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必然地得出”——回答王雨田等人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人论文,批评论文,再论论文,王雨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的著作《逻辑的观念》和文章《论我国的逻辑教学》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包括一些批评。我欢迎批评，也仔细阅读了这些批评。我认为有必要对一些批评做出回答。（注：由于主要回答王雨田先生在本刊文章中的批评，因此对其他人的观点只进行概述，不予引证。）
一、关于“必然地得出”
《逻辑的观念》一书的核心是“必然地得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也是我理解和总结出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本质，我还认为现代逻辑不仅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而且更清楚明确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我称“必然地得出”是逻辑的内在机制。根据这一思想，我认为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同样是根据这一思想，我对国内普通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史、逻辑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一些看法，还对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可以说，把“必然地得出”看作是逻辑的内在机制，不仅是我的研究结果，也成为我一切相关分析论证的基础。因此批评我的观点，不仅无法回避而且也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批评是无法令人同意的。
王雨田先生认为，“必然地得出”是我“特别突出地加以使用的，而在通常的逻辑学学术交流中都是很少如此使用的”（王雨田，2001年，第131页）；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过逻辑的本质就是“必然地得出”，这是我从亚里士多德的两段话中“引申出来的”，“事实是，亚氏当时没有使用‘逻辑’这个术语，更没有给逻辑（或‘工具’）下过定义。这样的前提不过是著者对亚氏文本的解读，其真假有待验证和进一步的剖析。由此‘必然地得出’之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同上，2002年，第74页）。
这一批评有几个明显的问题。其一，没有人说“必然地得出”，大概不能作为批评我不能这样说的理由。说出前人所没有说的东西，而且说得有道理，正是学术研究的进步。其二，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过“逻辑”这一术语，我在著作中已经说明。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强调他对“必然地得出”的说明。因为，如果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过逻辑是什么，我们就用不着在他的思想中寻找分析他关于逻辑的说明了。因此，我不明白对亚里士多德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加以“引申”。其三，我在著作中用一章（第2章，第21-47页）详细论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引用了他谈到“必然地得出”的两段原话，探讨了他与这两段话相关的两个理论，即四谓词理论和三段论，并试图通过分析从四谓词理论到三段论的发展来说明什么叫“必然地得出”。通过这样的分析和论证，我提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核心思想是“必然地得出”。王先生既然说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的“真假有待验证和进一步的剖析”，就应该验证和剖析我的工作。但是，他对我的这些分析论证不仅没有进行验证剖析，而且还断定“由此‘必然地得出’之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想，这一批评不仅十分武断，而且也太随意了，因为实在看不出这个“由此”是从哪里来的。此外，王先生虽然承认“必然地得出”的作用，但是认为我“显然忽略了，‘必然地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其赋值是什么，是否正确有效”，因为“‘必然地得出’的未必一定正确、有效和保真”（王雨田，2002年，第74页）。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怎样才叫说明了“必然地得出”？按照王先生的说法，似乎既然谈到“得出”，就必须说明结论如何，否则对“必然地得出”的说明就是无效的。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四谓词理论和三段论的分析，我明确指出，所谓“必然地得出”实际上是“刻画了一个含有前提和结论的推理形式，即A├B”（王路，2000年，第42页）；“‘必然地得出’刻画的是一种基本的推理结构，同时它也是推理所具有的一种性质，因此逻辑是关于推理的学科，并且是关于必然的推理的科学，特别是这种推理的必然性不是由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形式决定的”（同上，第45页）。按照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研究，我明确地说：“只要符合三段论体系这样的形式，从真的前提必然得出真的结论”（同上，第43页）。通过对现代逻辑的分析（第3章，第48-75页），我进一步明确地说：“‘得出’，具体地说，从A得出B，显然是一种转换，既然要求这种转换具有‘必然性’，那么这种转换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无法做到‘必然’，也就是说，这种必然性不能是思辨的，而必须是能行的，可以一步一步实现的”（同上，第68页）；“现代逻辑凭借形式化的方法达到了建立逻辑演算的结果，而且形成了元逻辑的研究，从而达到了从句法和语义方面对‘必然地得出’的精确刻画和说明”（同上，第74-75页）。在《逻辑的观念》中不仅可以看到以上这些结论，还可以看到对它们的具体的详细的论证。这里，我之所以不惜重复再次阐述它们，只是为了表明，“必然地得出”对所谓结论是有说明的。但是，由于是对推理的刻画，因此它对结论的说明总是在一个推理的框架内，结合着前提一起说的。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必然地得出”（参见同上，第21页），到建立三段论，再到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形成，始终没有变化。因此，不是我忽略了结论如何，而是“必然地得出”对结论的考虑只能是这样。换句话说，逻辑自诞生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常识：不考虑前提和结论怎样，而考虑含有前提和结论的推理的有效性；逻辑所做的是提供一套方法，它们保证人们从真的前提必然得出真的结论。因此，“必然地得出”不仅不考虑结论本身怎样，而且它考虑结论的这种方式恰恰体现了逻辑的性质。从事归纳和辩证逻辑研究的人，由于其学科的特点，大概习惯于对结论有专门的考虑，因此会有上述质疑。问题是，这种理解与“必然地得出”是明显相悖的。
二、关于“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
根据“必然地得出”这一思想，我认为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并在书中进行了专门的论证。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很自然的。对于批评者的意见，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探讨什么是逻辑、什么不是逻辑，乃是逻辑学内十分正常的学术和学理的讨论。比如，有人认为，只有一阶逻辑是逻辑，集合论和高阶逻辑不是逻辑，甚至模态逻辑也不是逻辑。奎因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们批评奎因所代表的观点，同时探讨为什么二阶逻辑是逻辑，模态逻辑是逻辑。他们通过具体的讨论，根据现代逻辑的性质来论证，比如，奎因对高阶逻辑的批评是不是“足以使它们没有资格作为逻辑系统”(Boolos,p.45)。这样的讨论不仅使一阶逻辑和高阶逻辑的区别更加清楚，而且明确了一阶逻辑和二阶逻辑自身的一些性质，比如它们的表达能力、限度以及一些弱点。但是没有什么人会像王先生那样质问：“逻辑学中怎能没有高阶逻辑？”或“逻辑学中怎能没有模态逻辑？”与国际学术界关于什么是逻辑的讨论相比（参见同上；另见Gabby），我觉得批评者似乎缺乏一种学理上的平和心态。
其次，说归纳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是一回事，否定归纳和辩证逻辑则是另一回事，二者根本不同。我在书中明确地说，归纳和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因为它们不具有“必然地得出”的性质。我所做的是揭示并指出逻辑与归纳和辩证逻辑的区别。但是我并没有说不能进行归纳和辩证逻辑的研究，更没有说归纳和辩证逻辑本身的研究没有意义。我甚至明确地说，“我们可以利用逻辑方法来研究归纳”（王路，2000年，第154页）；“辩证逻辑不是逻辑，但是辩证逻辑仍然是可以研究的”（同上，第192页）。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批评者非常强烈地指责我否定归纳推理和辩证逻辑。这大概同样体现了一种情绪和心态上的东西。
第三，王先生指责我宣扬“唯演绎主义、唯形式化的逻辑观”，而“唯演绎主义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背离时代要求的”（王雨田，2002年，第72页）。他有许多论据，比如恩格斯的话：“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同上）又比如，“演绎与归纳都是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同上，第75页）。再比如，演绎和归纳是“逻辑中的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这正符合奎因的整体知识观”（同上，第76页）。还有，“归纳和演绎的相互联系互补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共识”（同上），等等。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什么是宣扬唯演绎主义？其二，说归纳不是逻辑是不是就是否认演绎与归纳的联系？
“必然地得出”刻画的是演绎，因此逻辑是沿着这一方向建立和发展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如此，现代逻辑也是这样。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是符合“必然地得出”的。而从目前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我也看不出今后会背离“必然地得出”这一特征。探讨逻辑的时候，每个人无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说什么是逻辑。因此我也可以根据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来谈论什么是逻辑。正是根据这一点，如上所述，我得出归纳不是逻辑乃是自然的。如果说这是唯演绎主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这背离时代要求，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
我在著作中分析论证了归纳不是逻辑，但是我绝没有说归纳和演绎没有联系。问题是，王先生所说的联系是什么意义上的东西？尤其是，这样的联系是不是足以表明归纳是逻辑？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演绎和归纳都是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使它成为一种科学方法；归纳法的创始人培根建立了归纳法，使它也成为一种科学方法。培根甚至明确地说，他“完全是一个开荒者，既无他人的轨迹可循，也未得到任何人参加商讨”（参见王路，2000年，第128页）。我的问题是：演绎和归纳都是科学方法，但是它们是不是都是逻辑？引申一步，逻辑与科学方法是不是一回事？我想，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说逻辑与科学方法是一回事。因为科学方法涵盖的范围比逻辑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问：可以同样成为科学方法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同样成为逻辑？与此相似，说演绎和归纳是奎因整体知识观中的组成部分，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整体知识观比逻辑的范围肯定要大得多。实际上，在奎因的整体知识观中，逻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核心的部分。但是若说归纳是奎因逻辑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就需要好好看看奎因的著作，认真论证一下才行。因为直观上说，奎因甚至认为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都不是逻辑，他怎么会认为归纳是逻辑、甚至是逻辑的基本组成部分呢？有了以上讨论，实际上也就说明，归纳与演绎的联系即使是科学和哲学的共识，也不足以说明归纳是逻辑。至于说应该把演绎和归纳用到该用的地方，则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倒是认为，明确了演绎与归纳的不同，不仅有助于它们自身的研究，而且更有利于它们各自的应用。因此这种关于归纳是不是逻辑的探讨，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褒一方而贬另一方的问题。
此外，王先生强调推理的大前提，认为推理的“初始的大前提归根到底仍是由归纳给出的”，由此认为归纳与演绎是“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因此认为否定归纳“实则危及演绎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否定归纳，也就否定了演绎”。（王雨田，2002年，第76页）我认为，这些论述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讲是不是有道理，乃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从探讨“是不是逻辑”的角度说，则没有什么意义。如前所述，逻辑是在推理的框架内考虑前提和结论，因此它不会专门考虑结论如何，也不会考虑大前提是怎么得来的。
三、关于逻辑教学
王先生认为我所主张的在哲学系开一阶逻辑作为必修课“是有道理的”，而在教学中“否定作为教材的‘普通逻辑’，则是没有道理的”（王雨田，2001年，第138页）。对于王先生的支持，我表示感谢！对于他的批评，我想扩大一些，即针对一般批评者的意见谈三个问题：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问题；逻辑与哲学的问题；有用没有用的问题。
1978年以后，我国逻辑学界提出逻辑要现代化的口号，因此涉及到逻辑教学的改革，存在所谓吸收论和取代论等不同观点的讨论。吸收论的观念是主张以传统逻辑为主，在此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的一些成果，而取代论主张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我认为，如果仅仅是由于师资水平问题而无法教现代逻辑，那么暂时先教普通逻辑，或者说，先以传统逻辑为主，吸收一些现代逻辑的内容作为过渡，同时争取尽早或逐步实现现代逻辑的教学，毫无疑问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正确的。问题是，吸收论者不是这样。他们不仅坚持教传统逻辑，而且要搞一套普通逻辑，还要“论证建立普通逻辑教学体系的问题，并且认为普通逻辑不仅是教学体系，而且是科学体系”（王路 ，2000年，第195页），并且进行了许多这样的论证。因此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教学问题，而是涉及到逻辑观。我认为，吸收论者所谓建立普通逻辑科学体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因此我在《逻辑的观念》第7章第1节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此前我把其中一部分内容以“论我国的逻辑教学”为题发表出来。限于论文篇幅，我做了大量删节，特别是删掉了吸收论者关于建立普通逻辑科学体系的一些原话，如建立普通逻辑的教学体系，“不仅对于搞好普通逻辑的教学有重要意义，而且它将有助于普通逻辑科学体系的形成”；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王路，2000年，第195页）但是在文章讨论的一开始，我还是提出，“普通逻辑究竟是在传统逻辑基础上建立的科学体系，还是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的产物？”（同上，1999年，第41页）；在文章的最后，我也批评说，对于普通逻辑，“吸收论者还在孜孜不倦地论证它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同上，第45页）。也就是说，我的论述并不是仅仅在主张取代论，反对吸收论；也不是单纯地提倡进行现代逻辑的教学，反对普通逻辑的教学，而是、而且更主要地是批评吸收论所说的建立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正是针对这种所谓的科学体系，我在文章最后说，“如果不懂现代逻辑，那么就应该认真学习。像普通逻辑那样的东西最好不要去搞，因为这是不值得的”（同上）。但是，所有对我的批评，都停留在要不要取代传统逻辑、传统逻辑有没有用这样的层面上，而没有涉及关于普通逻辑的所谓科学体系的问题。不是说这样的批评讨论不可以进行，但是我认为，我之所以坚决反对吸收论，认为并指出它表面上不反对现代逻辑，实质上仍然是反对现代逻辑，就是因为它主张建立所谓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因为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永远也不搞现代逻辑。
自弗雷格建立第一个初步自足的一阶谓词逻辑系统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逻辑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它不仅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成为公认的基础学科。所谓现代逻辑，正是指这种独立的科学和这种公认的基础学科。因此，我从逻辑自身的科学性出发，反对建立所谓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反复强调和论证要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教给学生，就是说，要教给学生完整的逻辑理论，比如一阶逻辑、模态逻辑（参见同上，2000年；2002年）。当然，逻辑教学涉及的面比较广，有些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除了逻辑观的问题以外，还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我在阐述取代论的时候，主要讲的是在我国高校哲学系中这样做（参见同上，1999年；2000年）。也就是说，我没有说在所有学科的逻辑教学中都讲现代逻辑。特别是，我在书中和文章中明确地说，普通逻辑盛行了20年，“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培养出来一个逻辑学家了吗？……此外，我们使用这样的教材为现代哲学研究、尤其是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又培养了多少人才呢？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可以不再进行哲学研究，但是应该具备进行哲学研究的素质。如果说逻辑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逻辑素质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普通逻辑又有多少帮助呢？……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影响到我们的教学水平和培养人才的实践问题”（王路，1999年，第45页）。我想，这里的论述应该是清楚无误的。它说明普通逻辑培养不出逻辑学家，即对逻辑本身的研究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而更主要的在于指出，普通逻辑对我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有的批评者却指责我错误地把逻辑教学理解为培养逻辑学家，以培养逻辑学家为衡量教学的标准，并认为我的说法武断、不负责、不公平。我想，这样的批评未免有些不负责任。
就王先生的批评而言，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教学”是不是专指哲学系。逻辑与哲学的关系、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我在许多论著中已经做过专门论述。我不主张再讲普通逻辑那样的东西，主要是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考虑的。对于非哲学专业，我不太懂，也缺少教学实践。因此虽然我相信学习现代逻辑肯定有好处，但是我的观点只针对哲学系。我认为，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应该是严肃的，具体的教材改革应该是慎重的。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我国哲学系的逻辑教学，确实不应该再讲传统逻辑了。
普通逻辑有用，是批评者反对取代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根据。我不知道王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思。在我看来，“有用”、“有好处”绝不能成为高校教学的充分条件。但是，这个问题虽然明显，却不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说传统逻辑没有用的时候，并不是就事论事，单指它本身而言的，而是相对于现代逻辑来说的。具体一些说，传统逻辑的核心内容是命题推理和三段论，当然是有用的。学比不学肯定也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有了现代逻辑，它不仅比命题推理和三段论更好，而且完全能够取而代之，因此我们说传统逻辑没有用了。（参见王路，2000年，第202-205页）
顺便说一下，批评者总认为传统逻辑是现代逻辑的基础，学习传统逻辑有助于现代逻辑的学习；他们认为否认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完全割断逻辑科学发展的历史，甚至批评别人这样做是为了根本否定传统逻辑。我认为，现代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传统逻辑（命题推理和三段论）在“必然地得出”这一点上一脉相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传统逻辑是现代逻辑的基础，学习现代逻辑非要先学习传统逻辑不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最初在构造逻辑系统的时候，因循传统逻辑的方法，结果没有成功，后来他抛弃这种方法，引入数学方法和函数的观念，结果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参见王路，1996年）翻一翻现代逻辑的导论性著作，常常会看到作者在序中声明，该书内容不预设任何知识。因此，学习现代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不预设任何传统逻辑的知识，乃是一个常识。不能区别这两件事情至少是理论混乱的表现，而“为了根本否定”之批评则更是凭空猜测。
逻辑的本质是“必然地得出”。因循这一思想，亚里士多德创建了逻辑这门学科，使它有一些独特的内容，但是与哲学融为一体。同样是因循这一思想，经过现代逻辑的发展，逻辑终于成为一门科学，并且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今天，逻辑不仅作为科学在进行研究，而且也作为学科在进行教学。然而，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对于逻辑的理解都应该从逻辑这门科学出发。因此，对现代逻辑的理解和把握，乃是逻辑讨论的共同基础。国际学术界是如此，在国内无疑也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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