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毁灭——HGP技术发展的风险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与论文,技术发展论文,风险论文,HG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8-0033-05
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是1985年由美国科学家首先提出，并于1990年10月正式实施的为期15年耗资30亿美元的宏伟工程。它包括三个阶段：基因图谱、物理图谱、DNA序列，基因图谱和物理图谱又统称为基因组图谱。随着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的完成，目前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走向后人类基因组时代，也即对基因组功能活动的研究，或者说：“从基因组到蛋白质”。[1]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是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是人类对自身的一次深刻的全方位的认识，它的巨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为这项科学成就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清醒意识到，该技术也给未来的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核能对人类的危险还大。人类又一次处在存在与毁灭的十字路口，因此，对HGP技术的风险分析就成了亟待解决的工作。
一、HGP的风险分析
风险一词的含义不太好确定，根据美国物理学家H.W.刘易斯从新国际词典中的考证可知，风险是：“冒险；危险；严重危险；面对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2]他进而指出风险与冒险的区别在于：风险常常是更自愿的，而冒险是机遇的产物。他通过研究把风险分成四大类：“1.人们熟悉的造成大量伤亡的重大风险，对这类风险我们有很多信息；2.低概率风险，其后果非常严重，必须认真对待；3.第二类的延伸，其概率非常低，从未发生过但预期后果非常可怕：4.实质性风险，尽管很真实，但却难以估计。”[3]在对HGP技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风险类型基本上属于第3和4类风险，因而它的危险性也更大，为了更准确地说明HGP的风险，我们需要把HGP的风险再次划分成：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和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通过上述的两次划分，可以使我们对HGP技术的风险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把握。第一种划分使我们从宏观上了解HGP的风险是一种概率很低，但预期后果严重的风险；而第二种划分可以使我们从微观的角度了解HGP风险的具体来源及表现，只有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到HGP技术风险的分析意义所在，才能避免夸大或缩小风险，从而为风险的防范提供真实的信息。
二、源于HGP技术本身的风险分析
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是指在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及延伸过程中，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与不确定，再加上探索领域的未知，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对现实所造成的潜在危险。这种风险是伴随新技术的出现而出现的，例如，核裂变的发现带来的诸多危害，就属于源于技术自身的风险。HGP技术作为生物学上的重大革命，同样具有潜在的风险。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指出，尽管HGP技术在未来的基因诊断、基因治疗、人造血液、基因药物等领域具有巨大前景，但是在这诸多领域的辉煌前景的背后，也暗含了无法回避的风险：由于技术开发过程中的不可预料事件，往往导致技术发展方向的转移，而不是朝着既定目标，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技术失控现象（即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伴生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在技术扩散理论中，称这种现象为“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它的本意是指：“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4]在HGP技术发展中同样存在潜在的溢出效应，随着测序工作的完成，基因表达谱工作的展开，这种风险也随之加大了，由于“从基因表达图可以反映出一定分化细胞或病变细胞组织活动的概貌，”[5]这暗示了基因表达谱走向的两种潜在可能：一种是HGP计划目标的继续；另一种是横向发展，而这期间，后一种情况的风险是纯源于技术自身的，而后果又是最不可预测的，完全有可能发明出人类无法控制的新技术。不难看出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旦HGP技术的第三阶段蛋白质谱(Proteome)的完成，人类面临的风险也越大。再者，由于默顿所倡导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在科学界根深蒂固，要求全部科学成果的共有性，更使一些隐性的技术风险显性化，没人能预测这些成果的横向发展会带来什么？科学史已充分证明这种风险的可怕后果，当年核裂变的发现本是科学界的一项重大发现，但不幸的是随着核裂变研究的溢出效应，结果导致了原子弹的爆炸，至今人类仍生活在核威胁下，这是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断出HGP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带来的溢出效应的后果可能比核裂变的后果还可怕，因为这是人类对自身的一次最深刻的探索和革命，人类的所有优缺点全都暴露在HGP的视野下，我们现在还很难说出它的具体风险是什么？但是一旦风险变成现实，人类无异于在为自己掘墓，到那时掌握该技术的人类谁能保证他们永远是天使而不是恶魔？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配套的防范措施建设不能滞后。这些只是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而一旦一项技术投向社会，影响技术发展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还有诸多的社会因素，而这些因素导致的风险同样是巨大的，因而对它们的研究也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三、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分析
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是指，这类风险不是由于技术本身引发的，而是由于技术的生存环境：如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这类风险也是我们目前谈论最多的，它涉及到主体的伦理观、价值观、文化观等，它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经济因素引起的风险
由于HGP技术的巨大商业前景，许多厂商和投资者都看好该技术可能的巨大利润回报，而这涉及到经济利益与专利问题。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同时完成框架图的美国塞莱拉公司就宣称有偿使用该公司的数据和信息，但是，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凭借雄厚资金和技术导致基因垄断现象，造成新的国际经济不平等局面，从而就有可能阻碍HGP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基因组时代”已经引起世界经济界的极大关注，许多管理基因数据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它们打算向制药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出售这些数据信息，正是这种非源于技术本身的经济风险，有可能导致HGP研究完全背离科学精神，产生科学界的垄断与信息差距加大，进而导致国与国之间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经济界的马太效应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如以科学的名义做起基因大盗的生意等等违背科学宗旨的现象。
2.政治因素引起的风险
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完全有可能导致HGP技术的异化，使它不是用来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而是用来作为政治和军事威慑的砝码。随着HGP技术研究的逐渐深入，人类基因工作的秘密的揭示，利用基因技术作为武器已不是天方夜谭，而它的危险性将更加巨大。核武器由于造价昂贵、技术复杂、配套生产设施规模庞大，所谓核扩散只能在政府与国家之间进行，相对来说难度较大；可未来的基因武器却大不相同，由于基因武器技术更容易掌握，任何一家小型生物制药企业，都有能力和可能生产出一种毁灭性的病毒。据专家预测：“大规模杀伤性基因武器将在10-15年内成熟。”[6]这将改变世界未来的政治格局，人类不安全的状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种风险也即刘易斯所谓的第四类风险：实质性风险，尽管很真实，却难以估计。
3.文化因素引起的风险
HGP技术作为科学史上一次伟大的发明，它对人类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由于文化是有结构的，它包含四个方面：(1)器物层次，(2)制度层次，(3)规范层次，(4)价值观念层次。从文化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最易受冲击的是文化的器物层次，最难的是文化的价值观念层次，它是文化的深层结构。目前，HGP的发展已让人们领略到了由该技术带来的诸多器物层次的变化，转基因食品已走进千家万户，各种传统意义上的绝症已经开始出现治愈的可能等等，随着HGP技术发展的深入，它已经开始影响到文化的制度层面，不难预料，HGP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发明，将深刻影响到文化的规范层面和价值观念层面，而这才是HGP导致的文化风险的关键所在，器物层面的风险易于发现也易于防范，而规范层面和价值观念层面的风险却是隐性的也不易防范，而这种风险的最直接表现是社会出现失范现象，失范最早是由涂尔干(Durkheim)首先提出来的，表现为：“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引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变成了毫无控制的非社会存在。社会的缺席使个体意识不再具有内在的限制和约束，陷入规范缺席的状态。”[7]这样一来就使旧的道德和法律被取缔了，而新的道德和法律秩序却还未确立起来。“失范现象的产生说明社会控制机制在两个维度上出现了问题：集体意识丧失了社会规定性，在日常生活中隐匿了起来；个体意识丧失了自我规定性和有限性的认识，使欲望本身从日常生活中突现了出来”[8]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即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和社会的缺席并存。我们不难想象随着HGP对人类差异的揭示，基因歧视的风险在无形中加大了，有关个体的遗传隐私等将成为社会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者倡导的生命的神圣和人的尊严在HGP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生命不再神秘，人对自己主体性的丧失的忧虑不再是一种担心，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原有的伦理道德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如何重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已成为无法逾越的智力断层，考察人类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要远远超过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新技术高歌猛进的今天，文化重构的滞后带来了典型的非源于技术的风险，它使人类社会又一次面临有可能出现大范围失范的危险，因而在HGP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防范可能的风险就成为人们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了。
四、HGP风险的防范与对策
HGP技术是直接指涉人类的技术，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因而对它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分析是我们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必要进路，只有厘清风险的类型和来源，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对策，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盲目地攻击技术世界，这或许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依赖于技术对象；它们甚至强求我们不断地进行改善。我们意外地牢牢地束缚于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陷入对它们的屈从之中。”[9]针对这种情况，海德格尔指出对技术世界可以采取同时肯定和否定的态度，他称这种态度为“冷静地对待事物”，这是因为技术世界丝毫不是最终的和绝对的东西，而且始终依赖于更基本的东西，这就为我们认识和利用技术提供了本体论上的支持，因而不再直接地固定在技术世界，而是对获悉世界的意义而保持敞开的态度，基于这种理解，可以提出HGP风险防范的路径问题。
1.源于HGP技术本身的风险的防范与对策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日益远离日常生活，它的复杂性已超出人们的想象，以及涉及面的广泛，再加上特定时期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及许多科技成果的后果显现着明显的滞后效应，导致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潜藏了诸多的无法预料的后果，以及大科学时代传统机械决定论的哲学观的破产，正如普利高津所言，这是一个确定性终结的时代，不确定性倒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正是鉴于此，HGP技术的发展应该设立“禁区”，提出这种建议是基于HGP技术的异常复杂性，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这指涉了科学并不总是按计划向纵深发展，而是时刻伴随着横向的溢出效应。对于威胁到人类自身生存的技术领域或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首先，应该先行设立禁区，设置禁区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0]设置禁区并不是永远不许涉足该领域，而是指在条件不成熟或后果暂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评价其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当各种条件充许时，原先的禁区也将不再成为禁区，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富矿”，这样即可以防止源自技术本身的风险，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其次，对于来源于HGP技术本身的风险，还应设立专门的技术评估机构，进行技术发展全程的监督；再者，通过国家或政府的立法或法规的形式，约束来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在这方面已经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已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严正的声明，如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关于遗传研究正当行为的声明（1996.3.海德堡会议）；HUGO伦理委员会：关于DNA取样：控制和获得的声明（1997.11.伦敦会议）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法令、法规，努力朝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在这里的难点是如何界定禁区的边界，这就需要通过专家意见与公共选择来共同完成：这样做既能避免偏见又能充分考虑到公众的意见，这也要求一方面加强HGP技术的介绍与宣传；另一方面，公众要自觉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最后，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时要有前瞻性，尽量消除两者之间的时间滞后现象，从制度上保证HGP技术的健康发展，使之造福于从类。
2.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的防范与对策
由于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它所处的环境的支持，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的今天，任何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支持，否则任何技术的发展都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的防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HGP成果采取有效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一词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E.A.Ross)于1901年首先提出来的，社会控制的原意是对失范行为的约束，罗斯认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为了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必须有控制机制。但是，从本质上讲：“内在化是社会控制违规行为的最行之有效的措施。”[11]所谓内在化也即当人们把一个群体或社会的规范接受为他们的身份的一部分时，内在化便出现了。在对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进行社会控制时，有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前者是刚性的而后者是柔性的。由于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只有采取多样的社会控制手段，才能防止风险的发生和降低危害。对于诸如政治、经济等外在原因引起的风险，应采用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而对于由文化等因素引起的风险则应采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对于外在的风险可以采取法律、法规等强制性的措施；而对于内在的风险则可以采用舆论、信仰、教育、宣传、理想、艺术、启蒙、社会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柔性手段。正如罗斯指出的那样：“高超的控制方法是精神上的。”[12]因为，任何社会控制都应有助于人类福利，所以，“社会干预的每一增加给社会成员带来的利益应大于它对作为个人引起的不便；社会干预不应轻易激起反对自身的渴望自由的感情，它应当尊重维持自觉秩序的感情。”[13]只有通过对非源于技术自身的风险的仔细梳理，才能作出适当的决策并取消或减小风险，真正使HGP技术的发展造逼于人类。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源于技术本身的风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它的防范有时需采用多种手段的联合应用，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因而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的方法论上的区别，只有这些方法的合理整合，才能建构出符合人类安全发展的有效控制体系。
五、结语
之所以对HGP技术进行风险分析，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科学发现导致人类悲剧的事件。优生学、核技术等的惨痛发展历史，已经提示我们对任何—项全新的高科技进行风险分析在当今时代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了，同时它的意义也是深远的。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属十分薄弱，大多的谈论也只是很肤浅的就事论事，而深刻揭示HGP技术的风险与防范在今天就显得尤为缺少了，这也指涉了目前对HGP风险存在诸多误解：风险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危险，但它是潜在的危险，这与盛行的传统的决定论的认识论有关，夸大和缩小风险都不能降低真正的风险；过分相信人类的理性同样是靠不住的，正如福柯(M.Foucault)不无忧虑地指出：“人性并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进步，直到最后达到普遍的互惠，最终以法律准则取代战争；相反，人性将其每一种暴戾都深深地嵌藏于法律体系之中，因而所谓人性进步只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已”[14]。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正如普利高津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知识，它会克服决定论的偏见。同时，它也暗示我们盛行的观念——“概率是心智的状态，不是世界的状态”——已经过时。本文针对HGP技术风险的来源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我国是参与HGP计划的六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就HGP技术中源自技术本身与非源自技术本身的风险进行研究，并就潜在的风险进行分析与防范对我国的HGP技术健康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