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文本与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回溯毛泽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文本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5)05-0069-07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是不起眼的外来思潮之一种，为什么一经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便成功地改变了这个虚弱国家的命运呢？1993年，美籍学者邹谠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亦提出：“为什么苏俄的几个使节，和不易瞭解的马克思著作，能够在思想上、组织上影响和支配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他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和解决全面危机的学说，不论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行动家，是否真正瞭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他们的危机感，使他们很容易被一个全面危机的学说所吸引。”[1](p.271) 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错作用下，中国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也适合于中国，能够应用于中国，那些最早的共产主义者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是，在全面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关系时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不时陷入困局，而如何走出困局涉及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问题实际之关系。本文以此为视角，对比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路、做法，探寻历史奥秘。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 笔者为什么不按照历史的排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进行研究，而是相反呢？一是因为邓小平离当下最近，其面临之问题最为感性；二是因为本质上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继承人，但邓小平的继承是革命性继承——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很多思路、做法，而最具戏剧性的是，邓小平的这种革命性继承理念与方法又来自毛泽东，此中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回溯才能体味。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重新返回中国政治中心，历史意外地给了他改变中国的机会。邓小平一方面观察到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对中国大陆既构成压力又提供机遇，另一方面深知中国如欲改革必遇障碍——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锋芒直指‘左’倾思维模式对人们的压抑。但是，邓小平又比谁都深谙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他担心反‘左’倾会过头，危及政治合法性，因此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作为最早投入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一员，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血肉联系有着长期的切身体验，他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3](p.63) 但是，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充满了复杂性，并非有了“充分信仰”便能解决一切问题。 ‘左’倾错误之所以冠以“左”，乃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而犯的错误。这样，改革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就形成了事实上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持，但如果守着一度被错误解读并被教条化的内涵便不可能改革，怎么办？重新理解乃必然选择。邓小平以自己特有的勇气提出一个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多年来没有搞清楚，必须重新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尚未形成，因此，邓小平在与地方同志谈话时说，“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是开始，还心有余悸”，但他同时果断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4](p.381)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思性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p.6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3](p.116)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当代主流构建，以此来支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随后，为了更有效、更快速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最后的选择，随之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世人有目共睹。此间，中国经济总量连上台阶。1979-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在世界近代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首先是日本，持续了15年，此后是“亚洲四小龙”，持续了20年。而像中国经济这样能够持续30多年近两位数的增长，的确创造了新的世界奇迹。① 显然，从思想观念的先行引导功能来看，没有邓小平以革命性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内涵之构建，中国这样一个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便不可能和平地改变国家发展主题而另辟蹊径，并取得成功。 二、邓小平如何用毛泽东的办法解决‘左’倾思维模式？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话语形式的简单转换，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关系并不只取决于文本的正确性，而是文本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因此，寻求马克思主义的依据即来自文本与实践关系的依据。之所以要重新理解，一定是实践表明曾经依据的文本，或者说对文本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然后再去寻找能够正确指导实践的文本，或者对文本作出新的解读。 对邓小平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问题在于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表明特定时间段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出了问题，由此邓小平才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p.137)没有搞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正确引导中国的实践呢？ 邓小平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要改变那种“没有搞清楚”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思路和做法就是正确处理理论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第一，在实践与文本之间，以实践与问题为导向去寻求文本的支持，而不是不顾实践地坚守文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文本)的唯一标准这一原理。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2](p.114) 这段文字看上去并非那么激烈，但当时的背景是发生了充满激烈冲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实践标准的人们就是坚持那种“没有搞清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原话”中没有改革便不能改革，这就是“左”倾的错误；而支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就是主张以搞清楚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改革，再不改革便要彻底贻误中国。因此，邓小平实际上就是在文本和实践之间，置实践于优先地位，拒绝没完没了的文本之争。 第二，树立新的文本观。当老文本不能解决问题时，可以创造新文本，即邓小平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3](p.91)他还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3](p.238) 而当某些文本阻碍新的实践时，亦可以忽略之。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1986年夏秋，思想文化界有一种舆论，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不妥的，有人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言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是年9月，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3](p.182)所谓“这里用过、那里用过”，就是指一些人引用的马克思的文本。 经过10多年的实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契合关系问题：“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3](p.382) 这段论述集中而精辟地总结了此前的基本认识和做法：其一，就实践与文本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根本上靠的是实践而不是文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其二，就文本的内部关系而言，文本少不一定输于文本多——“我读的书并不多”，不要迷信“大本子”——“马克思主义打不倒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进一步深入研究，这里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邓小平的改革一直受到“非毛化”的指责，②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思路、做法与毛泽东完全一脉相承。 针对所谓“两个凡是”，③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2](pp.38-39)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批评“两个凡是”这一错误的思想路线，他说“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3](p.9) 1978年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4](p.438) 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要被什么“非毛化”的议论蒙蔽眼睛，今天的做法与毛泽东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理由很简单，“两个凡是”要对毛泽东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可是毛泽东自己一贯反对这些东西，甚至，毛泽东就是靠纠正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才确立自己的真正的领袖地位，才正确地领导了中国革命。邓小平用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左”倾错误对毛泽东的神化，可以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戏剧性一幕。 三、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历史启迪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的思路何以能举重若轻地解决异常复杂的问题，必须从邓小平回溯到毛泽东。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5](p.71) 这一评价也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判断。习近平在2013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即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即是说，发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广义的文本)与中国实际的不契合问题。当然，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并非只在此时，实际上还可以前移到1920年夏天，他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接触了经典原著，知道了人类社会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7](pp.21-22)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提供解决各个国家具体问题的方案，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地搬用。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关系的自觉思考发生在1927年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38年，历经艰难曲折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立足，10月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p.534) 从直接性说，毛泽东的论断是对学者梁漱溟质疑中共革命的回答。梁漱溟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有过深入的交谈。梁氏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共革命的致命问题是发生于外部，而非内部。他认为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只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造成了中共过去10年劳而无功，仅靠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毛泽东当然坚持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之吻合，拒绝了梁氏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通过某种改变以适应中国的需要呢？毛泽东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要求，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说，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那就不可能与中国的现实契合，便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会给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这一损失就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 在这一时期，中共内部存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夸夸其谈于马克思主义的是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致力于调查研究、按照中国实践要求来争取革命胜利的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山头经验派”。问题是，在遵义会议之前，掌握着更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人们同时也掌控了革命的领导权，他们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瞧不起注重实践的“山头经验派”。红军“洋顾问”李德这样描述毛泽东：“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中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9](p.67) 然而，实践的验证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面前失败了。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党内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相关人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张闻天说：当时路线是错误的。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 博古说：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 王稼祥说：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10](pp.195-196)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11](p.968) 在这一段历史中，毛泽东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实践的契合问题，其基本思路就是确认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一路线的原则是理论应该服从实践，而不是相反。令后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评，一以贯之，其立场之激烈，语言之犀利，堪称经典，例如，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当时延安的状态：“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④ 1943年，毛泽东在几篇批判“左”倾路线的笔记中写道，“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12](p.43)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否有马克思文本的依据呢？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本来已经散失，到20世纪60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3月11日，毛泽东还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2](p.11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笔记，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直到1888年恩格斯在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才把这篇笔记作为附录首次发表，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关于实践重要性的论述有三段文字——其对旧哲学的颠覆性宣判亦在于此：其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3](p.55)其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p.57)其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p.60) 应该说，无论是从邓小平回溯到毛泽东，还是从毛泽东发展到邓小平，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是非常鲜明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足以为21世纪的人们所借鉴运用，以解决可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困局的问题。 ①《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国家统计局》，http://money.163.com/13/1106/10/9D08GQCR00254TI5.html。 ②如1981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时，就如何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时指出：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同年3月24日，在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话时，邓小平说，不仅国际上，我们国内也有人说我们在搞“非毛化”。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725页。 ③“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边区总学委1942年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所载原文中还有一句“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在公开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注释1。标签：教条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