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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诞生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在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军阀独裁统治，即所谓考迪罗主义。深入探讨考迪罗主义，是研究拉丁美洲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但是，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考迪罗主义，史学界存在着意见分歧。本文打算对有关考迪罗主义的一些问题，谈点肤浅之见。
一、考迪罗主义的范围和阶级属性
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历史范围，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社会历史问题。考迪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不例外。
考迪罗，是西班牙语Caudillo一词的音译，原意是“首领”或“领袖”，后来广泛应用于凭借武力夺取和维护政权的拉丁美洲独立国家领导人，引申为军事独裁者。这种军事独裁的政治统治形式，则被称为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 ）。除了明确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的这种涵义外，还有必要给它确定一个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从而明确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从地域范围来说，我们认为，考迪罗主义这种政治统治形式，主要出现在原来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的拉丁美洲殖民地。原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经过独立战争，在19世纪初期先后成立了16个国家（注：这16个国家是：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乌拉圭。）。考迪罗主义就产生于这16个独立国家之中。将考迪罗主义确定在这个地域范围内，是因为原法国殖民地海地和原葡萄牙殖民地巴西在通过不同方式取得独立后，其政治统治形式具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没有出现属于所谓考迪罗主义的这种情况。因此，在研究有关考迪罗主义的问题时，就应该用原西班牙殖民地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和说明，而不必涉及海地和巴西。
从时间范围来说，我们认为，考迪罗主义的产生和盛行，主要是在原西班牙拉丁美洲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后的几十年内，即19世纪初期至中期。这是因为考迪罗主义的产生和盛行，与这个时期的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考迪罗主义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和消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般地说，这些国家已经不存在考迪罗主义的统治形式了。至于墨西哥出现的狄亚士独裁统治，可以视为一种特殊情况；狄亚士独裁统治究竟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考迪罗主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范围或界限，就不必把19世纪中期以后的情况包括在内，从而有助于对考迪罗主义的深入研究。
在考迪罗主义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史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从考迪罗的阶级属性来说，是属于地主阶级，它只代表地主阶级而不代表任何其他阶级。”（注：陆国俊：《略论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认为：“考迪罗不仅有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也有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注：王云飞：《进步的“考迪罗”》，《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我们认为， 从总的情况来说，考迪罗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考迪罗主义是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由于它产生于近代时期，具体说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因此它就不能不多少带有时代的印记。就是说，考迪罗主义除了具有地主阶级的封建性之外，同时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的色彩。
判断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或政治制度代表哪个阶级，主要是看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委内瑞拉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何塞·派斯，在执政期间所实行的政策，完全是从维护大地主、大种植园主、高级军官、天主教高级僧侣以及大商人的利益出发的。独立后的哥伦比亚第一届总统桑坦德尔完全实行独裁统治；在他的政府中，不容许有任何反对他的人存在。玻利维亚的梅尔加雷霍，不仅是个杀人魔王，而且疯狂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阿根廷的罗萨斯在当政的23年中，多次血腥征讨印第安人部落，掠夺他们的土地，除自己霸占大部分外，其他分赐给大地主，以满足地主阶级对土地的贪欲（注：参见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第二版，第578页、596—597页、695—696页、768—771页。）。以上列举的这些统治者，显然是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考迪罗。
然而，考迪罗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它又带有时代的印记。由于这时社会经济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并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因此在考迪罗们实行的政策中，有些政策也适应了与市场有联系的自由派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例如在哥伦比亚洛佩斯担任总统时，于1851年颁布一部宪法，规定政教分离，言论出版自由，成年男子有选举权，并废除奴隶制度。在阿根廷，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里瓦达维亚曾把650万英亩土地分配给112家公司及个人，其后继者又把2000万英亩土地分给538 家公司及个人（注：参见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第二版， 第597页、766—767页。）。当然，这些土地有些落到了大地主手里， 但也有些土地为资产阶级所获得。里瓦达维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考迪罗及其实行的政策，明显地具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二、考迪罗主义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关于考迪罗主义产生和盛行的原因，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在国外，曾经有人认为是由于拉丁美洲工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有人说“原因在于热带气候”；有人认为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暴烈脾气”所致；有人认为是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注：参见赤马：《“考迪罗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 在我国史学界，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认为“考迪罗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即共和制的上层建筑与封建大地产的矛盾造成的”（注：王云飞：《“考迪罗主义”散论》，《河南大学学报》 1995年第6期。）。有的学者认为“是拉丁美洲19世纪初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并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注：陆国俊：《略论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这些看法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认为，全面地分析考迪罗主义产生和盛行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考迪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半封建的大地产制（或称大庄园制）。众所周知，西班牙在美洲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殖民统治。恩格斯说：“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0页。）因此， 大地产制在拉丁美洲有300多年的历史。由于大地产制根深蒂固， 独立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的将军、军官和政客们成为新地主后，便不仅把大地产制保存了下来，而且还有所扩大。据统计，在墨西哥，拥有25,000英亩的庄园有300个；拥有62,500英亩以上的庄园有116个；拥有75,000英亩以上的有51个；拥有25万英亩的有11个；最小的庄园也不少于2500英亩（注：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第二版， 第206页。）。在智利，626家地主平均每户拥有57,182英亩土地（注：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454页。）。在阿根廷，2000户大地主拥有全国1／5的最好的土地（注：郑家馨、 何芳川：《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1页。）。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也占有大量土地。 1810年，在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等地区，教会占有全部耕地的一半，僧侣成为最大的地主（注：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 地主们在自己的大庄园里实行君主式或家长式的管理，使每个大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从而形成割据一方的实力集团。僧俗地主们的土地所有权除了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外，更需要依靠武力的保护。这样一来，掌握军队的将军和军官们，就必然受到地主们的欢迎、支持和拥护。因此，半封建的大地产制，就成为考迪罗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这里之所以提“半封建的”而不提“封建的”，是因为19世纪上半期，在拉丁美洲已经不存在完全的或纯粹的封建经济了。早在殖民地时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土地占有者就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地区（例如墨西哥）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地主阶级中，也有一些人与市场发生联系，产生资本主义倾向，成为自由派地主。
（二）政治状况。考迪罗主义的产生和盛行，同当时拉美西班牙语国家的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状况决定于阶级关系。由于独立战争的领导权多为土生白人地主阶级所掌握，而土生白人地主阶级的主要目的是摆脱殖民统治，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因此，在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他们便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19世纪上半期，大地产制的发展，造成地主阶级力量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在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中，资产阶级还无力与地主阶级抗衡，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即资产阶级专政。在地主阶级内部，又有不同地区、利益各异的集团；这些集团都想控制政权。因此，在独立后的初期，出现了地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相互火并、相互倾轧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各个集团都要依靠掌握武装力量的军人，把他们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表。每当一个集团得势时，除了以武力维护既得利益外，还要标榜民主去抵制与之争夺政权的另一个集团，同时也可对付资产阶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现象，即形式上的共和制而实质上的地主阶级专政——考迪罗主义的统治。可以说，考迪罗主义乃是拉美西班牙语国家在独立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三）文化因素。长期封建主义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天主教会的思想麻醉和愚弄，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文化素质十分低下。一方面，他们难于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教育，很难用民主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受到政治野心家们的煽动、蛊惑和欺骗。一些考迪罗往往利用天主教，假借上帝的名义进行宣传和鼓动，让人们服从，跟着他们走。由于文化素质不高，人们不能对民主作出正确的解释。福斯特认为：“‘考迪罗主义’的产生是由于拉丁美洲诸国根本没有民主所致”（注：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1页。）。 《秘鲁近代史》的作者派克认为，“考迪罗时代某些领导人”总是企图“让群众在那些懂得利用奔放的个人主义所提供的机会的人们面前毫无防备与无能为力”（注：派克：《秘鲁近代史》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3页。）。就是说，缺乏知识的人，容易受骗上当。他们不仅轻信考迪罗们的说教，而且也想以支持拥有军队的人，求得安全的保障。这些因素，也使考迪罗主义得以盛行。
（四）历史原因。从历史上来看，军队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西班牙在拉美殖民地的行政长官， 大多数都是军人。 在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下，人民群众一直处于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 毫无民主权利可言。独立战争虽然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这次革命的局限性很大。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是这次独立战争的主要任务；至于反封建的任务，由于资产阶级力量软弱，远远没有完成。独立后掌握政权的土生白人地主阶级，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当然也就不会给予人民群众以民主自由权利。值得提出的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已经出现了专制独裁的趋势。即使是独立战争著名领导人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虽然不是也无意成为日后的考迪罗，但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他们是主张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他们认为，在战后初期的混乱状态下，也应该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这种中央集权，实际上就是独裁。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为了稳定政局，可是客观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应急措施，权力集中也很有必要。但是，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为考迪罗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这一点来看，考迪罗主义的盛行，也可以说是拉美西班牙语国家军事独裁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继承和发展。
（五）国际环境。就拉丁美洲本身来说，由于殖民主义的侵略、统治、挑拨离间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边界纠纷，经常引起冲突和战争。例如1825—1828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的战争；1839—1851年阿根廷、乌拉圭的战争；1864—1870年的“巴拉圭战争”等。这些战争，不仅使独立后一个时期内各国的动乱情况加剧，而且由于战争的需要，促使军人得势，助长了考迪罗主义。从拉丁美洲外部来说，欧美列强一直没有停止对拉丁美洲的侵略和争夺。西班牙、葡萄牙时时企图卷土重来，美、英、法等国的势力则不断渗入。它们用各种方式扶植各自的代理人，使独立后拉美国家的局势更加不稳。欧美列强需要利用考迪罗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而考迪罗们也要以它们作为靠山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乃是考迪罗主义得以盛行的外部原因。
三、考迪罗主义为何走向衰落
19世纪70年代以后，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的考迪罗主义由盛而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考迪罗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军事独裁的统治形式不得不逐渐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形式。到20世纪初，考迪罗主义已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如前所述，考迪罗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半封建的大地产制。考迪罗主义的衰落，表明封建主义势力下降，资本主义势力上升。因此，研究考迪罗主义衰落的原因，必须从经济方面入手。
早在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的资本主义便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许多大庄园的产品已经商品化。一些大庄园主为了推销他们的产品，在沿海和欧洲设有商务代办处（注：参见金计初：《拉美早期资本主义的探索》，《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这些国家向欧洲供应产品，并从欧洲购买产品。于是，通过市场，拉美殖民地的经济便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联系了起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例如在墨西哥，18世纪末，墨西哥城有9000名卷烟工人，圭列塔罗有3000名卷烟工人。19世纪初，圭列塔罗就有毛纺织作坊20家，300个车间， 各个工种俱全（注：参见金计初：《拉美早期资本主义的探索》，《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这时， 墨西哥工矿业的年产值已达3200万—3300万比索，超过农业的年产值（3000万比索）（注：樊亢、 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上册，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3页。）。独立战争后， 尽管受到封建关系（例如大地产制）的束缚，但是各国的工农业生产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随着铁路的修建、外国资本的输入、欧洲移民的涌进和科学技术的采用，都促进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增长。在这个时期内，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各国经济增长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据统计，1900年，墨西哥已有146家纺织工厂，使用新式机器进行生产； 阿根廷的工业企业已达到2700家。20世纪初，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地已开始勘探石油。1917年，墨西哥的石油产量已达到800 万吨（注：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第二版，第234页。）。蒸汽机和电力的使用，推动了新兴工业；铁路交通的发展，扩大了国内市场。于是，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等工商业中心，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城市。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85年，拉美对外贸易总值约为10亿美元；到1913年，增至30亿美元（注：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第二版，第234—235页。）。这里面，占绝大多数的当然是拉美西班牙语国家。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同时，原来已经具有商品化倾向的农业，更加密切了同市场的联系。大庄园逐渐向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转变。有些庄园主除拥有大量田产外，还投资兴办企业，成为工商业者。在这种情况下，半封建的大地产制遭到破坏，考迪罗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考迪罗的政治统治也就必然地走向衰落。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阶级结构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许多国家，自由党人当政的居多。例如危地马拉的胡斯托·巴里奥斯、萨尔瓦多的冈萨雷斯、阿根廷的萨米恩托、委内瑞拉的布兰科、智利的平托等人，就属于倾向资产阶级的自由党人，主张并实行了一些社会改革（注：参见前引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第407页、434页、772页、579页、720页。）。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政党和团体，展开了反对封建保守势力的斗争。例如，在秘鲁，1871年成立“文官主义党”。在阿根廷，1889年成立“青年公民同盟”，1891年成立“激进公民联盟”，1916年进行总统选举时，激进公民联盟取得胜利，把封建势力挤出了政府（注：参见派克著：《秘鲁近代史》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0—261页；叶尔莫拉耶夫主编：《阿根廷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74页、 379页；前引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下册，第783—784页。 ）。在墨西哥，1855—1872年胡亚雷斯领导的革新运动，不仅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增长，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0—1917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使狄亚士、胡尔塔等军人独裁统治先后垮台，并且制定了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加强了。
工人阶级也逐渐成长起来。1900年，阿根廷已有17.6万名工人，墨西哥也有17万多名工人（注：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第二版，第239页。）。他们成立了各种工会组织，展开罢工斗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在墨西哥，187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党，出版《社会革命报》。在阿根廷，1872—1876年间，曾有第一国际的四个支部进行活动，并且在1896年成立了社会党。在智利、乌拉圭等国，也先后成立了社会党。此外，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危地马拉等国，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特别是在墨西哥，农民起义军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农运动的发展，冲击着考迪罗主义，促使它走向衰落。
四、对考迪罗主义的认识和评价
目前，在对考迪罗主义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考迪罗主义是反动的；有的学者认为考迪罗有进步的和反动的，而“考迪罗主义”这个词则是不科学的，等等（注：参见前引陆国俊文和王云飞文。）。这里，想谈谈我们的看法。
考迪罗主义不是一种理论或学说，而是军事独裁者采取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这种政治统治，是在19世纪初期西属拉美独立战争胜利后的混乱局势下，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评价一个政权，主要地不是看它的形式，而是要看它实行的政策。就是说，要具体分析它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就应该肯定；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的，就应该否定。
总的说来，考迪罗主义是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它又具有两重性。如前所述，考迪罗主义是建立在大地产制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大地产制，不是封建的而是半封建的大地产制。也就是说，它已经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既然如此，考迪罗所代表的，就不完全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实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
具体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考迪罗们实行的政策也有不同，因而所起的作用也就不一样。结合历史事实，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或三个类型：
（一）有些考迪罗主要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实行的政策，封建性占主导地位。例如：危地马拉的卡雷拉在20多年的统治期间，实行的完全是维护大地主和天主教会权益的政策，因而博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委内瑞拉的何塞·派斯，在近30年的统治中，为大地主、高级军官和高级僧侣谋取巨大利益，广大印第安人、混血种人和黑人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与独立前没有两样。哥伦比亚的桑坦德尔，在统治期间排除异己，毫无民主可言。天主教会在哥伦比亚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更多的权力。厄瓜多尔的莫雷诺，在15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实行高压政策，残酷镇压反对派，竭力维护天主教，使天主教会的权力甚至超过殖民统治时期。玻利维亚的贝尔苏和梅尔加雷霍，在执政时残酷杀戮，成为恐怖统治的魔王。尤其是梅尔加雷霍统治期间，贪污盛行，财政破产，工业凋敝，学校关闭，全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阿根廷的罗萨斯，在23年的统治中，实行恐怖政策，使成千上万人丧失生命（注：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第406页、578页、596—597页、654页、695页、 768—771页。）。以上这些考迪罗， 多数属于代表大地主和天主教会的保守党人。他们实行的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十分明显，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谴责和否定。
（二）有些考迪罗主要代表自由派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实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例如哥伦比亚的洛佩斯执政期间，取消天主教会的某些特权，实行政教分离，成年男子有选举权，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智利的佩雷斯执政时，限制天主教会的权力，扩大选举权范围，兴办教育，发展交通事业。秘鲁的卡斯蒂利亚执政期间，颁布废除黑人奴隶制和印第安人农奴制度的法令，取消天主教会的什一税和特权，兴建铁路，开发资源，整理国债，使社会生活趋向好转。阿根廷的里瓦达维亚、厄瓜多尔的乌尔维纳，在执政期间都实行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注：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第597页、720页、671页、768页、653页。）。 以上这些考迪罗大多属于自由党人，他们实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还有些考迪罗在其统治期间，既实行了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又采取了促使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拉圭的弗朗西亚。弗朗西亚在执政期间，成为至高无上的终身统治者，不但掌握军政大权，而且是天主教会的首脑。他实行恐怖政策，镇压反对者，稍有嫌疑的人都要被逮捕入狱，遭到放逐。可是与此同时，他严惩贪官污吏，限制和取缔一些土生白人地主的反人民的活动。他用断绝与罗马教皇的联系、禁止对外贸易和外国人入境的办法，来防止外国干涉内政，巩固本国独立。他扶植、保护和奖励农业和工商业。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他没收天主教寺院和部分地主的土地，将其中一部分租给农民耕种，并对农牧业生产进行技术改造。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巴拉圭政府行政效率提高，农牧业产量增长，物价稳定，人民生活较为安定（注：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第745—746页。）。这些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类似弗朗西亚这样的统治，明显地反映出考迪罗主义的两重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能把独立后拉美西班牙语国家的所有领导人都称为考迪罗，把他们的统治通通称为考迪罗主义，也不能把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看成是清一色的。对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的认识和评价，要防止片面性，避免绝对化。笼统地说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是反动的，或者是进步的，都未必妥当。社会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对于考迪罗主义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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