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观能动性论文,正确认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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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能动性对于客观事物及实践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程度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它对客观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能否起到决定作用？从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讨论的情况看，这个问题争论颇大，但议而未决。实际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已有定论；社会生活、历史的发展也作出了回答。
马克思早在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并指明，新哲学（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一旦新哲学为无产阶级所掌握，就将在德国消灭一切奴役制度，就将使人类获得解放。可见，掌握了新世界观的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推翻旧制度，创建新制度，推动历史向前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给无产阶级提出了“改变世界”的任务。其后，他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指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能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以适应人的需要，即所谓创造“人化自然”或“第二自然”，就是人们通过实践把自己的意识对象化。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事物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们在尖锐批评唯物主义的消极性和被动性后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同上书，第48页）由上可知，“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和“改变现存事物的现状”无不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即都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社会历史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继续和高级阶段，而历史又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不仅社会生活、社会历史是人们实践创造的，就连人类所处的周围自然环境，即“第二自然”，也和人类的劳动改造分不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世界”。列宁也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并且创造世界。”（《列宁全集》中文二版第55卷，第182页）自然，这里所说“创造世界”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无中生有的，而是在承认物质自然界先在性的前提下，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向自然界索取，但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同上书，第183页）
在马列主义哲学文献中，对主观能动性反作用程度的估计，讲得最为充分、全面、深刻，最为规范化的是毛泽东。他在《矛盾论》中谈到主要矛盾、特别是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非主要方面相互转化时写道：“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他批评说：“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他反驳并论证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和文化上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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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哲学界在80年代初那场争论中，对毛泽东上述见解看法不一，颇有争论，有赞成者，说毛泽东的观点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有创见，并有重大现实意义；有的论者则置疑，甚至公开表示不赞成，说这是片面夸大第二性东西的反作用，会导致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政治“左”的错误，并认为像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等这类被决定的、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永远不会转化为矛盾主要的方面，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成为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那场争论虽未能产生统一的定论，但是非还是明确的。我以为争论中的头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有关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论断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有创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
第一，毛泽东是首先在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前提下，才承认第二性、被决定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且说明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只是反作用，并非本原的第一性的决定作用，不可能导致唯心主义。
第二，认识论上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东西，虽然不能起本原的第一性的作用，但是它们确实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反转过来对于本原的第一性的东西的发展、变化的状况起到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社会历史无非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的总和，是人创造的，人们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作用极大，能把很多看来办不到的事情办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否认这种巨大的反作用，就否认了人类的创造，否认了历史。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学说表明，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也证明，任何矛盾着的双方的地位和作用都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决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机械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谈三对矛盾双方的地位和关系既是确定的，又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如旧中国“三大敌人”所控制的旧生产关系，对阻碍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么？！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对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不是起到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么？！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强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么？！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发展受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死板僵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我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下，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拨乱反正，使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大胆实行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逐步有所改变，调动了全党和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试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全党和人民大众的自觉性、主动性的提高，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面貌的变化，不是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么？！
对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又有创造性的发挥和论述。
他详细地阐明了主观能动性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主要的、决定的反作用。“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29页）
当然，对于主观能动性的性质和作用必须做具体、历史地分析，要一分为二，因为不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都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在社会斗争中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凡属陈旧、落后、错误和反动的主观能动性，便是阻碍、破坏历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但它终将为生产力和社会进步势力所冲破；反之，凡属正确、进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必将冲破重重障碍，推动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生活进一步强大地发展。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我们共产主义者定然主张和实行科学、进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加速社会发展，批判并克服那些错误、落后和反动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以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
正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分为二的，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积极有效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支持亿万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同时注意批判和克服那种错误、消极落后和反动的主观能动性，以推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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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最善于调动革命的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春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阐述得最为清楚明确了。他不仅阐明了什么是革命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还提出了一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详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
但是，革命势力发挥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革命党人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失误，作风上出了大毛病时，不仅不能正确发挥，反而会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延误革命事业的发展。且不说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曾犯有反右斗争扩大化和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后来“文革”中“十年内乱”的全局性大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损失，延缓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教训重大！
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行全党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和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由此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逐步实现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除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拨乱反正以调动全党和人民大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外，还大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以及有关的决议和决定，充分阐明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使我党和广大群众从事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社会的发展正在飞速前进，充分显示了我党和我国人民提高自觉能动性后所发生的重大作用。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为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发挥创造历史的更大作用，就应努力作到以下几点：(1)应当形成能指导群众斗争胜利的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2)应形成指导党和人民实践活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我党当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3)要能实行“两个文明”一齐抓，使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4)要狠抓党风和廉政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此就坚持反对资产自由化和一切旧的社会风气，提倡培养“四有”新人；(5)要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迷信和个人专断。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全面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抓“四化”、抓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以及从不同视角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对于进一步发扬我党和广大群众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更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