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非典型滞胀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非典型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些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这些现象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与就业等变量的关系上，它们之间的变动，西方传统的经典理论已经难以对其进行解释，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和视角。如滞胀(stagflation)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经济综合症。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而在2006年，中国经济实现10.7％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5％，延续了自2002年以来高增长、低通胀的增长态势。在任何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看来，滞胀是中国经济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滞胀”是指物价上涨较快，一般超过5％或者更高，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和经济衰退，而这些现象与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恰好相反。但是，经济停滞与物价上涨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滞胀”问题的典型特征，在不同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滞胀”问题可能呈现不同的特征。① 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正体现出一种非典型的滞胀。这种非典型滞胀有以下两个特征：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缓慢，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结构的严重失衡，这种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高资产值行业的资产价格迅速上涨，部分行业出现通货膨胀的同时，另一些行业出现紧缩，从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长期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典型的滞胀研究
关于滞胀特征的研究，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另一种思路则根源于货币数量论。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文献，部分地主要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甚或是中性论。另一部分文献则研究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以弗利吉斯、西尔斯(Seers)、贝尔、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先后提出了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坎普斯、哈伯格、沃格尔和蒙代尔等人为代表的反通货膨胀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消极影响作用，他们将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阻碍经济增长的低效率现象，称之为“通货膨胀扭曲论”；以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当政策效应被人们事先预期时，通货膨胀政策对经济的实际产量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为了验证通货膨胀到底对经济增长起什么样的作用，W·琼、P·J·马歇尔(1986)运用56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1](10) 经验的结果，只有埃及和乌拉圭两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其余国家和地区都表现为负相关或者不相关。从验证的结果上看，似乎是“促退论”和“中性论”占据了上风，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②[2](145—161) 其实，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经验结论源于这种验证的理论模型上的假定前提。
在许多研究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率作用的文献中，如Fuhrer(1995)、[3](41—46) Gordon(1997)、[4](11—32) Staiger、Stock and Watson(1997)，[5](33—49) 均采用随机游走表示通货膨胀的预期，即假定厂商对价格的预期等于上一期实际价格水平。假定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则通货膨胀率就等于国内产品价格变化率，即
陈玉宇、谭松涛(2005)用我国1990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的季节时间序列，依据上述理论推出一个自回归模型对该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关系，当自然失业率下的经济增长率既定时，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越大，通货膨胀率的增幅越大。且测算出中国当时的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是9.8％。[6](23—33) 另外，在10％的置信度范围内，中国的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在6.6％—13％。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判断，如表1，中国经济近年的实际增长率均在10％左右，正是处在稳定通货膨胀率的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因此，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滞胀的。
从这些研究看来，目前的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同样或者类似的方法与结论也可以在国外文献中找到。但是，这类经验研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现在的理论框架下，实际GDP(RGDP)是根据名义GDP(NGDP)指标减去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获得的，而由于平减指数很难统计，各国一般以通货膨胀率替代这一平减指数来计算实际GDP，即Ln(RGDP)＝Ln(NGDP)－π。这样一来，实际RGDP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甚或是不相关的。都应该视为正常现象。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鉴于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非典型滞胀特征，这里不展开论述。③ 但是，我们结合M2和M1的增长率缺口，可以先得出一个直观的判断。
按照货币数量论，MV＝PY，取对数我们有：
LnM＋LnV＝LnP＋LnY(2)
如果假定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为既定常数，那么由(2)可以近似的得到这样一个推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通货膨胀缺口＋实际GDP增长率缺口
但很明显，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实际GDP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缺口之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并不存在这样近似的数量关系。以2005至2006年为例，经济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缺口之和，就要远远大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缺口。
三、非典型滞胀特征I：高增长与低就业
所谓非典型滞胀特征，首先是源自分析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典型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分析，通常关注的经济增长率高低和通货膨胀率高低之间的关系。而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基于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经济背离的分析方法，或者称纯货币经济分析方法(刘骏民、伍超明，2004；柳欣，2006)。[7](26—41) 这种实物与货币的二元经济背离的分析方法，是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中找到根源的。总的来说，非典型滞胀特征的研究，首要的就是要摒弃诸如实际GDP这样的概念，从完全名义的、货币量值的变量间探索滞胀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1](60—69) 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的非典型滞胀特征。
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增长能够带动就业增加，提高经济增长与发展速度就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但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现实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同时出现(龚玉泉、袁志刚，2002)。[9](35—39) 国内很多学者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李红松(2003)从技术进步引起的不同的就业弹性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影响。李红松认为，技术越是进步，产业结构越是向资本密集型调整，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弹性很低，不利于解决失业问题，因此，在比较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重之后，提出要提高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权重，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就业弹性的提高；[10](23—27) 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使用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对通货膨胀进行了经验估计，针对“高增长、低就业”现象，他们认为，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自然失业率作用不显著，这类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周期性失业方面。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应该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11](18—25) 郭军、刘瀑、王承宗(2006)将中国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了比较，数据显示中国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与泰国相当，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过了美国，而第三产业不仅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因此，文章的最终的结论是，在调整总体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改善就业水平，其主要的目标也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2](24—31)
上述研究无疑深切了解了高速经济增长下的低就业问题的原因和对策。但是，“高增长、低就业”之所以作为非典型滞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因为其关系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所以，对了增长与就业问题的研究仅仅从问题的本身出发是不够的。因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并不是高的，见表2。就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的关键，是因为就业率直接关系到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后者决定了收入流量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
从货币经济的视角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维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富余人员，但是更为深刻的影响还是造就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局面，收入流量向富人手中集中。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劳动力就业逐步市场化，企业拥有了用人自主权，近年来，向社会集中排放了大量富余人员。就业政策转变导致就业弹性水平阶梯式下降，而与此同时工资水平却由于失业的压力仍然持续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就更进一步地恶化的收入流量失衡的格局。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以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思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生产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资本有机构成越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越明显，完成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在技术上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必然在货币流量上表现为，货币收入更多的成为利润，更少地成为工资。关于这一点就涉及到了非典型滞胀的第二个特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
四、非典型滞胀特征II：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
从1978—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近三十年以持续1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增长速度一直是建立在政府的高投资率上。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1.82％，2003年这一比率上升为8.1％，2000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5.19％，2003年这一比率下降为3.43％。而同期，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资本形成总额对GD]F，增长的拉动率分别从2.39％下降到1.07％、2.23％下降到－0.16％。而这两个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的拉动率分别从3.28％上升到3.75％、1.60％上升到3.61％。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高速经济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政府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业率。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工资收入偏低，进一步恶化了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长期有效需求不足。
1990—2003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统计年鉴》。
以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例，考察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资产原值，我们会发现，尽管1998年之后经济经济增长放缓，但企业的资产原值却一路上升。从1998年的64832亿元，增至2003年的105557亿元，2005年末则达到143144亿元，比1998年整整增长了一倍多。实际上，这一阶段经济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国家财政投资和相应的银行配套资金主要被用于基本建设支出，才促成了企业资产值的增加。
企业的资产值增大，必然造成折旧和利息的支出成本，相反却可能挤压工资收入的比重。相反，从1998年以来，以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利润增长率均远远高于工资增长率(见上图)。1998年的增长率为8％，但之后连续下降，2003年，2004年，200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1％，6.7％，6.5％。这和名义GDP的增长和企业资产值的上涨对比明显，充分暴露了宏观经济运行中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比例的失调。
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导致资金流向高资产值的行业，从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必然导致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停滞。
五、小结
目前，非典型滞胀特征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的关键。综上所述，非典型滞胀特征，其实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全新视角的高度概括。它包括或者表现为：
(1)高增长、低就业。经济高速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导致高资产值的行业迅速增长，但由于这些行业的就业弹性低，而这些行业又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而直接导致在总的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的低就业率。
(2)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失衡。一方面，为提高就业率所采取的发展劳动服务业的产业政策，是以“低工资、高就业”为依据的，因此，这些政策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而利润占GDP的比重相应的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占GDP比重降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下降，所以经济增长进一步依赖于投资需求。也正是因为，对于投资需求的畸形依赖，在长期，必然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停滞。
收稿日期：2007.9.11
注释：
① “滞胀”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不同的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在日本表现为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而在我国表现为经济快速增长和温和的通货膨胀。
② 巴罗就曾指出，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方向，目前尚无定论(Barre，1996)。
③ 简单地说，就是应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出发，用名义GDP指标替代根本不存在的实际GDP指标作为分析的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缺口(在长期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既定)，应近似于名义GDP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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