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刍议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中国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是一个世界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历史学也同中国历史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主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史学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出现过一些不足和失误。我们现在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未来的史学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本世纪尤其是建国以来史学的是非得失和21世纪史学发展的趋势，史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对它的理解和总结尚需时日，甚至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现仅就管见所及，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中国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本世纪，率先打破两千年史学旧传统，举起“新史学”大旗的是梁启超，之后，王国维运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二三十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一些人用于史学研究。建国后，我国史学研究的最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了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史学大师，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的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国历史。如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明确表示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续篇。侯外庐同志在自传《韧的追求》里，特别讲到他1943年怎样获得一篇马克思遗稿的俄译本，请一位同志译为中文，读后“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和勇气”（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要多做切实工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这期间也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队伍。当然，史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之处。这些不足和失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为突出。这首先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时，不重视中国历史本身的特点，而存在着公式化、简单化和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如在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时，有许多同志运用的史料基本上差不多，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体上也相同，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运用阶级分析法时，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的影响，又导致阶级斗争史排斥或取代其他历史领域的研究。许多人往往把精力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个别语句上，而恰恰忽略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身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1—472页）。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中国历史自己的特点上，而不是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或个别词句当成不变的公式到处乱套。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科学理论，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适得其反。在世界格局变化多端的今天，历史研究也必然产生一系列这样那样的理论。但我们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史学工作者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要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要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范文澜同志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翦伯赞同志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替中国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事件或人物准备现成的结论。”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历史学上的一些问题、事件或人物作出创造性的概括和判断”。这些意见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历史仍有指导意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目前史学界有些人对历史发展规律、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否定，力图用西方所谓先进的史学理论（其实是早已过时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这些思想还有相当的市场。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主观原因就是我们过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得当，使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得不够，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这是一个应特别注意的问题。社会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只要我们能解放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密切联系中国历史的实际，在21世纪，我国的史学研究必将有一个大的飞跃。
二 要进行多学科研究，寻找结合点和突破口
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人、事、物、典章制度等历史学科的主要内容，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有些问题很难再有什么新的突破，应该改换新的审视角度，考虑新的思路，运用新的思想方法。众所周知，在军事上，最薄弱、最容易突破的是两军的结合部；自然界的生物杂交、嫁接，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有其结合点。历史研究也是如此。要开展多学科研究，寻找结合点和突破口。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历史的视野一定要开阔。一方面，要将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要站在世界史的高度用世界史的全局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本世纪的一些史学家对此曾做过一些工作，如他们注意把中国的奴隶社会和西方的奴隶社会相比，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封建社会相比，从中来认识中国历史的特点。我们要进一步开阔视野，从多个侧面、不同的角度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扩大历史学研究范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史，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甚至重复。现在，我们要根据社会的需要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要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人口史、交通史、风俗史等领域拓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许多问题仅靠传统的单一的历史学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必须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合作，尤其要注意历史学同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以及有关的自然科学的合作。跨学科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一些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并形成一些新兴的学科。如历史社会学，这是将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用社会学的原理、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历史心理学，就是将心理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个人心理、社会心理及其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等。其它如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民族史学、宗教史学、法律史学、历史文献学等等也都是历史学和其它学科交叉形成的学科。这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而且还能够解决一些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西方史学界跨学科的研究的范围已日益扩大，除上述学科外，还与生物学、生态学、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建立了联系。现代的史学家除了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历史外，还广泛运用口头调查、语言分析、符号学、模糊学、计量分析等新方法，有的还采用计算机系统等工具。所有这些，虽然还在刚刚起步，有些还存在着争议，但它深深地影响着传统的史学认识论，冲击着传统的史学旧观念，影响着史学未来的发展。现在世界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过分，各个学科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发展变化。历史学的研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相对来说，我国的史学界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能把目前史学的不景气都归咎为外部因素。史学要繁荣，要走出困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史学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视野要开阔，研究方法要革新。我们说的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寻找结合点和突破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三 继承、吸收和创新
毫无疑问，我国的历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的。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抛弃优秀传统和对外封闭的借口。长期以来，对我国传统史学和国际史学往往用简单否定和粗暴的批判来代替认真的研究。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干扰。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史学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很多。如从几千年连续不断地记载历史和史料的积累方面来看，世界上还没有那一个国家能超过中国。我们中国有个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几乎每个皇朝都对前朝的历史进行总结，编撰史书。古代历史学家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掩恶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梁启超把唐代刘知几所论史识、史学、史才与清人章学诚所论史德，合称为“史家的四长”，他认为“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他对史识、史学、史才、史德的说明，还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另外，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编撰史书的一些方法和体裁仍值得我们借鉴。历史研究古为今用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更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经世致用，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二卷，第499页）这个观点仍值得我们重视和领会。
史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还必须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向一致，要尽量吸收人类最新文明的成果。这种做法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优秀成果而形成的。现在，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同样要吸收当今社会的优秀成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国际史学界保持经常的交流，取长补短。可是，由于我国长期的闭关锁国，与国际史学界长期脱离，许多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史料等我们不能及时吸收，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长期形成的偏见仍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虚心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新成就，掌握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不作时代的落伍者。如果我们对国际史学界缺乏敏锐的观察，不虚心学习，固步自封，那么，在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史学必将逐渐失去其生命的活力。应该指出的是，对国际史学我们不应盲目排斥，但也不应盲目接受。尤其是不能被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史学牵着鼻子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分析鉴别，批判地吸收，科学地改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
可以预料，21世纪世界的发展将会更加迅速，史学研究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史学研究方面必须创新，这种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手段等都要创新。对原有的问题也不能用老眼光去审视，用单一的传统的方法去解决。创新决不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那样的“创新”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继承和吸收前人和当今世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开创性的发展。对当前和以后的史学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当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再向前推进一步，也是创新，但更重要的创新，是那些具有方向性、导向性的研究。
总之，中国的历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厚的遗产。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善于博采其他学科的成果，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不断创新，到21世纪，中国史学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