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特征及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路径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可持续农业思想的确立是自然、社会和人类统一协调发展的客观的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包括农业在内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潮在全球兴起，绝不是人们的主观臆造和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自然、社会和人类认识演进的烙印。
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自然平衡状态，每一种物种都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物链和环境链之中，任何一个物种不能够永远地增长到与其它物种的生态相协调之外。但人类出现之后，这种自然协调功能开始慢慢地萎缩。人类自身的生产和思维的发达，成了主宰自然的优势物种，对自然环境的伤害也愈来愈严重，特别在工业革命以后的200多年间，地球上的人口由8.7亿增加到55亿，疯狂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规模地劫掠资源，破坏环境，满足无节制的消费，结果导致了臭氧层耗损和臭氧层空洞的不断扩大，全球变暖、大气质量变坏、江河污染、森林减少、牧草退化、水土大量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盐碱化日趋加剧、生物多样性不断萎缩等一系列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反过来又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通过近30年的实践与反思，人类终于悟到了不珍惜自然、不保护环境，一味地“征服改造”，反受其自然之力报复的真谛；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关系的紧张，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在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同样表现出了工业文明制约农业发展的征兆与端倪；化肥的长期使用造成了土壤的板结、降低了土地肥力；石油农业等造成的大气污染使农作物的产量降低了5%；被称之为“白色革命”的塑料地膜已积聚成严重的“白色污染”，象征工业文明的烟囱排放的大量废气，不仅污染了大气，危害人的健康，而且形成众多酸雨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工业废水影响农业生产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地下水位的下降，以及水资源的减少，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造成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和地表的沉降变形；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和困难的自然灾害的加频加剧、温室效应等，和工业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可持续农业的思想就是在一方面世界农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出现农产品相对过剩，把目光转向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世界农业又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多种危机挑战、替代农业的尝试又不够理想的双重背景下形成的。强调环境与发展统一的可持续农业思想的确立也经历了农业现代化与自然化的激烈争论。可持续农业思想的问鼎，一是对“石油农业”、“工业化农业”的一种反动，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二是自然环境的威慑之力清醒了人类膨胀的头脑，可持续农业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冷静反思的伟大成果。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威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行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节制追求同环境客体的有限性、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当代人群与其子子孙孙要代代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放弃对地球掠夺式的开发。只有做到人地协调、生态协调、资源环境协调，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基础——农业，才能可持续的发展。目前，可持续农业已风糜全球，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途径。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确定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意义更加重大。
在中国要大力发展、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使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确保粮食和农产品的安全；要促进农村的综合开发，切实增农民收入、消除贫困；要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就必须实施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确保生产、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相统一。
二、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特征及路径选择
发展可持续农业，是全球的共识和潮流，也是关系人类千秋万代的大事。我国政府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无疑是唯一正确的明智选择。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状况、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等有其独特性。因此，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途径和方法措施上应把握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人均占有资源少，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牢牢把握资源节约型的特点
我国的自然资源总量并不少，一些资源总量排于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少，资源组合不佳，后备资源贫乏。我国土地资源面积占世界有人居住土地面积的7.2%，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不到1.2亩，距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0.8亩只多0.4亩；我国永久性的草地占世界总面积的9%，居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我国的森林与林地的面积占世界的3.4%，但人均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我国的水资源占世界总量的8%，居第6位，但人均量排在第109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4900亿公斤，居世界第1位，人均却为第80位。1995年，肉和蛋的产量均属世界第1位，人均却分别为第75位和第55位；我国的能源总量同样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仍排在后列。
与此同时，我国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协调，组合错位，以耕地和水资源为中心的地上资源东部较多，华北、东北和西北耕地占全国总量58%，但水资源只占15%，南方水量充裕但耕地稀缺。我国的农业后备资源也不足，据统计，全国可开垦的亦农荒地1.6亿亩，而且大多分布在边疆，开发难度大。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土地资源不仅人均占有量少，而且质量不高，山坡地、盐碱地、风沙干旱地占总数的2/5，同时近年还以年均500万亩的速度递减。
农业资源的稀缺和后备资源的贫乏，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节约资源、保护资源的途径，必须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拼资源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努力减少资源的浪费。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化肥的利用率仅为3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灌溉用水的利用率只有40%。因此，要使我国农业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节水、节能、节物等节约资源的路子，紧紧把握住节约资源型的特点。
（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牢牢把握科技先导型的特点
我国是个农业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小麦、水稻和玉米、大豆的单产分别为世界最高水平的34%和43%；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产粮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0至1/100；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5倍，日本受自然灾害的成灾年平均损失只有我国的18%；美国育肥一头猪出栏需要8个月，我国则需要13个月；我国的氮肥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5%-20%。总体来说，我国的科技对农业经济的贡献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多为70%-80%。美国农业增产的81%，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71%，归功于科技因素，这是其一。
其二是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匮乏和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建国后，我国培养各类农业技术人员160多万，现在有一半离开了农业系统。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每7000亩耕地，只有一名农技人员，而德、美、日发达国家农技人员与它们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我们的13.5倍、7.2倍和5倍。我国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不到农业总产值的1%，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1.5%-2%的水平上。
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业科技发展迅猛，1900-1950年世界粮食单产每公顷年均增长1.4公斤，1950-1980年每公顷平均增长43公斤，是前50年的31倍。近二、三十年来，现代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新的技术革命，季产吨粮的“超级稻”和日增重1公斤的“超级猪”预计将在下世纪初取得成功。“克隆”技术、育种技术和光合作用的研究将有重大进展，农业的分散性、地域性、变异性、稳定性、可控性差的行业弱质性的特点将得到较大的改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很快，重大成果不少，使农业科技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不足20%提高到1996年的39%。但近年来突破性或具有重大效益的农业科技成果并不多。因此，要使我国农业高速、高效和永续地发展，就要坚持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农”、“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牢牢把握科技先导型特征，大力培养和稳定农业科技队伍，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的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通过农业科技的跨越性发展实现我国可持续农业的跨越性发展。为此，要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事业，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以“两个素质”的提高推动可持续农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农业生产力“三元结构”的现状要求，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布局梯度区域性和产业结构跨越性的特点
建国后，我国农业的劳动方式、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千年形成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的模式受到了现代农业的冲击，机械生产力和现代生产力有了一定增长，截至目前，我国农业的机耕率已达到了53%，机播率达27%，机收率达14%。水利灌溉、养殖、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化肥农药的施用等用上了机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化肥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我国东部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生物化和信息化的现代农业，他们用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制造、化工、新型材料武装农业。农业技术研究已进入了高科技领域，运用太空辐射和胚胎工程、细胞工程育种，运用转基因工程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运用“3S技术”（即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精确施肥，运用智能化多媒体软件技术、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等农业专家系统提高农业的集约性。北京地区智能化农业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启动，使小麦增产6%-20%，生产成本降低5%-7%，累计应用面积已达350万亩，增产4500万公斤。可以肯定的说，我国东部已经出现了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的生产力。然而我国广大西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其劳动力主要是“人+畜”。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力结构是：
自然经济生产力+机器生产力+现代生产力
在这个“三元结构”中，现代农业生产力还比较薄弱，所占比例较小。从“三元”生产力的布局看，大体上是：现代农业生产力多分布于东部沿海，机器生产力主要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少数地方，自然经济的生产力主要分布于西部和中部的少数地方。这个生产力的“三元结构”和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平台基本相对应。因此，在实施我国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时，必须从“三元”生产力结构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生产力布局、生产力结构、发展目标及发展重点的地域性特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当前，东部地区的重点应该是加强水土资源的保护管理和生态环境的治理，中部地区应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提高集约化和产业化的水平，同时要防治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西部地区应着重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防止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
西方发达国家可持续农业是在实现了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我国农业工业化的程度较低，地域之间又不均衡，距现代化农业还有一段相当的路程。然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不允许我们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再不能走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现代农业→可持续农业的递进道路，必须实行跨越型发展，从当前的“三元”结构向可持续农业跨越式演进。可喜的是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我们实现这种跨越性发展提供了有力武器，不论是在产业结构上，地域分布上，还是在生产力的进步上，有可能实现这种跨越。在发展我国可持续农业的征途上，还要注意把握产业结构跨越型的特点。
可持续农业与现代农业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化农业也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绝不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农业与工业化农业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可以吸取合理相容的因素，是一种扬弃的关系。发达国家是在农业过剩的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农业的，我国农业尚处在短缺阶段。因此，我们在发展可持续农业的过程中，要以建立现代农业为方向，立足发展，扬弃工业化农业，取其与可持续农业相容、互补的因素，抛弃不利于农业永续发展的因素，实现跨越性发展。
（四）我国农业的弱质地位同面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形势与任务不相适应，发展可持续农业，就必须牢牢把握保护农业、优先发展的特点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幼稚的轻工业无力向重工业提供资金积累，这一巨大任务只有落在农业的肩上。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向重工业、向加工工业直至整个工业提供巨额资金积累的制度不断加深加剧，致使工农剪刀差越拉越大。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率一直在4:1左右，1994年接近5:1，远远超过现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所需要的2.5-3:1的正常比例。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积累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农业向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结束，并很快转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
日本1910年农业供给剩余结束，当时农业份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3.6%。我国早在1957年，农业份额已占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3.3%，劳动力占90%；1992年两个比率分别为33%和75%。按照国际经验，我国应该从1957年起就可以结束农业的剩余供给。但直至目前，我国农业份额在远低于发达国家结束剩余供给时水平的情况下，农业“拉贡者”的地位并未改变，补贴农业、保护农业的水平依旧很低。发达国家的农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较低，但享受的补贴和保护率PSE(Producer Subsidy Equivalent)值却很高。日本1986年农业占GDP的2.1%，但享受的补贴却为75%。而我国长期以来，PSE值为负数，1982年为-12.27%，1992年为-18.5%（注：王雪萍：《浅析市场经济下的农业保护》，《江淮论坛》1997年第3期。）；根据1994年4月关贸总协定(GATT)达成的《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中的《农业协议》的要求计算出的1993-1995年对农业特定产品和非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AMS(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值也皆为负数，其1993年的AMS值为-1287亿元，1994年为-1132亿元，1995年为-591亿元。而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援助、补贴、救济政策性支持从1993年到1995年分别为779亿元，932亿元，1128亿元（注：张仲芳：《我国1993-1995年的农业国内支持水平》，《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6期。）。这期间国内支持总量（即国家财政及政策支持+国内产品支持）中，1993、1994两年也为负值，如图：
从图中数值变化看，国家财政及对农业服务的各项政策支持的力度在逐年增加，其1995年国内支持总量已达正值537亿元，开始走向良性轨道。但由于我国长时期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一五”时期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比重为7.1%，“二五”时期为11.3%，三年调整时期为17.7%，“三五”至“五五”时期均为10%以上，“六五”时期为5.1%，“七五”时期为3.36%，1994年为2.6%（注：王殿安：《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选择》，《农业经济》1997年第7期。）），形成的弱质状况年深日久，不可能一蹴而变。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逐步加大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与保护。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它不仅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工业原材料，而且作为一种源头产业，能够延伸繁衍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农业的最终消费功能能够形成国民经济进行中的“乘数效应”，维系国民经济整体的不断增长。没有稳固、发达的现代农业作依托，国民经济的起飞与现代化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要建立可持续农业，首先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把发展与可持续统一起来。但在建立可持续农业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我国农业的历史与现状，始终把握住改变弱质、优先发展的特征。
（五）我国人口压力大、文化素质低，要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牢牢把握“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特征。
当前，对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和酿成严峻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仁智皆见、莫衷一是，有“人类中心成因论”、“人类生存方式成因论”、“人类经济行为成因论”，也有“过度消费成因论”、“工业化后果论”和“人口爆炸成因论”。笔者赞赏最后一个观点。我们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每次社会的变迁或民族矛盾的发生以及战争，都与环境资源有关系，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无一不是争夺和瓜分世界资源的大战，当前十分紧张的“海湾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石油资源问题。这一系列的矛盾与战争实际上体现的是人地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封建王朝的更迭也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基本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基本和谐的演变过程。一个新王朝刚刚建立时，由于战争和饥荒，人口必然少，这时的人口和环境资源的关系基本和谐，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口增多，人均占有资源必然大大减少，再一遇上自然灾害，人与资源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围绕着资源的短缺与争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矛盾随着激化。经过战争仇杀，更迭后的新王朝人口又相对地减少，人与资源的矛盾得以缓解。就这样，人地关系轮回，封建王朝兴废更替。由此可见，人口变化是影响人与环境自然是否和谐的关键与本原。
古代世界人口不多，人与自然的矛盾不突出，人类对环境的伤害也不大，而这些伤害都在环境容量之内。而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6.4倍，达到了55亿。目前，世界环境问题的实质和终端根源就是这个天文数字的人口，一切罪孽都产生于人的恶性膨胀。要使农业能够永续发展，就必须控制恶性膨胀的人口，减缓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与责任。如果说，40年前我们能够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意见，今天中国人口的压力不会如此之大，经济、文化、社会与环境发展中的问题也不可能如此之多。
要维护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人口控制在我国水、土等自然资源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我国现有农村人口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化程度低，目前我国人口达12.5亿，其中农村人口10亿。在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达3亿；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20.7%，小学文化程度占38.8%。在近6000万残疾人口中、农村占70%，大部分为弱智或痴、傻、呆状况，每年出生人口中，约30万婴儿有缺陷；不少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薄弱，缺医少药的现象严重存在。这种文化结构和素质严重束缚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就是建立在高文化劳动者基础之上的，在德国农民中，大学文化程度占6.7%，受过职业教育的占85%；日本农民中，大学文化占59%，高中以上的占74.8%；英国70%-80%的农民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
从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看，目前农村高素质、高智力、高文化的劳动者严重不足，同时低文化结构的劳动力又大量过剩，而且这支过剩大军又在逐年壮大。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农村发展战略，就要紧紧地把握住“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特征。在执行计划生育方针的同时，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和各类农民文化与技术教育，首先让这2亿多剩余劳动力学习和掌握一门技能，把消费因素转化为生产力要素。
可持续农业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增长型”的经济系统和“稳定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与平衡，发展工业生产和各类经济都要恪守以下原则：一是对环境的污染强度不能大于环境对污染的自净力，即不能大于环境容量；二是对环境的破坏（砍伐森林、破坏草地）强度不能大于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即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三是对环境的建设（如绿化、水土保持等）速度不能小于环境退化（沙化等）速度（注：这三条原则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承继成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专家笔谈》中提出来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牢牢把握我国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的特征，促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与环境生态化的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全面振兴创造雄厚的农业基础和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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