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中印关系与创造战略机遇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中印论文,机遇论文,稳定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稳定中印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实现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中国今后15-20年战略机遇期不可缺少的一环。印度是南亚首要大国，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国际舞台上有崛起之势；印度与中国的西南边疆毗邻，与中国有数千公里之长的未定边界，双方40多年前为此发生冲突所造成的阴影迄今仍未完全消失；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日益显著，成为南亚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南亚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地区，近年来局势动荡不定，冲突时有发生，并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之一。“9·11”事件以后，美国日益重视和干预该地区的事务，似将成为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外部势力。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如何应对挑战、创造和利用战略机遇的重要方面。
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不断克服挑战、解决重大问题从而带来各种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总是会有更大的动力、更好的条件和更迫切的愿望来创造可资利用的机会。中国在南亚地区是否有战略机遇？如果有的话，将体现在什么地方？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南亚政策的核心是什么？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根据“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中国在新世纪的南亚政策应围绕稳定与发展中印关系展开，其目标是制定中国的南亚总体策略，将此纳入中国稳定周边的整体战略框架，争取在可能发生动荡的南亚地区有所作为，发挥中国作为大国在南亚的作用，摆脱被动应对的局面，在互信互利的中印关系的基础上，努力成为南亚地区的稳定器。这个目标要求在客观评估南亚局势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评估对印政策，从稳定西南周边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发展大国关系、以邻为伴、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这三个层面上制定中长期的中印关系发展战略，并以此为核心制定中国的南亚地区战略。这里首先需要审视的是如何评估南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印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一、南亚局势与印度的“霸权”问题
南亚地区近年来成为最为动荡的中国周边地区之一。1999年印巴双方爆发卡吉尔冲突后，（注：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虽有三次印巴战争后达成的实际控制线，但在该线的北端锡亚琴冰川却未划线，两国自80年代起围绕该地区的归属问题展开角逐。在这个高寒地区，双方都有相当数量的驻军，冲突时有发生。1999年，双方在与该地区相邻的卡吉尔发生持续长达10周的大规模武装冲突，阵亡将士逾千。西方分析家认为巴基斯坦在冲突高潮时已接近使用核武器。有印度学者将此次冲突定性为第四次印巴战争。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认为这次冲突是“巴基斯坦人提前使用了自己的动议权”，暗示是巴方挑起了冲突。见科恩的《崛起的印度》（中文译本名《大象和孔雀》，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55页。）双方首脑在印度的阿格拉进行首脑会晤，试图在民族和解的道路上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但终因分歧太大，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将打击的对象锁定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使南亚地区成为国际反恐的前沿，给印巴矛盾这个南亚地区的传统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不久，2001年12月13日印度议会大厦遭到突然袭击，在印度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动。印度媒体与公众舆论认为这标志着巴基斯坦策动的恐怖活动已经延伸到了印度的心脏。以印度人民党为核心的执政联盟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印方一侧部署数十万军队。巴方则在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不甘示弱。双方剑拔弩张，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02年5月至6月间，因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军营再遭自杀性爆炸袭击，形势一触即发。国际社会为防止大规模冲突的发生进行了大力斡旋，终使形势得以缓和，但南亚成为最具爆炸性特点的地区，已成为分析家公认的事实。如英国学者罗伊·乔杜里所指出的，虽然印巴出现和解前景，“但人们依然对南亚核稳定前景忧心忡忡，担心克什米尔问题引起的下一次军事危机稍不注意就会导致核战争爆发”。（注：英国国王学院国际政策研究所罗伊·乔杜里：《友谊之手》，英国《今日世界》月刊，2003年6月号。）虽然夸大印巴核冲突的前景是不必要的，甚至在印巴新一轮和解已然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是有害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南亚主要大国间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冲突和矛盾，没有人会期望很快得到根本解决，其核心克什米尔问题更是因为涉及很实际的利益和复杂的民族心理，成为双方国内政治的一大因素，已不是仅凭领导人的外交智慧和谋略就能找到出路的。因此，对南亚局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大量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将继续存在，尽管印巴两国领导人在2003年5月启动了新一轮和解，双方有可能在敏感度较低的领域取得进展，如恢复互派高级专员、恢复贸易往来等等，但由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解决的前景并不明朗，两国间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系统在内的军备竞赛也没有停止，南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将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地区。
印度是南亚所有重大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这既包含了印度国力相对强大导致南亚力量对比失衡的事实，也指明了维护南亚稳定防止大规模冲突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印度在南亚地区推行的政策是以谋求其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为特点的，具有“地区霸权主义”的特色。关于印度的这种“霸权”思想，已有众多分析家和学者指出了其中蕴涵着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量的因素。从国际政治现实的角度看，印度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它的行为对南亚地区稳定具有何种意义呢？
印度的大国情结始于独立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代领导人。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将争当世界大国作为印度在当今世界中的主要诉求。这恰恰反映了印度长期遭受屈辱的现实地位。这种复兴民族的理念当然没有什么不合理。而该诉求的第一个后果必定是追求地区事务的主宰地位。确保印度在南亚的支配地位，可以说是印度几代领导人首先追求的国家目标。有学者将其中的原因归纳为四点：英属印度殖民帝国的传统遗产；印度文化与历史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利益；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这从尼赫鲁到甘地夫人乃至瓦杰帕伊，都是一脉相传的。（注：这个原因的排列秩序见张忠祥的《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7月，第66-74页）。笔者则比较倾向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利益应列为首要原因。英属印度殖民帝国遗产，今天即使有，也是相当次要的因素。）
印度谋求南亚地区主导地位有着重大的障碍。首先是印度教文化虽然在次大陆有着强大的影响，但在历史上从来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印巴分治后，与伊斯兰教在文化上的内在紧张就始终存在着。这不但体现在南亚的国际政治中，也是印度历届领导人在处理内政上的一个棘手的课题。其次，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长期以来受制于超级大国的争夺，不但使印度的雄心难以实现，而且印度本身也成了一个布局的对象。印度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南亚事务的呼吁常常是无力的。再次，印度以大国自居，但尚未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这种情况导致印度往往难以处理好与它们的关系，因此印度在南亚的主宰地位也不易获得它们的首肯。与中国的关系自不用说，连价值取向与印度较为一致的美国对印度的想法也常常抱有疑虑，如科恩所说，印度官员在和西方国家交涉时，“傲慢得让人难以接受……总是在一些问题上教训他们的英美同行，如历数冷战的罪恶，大肆宣扬印度政策的优越性及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注：斯蒂芬·科恩前引书，第65页。）。最后，印度自身实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印度难以用大国的风范来处理南亚地区诸多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其直接后果便是南亚其他国家常常不满印度的行为。上述种种因素集中体现在印巴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矛盾冲突之中。
印度主导南亚地区的思想和面临的实际障碍产生了印度对外政策的一个特点：为填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行不懈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如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古杰拉尔主义”，对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亚国家加强合作姿态；“9·11”事件以后调整对美政策，与美国建立“准联盟关系”等等。但印度的心腹大患是巴基斯坦和与此相关的克什米尔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仍然信奉实力政策，并且随着印度国力的增长，对巴基斯坦的优势也将愈益突出。这可能产生两种结果：由于印度力量日益强大和美国的“重印轻巴”政策得以确定，在中亚南亚反恐大局已无大碍的情况下，巴基斯坦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从而审时度势，放弃对抗政策，寻求尽可能合理的克什米尔解决方案，当然其前提是印度对其高压态势作出调整；或者因力量对比愈益有利于印度，印度加大对巴基斯坦施压力度，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从而导致局势恶化，南亚地区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
综上所述，对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行为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1)印度希望主导南亚事务是该地区力量对比的客观产物，是国家谋求利益最大化在地缘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并不涉及道义判断；(2)印度的行为是其一贯政策的产物，与其文化和传统在次大陆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其中包含着强烈的民族复兴的意识，因此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可能不会对此产生特殊的影响。将印度的行为归之于英属印度帝国殖民传统是缺乏根据的，也不符合南亚的现实政治；(3)印度对其他大国如何看待其在南亚的地位十分敏感，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印度如何看世界；(4)在长期动荡的南亚地区，如出现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并不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不稳定，关键是该主导国家是否负起大国的责任；(5)印度已具备在南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的力量，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从逻辑上判断，印度势必为实现其国家目标不遗余力。这在客观上可能成为决定南亚地区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对中印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二、中印关系与南亚地区稳定
印度的“地区霸权”地位对中印关系产生一定的压力。90年代后期以来，中印关系处于不甚稳定的状态，其高潮是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后突然爆发的“中国威胁论”。以印度国防部长为代表的印度领导人发表的一些针对中国的言论严重影响了两国改善关系发展合作的势头。嗣后，南亚地区又发生了剧烈的动荡，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9·11”事件后接连发生印度议会大厦遭袭、印巴高度对峙的局面。印度因而就不乏把矛头指向中国的言论，认为巴基斯坦不断挑战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巴基斯坦得到中国的支持；也有人认为巴基斯坦因素已上升为中印关系中的头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反而居其次。这些说法在印度媒体及学者讨论中一再出现，是值得深思的现象。虽然从任何角度看，这类说法完全是出于印度某些人包括某些领导人转移视线的目的，客观上也完全不可能解决印度面临的问题，但问题是印度为何要采取此种转移视线的策略？
首先，南亚虽因喜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而与亚洲大陆处于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但中国作为亚洲大陆的大国仍然是对南亚最具影响的邻国。这一点尼赫鲁早在50多年前就已看出，并认定在印度争取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中国必将成为印度最需认真对付的国家。根据印度政府解密的档案，尼赫鲁早在1950年11月，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入驻西藏时，在致当时国大党领袖潘特的一封长信中提出，从长远来看，中国与印度将成为“亚洲互相带有扩张倾向又比邻而居的最大两个国家”。（注：Charan Shandilya,India-China Relations,Appendices-II:"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s Note on China and Tibet,"November 18,1950,p.194-197,Supriya Art Press,Ghaziabad,India,March 1999.尼赫鲁在该信中强调，在印度看来，虽然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但印度并无能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只能尽力为西藏谋取“自治的地位”。此外，他也指出了中印不和将给整个亚洲带来影响，而美英是最不愿意看到中印友好的，并且，苏联事实上也不想见到中印关系发展。尼赫鲁此信应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文献之一。）当然，尼赫鲁也是印度要当世界大国的思想的首倡者。结合这两者来看，印度历届领导人，无论是哪个党执政，由于其谋求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没有变，也不会变，因此将中国视为主要的障碍也就不难理解了。当印度在一些重大外交事务上遇到挑战时，这种视中国为“对手”的看法往往很容易受到欢迎。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力量对比因素以及印度国内的政治纷争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双方政策互动的结果，也与中国是否对印友善无关。
其次，印度对中国既然有较强的防范心理，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政策和行为就易产生误解。无论是中国的对巴政策，还是对其他南亚国家的政策，印度都以怀疑的眼看对待。这和印度不容忍外部势力干预南亚事务的一贯政策密切相关，正是印度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行为在政策上的反映。在这方面，印度是有冷战思维的。印度在处理南亚地区事务时，应当说并不是持零和思想的，但在如何考量其他大国的南亚政策时，共赢的观念并不深入人心。这在印度制定对美政策时也常常成为一个问题。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国特别容易成为印度关注的对象。至于中国介入南亚事务是否就一定削弱印度的主导地位则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印度如何看。如果说在冷战高潮时印苏结盟，南亚国际政治格局呈零和模式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后冷战时期这种思维模式不但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政治中也是十分有害的。就中印关系而言，则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变数。
其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印度。无论在吸引外资、对外贸易还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印度与中国相比处于弱势。正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商品的力量是大炮无法取代的。由于中印两国具有类似的比较利益优势，南亚又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且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从经济规律上讲，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在客观上使印度的工业家和领导人感到一定的忧虑，容易形成中国挤压印度的看法，成为所谓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的基础。
由于这些原因，印度视中国为负面因素的看法在国内比较容易得到响应，使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的势头受到一定的阻力。这既不利于中国在南亚地区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也有损于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伊拉克战争后，南亚出现了印巴和解的趋势。自印度总理瓦杰帕伊2003年4月18日在克什米尔发出与巴基斯坦对话的呼吁后，两国领导人之间以及工作层面之间的互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南亚和平带来了新的前景。虽然印巴间的历史积怨很深，两国间的关键矛盾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恐怕也不大可能取得迅速进展，但印巴两国内部都有的和平需要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仍然有可能为和解创造条件。这是中国在南亚地区发挥作用的机会，而其中的关键是稳定、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将这个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中国全面调整和制定综合性的南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因为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南亚战略，其目标是全力维护南亚的稳定，促进南亚的和平进程。这样的政策将不是被动应付的，也不是受制于地缘政治思维计较眼前得失的，更不是大国间强权政治的算计，其核心应该是全面、均衡、互利、互信的中印关系。其理由是：(1)印度的国力发展和对外关系调整决定了印度将成为南亚地区名副其实的主导大国；(2)由于美国调整南亚政策与愈益重视印度的作用，巴基斯坦虽因美国的反恐需要尚未出局，但从长远来看，巴基斯坦将逐渐明显边缘化，并因其宗教极端势力上升可能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从而进一步突出印度的优势地位。在此过程中，南亚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动荡；(3)中印关系稳定与否是中国稳定南亚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没有与印度的合作，中国将很难在南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4)由于印度的防范心理，中国对其他南亚国家的政策较易受到干扰，争取中印关系的稳定将十分有利于减少这方面的变数；(5)印度是南亚地区潜力最大的市场，推进与印度的经贸往来是中国参与南亚地区经济合作进而促进南亚稳定的最重要环节。
三、发展中印关系，创造战略机遇
争取南亚地区稳定是中国稳定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稳定与发展中印关系是关键，这与中国未来15-20年所要争取的战略机遇期有着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周边环境在今后相当长时期总的趋势是稳定的因素上升，其原因主要是冷战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逐步得到解决，发展经济加强合作有望成为共识。但这并不表示消极的因素将随着合作的发展自然消失，有些消极因素可能会在新的条件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朝鲜半岛核危机，迫使中国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间作出选择；有些消极因素则有望在新世纪对外战略的框架内通过中长期方针政策的努力得到合理解决，如中印边界问题。其中的要害是如何看国家利益。
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发展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两者是平行的，并无孰轻孰重的问题，与中国争取的战略机遇期密切相关，其中的任何一项根本利益受到严重挑战都将使中国丧失战略机遇。要维护这两项根本的利益，一个稳定的周边是不可缺少的。南亚地区虽然不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但“9·11”事件以后印巴一再出现紧张局面，已成为全球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稳定周边战略面临的重要挑战。保持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南亚如发生大规模动乱甚至核冲突，中国将成为受害者。鉴于中国是南亚地区的最重要邻国，为了维护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中国应该更积极参与南亚地区事务，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积极参与南亚地区事务的前提是建立一个稳定、互信和互利的中印关系。中印关系不稳定，中国即使在南亚地区仍然能够发挥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中印关系近年来出现了积极的势头，走出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两国关系的低谷，高层往来不断，经贸发展迅速。2002年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印取得很大成功，两国确定了以经贸合作为发展两国关系切入点的思想。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成为继拉奥总理1993年访华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印度政府首脑，产生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简称《北京宣言》），建立了两国外长定期磋商的机制，并就边界问题、西藏问题、两军合作等一系列中印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当然，有了原则并不一定等于解决了问题。中印关系中有些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也有些是现实地缘政治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产生的，更有些是国际政治格局演变而新产生的。中印关系有各种具体问题，要完全解决恐还需假以时日，但关键是如何建立互信。没有互信，即使某个具体问题解决了，也还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有了互信，即使某个具体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不会以中印整体关系作抵押。
建立互信的中印关系，就中国而言，有几个基本的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是如何看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如前所述，印度在南亚的“地区霸权”地位既是历史与文化的传统所产生的观念，也是现实力量对比的客观产物。因此，无论其他大国的对印政策包含了何种因素，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的国家目标。但是否接受和承认印度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却可能对印度的相关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印度的看法应以现实政治的发展为基础，以维护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诉求。对印度的南亚主导地位，只有两个前提是制定中国对印度政策的合理基础，即该主导地位是否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南亚地区稳定。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虽有可能但并不必然对中国的利益构成挑战，更不一定造成南亚地区的不稳定。在世界政治逐渐趋于多极化的今天，中国应以发展的眼光来判断印度日益上升的地位，在承认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有合理利益需要维护的基础上，与印度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提高沟通的层次和双方政策立场的透明度。
其次，中印尚未解决的边界划分仍然是两国不易建立互信的主要原因。对此相关的政策选择仍然可以是“暂时搁置”或“有所作为”。两种选择各有利弊，“暂时搁置”可以使这个历史根源较深月歧见较大的问题不妨碍两国整体关系的前进，而且在国家领土问题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是很易引起情绪反应的敏感题目，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应当说是国内政治因素，在这一点上，目前的条件恐怕仍未成熟；“有所作为”则需将重点放在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上。从长远来看，两国间长达三千多公里的边界无法划定，终将是双方争执和安全的隐患，并可能构成对中国的战略机遇大格局的损害。《北京宣言》确定了双方将各委派一名高级代表对边界问题进行商讨，便属于创造条件的努力。但除了官方层面外，学者间也应就此展开坦率讨论，澄清历史真相，纠正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唯一诉求的片面观点，为今后寻求解决方案创造舆论。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不一定就能建立两国的全面互信，但它必将成为亚洲在新世纪的一件大事，为确立本地区新型的国际关系创造条件，而这正是中国创造战略机遇的最重要环境之一。
再次，印巴关系的紧张与否是中印互信的一个变数。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不易抛弃冷战思维来考虑中国的南亚政策，比较倾向于夸大中国对巴政策中牵制印度的负面因素。这既有印度的国内政治需要，也有印度争取南亚主导地位遇到障碍时转移视线的因素。中国的行为本身固然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那就是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全面调整南亚政策，支持印巴和解，奉行平衡立场，但印巴关系的发展也构成了印度对此问题如何看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换言之，印巴关系的缓和程度与中印互信建立的顺利与否是一种正比关系。因此，中国在南亚地区发挥独特的作用，促进和平与稳定，反对恐怖活动，全力支持通过谈判走向民族和解，将十分有利于中印互信关系的建立。
最后，中印建立互信关系尽管仍然存在着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阻碍，但作为两个新兴的最具潜力的市场，发展经贸合作与投资仍然是增长互信的最好切入点，也是中国全面参与南亚事务的立足点。无论是中印关系还是南亚的局势，要走出互不信任的困境，最重要的是创造双赢的环境，而发展经贸往来是最符合各方需要的。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中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与印度的合作居于核心地位。中印经贸关系尽管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发展势头是好的。2002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了50亿美元。印度方面的逆差大幅下降，已接近平衡。这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长远来看，中印产业结构和比较利益优势的相似性将一直存在下去，因此，两国经贸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发挥“人无我有”的特点，而不应该是抢占对方市场、提高市场份额占有率，不应该是挤压对方的生存空间，不应该片面追求贸易额，重要的是经贸合作应有利于双方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并遵守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否则，本应促进互信的经贸合作反而会成为破坏性的消极因素。为达到这个目的，在目前阶段，中印的经贸合作仍然需要政府的高度关注。
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和发展目标。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六项重要原则中，有诸项与中国如何处理对印政策有关，如发展同大国的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等。但半个多世纪两国关系的曲折表明，双方在正确看待对方的地位和作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导致两国缺乏信任，因此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寻找共同语言和立场的努力就会受到挫折，视对方为威胁的看法就会冒出来。地缘政治利益和国际政治大格局常常被指为主要的原因。必须强调的是，冷战时期，由于两国的国力薄弱，影响有限，就更容易掉入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算计中；而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两国的发展壮大，中印已然成为构筑国际政治格局的动力，完全不是布局的对象，因此建立互信的中印关系就不仅仅涉及两国的利益，而且将成为关乎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大事。两强相争的结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已经提供了太多的教训，而法德在二战后抛弃前嫌建立同盟进而创造和主导欧洲的繁荣与稳定也在现代史上树立了一个共赢的典范。国际政治理论中有所谓“两极稳定论”之说。如果放在亚洲的次环境中看，亚洲如果有一个维护稳定的结构，那么稳定和互信的中印关系是否可以成为某种雏形呢？或者诚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亚洲世纪是要等中国、印度及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而这应该也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在今后15-20年战略机遇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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