申请奔丧言之，称“取宁”，从官府批准奔丧言之，称“予宁”（注：见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7 章《汉代官吏的勤务与休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丧假的法定期限自文帝遗诏提倡丧制从简之后，大体实行三十六日释服之制。如翟方进为丞相，后母死三十六日，即除服起视事。论者或谓西汉也实行过“予宁”三年的制度，根据有三：一是公孙弘为内史期间，“后母卒，服丧三年”（注：《汉书·公孙弘传》。），然传文未说明是“予宁”三年抑或“去官”行丧三年，故不能作为西汉准许大臣行丧三年的根据。二是哀帝初即位，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注：《汉书·哀帝纪》。），但此令仅适用于博士弟子，而并非在职官吏。三是《汉书·扬雄传》注引应劭曰：“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此律的出处或许就是安帝元初年间，邓太后所下诏令，曰“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注：《后汉书·刘恺列传》。），若是，则不能印证前汉事。设若应劭所引汉律始于西汉，也指未仕之人，所以何焯才不无遗憾地说：“哀帝既许博士弟子予宁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注：《汉书·哀帝纪》王先谦补注引何焯曰。）《后汉书·刘恺传》也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此乃西汉不准已仕官吏行丧三年之明证。
东汉一朝，朝廷对大臣是否行丧三年，或许或禁。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临政，曾准许公卿、二千石、刺史行丧三年，但建光元年安帝亲政后，认为不便而中止。桓帝永兴二年初，也听任刺史二千石行丧三年，而到延熹二年又禁，故赵翼总结说：“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注：《陔余丛考》卷一六《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唯其如此，而文帝以来三十六日释服的惯例又相沿成俗，演为汉家故事，因此才有“以丧去官”和“以丧弃官”之分别。
汉以孝治天下，大力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把孝纳入选举制度之中，在察举征辟的诸科中，“孝廉”一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孝成为国家对入仕之人基本的道德要求（注：参见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孝亲与事君从理论上说存在着互相渗透的同一性，而从政治实践上讲两者又是矛盾的。就本文讨论的行丧与否而论，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儒家一方面主张以忠制孝，另一方面又提倡为父母行丧三年，汉政府在两难的选择中，总体上讲是把事君摆在孝亲之前，而无“必当行丧之制”（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问题是，汉代选举重“孝廉”科目的结果，对社会习尚也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即人们对“孝”的过分追求，孝成为一个人社会评价的重要依据，士大夫能持服三年者，身价倍增。如铫期为父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如果遇丧不奔，往往身败名裂，如元帝时陈汤“父死不奔丧”，为司隶校尉弹劾而下狱。更有甚者，人们为追逐名誉，不惜采用卑鄙手段，借以立名，如青州民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居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然其五子皆服中所生，欺世盗名之迹可见一斑。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引导下，许多官吏争相慕效，宁过无不及。他们得以实现持丧的途径有三（安帝元初三年至建光元年及恒帝永兴二年至延熹二年间，不在论列）：
一为“带职”行服，即朝廷大臣自愿持服者，可上书自乞，天子如果准奏，通常免去原职，特别恩准使带闲散官衔行服，类似病休制度中的“赐告”。如太仆邓彪遭母忧乞身，诏以光禄大夫行服；越骑校尉桓郁以母忧乞身，诏听以侍中行服；太傅桓焉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等等。
二为“去官”行服，地方官及朝廷属吏无“带职”行服的殊荣，欲为亲持服者需上书辞职。从官吏主动申请言之，称“上书求归”，如金城太守霍谞、辽东太守崔寔并以母忧，上书求归葬行服；从史家客观叙事角度言之，称“去官”或“去职”。如太常丞谯玄“以弟服去职”；扬州牧鲍永“会曹母忧，去官”；闻喜令陈寔 “以朞丧去官”（注：以上均见两汉书各本传。）；上虞长度尚“以从父忧去官”（注：《隶释》卷七《荆州刺史度尚碑》。）等等。从官吏“去官”行服的对象来看，当时不仅为父母、祖母（见《宋均传》）、兄（见《韦义传》）、姊（见《陈重传》）、弟（见《谯玄传》）丧去官，而且也有为伯父（见《戴封传》）、伯母、叔父，从兄（注：见《隶释》卷一六《北海相景君碑阴》洪氏跋。）解官的。总体上讲，官吏“合法”去官行服的对象基本以“五服”亲属为准，如遇“齐衰三月”、“缌麻”之丧则“取宁”即可，无需“去官”。
去官行丧之风，自汉安帝以后愈演愈烈，致使各级封建官署往往因之严重减员，“缺动百数”。这不仅极大地影响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而且“送迎烦费，损政伤民”，故左雄曾建议：“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此议是想通过立法严厉限制官吏因丧去官的范围（包括因丧或其他理由“弃官”），但因宦官从中抵制，“终不能用”（注：《后汉书·左雄列传》。）。
三为“弃官”行服，即不经许可就自解印绶而去。东汉时代私学昌盛，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师生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恩义”联系。同时，察举征辟之选至东汉中后期不重才学唯重族望门第的结果，也使举主、府主与门生、故吏之间的政治联系日益紧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这种条件下，师长、举主去世后，门生、故吏往往也要奔丧成服。但门生、故吏为师长、举主服丧，既不合于“五服”从而不能“取宁”，又不具备申请“去官”的“合法”理由，所以只能“弃官”。如延笃、孔昱“以师丧弃官”，傅燮为举主，桓典、桓鸾为郡将“弃官”竟服（注：以上均见两汉书各本传。），等等。由于汉代“本未有不许行丧之令”（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所以一般情况下也不因此而罪之。
（四）为抗议朝政和上司无道而“弃官”。汉代的“弃官”最早源于隐。隐与仕相对，即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与当权的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高敏先生在《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一文中，曾把古代隐士阶层区分为五种类型：一曰抗议型隐士，或曰不合作型隐士；二曰淡泊型隐士；三曰老庄型隐士；四曰清高型隐士；五曰虚伪型隐士（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 而隐士实现隐逸的途径则有二条，一是终生不仕，不慕功名利禄，无意于升官发财，二是仕而后隐或以隐为诱饵，“假岩穴以钓名”。仕而后隐或假隐的表现形式当时主要就是弃官。如前所述，王莽篡汉，引起许多士人“弃官”归隐山林，以避王莽政权的征辟。此举深得刘秀称誉，东汉初，太原周党被征召，表示不欲仕宦，“愿守所志”，博士范升上奏诋毁周党“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其“不以礼屈，伏而不谒”的行为乃“大不敬”之罪。刘秀下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注：《后汉书·逸民列传》。）这个诏书实际上肯定了士人“隐”的权力，即政府的权力不得干涉“不宾之士”的不合作，而士人政治自由权利的确立，其外延顺理成章扩大为官吏的“弃官”也被确定为权利，被国家习惯上认可为一种“合法”行为。
我们讨论的为抗议朝政和上司无道而“弃官”，自然不局限于隐。一般而言，由“弃官”走上隐居不仕的道路，大都发生在朝政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它使一些人在无法直接抗争的情形下，转而采取消极遁世的态度，弃官退隐。如新莽时期，大批士人“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朝政江河日下，许多士人在严酷的现实斗争面前，被迫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注：《后汉书·逸民列传》。）。正如司马光所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注：《资治通鉴》卷五一。）
由此弃官的另一种情况是抗议直接上司的“无道”。或因上司轻慢无礼，不能礼贤下士，有损于士人的名誉，侵害了士人的应有权利等。如前引萧育的“欲去官”，即因当众为扶风所辱；另据《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为河南令，“以职事为府君所责，免冠谢。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桥玄为洛阳左尉，而梁不疑为河南尹，“玄以公事当诣府受对，耻为所辱，弃官还乡里”（注：《后汉书·桥玄列传》。）；范滂为光禄勋主事，以光禄勋陈蕃不能礼遇，“遂投版弃官而去”。或因上司贪赃、受贿，而“士子羞与为伍”，如宗慈为脩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弃官去”（注：《后汉书·党锢列传》。）；陈寔为太丘长，“以沛相赋敛违法，乃解印绶去”（注：《后汉书·陈寔列传》。）。这种形式的弃官显然不是把“隐”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终归宿，而是以弃官为抗争手段，借以在舆论上抨击时政，贬抑邪恶。应当说，不论其弃官的主观动机如何，都是对士人人格独立和政治自由权力的维护，而此种权力的确立本身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些“抗愤而不顾”的士人尽管抗争的手段是消极的，但他们“大都具有不为富贵所淫和不为威武所屈的傲骨，也有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品德。他们往往鄙视权贵，反对暴政；仇恨贪鄙，清廉自律”（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 期。）。因此，在社会风气败坏，儒家道德沦丧的情况下，也有益于激扬正气，荡涤污浊。
（五）为逃避罪责而弃官。弃官既然被认定为习惯上的“合法”，那它就不会停留在归隐或抗争等动机和目的之上，大量事实说明，这种由隐派生出的“弃官”形式，在汉代主要蜕变为官吏逃避罪责的一种“权利”。即官吏有罪借故去官特别是弃官，可以不受法律追究（注：唐宋法律对前代官吏“在官犯罪，去官勿论”在罪行属性上作了明确限定，《唐律疏议·名例律》有“去官法”，规定“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宋刑统·名例律》因之。），而且不影响日后重新仕官。官吏的这种“权利”虽不似“上请”、“爵减”、“赎”等特权有律文可征，但西汉成帝时左冯翊薛宣对管内高陵令杨湛、栎阳令谢游的处理方式仍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依据。《薛宣传》载：杨湛、谢游“皆贪猾不逊”，薛宣暗中查访，具得其“罪臧”，以杨湛“有改节敬宣之效，乃手自牒书，条其奸臧封与湛曰：‘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书相晓，欲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于后。即无其事，复封还记，得为君分明之。’（杨）湛自知罪臧皆应记……即时解印绶付吏”。而谢游自以大儒有名，轻慢薛宣，“宣独移书显责之曰：‘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谪罚作使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证验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负举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镌令……令详思之，方调守’”。谢游“亦解印绶去”。
这段记载非常耐人寻味。首先，属官有罪，长官不加考案，当时竟传为美谈。请注意，这段文字是作为薛宣“良二千石”的政绩记录下来的。那么，薛宣的作法是否有法可依呢？否。汉律有“见知故纵”之法，明文规定：“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注：《晋书·刑法志》。）嗣后，桓帝建和元年，“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注：《后汉书·孝桓帝纪》。）。前引杨湛所犯“臧罪”，明言“疑为主守盗”，“又念十金法重”，而汉法主守盗十金是要以“弃市”论处的（注：《汉书·陈万年传》如淳注。）；文中所列谢游的三条罪状，虽然不能与现存汉律律条一一对号入座，但亦属“擅兴徭役”、“恐猲受财”、“平价坐赃”的范围，数罪并罚，恐怕就不是仅仅免官的问题了。然而薛宣仅仅令其“弃官”，其所犯“罪臧”就一笔勾销了。依据安在？原来它源于当时的一种政风。宣帝时，丙吉为丞相，“掾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即“长给休假，令其去职也”。丙吉不案验属吏的“罪臧”，亦属失职，却美其名曰“吾窃陋焉”，于是“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注：《汉书·丙吉传》并师古注。）。上行下效，由此形成一代政风，薛宣之举又何“罪”之有？
其次，官吏“弃官”不仅可以逃罪，而且不影响日后的仕途，正如薛宣在牒书中对杨湛所说：“欲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于后。”换句话说，官吏因罪“弃官”，在法律程序上等于代替了行政处罚，这不仅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还可以为以后的乡举里选在舆论上搭就跳板。如西汉一代名儒戴圣任九江太守期间，“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何武迁扬州刺史，“使从事廉得其罪”，戴圣恐为所举劾，遂“自免”（注：《汉书·何武传》。），寻即征为博士。此例一开，遂相沿成俗，演及东汉，“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注：《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不仅舍生取义得名，弃官抗争、归隐、假隐、奔丧得名，而且弃官逃罪同样可以欺世盗名，恰如左雄揭示的那样，“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这就使弃官逃罪的现象日益普遍，欲禁不能。
我们把汉代的“去官”和“弃官”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目的在于分辨官吏主动辞职和自行解职的各种动因，借以剖析它对汉代人事管理制度及汉政得失的影响。从整体上考察，去官和弃官可划分为主观（隐、抗争、逃罪等）和客观（病、丧等）两大类。古人编纂史书虽然注重春秋笔法，刻意一字褒贬，但在具体述史的过程中也难免有用字混淆的地方，因此上述分类只能是举其大端而已。一般来讲，客观促成的“去官”除了造成人事管理上一定程度的混乱外，对实现政治的好坏并无太大的损伤；主观促成的“弃官”最初是对士人不合作行为的肯定，后来却成为官吏逃避罪责的手段，影响极其深远，也是我们准备进一步探讨的重点。
三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五列有“擅去官者无禁”条，认为汉代“平时朝廷无禁人擅去官（实即本文讨论的弃官——笔者按）之令，听其自来自去而不追问也”。赵氏仅仅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不知“弃官”已经事实上成了封建官吏的法外特权。
前已述及，秦汉时期对官吏的控制很严，法律规定官吏不得“擅去职”，大庭脩先生亦指出：“从列传中所记载的官吏罢免情况来看，几乎不可能见到有罪免与病免以外的理由，所以，一旦当了官，要随便辞职是困难的。”（注：见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7章《汉代官吏的勤务与休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那么，王莽篡汉以后，官吏弃官归隐，弃官奔丧，特别是弃官逃罪的现象又何以日趋普遍呢？我们认为，在汉代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完备的条件下，其原因不外有三：
一为意识形态导向与君主专制制度二律背反所致。汉代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武帝以后日趋完备，专制皇权的无限膨胀，必然排斥士人的政治自由与人格独立，任何反对现行制度与政策、追求个体身心自由的言行，按君主专制的“排他律”都属违法。另一方面，汉政府为使臣民绝对效忠汉室，以孝治天下。东汉伊始又褒奖隐士，提倡名节，从而使士人的“去就”被肯定为一种“权利”，这种不合作权利的确立本质上是与封建专制制度格格不入的，因此可以称之为“自由律”。君主专制的“排他律”与士人追求政治自由的“自由律”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既对立又统一，它不仅为各种类型的隐士建构起“合法”的避风港，而且也为汉代官吏弃官逃罪提供了“二律背反”之间的法律空隙以及舆论上、习惯上的“合法”依据。
二由汉代官吏法尚不健全所使然。近几年，有关秦汉官吏法的研究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对官吏的任用、法律责任、考核、赏功、罚罪法的讨论已然赅详（注：见安作璋《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王清云《汉唐文官法律责任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唯退免法中之“去官”、“弃官”等问题尚不清晰。如前所述，弃官逃罪问题自西汉后期不断严重，这就促使汉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予以限制。安帝永初元年，邓太后下诏规定：“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注：《后汉书·孝安帝纪》。）这是东汉政府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禁止官吏“弃官”逃罪，尽管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有罪案发，被考未决者），但仍对官吏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因为士人仕官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权势与富贵，袁安说的好：“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注：《后汉书·袁安列传》。）为此，任何官吏也不想冒被剥夺政治权利若干年的风险，于是乎，官吏有罪，只要嗅觉风声有变，不待被案验即“弃官”而去，这既可逃避法律的追究，又能因此钓取高名，左雄所谓“或因罪而引高”，通鉴胡注说得更明白：“因有罪而先自弃官以为高。”（注：《资治通鉴》卷五一。）及安帝崩，阎太后以杨伦“弃官奔丧”为“专擅去职”而罪之，有把禁断“弃官”的适用范围扩大的意图，遗憾的是没能成为汉家故事。顺帝初左雄所上“请限去官之令”，是在对弃官造成的人事管理制度日益混乱、社会风气极度败坏的认识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意在排斥“父母丧”之外一切“轻忽去就”行为的制度上的可能性和习惯上的可行性，并以禁锢终身的厉禁加以保证。它不仅表现了一代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也反证出当时弃官逃罪现象的严重。此议被搁置后，终汉一朝再不见有禁断法令出台，从而使弃官逃罪成为官吏事实上的“法外”特权。
三因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而加剧。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形成了外戚、宦官两种邪恶势力，他们在经济上强取豪夺，通商致利，索贿受赂，“一书出门，便获千金”（注：《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在政治上操纵皇权，干乱选举，父子兄弟并据州郡，枝叶宾客布列职署，“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注：《后汉书·杨秉列传》。）。面对东汉政权危在累卵的局势，一部分刚直不阿的士大夫和广大太学生徒以天下为己任，坚持同外戚、宦官展开了殊死搏斗。但这种正义斗争或因外戚、宦官控制皇权，而无力从根本上扭转乾坤；或因外戚、宦官操纵选举，而难以剪其党羽。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 年），朝廷遣杜乔、周举等八人分行州郡，“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注：《后汉书·周举列传》。），八使所劾奏最初就因梁冀和宦官居中阻挠而寝遏，后来在种皓、吴雄、顾固等公卿大臣的强烈呼吁下，才促使顺帝“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注：《后汉书·李固列传》。）。这次大规模查办赃罪的举动在东汉中后期实属罕见，因此范晔才不惜笔墨，将之分叙于《后汉书》数篇之中。这自然使人们想到，在当时朝政极度腐败的情况下，少数廉洁耿直之臣所进行的不间断的反腐败斗争，必然总是受到外戚、宦官的顽固抵制而难收实效，也使弃官逃罪问题不可能立法解决。事实上，外戚、宦官的党羽即使被举奏、免官，甚至禁锢，也不会影响他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注：《后汉书·左雄列传》。），正所谓“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注：《后汉书·第五伦列传》。），这就必然“使奸猾枉滥，轻乎去就”（注：《后汉书·左雄列传》。），于是“弃官”成了赃官贪吏在外戚、宦官掩护下，反“反腐败”的得力盾牌和惯用伎俩，每当一些身怀“澄清天下之志”的官僚士大夫出任州郡或出巡地方，赃官污吏纷纷“弃官”而亡，使反腐败之剑如同挥向棉絮，无法露其锋芒。诸如“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弃官奔走者数十人”、“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注：分见《后汉书》：《扬雄列传》、《朱穆列传》、《第五伦列传》、《党锢列传》等。）等记载，自安帝以后便史不绝书。悲矣乎！东汉王朝本于激励名节的对“隐”的肯定，竟异化为官吏逃避罪罚的法外特权，真乃作茧自缚。
“弃官”逃罪之“罪”无疑以赃罪居多，前引杨湛之罪，疑为主守盗；谢游则“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顺帝时左雄上“请限去官之令”，王先谦《集解》曰：“汉世臧污吏往往恐劾奏，辄自引去”；范滂为清诏使冀州，“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官吏犯赃，汉代本来是予以重治的。文帝规定：“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注：《汉书·贡禹传》。）即官吏犯他罪免官或服刑期满，仍可再仕，而一旦坐赃免官则终身禁锢。此令除景帝时一度废止，西汉一朝一直令行禁止。东汉时期为禁止官员犯赃，更实行赃吏“增锢二世”（《后汉书·刘恺传》）、“臧吏三世禁锢”（《后汉书·陈忠传》）等严惩措施。在赃罪的量行界限上，“臧二百五十以上”即行起诉，“臧五百以上”就要免官，“臧十金以上”弃市，罪无赦。由此可见，汉代惩赃之法不可谓不严，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强，可官吏犯赃又何以屡禁不止，这除了封建制度下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的合二为一、法律特权的庇护以及官吏受财产欲、权力欲的驱使等主客观因素外，“弃官”可以逃罪也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
本来惩治赃罪的法令在执行中已大打折扣，或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注：《汉书·贡禹传》贡禹曾上书建议：“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或以上请、爵减、赎等法律特权避重就轻，而“弃官”更为赃吏逃脱法律制裁提供了一种法外保护。弃官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弃官可以逃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注：《后汉书·左雄列传》。）。它已经从一种习惯、世风嬗变为事实上的法外特权，它不仅加深了汉代的政治腐败，更为官吏犯赃提供了某种安全感，何乐而不为。仅此而论，官吏的习惯性特权比法律特权危害更大，辐射面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