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质量变化的制度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制度论文,质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就业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企业“招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并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劳动者就业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有工作干”到“干得体面”，就业质量成为最关心的内容。然而，种种问题的存在，却使很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大学生，虽然有工作，但是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同工不同酬”，就业不稳定，未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以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就业的总体思路是，加快理顺制约就业质量提高的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让人人享有公平、安全、体面、和谐的就业机会。 一、概念界定及制度指标体系 就业质量反映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状况，包括工作的性质(此处指是否为自由、自愿的选择就业)、聘用条件、工资水平、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等主要内容。①与就业数量不同，就业质量关心工作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由这种差异性给劳动者带来的主、客观影响。②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就业质量”的界定是“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机会，包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与权利、平等就业与生产性就业、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四个方面”。③由此，决定就业质量的制度因素，一方面包括在特定就业结构下会影响就业质量的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包括对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劳动者群体(如年龄、性别、学历、来源地等)及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造成影响的制度因素。 更高质量就业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一是就业状况更加良好，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就业结构优化，就业稳定性提高，能够更安全、健康、可持续性地工作。二是劳动报酬更加合理，劳动者更加公平地享有获得工资、社会保险、福利等的权利，并能有效改善个人及家庭生活。三是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劳动者享有社会组织权和平等就业权，劳动条件改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更加健全。那么，制度指标体系的维度至少能影响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是否良好。良好的就业状况可描述为：劳动者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的稳定性、工作的安全性有所改善。二是劳动者是否获得公平、合理的劳动报酬。合理的劳动报酬可描述为：劳动者通过就业能获得合理且稳步增加的劳动报酬，这份报酬还能有效地改善家庭生活，体现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同时，劳动者能享受劳动力市场法规政策提供的完备而必要的社会保护，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三是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稳定。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可描述为：劳动者的社会组织权和合法的劳动就业权益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尊重和保护，劳资关系不断改善并趋向有序、规范，劳资矛盾纠纷可以通过有效渠道、程序解决。 如表1所示，我国就业质量的制度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将制度指标体系细分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及劳资关系等五个维度，并选取11个具体的经济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在选取核心指标时，主要遵循了四个基本原则：一是代表性高，特征明确。二是适用性强，维度完整。三是可以度量，数据可得。四是衡量有效，逻辑清楚。该指标体系相对全面、系统，对就业质量水平的考察，不仅局限在劳动报酬维度指标，而是形成了多维立体式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动态性地评估影响就业质量的制度因素整体情况。
二、我国就业质量变化趋势及制度效应评估 综合计算1994—2011年我国就业质量制度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全部具体指标值发现，在制度效应作用下，就业质量总体水平在小幅下降后企稳回升，近年来呈逐年大幅提高态势。当前，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对提高就业质量贡献较大，制度的积极效应显著，但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失业率、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例等对提高就业质量贡献较小，显示劳动者权益保障、失业援助、制造业就业促进等制度效果欠佳。 (一)就业质量实际水平变化趋势 就业质量水平指数是对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全部具体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后，以年为单位，将各具体指标的分值加总，进而得到的总分值。该指数值反映我国各年度就业质量整体水平及变动态势，并可利用其进一步预判就业质量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距。 首先，为建立我国就业质量制度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使用1994—2011年全国样本数据，具体指标及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如表2所示。全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11》等公开出版物，使用Stata12进行计算和预测。
使用
表示就业质量水平指数，公式(1)如下：
其次，利用熵值法④确定我国就业质量制度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全部具体指标的权重。熵值法可避免人为主观影响，使指标的赋权更为科学，尤其适用于分析制度变迁对客观环境、系统结构等带来的影响⑤。就业质量的提高，隐含了制度变迁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状况的优化，符合方法使用条件。本研究使用完整、可得的数据样本，采用熵值法构建我国就业质量制度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步，将就业质量具体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做正规化处理，获得横向的可比性和实用性。在正规化过程中，需要区分指标走向对就业质量整个系统的意义。当单个指标值越大，对就业质量提高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如公式(2)：
当单个指标值越小，对就业质量提高越有利时，采用负向指标计算方法，如公式(3)：
其中，
为正规化处理后的指标，max｛
｝为所有年份的指标值中的最大值，min｛
｝为所有年份的指标值中的最小值，i为年份，j为指标项。
最后，依据我国就业质量制度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计算各年度就业质量水平指数。 第一步，计算第i年的第j项指标的分值。将第j项指标在第i年的正规化值
乘以其权重
，得到分值
。 第二步，加总第i年全部具体指标的分值，得到第i年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指数，计算公式为
。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对选取的指标作了正规化处理，就业质量水平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从表3可见，1994—2011年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总体呈现“先下降，后走高”的态势，1998年、2003年先后触及两个低点，特别是2003年降至最低水平0.2533，2003年以后企稳回升，逐年大幅提高，特别是2009年以来增幅较大，2011年升至最高水平0.6995。
(二)就业质量变化的制度效应分析 就业质量的制度效应表现为全部具体指标历年的得分情况。从2011年各具体指标的得分看，对我国就业质量提高贡献较大的是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贡献较小的是影响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失业率、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例的就业制度。具体指标的得分如图1所示，2011年对我国就业质量水平贡献最大的是医疗保险覆盖率，其分值高达0.1129，贡献第二位的是工伤保险覆盖率，分值达到0.1081，第三位是女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分值为0.0966；相比之下，贡献最小的后三位分别是人均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失业率和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比，分值分别仅为0.0094、0.0170和0.0233。
图1 2011年我国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1项具体指标的贡献度 说明：具体指标的分值用灰色标出。 对于2011年在提高就业质量上发挥较大效应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女职工生育保险等制度，覆盖范围的大幅扩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状况有效改善是主要原因。1994年以来，三项制度对应的具体指标的得分稳步提高，特别是2001年以来，得分大幅提高。而对于2011年那些在提高就业质量上发挥较小效应的，与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失业率、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例相关的制度，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无保障、失业援助低效、制造业就业状况不佳等是主要原因。如图2所示，1994年以来，相关制度对应的具体指标的得分大幅下降，尽管失业率、制造业就业状况自2003年开始企稳回升，但2007年以后掉头下降；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自2008以后小幅回升，但劳动争议高发、频发仍显示目前劳动权益保障不足是影响就业质量的突出问题。
图2 1994年以来与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失业率、制造业就业相关的制度效应 我国就业质量的制度效应与经济状况的走向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后者的改善带动了前者的提高。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表示经济增长水平，比较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发现1994—2007年两者基本呈现相同的“先降后升”变化趋势，就业质量水平指数变动存在2—3年滞后期，但自2008年开始经济波动较大，而就业质量水平还保持大幅攀升态势。
图3 我国就业质量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化情况 说明：左侧纵轴刻度对应就业质量水平，右侧纵轴刻度对应经济增长水平。后者按不变价格计算，上年=100。 三、我国就业质量目标水平下的制度增效空间 尽管我国就业质量总体水平在提高，但比照“十二五”规划目标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值显示，当前就业质量水平依然较低。因而，亟待对就业制度作规则化调整和完善，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增幅，以实现预期目标。 就业质量目标水平指提高就业质量预期达到的水平。作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评价标准，需要将目标水平量化为就业质量水平指数，才可以与当前就业指数水平指数进行比较，从而评估实际水平实现目标水平的程度。 首先，为确定我国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部具体指标的目标值，目标水平选定2015年、2020年两个时点就业质量“预期”达到的水平，同时参考国际趋势对负向指标的目标值作了偏向谨慎的估计，⑥如表4所示，前者依托“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目标测算形成，后者主要参照最近年份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引用我国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换算得到。具体指标的实际值同目标值越接近，表明实际水平实现目标水平的程度越高，就业质量在此维度上的水平越高。
其次，运用熵值法确定面向2015年和2020年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部具体指标的权重。使用就业质量水平指数
，依据公式(1)，以2015年为目标时点进行情景模拟，运用线性内插法弥补数据样本缺失值，形成公式(5)如下：
再以2020年为目标时点进行情景模拟，利用线性内插法弥补数据样本缺失值，形成公式(6)如下：
最后，综合计算2015年和2020年的就业质量水平指数。两次模拟得到的我国各年度就业质量水平指数，如表5所示。依据两次模拟结果绘制的时间序列图，如图4所示。
图4 面向2015年、2020年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指数的变化趋势 可见，2008年是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提高的时间拐点，在此时点之前，就业质量水平基本处于低位波动，在此时点之后，就业质量水平开始快速、大幅攀高。2011年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指数同2015年的目标值、2020年的目标值相比，差距比较显著，表明就业质量实际水平达到目标水平的程度较低。面向2015年，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指数要求达到0.8152(目标值)，而2011年只达到0.4309(实际值)，意味着仅实现了2015年目标值的52.86％。而面向2020年，我国就业质量水平指数要求达到0.8705(目标值)，而2011年只达到0.2594(实际值)，意味着仅实现了2020年目标值的29.80％。 分具体指标看，即从制度效应的角度看，面向2015年，城乡就业制度的统一、第三产业就业促进政策，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提高就业质量的效应明显，但失业援助、劳动权益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对提高就业质量的贡献较少。分具体指标的就业质量实际水平完成目标水平程度，如图5所示，完成程度最高的前三项指标依次是城镇就业人数占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完成程度分别达到82.85％、74.71％和69.33％，而完成程度最低的后三项指标依次是失业率、人均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前两者贡献度为0(13)，后一者完成程度只有25.37％。 面向2020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就业制度的统一，以及制造业就业促进政策对实现就业质量目标水平已发挥较明显的作用，而同样地，失业援助、劳动权益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对提高就业质量的贡献较少。就业质量实际水平完成目标水平程度如图6所示，最高的前三项指标依次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城镇就业人数占比和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比，完成程度分别达到56.52％、45.68％和42.86％，而完成程度最低的后三项指标依次是失业率、人均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前两者贡献度为0，后一者完成程度仅为8.46％。
图5 2011年我国就业质量实际水平完成2015年目标水平的情况
图6 2011年我国就业质量实际水平完成2020年目标水平的情况 可见，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有赖于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各项制度的积极作用。鉴于就业再就业形势严峻，亟待围绕失业援助、就业服务、劳动争议调处、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劳动力市场制度深入研究和改善，以加大对失业者再就业的支持，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作用，为制度增效助力。 四、问题及建议 在新生代成为劳动者主体的形势下，其就业期望已显著提高，渴望“体面劳动”，但水平偏低的就业质量却与之存在鲜明反差，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就业质量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工作时间偏长，失业人数增加，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2011年城镇就业人员调查显示，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24小时，表明就业法律法规中有关工时制度的规定难以完全落实或执行乏力，对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的保护不够。《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流动人口周平均工作时间长达54.6小时(平均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1小时)，每周工作超过5天的占77.7％，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48.4％，12.2％的劳动者每天工作甚至超过11个小时(14)。 同时，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规模仍然接近1000万，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难度加大。此外，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仍然处于高峰期，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并未在城镇登记失业率中得到体现。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已经凸显，不愿返乡务农，但又未被纳入城市的失业保险和失业救助范围，这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1年，农村户籍流动劳动力中无业和失业的比例已超过4％。按照“六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失业的农村户籍流动劳动力超过500万，其中16—24岁的年轻人在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达到30％(15)。 第二，就业稳定性低，工资报酬下降，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在就业渠道和就业方式趋于多样化的同时，我国就业呈现出非正规化特征。但是，非正规就业普遍面临劳动关系不固定、就业稳定性差、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造成就业稳定性的下降。 此外，流动人口主要在私营企业就业或者个体就业，灵活就业人员比重不断上升，收入远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2012年，流动人口月收入均值为2797元，较之2011年仅增长10.3％。流动人口月收入集中在1501—2500元之间，人口比重超过40％。即使就业于同一行业、身份同为雇员的情况下，农民工和城镇户籍人口之间的劳动报酬明显不同，前者远远低于后者。2012年，就业于住宿餐饮业的城镇户籍人口平均月工资比农民工高18％，而制造业的城镇户籍人口平均月工资比农民工高14％。如果考虑到上述行业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时间较长等特点而采用小时工资数来比较，那么这种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第三，工作安全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稳定就业基础不牢固。1994年以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率显著下降，由1994年的6.57人/10万人，下降到2011年的1.88人/10万人，降幅超过了70％，表明我国生产安全形势明显好转，劳动者的工作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我国工伤事故死亡率依然处于高位，还需进一步降低该比率。 在全球范围，每天有3000人死于工伤；每分钟有2人因工死亡。(16)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劳动疾病到2020年将翻一番，而在这些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甚高，事故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以上，比其他少数国家或地区高出4倍以上(17)。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安全生产基础薄弱，投入不足，工伤事故发生率高，尽管近年来特大事故数量有所下降，但工伤事故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受诸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全国煤矿事故多、伤亡重、经济损失大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致使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一直位于全国各行业之首。此外，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正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房屋建设施工行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形势不容乐观，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多，较大及以上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出现反弹，重大事故还没有完全被遏制。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及以上事故比上年同期事故分别上升了16.0％和10.0％(18)。 此外，我国社会保险覆盖面仍然不高，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非正规就业人员、乡镇企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人员还未参保，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还没有将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纳入进来。最需要社会保险的群体，却被社会保险制度所疏忽乃至排斥，使社会保险促进就业、预防贫困的作用大打折扣。 第四，劳动争议激增，劳资矛盾凸显，劳动关系协调处理压力大。1994年以来，人均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总体呈现攀升态势。在全国就业人数逐年递增的背景下，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是导致该指标值攀升的主要原因。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自1995年劳动法颁布实施至2006年，全国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每年约以20％的速度递增。2006年之后，案件数量增速攀升至年均增长30％左右，特别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仅当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98％。2011年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31.5万件，结案118.7万件，涉及劳动者77.9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0.7万件，涉及劳动者17.5万人。 劳动权益保护不足是劳动争议案件激增的主要原因。对于农民工而言，在城镇就业是为了获得比在农村更多的收入。然而，大部分农民工劳动收入较低，很难在城镇稳定就业，并且经常遭遇工资克扣和拖欠问题，增加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风险。此外，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多，涉及劳动者人群广，关联性高、突发性强、工作难度大，一旦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好，往往容易形成社会热点，酿成群体性上访事件。以北京市为例，自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受理的争议案件主要涉及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等方面，其中劳动报酬案件最多，达50％以上。在2008—2012年的4年间，北京劳动仲裁部门共受理劳动争议案20万余件，其中，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达13万件，占65％。 可以说，现阶段提高就业质量的需求已十分紧迫。然而，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紧缩性政策持续等，都可能在短期内对就业带来一定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的难度又在加大。因此，现阶段应以实现平等就业为目标，创造公平就业环境，增加就业机会。一方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调，形成推动就业质量提高的“政策合力”；另一方面针对劳动力市场最低端的就业者，如临时用工、非正规就业人员、非标准劳动关系用工人员等，应完善工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对于农民工群体，应以帮助其实现社会权利为突破口，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 从长期来看，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有赖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用人单位管理方式的转变。为此，应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促进职业教育和培训内容更好地适应市场需要(19)，相关制度安排面向全体劳动者，着力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同时，采取激励措施和政策，促进企业管理人性化和精益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形成政府引导、社会监督、市场推动、劳资协商的提高就业质量的新格局。 注释： ①刘素华、韩春民：《对就业质量评价和定期发布制度问题探析》，《学术交流》2007年第1期。 ②曾湘泉：《深化对就业质量问题的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中国劳动保障报》2012年12月22日。 ③R.Johri,Work Values and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A Literature Review.Working Paper,http://www.dol.govt.nz/pdfs/lit-review-work-values,pdf,2011-07-30. ④熵值法是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一种客观赋权法，是源于客观环境所提供的原始信息来决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又如“聚类分析法”。熵值法在社会系统应用时是指信息熵，其数学含义与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熵等同，是指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度量。一般认为，信息熵值与系统结构的均衡程度成反比，熵值越大表明系统结构越混乱，携带的信息越少，因此熵值的大小也即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可以根据熵值计算各指标的权重。除客观赋权法，指标权重还可使用主观赋权法，是根据主观的重视程度决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如“Delphi法”、“AHP法”。 ⑤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地理学报》2009年第4期。 ⑥更详细的介绍可参阅：丁越兰、周莉、郭婧：《国外体面劳动研究进展及趋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⑦更具体的内容可参阅：籍佳婧：《劳动力市场扭曲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⑧数据来源：张车伟：《从就业变化看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人文杂志》2012年1月。 ⑨数据来源：张丽杰：《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波动预测》，《统计与决策》2012年3月。 ⑩数据来源：黄明、耿中元：《我国城镇化与城镇就业的实证研究》，《中国管理科学》2012年第11期。 (11)数据来源：王娇萍、郑莉：《劳动争议仍呈上升趋势》，《工人日报》2011年4月8日。 (12)更具体的内容可参阅：曹兆文：《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衡量指标探要》，《人口与经济》2011年6月。 (13)失业率、人均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为负向指标，本研究对两者的目标值作了谨慎预期，2015年两者的目标值达历年的最大值，因而对提高我国就业质量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 (1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15)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年版，第9—10页。 (16)王显政：《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煤炭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7)ILO,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59th edition),2010. (18)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http：//www.cinic.org.cn/site951/tjsj/2013-03-14/632403.shtml。 (19)蔡昉：《劳动力供给与中国制造业的新竞争力来源》，《东莞日报》201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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