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难以启动的症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症结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需求不足作为一种市场现象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失衡所致。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是人们经济担忧预期导致的储蓄超常增长。这种储蓄超常增长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改革攻坚阶段内在矛盾在消费领域的外化。尽快闯过国企改革攻坚的大关，是启动消费需求的根本办法。
一、令人堪忧的储蓄超常增长
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是储蓄超常增长的市场表现。目前储蓄超常增长不断强化的势头，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在短缺时代彻底终结和买方市场总体形成的基本格局下，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受外部亚洲金融危机突发作用的刺激更加显现和激化。市场呼唤扩大需求以吸收和消化过剩的经济资源。由于出口需求严重受阻，中央政府以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终因消费疲软中期效果不甚理想，199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虽达8.3%， 但比1998年第四季度增幅回落了1.3个百分点，低于预期增长率。 这样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更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此，中央银行大力推出各种改革举措，动用全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强力调节和引导，在1998年连续三次降息的基础上，1999年6月再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见表1），年息已降至2.25%。降息力度之大，次数之密，实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上所罕见。
表1 中国人民银行—年期存款利率 （1978—1998年 单位
%）
1978 3.24 1985 6.84 1992
7.56
1979 3.96 1986 7.20 1993 10.98
1980 5.40 1987 7.20 1994 10.98
1981 5.40 1988 8.64 1995 10.98
1982 5.76 1989 11.34 1996 10.98
1983 5.76 1990 8.64 1997
7.47
1984 5.76 1991 7.56 1998
3.78
资料来源：1.吕耀明、林升：《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5）；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作者整理编列。
然而，与政策预期的效果完全相反，在银行利率屡屡下降的同时，银行存款却节节攀升。图1描绘了1978年到1998 年间银行存款利率的变动趋向。从中我们看出，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已从1989年的最高峰11.34%逐步下降，在1993年至1996年稍作横盘后，便掉头快速下滑， 直至创历史新低。图2显示了同期居民储蓄存款额的变动趋势。 我们看到，居民储蓄存款额从1978年改革初期的29亿元增长到1998年末的7615亿元，尤其是从1994年以后，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呈居高不下的态势。据新近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我国总储蓄率高达40%左右，1998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累计高达53407.5亿元。1999年1至2月，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加3398.7亿元，几乎接近1998年全年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的50%；1999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至4446亿元，比1998年同期多增1551亿元，相当于1998年全年新增额的58.4%；1999年1至5月，居民储蓄新增5599亿元，到5月底，累计余额已达58968亿元（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载《人民日报》，1999—06—15；王智：《储蓄超常增长值得关注》，载《经济日报》，1999—04—19。）。
图1 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变动情况（1978—1999年）
资料来源：1.吕耀明、林升：《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5）；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作者整理绘制。
这种储蓄增长不断创新高的强劲势头，令人堪忧。 据统计， 截至1999年2月底，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04648亿元，比1998 年同期增长17%，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60340亿元，比1998年同期增长19.61%；而同期贷款余额同比仅增长14.5%（注：邵建华：《从新债热销看信贷消费》，载《证券市场信息》，1999（9）。）， 银行货币存贷差呈逐步扩大的趋势，1996年为7439.04亿元，1997年为7478.72亿元，1998年为9173.77亿元，年环比增加1695.05亿元（注：范剑平：《全力解决通货紧缩》，载《中国经济信息》，1999（12）；刘勘：《活跃市场促进发展》，载《证券投资》，1999（20）。）。在银行巨额储蓄存款未有效利用的同时，银行贷款使用效率也不断下降。表2显示，从1990 —1997年，全国金融系统各项贷款增幅七个年份中有四个年份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其中1997年竟高出13.5个百分点；贷款投入效益极其低下，如1991年、1996年和1997年每百元新增贷款创造的新增产值仅分别为84元、95元和45元。可见，在目前贷款增长率小于存款增长率和贷款资金使用效率普遍低下的背景下，存款数额越大，意味着银行承担的经营负担和风险越大。此时，过多的储蓄便沉淀为一种过剩资源，形成消费需求不足与储蓄超常增长同时并存的现象。
图2 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1978—1998年）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1997；
2.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国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载《经济研究》，1995（5）。作者整理绘制。
面对这种现象，人们似乎过多地关注诸如信用消费、减免税收等这些启动消费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未集中精力探究储蓄过剩背后隐藏的深刻缘由。在商品如此丰富、价格如此诱人、银行利息如此微薄的环境下，人们不去消费，却急切地去存钱。这究竟是为什么？
二、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
目前居民的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只是一种直观的市场现象，它实质上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后深层结构性矛盾在消费领域的反映。
表2 银行贷款投放速度与效益比较
年份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金融系统贷款(亿元) 17681 21338 26323 32943 40810 50538
比上年增长(%)-
20.68 23.36 25.15 23.88 23.84
国内生产总值(12亿元)
18548 21618 26638 34.634 46759 58478
比上年增长(%)-
16.55 23.22 30.02 35.01 25.06
增量百元贷款产值(元) - 83.95 100.70 120.79 154.12 120.47
年份 19961997
金融系统贷款(亿元)
61153
74914
比上年增长(%)21.00
22.50
国内生产总值(12亿元) 68594
74772
比上年增长(%)17.309.01
增量百元贷款产值(元) 95.30
44.89
资料来源：转引自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课题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增量防范与存量化解》，载《经济研究》，1999（5）。作者作了部分修改。
传统计划体制的典型特征是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将社会资源配置到国有企业，因而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便成为计划体制所有弊端全面汇集的最终载体。攻克国企旧体制的堡垒，从内容上包括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和外部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配套，从运作上则是以上两种改革内容相互交织的同步推进。这种性质导致国企攻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呈现出异常曲折复杂的态势。正是由于国企攻坚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使目前国企改革普遍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1 ）传统投资体制引发的“投资饥饿症”，驱使各地区、部门和企业乱铺摊子、乱上项目，追求小而全、大而全。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的恶果，使经济结构在低水平重叠，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产品严重积压，轮番降价之风愈演愈烈。（2）为改革这种投资体制， 国家对企业固定资金经营性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应还本付息的资金共计8000亿元，绝大多数企业拖欠至今。对企业所需流动资金改为全额信贷后，1998年底银行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已达49748亿元，企业利息负担沉重。企业常规性基本建设投资过度依赖银行，使银行信贷资金猛增，1998年底银行向企业发放的中长期固定资金贷款余额已达18102 亿元（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3）； 周道炯：《国企困难成因及出路设想——兼谈证券市场融资》，载《证券投资》，1999（13）。）。由于企业经营机制未彻底转换，资金利润率远远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致使企业付息困难，还本无望，结果银行和企业均深深陷入沉重的债务泥潭。（3 ）企业实现制度创新，必须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由于这一改革举措从根本上触动了传统体制的基石，因而推进的难度极大。它不但需要在人员安置方面利益和冲突的协调，而且还涉及超出企业改革层面的各项社会改革的配套。上述人财物方面的困难，即产品结构性陈旧的包袱、投资体制变迁的债务包袱、下岗分流人员臃肿的包袱以及企业办社会的历史包袱，使国有企业改革举步艰难，亏损不断增加。图3说明，1989年以后， 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的比重快速增长，1996年约有近40%的国有企业报告为亏损，表明其亏损量和亏损面都在扩大。目前国企攻坚改革正在艰难进行。阻力增大，矛盾突出，步履艰难，成效甚微，常常有“改不动”的感觉，这正是这个阶段的显著表现和特征。
上述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配套改革相对滞后的反映。（1）政府职能转换和政府机构改革滞后。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按照部门（条条）和地区（块块）纵向隶属的等级关系分别归口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政府依据行业和门类的生产需要设置上下对口的复杂庞大机构，各级政府机构运用行政手段将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按指令配置到企业，并直接干预和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这种“政府直接控制型”经济管理体制理应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首要攻击目标。然而，20年中国改革的历程显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发生在1998年，目前国家机关的改革刚刚完成，省级机构改革尚未启动。这种状况严重制约国企改革的深化和各项社会配套改革的展开。（2）社会服务和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如前所述， 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人员配置上均实行统包统配，并对职工住房、医疗、学习培训和子女入托上学等方面提供福利性保障制度。随着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精简机构、下岗分流，使原有福利型保障制度逐步取消，但与人员分流相连的新的住房、医疗、教育、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社会服务和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已成为国有企业机制转换的最大障碍。（3）直接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几乎完全局限于财政和银行这种间接融资渠道，即便在80年代“拨改贷”银企发生严重债务危机后，也未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大规模开辟国企直接融资的领域。199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11000多亿元，同期股票市场筹资只有840亿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7.6%，而发达国家直接融资的比例一般在50%左右（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载《人民日报》，1999—06—15；王智：《储蓄超常增长值得关注》，载《经济日报》，1999—04—19。）。这种直接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使企业和银行长期在沉重债务泥潭中苦苦挣扎，增大了改革成本。
图3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比重（1980—1996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1996年。
国企改革的困境和社会配套改革的滞后所引发出的共振效应，必然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反映出来，形成如下几项最大的经济担忧：（1 ）失业下岗的威胁。1998年国内失业人数已达到3000万，隐性失业人数估计更多，并且伴随国企改革的深化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进行，下岗分流人员的数量将会继续增加。在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的阶段，失业下岗意味着收入的骤减，甚至面临基本生存的考验。这种巨大的压力迫使人们必须储蓄。（2）医疗制度改革。当今医疗费用昂贵有目共睹，偶尔伤风感冒进医院就得付费几十到几百元，患大病动手术更是成千上万元；加之医疗制度改革方案尚未实施，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使人们需要准备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3）住房货币化分配。1999 年已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开始实行住房货币分配制度。由于住宅是一种特殊的高值商品，面对目前高启的房价许多人不敢问津，为改善今后的住房条件，人们现在就必需积累资金。（4）教育收费制度。 尽管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逐年递增，但因各种原因，目前学杂费的过度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普遍的现象是，从居民子女入托几十到几百元，上学几千到上万元，升学一万至几万元。教育费用开支是当今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日常消费开支中升幅最快的项目，已成为人们沉重的经济负担。
人们的这些经济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1 ）这几项力度较大的改革措施几乎同时出台，绝大部分人在心理上和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受到考验；（2）创建这几项制度几乎都要求居民增加支出， 而近几年人们收入的增长却相对缓慢。因此，在新制度尚未建立和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居民这种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就会更加强化，从而严重抑制居民的即期消费而不断增加储蓄。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储蓄动机”的调查显示：“医疗养老”的比重达38.4%；“为子女上学作准备”的比重达44%（注：黄泰岩：《启动内需的基本思路与政策选择》，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2）。）。 这显示了我国目前的储蓄超常增长有其特定的背景。正是这种特定背景的影响，形成人们悲观的心理预期和谨慎的消费行为，导致储蓄不断膨胀，消费需求持续疲软。所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归根到底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
三、尽快闯过改革攻坚大关
既然我国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性质和成因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判定，而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改革攻坚阶段内在矛盾在消费领域的外化，因此，在启动消费需求的理论指导上应特别强调：
1.深化国企攻坚改革是成功解开消费需求不旺这一症结的根本途径。国企改革的状况已关系到中国改革大业的成败和经济发展的兴衰。这一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被广大民众理解得如此深刻。因此，要根除人们的悲观预期，成功解开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只有坚定不移地按中央既定政策和部署，牢牢把握国企改革主线，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集中全力尽快闯过改革攻坚大关。这是启动消费需求的根本办法。
2.与国企攻坚改革相连的消费需求启动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传统体制历史惯性的巨大阻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开创性质，赋予国企攻坚改革的内涵充满艰辛和坎坷。如果说改革就是对过去作出的错误付出代价，那么现在面临的全部困难就是这个代价的反映。所以，启动消费需求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和纯粹，而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异常艰难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明确这一点，对于澄清将消费需求启动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幼稚观念，至关重要。
3.围绕国企攻坚和社会配套改革研究制定切合中国实际的启动消费需求的战略规划和实施办法。中国目前消费需求不旺有其独特的内部原因，切不可盲目套用西方治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尤其在中国改革正处在命运攸关的时刻，启动消费需求的政策运用，必须慎之又慎。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在判明症结的基础上，制定扩大消费需求的短、中、长期规划，并在此规划指导下，精心组织、分段推进、稳步实施，避免目前因理论准备不足而仓促启动的现象。
4.目前消费需求启动的政策主张和实际效果应进行全面的理论反思。认真推敲时下较为流行的启动消费需求的思路，令人深感不安。这一思路可简括为：以更新消费观念为先导，废除传统福利型消费体制，将汽车、住宅和耐用消费品作为突破口，通过信用消费、减免税收、增加工资、减低价格等各种政策的综合实施，即可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思路的主要问题在于：（1）偏离国企改革主线， 对消费需求不足的性质和成因缺乏深入分析，拘泥于“如何启动”的具体操作层面。（2）即便就具体操作层面分析，这种思路也难奏效。 因为在国企攻坚和社会配套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从而人们最大经济担忧尚未消除之前，人们不仅难以将储蓄大量转化为消费，而且会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消费需求更加疲软。道理很简单，此时一切增加收入的政策，只能导致人们更多地将收入转化为储蓄。（3 ）由于这一思路未对“症”下药，因而它不仅会极大分散各级决策层改革攻坚的注意力，而且结果很可能是“启而不动”。（4）若运用财政、货币、 收入等政策强行启动，将会诱导通货膨胀回升，物价上涨和经济秩序混乱。不仅经济结构调整错失良机，国企攻坚改革受阻，甚至因大批失业下岗人员难以承受，引发社会动荡。市场消费需求不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目前理论界的迫切任务是要弄清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性质和成因，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消费需求启动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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