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后词坛格局的南北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北宋论文,格局论文,后词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1)05-0090-04
以往关于北宋后词学的研究，其视野往往只局限于南宋词坛。实际上自公元1127年北宋亡国至1279年元朝“混一”的一个半世纪，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南北朝时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里，北宋时所兴盛的词文学不仅在南方，在北方同样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而蓬勃地发展着，只是由于特定的创作环境，此时的词坛出现了全新的格局和风貌。如果忽视了这种词坛格局的重大变化，特别是无视北方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必将使对12、13世纪间词体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全面客观的性质，同时对南宋词的研究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致使一些重要的词学现象难以得到科学的解释。
一、词坛中心的南移与北方词坛的重建
靖康之难虽然没有中断词体文学发展的进程，但却极大地改变了词坛的格局和走向，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宋廷的南渡引起了创作中心的南移和北方词坛的重建。
杨海明教授曾提出过唐宋词为“南方文学”的命题，并以宋词作者籍贯多为“南人”（据统计占82.6%）为论据加以证明。（注：《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0页。）此说无疑指出了唐宋词一个重要的总体特色，不过在北宋，词文学的创作中心却是在北方，在京城开封。由于汴京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自然成了当时文人士子们的汇聚地，也是曲子词创作和传播的主要阵地，这从固着于柳永、周邦彦等人作品中的“帝京”情结上不难看出。实际上，北宋最有成就的词人几乎都有过居留汴京或其它北方城市的经历，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北方人或长成于北方，有的因做官、应举等原因长期生活在京城或其它北方之地，并在此创作了大量的曲子词。然而，北方沦陷后宋廷的南迁和士人的大批南渡，也将词坛中心由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转移到了江南。赵令畤、叶梦得、曹组、万俟咏、王庭珪、朱敦儒、周紫芝、李清照、吕本中、赵鼎、向子
、邢俊臣、洪皓、蔡伸、陈与义、张元幹、曹勋、胡寅、康与之、曾觌等这些活跃在南宋初年的词人，全都是由北方南渡而来的。文士精华的南迁，使得词坛上的“冀北之群”为之而空，几乎没有一个知名的词人留在北方。
立国于北方的女真族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处于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阶段，本无文化可言，但入主中原后却奇迹般地在二三十年间便重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北方词坛，出现了吴激、蔡松年、完颜亮等重要作者，其作品在艺术上已十分成熟，置于宋词名家中也并非下乘。至大定、明昌时期，词坛渐趋繁荣，词人辈出，风格多样，金词至此而“体段完足”。金末元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然“国家不幸诗人幸”，北方词坛的创作在这一阶段达到了以元好问《遗山乐府》为标志的艺术高峰。直到元实现“混一”，北方词坛一直保持着创作的繁荣局面和旺盛的发展势头，活跃着白朴、王恽、胡祗遹、张弘范、张之翰、刘因、张埜等一大批颇有成就的词人。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创作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北方词坛的“重建”，并非一片空白之上的“新造”。建立金国的女真族虽然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但金源文化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创作却是直接承继了北宋的传统。与南宋词一样，产生于北方的金元词也是北宋词的嫡嗣，对于南、北词坛与北宋词坛的这种承继关系，钟振振先生曾借用白居易诗句形象地描述为：“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注：《论金元明清词》，见《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编印。）
金朝词坛主要从两个方面继承了北宋的词学传统：一是在创作队伍方面“借才异代”。《金史·文艺传》：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藉图，宋士多归之。
金人灭北宋后，出于对华夏文明的崇敬和统治中原汉人的需要，主动地实行“汉化”政策，一个重要措施便是积极招纳原北宋人才，其中便包括了许多能诗善词之士。事实上，开启金词“山林”的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人，无一不是滞留于金的北宋文人。此外，曾作为词文学创作中心的中原地区，必定还有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南渡的大量不知名的能词之士。正是这些“异代”之士构成了最初北方词人队伍的基础，促成了北方词坛的重建。二是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方面承接于北宋词学。词文学发展至北宋末年，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词体范式：以周邦彦为代表的主张“本色”、讲究格律、词情婉丽的正统之体；以苏轼为代表的注重“言志”而风格豪放的词中“别体”。北宋后的北方金元词，从总体上讲，是对苏轼一脉“别体”传统的继承和光大。
二、南北文化差异与词坛体派的分化
词坛中心的南移和北方词坛的重建，使12、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出现了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独立发展的南北两个词坛。双方虽然同宗北宋，但在创作方向上都未走北宋“老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面貌，况周颐《蕙风词话》称：
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方刚。……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雪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注：《蕙风词话》卷三，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陈匪石《声执》也指出：“金据中原之地，郝经所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于南方之文弱。”他们都注意到了南北词风的不同特征与南北有异的地理文化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尽管二人对此尚乏详论，但为我们认识当时南北词坛的不同特征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性的切入点。水土山川等自然环境与风习、民俗及种族血统等人文环境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这一环境中的文学也由此形成了其特有的体格风貌。决定于中国特定的地理背景及历史传统，以江淮为界限的南北方始终存在着较明显的文化差异。由于国土的辽阔和交通的限制，横贯中国大陆东西的长江，自古便构成了阻碍南北交流的天然沟堑。在整体意义上的汉文化基本形成的西周时期，实际上就已经包涵了生成发育于不同环境中的北方诸夏文化和南方楚越文化两大系统。一般来说，天下一统的局面，可导致南北文化融合的走向，而在南北分治期间，两个系统的文化差异则呈现为强化的趋势。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楚辞》和《诗经》分别代表了诗坛上南北体派的两个源头；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坛又一次南北分流，南北体派风格差异由此而再度显性化，从而造成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注：《北史·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81页。）这样鲜明的南北区别；12、13世纪间的南宋词和金元词（元词主要指统一前阶段，下同），可以说是诗歌史上第三次南北分流的产物，就体现南北文化特质和诗歌特色而言，这一时期的词体创作较诗体更为突出。
造成南宋词和金元词风格差异的前提，固然是南北相对封闭的具体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同时也是词体内部原本存在的南北文化质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分化的必然结果。这使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下北宋词坛的情况：如前所述，北宋词坛的创作中心在北方的汴京，但这并不意味北宋词在总体上具有“北方文学”的性质，相反，其剪红刻翠的内容和柔弱婉约的格调与江南水乡“斜桥红袖”的氛围似乎更吻合，这与北宋词直承“花间”传统和南唐词风，以及作者多为“南人”等原因分不开。北宋词坛上代表词体这一“正宗”传统的是被誉为“集大成者”的周邦彦。苏轼以其“横放杰出”的歌唱打破了传统婉约词的一统天下，其“豪放”之作虽然数量不多，却有着十分重要的词学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所别具的“北方”色彩，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注：苏轼《与鲜于子骏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排印本。）《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认为“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注：俞文豹《吹剑续录》，《说郛》卷二十四引，清陶氏刊本。）对于东坡的这类词，论者多着眼其“豪放”之风和“阳刚”之气，而这种突破传统的审美风格，实际上正是以“东州壮士”和“关西大汉”为象征的北方文化质素的体现。在东坡之前，词坛上也偶有这类“豪放”词出现，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刘潜（一说李冠）的《六州歌头》（刘项起吞并）等，这些词作所写情事恰恰也都与作者的北方经历或北方的史迹有关。苏轼稍后的晁补之（济州钜野人）和贺铸（卫州人）曾有一些或旷逸或豪雄的学苏之作，而二人也皆为“北人”，贺铸著名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即为西北边事而发。
由上可见，北宋有限的“豪放”词多与北方的地理、人事和历史相关联，这种联系恐非全属“偶然”，虽不能说“豪放”词的内容和作者都与北方有关，但谓北方地理文化环境更适宜于“豪放”体的产生，“豪放”体本身更多地体现了北方文化精神，则是符合词文学创作实际的。
三、南北词坛的不同走向与南宗北宗的形成
体现为不同风格类型的南、北文化质素，虽然客观存在于北宋词的创作中，但在南北统一的条件下，尚难以进一步分化并从总体上改变词体的“南方文学”特色，实际上“北方文化”质素在北宋词的创作中一直十分微弱。然而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和地理上的南北隔绝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南北文化差异的强化，词体的南北文化质素也必然会在南北分立的词坛格局之下发生新的变化并影响到南北双方的创作风气。事实正是如此，南北词坛对于北宋词传统接受，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南宋词坛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以周邦彦的创作为代表的词体范式，形成了一个以美夔、吴文英、张炎为代表的主张骚雅、讲究格律的体派，成为南宋中、后期词坛的主流；北方的金元词坛，则主要继承了和发展了具有北方文化特质的“东坡范式”，在审美特征、主题倾向、词体形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与作为“南方文学”典范的南宋词迥然不同的“北方文学”色彩。（注：详说见笔者《论金元词的北宗风范》，《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如何概括和描述南宋和金元词的这种不同的地理文化特质，我们不妨借用清人论词的观点。浙西派词人厉鹗受禅宗和画论的启发“以词譬之画”，曾将词分为南宗和北宗，指出：“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注：《张今涪红螺词序》，载《樊榭山房全集》卷四，上海涵芬楼《丛书集成初编》本。）
厉鹗从地域文化角度立论以揭示不同词风的差异，无疑是别具只眼，但其所论囿于南宋词坛，则未免画地为牢，稍晚的张其锦在《梅边吹笛谱跋》（注：《清名家词》卷六，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中发挥厉鹗之说，又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南宋词坛有两派：
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诸人，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以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张氏的目光较其前辈要开阔一些，他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了宋后直到清代词坛，认为“元代两家并行”，清朝诸名家皆“上宗南宋”。张氏从词史演进的角度勾勒出了一条南北二宗流衍变迁的线索，然而他对两派的考察同样局限于南宋词坛。如果沿着厉、张二氏的思路，我们追索12、13世纪完整的中国词坛，便会发现：厉、张二氏关于南宋词坛的分析虽然无差，但更大范围的“北宗”词派——亦即“北宗”主体，原本存在于北方的广袤大地上。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词坛实际上存在着体现着不同地域文化精神的两个体派——南宗词派与北宗词派。
南宗词派和北宗词派主要是一种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划分，南宗词中有豪放旷逸之情，北宗词同样也不乏婉约清丽之辞，但不同的文化精神则分别为它们打上不同的地域底色，正如钟振振先生评述金词时所云：“金人即便赋儿女情、记艳游事，亦往往能寓刚健于婀娜，譬如燕赵美人，风韵固与吴姬有别”。（注：《论金元明清词》，见《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编印。）南宗词与北宗词分别为当时南宋和金元词坛的主流，但其精神辐射却又往往不受地域所限，如上述厉鄂、张其锦虽然忽略了北方词坛的存在，但他们对南宋词坛南北宗的分析却是合乎实际的，豪雄悲壮的稼轩词极大地撼动了当时词坛，但终南宋一代却不预“雅词”和“正宗”之列；相反在北方辛词却备受推崇，元好问称道：“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注：《遗山自题乐府引》。《疆村丛书》本。）元代北方词人刘敏中又进一步补充曰“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并传而不相悖。”（注：《中庵集》卷九，《四库全书》本。）苏——辛——元，三者一脉相承而为词坛翘楚和正传，显然这里表现了北宋词派对稼轩的认同和接纳。南北词坛的声音如此不同，恐与辛词的内容无关，金元人极赏稼轩，主要还是稼轩词在审美倾向和词体特质等方面与北方词坛主流有着内在精神上的一致与吻合；南宋雅正派词人对稼轩的偏见，也当是在词学观念与创作上“道不同，不相为谋。”就词学渊源和词体特征而言，稼轩词与北方的金源词坛确实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注：详说见笔者《吴蔡体与稼轩体》，载《宋代文学研究辑刊》第3期，（台湾）丽文文化公司1997年版。）实质上是北宗精神的南移，与北方词坛的主流派共同构成了当时词坛上的北宗体派。
“南宗与北宗”的词学概念，着眼于词体及其派别所形成的地理文化环境，注意到了南北词坛的共时关系，从而避免了传统词学以南宋词代替“一代”之词的艺术偏见，深化了我们对诸如“婉约与豪放”一类重要的词学问题的理解，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而深入地认识12、13世纪间的词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