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_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至今已经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成就突出、成果丰硕，同时也伴随着缺憾和失误。在欣慰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时，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的研究目前也面临危机。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与机遇，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课题。基于此，为观察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考察其某些片面与缺失，为以后的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建议，我们对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之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的著述进行了统计、概览，并对研究现状、趋势、得失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

      在统计与分析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消弭以往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区分鸿沟，将是我们突破新文学以来百年历史重构的一个十分迫切的历史使命。每一个时段的历史研究都是断代史的研究，而时段越小，其研究的格局和视野也就不可能更加开阔(这里不包括那种用大视野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小时段历史细节的方法，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式的方法，其背后却隐藏着对更大时空的概括视野)。过去我们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限定在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范围之中，其研究的格局显然是十分狭小的空间，没有前后左右(前至古代，后至当代，左至西方，右至东方)的参照系作为对它的定性和定位标尺，那只会陷入一种平面的单一的研究格局中不能自拔。因此，拉长研究时段应该成为我们学科必然的趋势，这是研究的基础问题。而勾连东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本体的影响，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学史基础研究的必要视域。

      一 数据的统计

      为了使研究更加科学，分析更加切要，我们对这一年半来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统计。我们通过对图书馆藏书与现刊的搜集及学术数据资源的查阅，共统计了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间公开出版、发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与论文2149部/篇。这是最近一年半以来中国大陆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献，具有充分的统计基础。

      (一)总体统计

      我们首先确立了全面、客观的统计原则。①接着，将这2149部/篇的学术文献所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涉及的内容，按照历时的阶段，分成了五种类型，即：(1)1912-1949年间文学的研究；(2)“十七年”间文学的研究；(3)“文革”期间文学的研究；(4)新时期文学的研究；(5)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研究。按照这五种类型，分别进行了统计，得出了每种类型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及其在全部所查阅文献中的比例。

      每种类型具体数据和所占比例情况如下：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1912-1949年间文学的专著和论文，有868部/篇，约占40%；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十七年”文学的专著和论文，有114部/篇，约占5%；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专著和论文，有31部/篇，约占1%；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新时期文学的专著和论文，有565部/篇，约占26%；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新世纪文学的专著和论文，有715部/篇，约占33%。

      如下图1-1所示。

      

      图1-1 2014年1月—2015年7月间专著、论文文献研究内容的比例示意图

      (二)分类统计

      我们在这五种内容类型的划分基础上，按照文献的不同方式分成专著与论文两种，并分别进行了统计。我们发现，在专著与论文中，涉及每个文学史阶段的研究文献的数量稍有变化。

      1.专著方面。我们共查2014年1月—2015年7月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91部②，统计结果为：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1912-1949年间文学的论著，有43部，约占47%；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十七年”文学的论著，有17部，约占19%；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论著，有12部，约占13%；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新时期”文学的论著，有27部，约占30%；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新世纪文学的论著，有44部，约占48%。

      如下图1—2所示。

      

      图1—2 2014年1月—2015年7月间专著文献研究内容的比例示意图

      2.学术论文方面。在查阅的2014年至2015年7月间公开发表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2058篇当中③，每种类型的统计结果如下：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1912-1949年间文学的论文，有825篇，约占40%；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十七年”文学的论文，有97篇，约占5%；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论文，有19篇，约占1%；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新时期”文学的论文，有538篇，约占26%；

      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新世纪文学的论文，有671篇，约占33%。

      如图1—3所示。

      

      图1—3 2014年1月—2015年7月间论文文献研究内容的比例示意图

      从上述三个图示比较，可以看出：一、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期文学的研究文学比例最高，而其中著作方面文献的比例(47%)，要高于论文文献比例(40%)；二、研究新世纪文学的研究文献的比例稍低于研究民国时期文学的研究文献比例，但有渐趋逼近乃至超越后者的趋势；三、如果把新时期与新世纪合而观之，“文革”结束之后至今三十多年间文学的研究文献数量最多，遥遥领先；四、无论是论文文献还是论著文献，“文革”期间文学的研究最少，“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次之。关于各个阶段的研究状况、问题及原因，我们将在统计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如下的分析。

      二 1912-1949年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现状分析

      从上述统计可见，1912-1949年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依然是众多有更深学术积累和更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必然关注的最重要的领域，且其学理化、系统性、历史化程度比较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1912-1949年间的文学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也是新文学的传统形成巩固的时期，以后新的新文学史版图的勾勒，都不能不从现代文学谈起，甚至不能不从1912年民国的建立说起。

      就统计文献来看，论述或涉及论述1912-1949年间文学的研究著述尽管量很大，占40%的比例，但是绝大多数的著述还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框架内，在具体的论述中研究和涉及1912年之后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较好的著述能够试图用新的角度、理论对已有现象进行阐释。大致看来，目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微观的文本研究

      这里所说的文本，既指文学作品文本，也包括民国时期的具体而微的文学及文学史现象。前者如《“民间伦理”与现代文学的雅俗互动及其分野——以三仙姑、曹七巧形象为中心》④，通过文本细读，为现代文学中的雅俗互动现象提供了生动的注脚。后一方面的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大。有的是研究现代作家的文学或学术观念，比如《“把中国还给中国”——朱自清等人阐释“文以载道”的方法论意义》⑤，有的是选择杂志、机构或某一群体等具体对象进行研究，比如《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⑥、《留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⑦等，都是有益的尝试。这一类研究，成果数量非常多，研究的选择对象比较丰富多样，但方式大致相似，不再一一列举。

      (二)边缘文体、现象、作家作品等的考索

      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过于拥挤，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新的领地，挖掘新的现象。其中，一些以前不太为人所注意的期刊，已经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如《〈古今〉杂志的编辑理念及其他》⑧、《审美趣味与历史抉择间的游移——论〈天下〉的文学观》⑨等。还有一些被遗忘和忽略的文类现象，也被重识。如现代文学广告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广告研究述评》⑩从广告出发，研究现代文学与市场、生产的关系。当然，此前钱理群、陈子善、吴福辉等推出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1)，可以看做一个可贵的探索。这三卷本的编年史，以历年文学艺术类广告为线索，构成新的文学史叙述方式的尝试。关于边缘现象的研究，还应该提及金宏宇的副文本研究，试图从这些以前不为研究者注意的细节和领地中提升出相应的理论，并将其概念化，对其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这类研究应该辩证地去看待。第一，真正有价值的边缘史料、现象的新发掘，确实能够扩充现代文学研究，使其更加丰富、多元。第二，应该看到，这些边缘研究，在给予现代文学研究在“量”上的扩大和积累的同时，并未能实现“质”的突破，还都是在一个平面上扩充，毕竟只是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第三，更有甚者，如果研究者只知沉溺于无关宏旨的材料的搜罗，会有碍于新的大格局意识的产生。比如前几年小报小刊等研究风气日炽，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目前研究体制的偏失。小报小刊等文学史边角料的无限挖掘，看似很有新意，是对文学史的补充，但如果从宏观的文学史视野来看，这些挖掘很可能是无效的，没有价值的。文学史研究大的推进，需要一个大格局的建立，而要建立大格局文学史，必然要对以往的文学史材料进行剪裁和筛选，而这些边角料必然又会在筛选中被淘汰。因为我们的研究“面对着浩瀚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社团和作家作品，需要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是二次经典化的艰难历程”(12)，所以，任何边缘的研究是否具有价值，首先要经历一个从更加宏阔的视野、一种新的文学史价值体系中检验的过程，这是那些在文学史周边游走的研究必须面对的。

      (三)文学史学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近一年半以来，已有数种专著推出，为新的文学史观念的扩展与建构提供了很好的尝试，如《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13)主要对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文学史的命名和文学史观进行反思，重新梳理了文学史观的发展阶段、价值与逻辑缺陷、学科建构，结合具体文本对其所建构的理论做系统解读。关于这方面的系列论文也不断涌现，如《中国新文学史从建构、解构到重构的反思》(14)等。其中《从神话研究看中国现代文学观之嬗变——以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例》(15)，试图转换新的视角去谈文学史观念的转型问题。

      在此类研究中，大文学史观念被学者不时提及。此前已有杨义的研究倡导这个观念，2015年杨义又提出“全史”的说法。(16)这种视野是值得肯定的。然如何才能确立全史，还是要有一个价值维度，需要用一个价值坐标进行全面考察和合理剪裁。对此，笔者在《中国新文学史》的绪论中已经有说明：“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是治文学史的标准，亦即“考量每一部作品经典品质的时候，都看其是否关注了深切独特的人性状貌，是否有语言形式、趣味、风格的独到之处，是否从富有意味的角度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历史、现实和未来相交织的中国经验”。(17)因为价值体系建立，文学史才能得以确立。

      当然，关于“大文学史”的提法，早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已有实践。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揭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而近一两年，李怡也开始明确使用这个概念进行有意识的尝试。

      大文学史观念的提出，一般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文学本体认知的扩大与融通，在这个方面，近年来倡导的“在场主义”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努力和实践。齐邦媛《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及一般所谓文学界以外人士所创作的有深度有情怀的系列写作，都是应当关注和研究的。另一种是文学与周边的整合研究，这还属于文化研究的类型。其中，民国文学等概念的提出，会对大文学史观的研究产生促进作用。对此，下文还会详谈，此不赘。

      还有一类倾向，就是试图从各种角度突破长期以来既定的“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学之源头的研究，有意识地溢出1919、1917年的时间上限，试图清理出新的现代文学发生的谱系。比如对于晚清的《海上花列传》等作品的现代性的指认。这一类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大致可以认为是属于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的研究理路的延续。(18)

      在所统计的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中，真正只集中于1912年至1919年，或者明确地从1912作为文学(或某一类型的文学)断代的并不多见。在有限的研究中，还多是具体的个案研究，并不涉及文学史观念问题，或者在既有的现代文学史观念框架中的研究，比如《胡适早期翻译小说〈决斗〉的文化解读》(19)、《“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小说语言状况考论——以1914-1916年的小说杂志为中心》(20)等。

      但是应该看到，这类研究即使研究者并不主要涉及文学史观念，但在无意识当中，就已经给传统既有的现代文学史观或文学史书写理路带来了挑战。如《周瘦鹃“影戏小说”与民国初期文学新景观》(21)一文就民国初期周瘦鹃的“影戏小说”进行研究，通过“新女性”形象、“震撼”的美感经验与抒情语言表述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影戏小说如何游走于文字与图像、伦理与美学、文言与白话之间，给我们认识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形成提供了一个色彩斑驳的复杂截面，指出了民国初期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这一“五四”之前、民国元年之后的研究，对于既有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模式的突破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另如一些关于南社研究的论文也是例证。南社是近代的综合性社团，其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南社的研究，不论是从文学创作研究上，还是外部研究上，要有突破，都必然不能仅仅限于以往的现代文学框架。

      (四)民国文学研究的提出与推进

      如前所分析，寻找到中国1912年至1949年间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之新的生长点，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转换思路、开阔视野，从更新的角度、更高的层面、更大的格局意识，对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学重新观照，紧迫而必要。基于此，“民国文学”研究成为众多突破研究中的重要尝试。对“民国文学”的研究，它表面上是一个文学史的断代问题，但是一旦这个断代的概念成立，它带来的则是对许多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重新认知，更带来的是对这段文学史价值观的重新定位与定性。

      所以，针对“民国文学”研究这一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统计，以期见出“民国文学”研究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一种新的观照立场和研究方式，所能带来的启示和意义。

      我们共搜集查阅了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之间出版的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的专著76部。这76部专著基本上占据了在这期间大陆出版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研究专著的绝大部分，具有可信的统计学基础。

      我们按照研究内容将这些专著分为两大类：关于“民国文学”的研究；涉及1912-1919年间文学的研究。统计表明：

      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专著共12部，约占总体的近16%。(22)

      涉及1912-1919年间文学研究的专著共18部，约占总体的23%强。(23)

      两类所占比例如图2—1所示。

      

      图2—1 2014年1月—2015年7月间涉及民国文学研究的专著比例示意图

      我们也对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之间的研究论文文献进行了统计。我们共查阅了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研究论文约2000篇。统计情况如下：

      明确使用“民国文学”及类似概念(包括“民国文学史”、“民国机制”、“民国风范”等概念)的论文，共64篇，约占总体的3%。

      涉及1912年(民国元年)为文学史转捩点或有意识以1912年为文学转型的论文，有157篇，约占总体的8%。(24)

      两者具体比例如图2—2。

      

      图2—2 2014年1月—2015年7月间涉及民国文学研究的论文比例示意图

      可见，使用“民国文学”等概念的，以及以1912年为文学的转捩点或论及1912-1919年间文学的论文，合计共有221篇，约占所查论文总数的11%。这个比例是相当可观的。

      接着，我们将这期间两类研究的专著、论文进行了合计。具体统计如下：

      使用“民国文学”及类似概念的专著、论文，计76部/篇，约占3%强。

      涉及1912年(民国元年)为文学史转捩点或有意识以1912年为文学转型的专著、论文，计175部/篇，约占8%强。

      如图2-3所示。

      

      图2-3 2014年1月—2015年7月间涉及民国文学研究的专著、论文文献比例示意图

      在统计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即自1999年以来，明确使用“民国文学”及类似概念研究的论文文献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25)1999年至2015年7月之间，关于民国文学的研究论文文献的数量具体如下：2015年1月至7月有18篇，2014年有51篇，2013年有36篇，2012年有34篇，2011年16篇，2010年8篇，2009年6篇，2008年5篇，2005年2篇，2003年1篇，1999年1篇。

      参下图2-4所示。

      

      图2-4 1999年以来历年相关研究论文数量示意图

      从这个统计情况，可以看到民国文学研究论文文献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正如赵学勇在200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所预测的“今后十年间，这一研究领域将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最近几年，民国文学的系列论文数量逐渐多了起来，而且相关探讨已经不局限于民国文学史概念、视角等的提出、论证、论争了，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和深入。尤其值得一提的，2014年推出的六卷本《民国文学史论》(26)，是民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尝试。这套史论，统合设计、分类研究的特点非常突出。在统合设计方面，这套成果按照“观念论”、“方法论”、“形态论”、“史料论”、“结构论”等整体构架对“民国文学史”的主要版图进行勾勒。《民国文学史论》将民国文学史版图分成各个重要部分进行分类深入研究，涉及“民国文学概念”、“民国文学形态”、“民国文学史料支撑”、“民国文学现象研究”以及“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深度关联”等问题。

      统计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研究著述即使未明确使用“民国文学”概念，但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现象：与此前封建王朝完全不同的，民国的建立从法制、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有了全新的开始，在这一新的机制下，文学应声而动。所以此类著述在选题与论述上，开始有意识地将1912年作为文学史或者某种类型文学划分的重要节点。比如《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27)一文，就强调民国建立体制对于中国近代小说兴起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而《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28)则在划定小说分期时，明确将“1911至1919年”作为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一个阶段。

      我们认为，无论从观念层面还是从事实层面看，民国的建立确实是给文学转型带来新的可能。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将会有更多的学者突破“五四”为单核的文学史书写和研究倾向，民国文学也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和认同。究其缘由，我们认为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一种重新的深度的反思，是对启蒙文学价值观的一种变相的修正，也是对共和国文学史的一种交代。其中，对这个时期大量被打入“另册”的通俗文学的繁荣也做出一个历史的交代：应该打破以往的所谓“通俗”与“严肃”文学的界线，用文学的“历史和审美”的标准统一去筛选入史的作家作品。

      特别应该引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注意和反省的，是民国时期的文学文化现象，近几年已经逐渐引起了一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之外的研究者的兴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学者涉足民国时期的旧体文学、杂体文学等研究领域。而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目前还多持守传统的新文学观念，对所谓新文学之外的各种文学现象抱有“傲慢与偏见”。民国期间的旧体诗词以及其他旧体文学(如章回小说、诗话、词话、杂述笔记等等)，都很难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已经为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他们从自己的学术训练和文学观念出发，开始了相关研究。由此亦可看出，在信息十分发达的网络时代，能打破古今研究的疆域，已经是现代学者应该具备的全方位的研究素质了。在这样一个大的潮流和新的趋势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本不应该失语。

      统计表明，在民国时期前三十年的断代结合部上，将晚清与现代文学并联研究的论著与论文开始多了起来，这有助于对新文学的发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无疑，由于时段的拉长，研究空间也将大大拓展，尤其是对这一时段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将会改变文学史的价值观。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局部延展的研究格局，从长时段的文学史(起码是至今的百年文学史)而言，只是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

      综上，1912-1949年民国时期依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头戏，但是从论文文献的数据统计情况看，显然在数量上已经被新时期以来(“文革”结束之后至今三十多年)文学的研究远远超越了。而且，毋庸讳言，在这些1912-1949年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文献中，重复生产的泡沫不在少数。所以，如何对1912年至1949年间的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有新的突破，寻找新的增长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必须重视的问题。

      三 新时期文学及新世纪文学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专著和论文，从类型和方式来说，依然可以大致分成微观的文学现象研究、中观的文学史关联研究等。

      微观的文学现象研究，成果不少，观点特点各异。其中有一些研究从具体对象甚至是细节入手，去聚焦文学转型时期的面相，如《文学的“早春天气”——以〈文艺情况〉(1979-1985)为窗口》(29)。另如《转折时期的文学生活——〈今天〉(1978-1980)“读者来信”研究》(30)，通过对新发掘出来的《今天》订户资料与读者来信的分析，对其读者构成、传播状况以及读者接受等问题进行初步整理和阐释，提出新的看法。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起点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学界公论，不成为问题。而也有学者从新的角度或例证入手，提出新时期文学起点问题的新说法。比如《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31)等论文，也能言之有据，自圆其说。

      新时期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是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一种是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使返回历史现场成为可能。还有一种是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的提倡与研究，如程光炜等学者近年来的系列论文，产生了一定反响。这些研究确实在将研究对象历史化和方法论化的过程中，扩展了1980年代文学研究，“在‘重返’的过程中，大量一九八○年代的文学问题得到了重新‘发现’、审视和讨论。‘历史现场’的再现和历史史料的发掘，使得不少文学史细节从历史暗影中浮现出来，丰富了一九八○年代文学的历史认识。”我们认为，如何辨析八十年代文学在行进过程中与政治、社会思潮的互动和裂隙，考量着每个研究者的立场观念，这直接决定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认识。而启蒙的、人性的价值应该是贯穿研究始终的。

      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时间阶段的文学，这没有异议，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命名，一直颇有争议，尘埃并未落定。自从有学者从文学史命名的层面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后，反对质疑之声不绝。比如《“新世纪文学”：命名的生成、反驳与意义》(32)就认为“‘新世纪文学’毕竟还不具备一种成熟的文学形态所应有的文学特征和文学实绩”，“一个新千年的到来仅仅是一种时间的意义，因缺乏重要文学事件的支撑，它无法作为一个文学时间的表征性起点。”该文还提出：“一个新千年的到来，为什么就非要在这个整体观上划出一道裂痕呢？其间所隐藏的学术功利和浮躁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关于新世纪文学命名的理论探讨和宏观研究是这部分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正在进行时的文学，2000年以来的创作及现象需要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视野、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些工作，都可以为后来的文学史定位提供基础。同时，必须指出，将一段文学放在更为宏阔的长时段的历史中去考量是必要的。这种考量，一方面是“向后看”，将新世纪文学与新世纪之前的文学史统而观之，同时也更应该“向前看”，考察新世纪之后更长一段时间的文学与新世纪文学统而观之。而新世纪以来，才走过仅仅十余年时间，向前看的条件远不具备，所以匆忙的命名，还为时尚早。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新世纪文学’尚处在一个‘被研究’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入史的足够条件，目前的研究和批评工作，也正是为将来文学史的二次成熟筛选提供第一次进入和淘汰的理性支持。倘若有些文学史家一定要遴选出入史的材料来进行论述，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要依靠治史者的犀利眼光和把握全局的能力。”(33)在这个意义上，何言宏主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34)就显得很有价值了。该大系是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个总体展示，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次筛选。但是，也应该看到，与上个世纪初上海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编撰为新文学确立经典地位和合法性的目的不同，《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更多地还只是着眼于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内的创作、研究总体面貌的概览展示，这一方面使编撰摆脱了急切的功利性的追求，而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断代的根据也会显得模糊，故其文学史价值立场也稍显游移。

      当然，虽说“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应该缓行，但是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做整体的研究扫描和性质特点把握，则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为其以后在更长时段和更加立体客观的坐标中进行文学史定位提供基础。比如论文《对话时代的中国文学——论新世纪中国文学》(35)，就从对话的视阈，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特征等进行了定性，把握住了新世纪文学的某些特点。文章着重谈及了全球化背景下新世纪文学与域外文化的对话互动，这是一种横向异质文化的对话，但是，也应看到新世纪文学在整体的文化变迁背景中与传统文化的对话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突出的现象。

      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性贯通研究也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一种类型。在这方面研究中，有些人意识到新世纪以来文学与传统、本土的文化的关系，如《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本土化”趋向》(36)、《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传统书写》(37)等。思考这个问题，尤其要看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以及这个转型之所以形成的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复杂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本土化的文学倾向正与当下的复古思潮形成合谋，而这种复古思潮的兴起，与意识形态的策略转型很有关系。不理解这一层，文学的自律性和批评功能，将会在不自觉中再度丧失。

      当然，时至今日，我们确实需要研究新世纪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统之关系。可是问题在于，这种研究必须基于两个原则：一是基于对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独立探讨，对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一是对驳杂博大的传统文化要有一个系统的清理，认真的研究，清醒的认识。这对于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越是挑战，越应该一步步努力做好。有些学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传统文化，而为了追踪热点或制造学术GDP就仓促写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论文，要么是徒增泡沫，无效研究，更有甚者可能会混淆是非，误导后学，使本来已经面目不清的传统更加混沌莫辨。比如，近些年出现的良莠不齐的旧体文学创作，对于这一现象，认同者欢呼是传统的复兴、文化的接续，反对者认为是迷恋骸骨。我们认为，中国传统诗赋的核心更在于“美刺”。如果不对传统文化文学的精神、精髓有一个系统认识，如果不具备系统的传统文化修养，而去简单地评判，恐怕会流于武断。如果不清理积习既久的误读，那么传统必然还会成为替罪羊！

      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还有学者将新世纪文学放在现代文学发展的大流脉中，追寻其新文学传统。比如《论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38)从底层书写、城乡关系书写入手寻找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的共通。这种尝试是可贵的。但是这对研究者的要求也很高，一方面需要对两个时期的文学有深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有严格的学术训练作支撑，否则就会流于硬套和比附。所以我们在统计中也看到确实存在个别有生搬硬套之嫌的论述。

      同时，对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文献的数量也很多。比如新世纪文学中的代际现象研究、类型文学研究、转型研究等等。总体上看，能够自圆其说，但有的论文深度不足，出现了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瑕疵。

      从上文统计的数据看，如果将新时期与新世纪文学研究合而观之，我们发现这部分的研究文献数量占绝对优势。这38年间(新时期以来至今)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闹猛的现象？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因为近距离的研究在资料获取上比较便捷，所以能够吸引很多研究者的目光；二是作为文学史的第一次筛选，它的学术性和学理性要求并不严格；三是研究的成果容易享有更高的社会知名度，能够分享到更多的实惠。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文学史的第一道筛子，批评家所承担的责任，恐怕要比后来的治史者还要大得多，因为倘若你的知识储备不足，你的学识学养不够，你没有独到的慧眼，那么你的第一次筛选就会是完全失败而无效的劳动。

      事实上，真正好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批评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一般而言，大多数人常常误以为作品评论的门槛低，不需要足够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积淀。于是统计中，我们看到，其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重复的、低档次的作品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将文学批评等同于作品赏析。这种现象当然与目前的教育体制、学术评价体制等很有关系。在学术考核评价机制的推动下，不仅高校的老师要写论文、出专著，就连中学、小学以及其他很多行业的人员都要写文章晋职级。还有很多没有入门或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本科生也在仓促上马，不论文章本身质量，不论发表的方式，只要文章能见诸刊物就达到目的了。这种状况也催生了文学批评产业链条出现，推波助澜。因为基于功利的目的，所以新世纪文学批评看似繁荣，实则受到的伤害最大。

      新世纪文学的研究，从文献数据统计上看，相当光鲜、繁荣。新世纪的文学研究，有相当多的论文是即时性的作品评论，相当多的论文还是单一的批评，而没有走入研究的层面，有待于学理性的强化、历史性的沉淀，亟待研究者将新世纪文学放在更长时段的文学史进程中观照。当然，这种现象的改变，一方面需要研究者的眼光、胆识、才情，更需要新世纪文学研究远离浮躁、功利。去除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泡沫化问题，摆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面前！

      四 “文革”期间文学研究现状分析

      相比而言，集中研究或重要部分论述涉及“文革”期间文学的文献，显得非常寥落。而且，目前看来，研究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文革”叙事的著述，竟然也远远多于专门直接研究“文革”时期文学现象的著述。这是不正常的。这表明很多学者对“文革”如何研究、如何拿捏，还是颇为游移的。在有些研究者看来，研究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文革”叙事，或许比直接研究“文革”时期文学更加实惠！

      “文革”文学的研究，首先体现为史料的复原和呈现。“文革”文学的研究一直是百年文学史研究的盲区，这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共同造成的。但是，对于资料的抢救与保存的问题，应该放在我们的研究的视域中，尤其是尚且在世的一些“文革”文学的亲历者的口述史料的收集，尤其要赶紧进行，否则，不仅仅是“文革”研究在国外了，“文革”文学研究如果也在国外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罪过了。

      当然，已经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大陆“文革”时期的鲁迅——根据1966-1976年编年史料的观察(上、下)》(39)，将相关研究对象做系统翔实的史料还原。还原历史是第一步，为接下来的研究深化提供了基础。类似的史料发掘与还原的，还有如《〈南洋商报〉刊载〈知堂回想录〉钩沉》(40)、《“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41)、《文艺界批判“修正主义”小史》(42)等。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1976》(43)的出版。该书收录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出版的近万种图书书目，按年份、类别进行编排，基本上涵盖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上海地区的出版情况。该书目虽然并不是文学书刊的专门工具书，但是因其涵盖更全，反而能够为“文革”文学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可能性。目前看来，类似的资料整理与历史还原工作，还远远不够，需要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和研究，为以后更深入地认识那个特殊时期的文学打下基础。

      第二类是“文革”时期文学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出现得相对多一些。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作家的心路历程进行较为客观的研究考察，对历史教训进行总结，是这方面的大多数研究者能够秉持的立场和姿态。如《论浩然〈金光大道〉的“积极分子”写作》(44)，文章对浩然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严格限制下写作的《金光大道》等作品进行细致分析，归纳出作品中体现的一套准确、精致的政治修辞，进而认为“浩然早已淡出了文学舞台，但他所塑造的积极分子及其思想方式、修辞方式依然存在于现实生活和我们的潜意识中”。类似还有《“文革文学”：歪曲意识形态的合理化想像——以〈睁大你的眼睛〉为个案》(45)等。其中《“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46)一文，以特殊历史时期关于鲁迅的信仰问题的论战为中心，详细考辨了论战的过程，并指出当时对鲁迅的误读情况，误读背后的原因，以及误读而带来的历史吊诡：“在近三十年的‘革命化’政治空气中，贯穿始终的斗争以对真理的捍卫为口号，却被路线判断失误的实质替代。对鲁迅信仰的论战，一方面促使鲁迅成为杀威棒，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在广泛的国民宣传中复制了鲁迅的教化力量；另一方面，对鲁迅解读唯一性的生产，将鲁迅纳入‘文革’政治的合法性范畴，依靠官方干预而免除精神偶像应有的历史检阅，在后来的社会进程中，势必会成为一个隐在的爆发点，滋生国民的怀疑与动摇情绪。”

      在相关的研究中，有一篇《“灰皮书”、“黄皮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的流传及其影响》(47)，值得提及。该文以1960年代初开始出版的一批“内部发行”图书的阅读接受为角度，考察这批被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的读物对于“文革”期间的青年人思想的影响。该论文还提及“灰皮书”、“黄皮书”对于破除“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心理，促进独立思考、理性精神的形成，加剧对“文革”理论的怀疑，否定“文革”的实践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来是提供“反面教材”的这批书籍，最终却成为后来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触媒，这种复杂吊诡的历史景观是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文章虽然并非单纯从文学史角度来谈，但所运用的材料以及研究的方法等可以给“文革”文学研究提供启示和参照。

      另外，研究“文革”中文人与政治、时代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绕不开的课题。此类研究的推进和深入，是当下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考验。这方面系统的成果不多见，其中详细生动地评述了“文革”时期沈从文的心路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48)，用功较深，影响较大。我们认为，考察文人在“文革”中如何自处，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看待文学、如何看待人性的问题。另外，《忘却创伤：文化精英在“文革”及其后的失语——以茅盾为考察中心》(49)也是属于此类研究中的一篇，只是该文随笔化倾向明显，不能算是非常严格的学术论文。因此，我们呼吁更多系统、深入的学理性的成果出现。

      当下，各种潮流复杂并存，对“文革”的认识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在统计中，我们也发现了个别的论文，缺乏文学研究应有的价值立场。这种倾向是需要学界注意的，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距今不过五十年，许多今天都活跃在文坛的‘50后’作家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当我们看到，呼唤再来一次‘文革’的新左派思潮，居然赢得了许多青年人的盲目认同和向往，我们能不扪心自问吗？”(50)

      五 “十七年文学”研究现状分析

      从前述统计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依然是冷寂和边缘化的研究领域。目前有限的研究，大致主要集中如下方面。

      首先是史料方面的挖掘与披露。有必要提及的是《王林日记》的披露。(51)《王林日记》涵盖了建国初期的整风、三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历次运动和历史阶段，“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也记述了一些知名人士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即如文学艺术界，所涉及的人物包括周扬、胡风、丁玲、沈从文、康濯、陈企霞、侯金镜、方纪、孙犁、梁斌、远千里、田间、艾青、臧克家、钟惦棐、贺敬之、鲁藜、阿垅、胡苏、郭维、鲍昌、孙维世、周巍峙等等，还有外国作家如法捷耶夫等。虽只是一些片断，但从中却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文艺界的生存状态，可谓观一叶而知天下秋也！”(52)此类史料性研究，对于十七年文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除了原始资料的发掘与直接呈现以外，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史料的研究阐释，比如《十七年时期选本出版与文学一体化进程》(53)，通过对“十七年”时期文学选本出版情况的统计，以及对“选本出版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编纂过程中选家的认定及其位置变迁、导言(或前言)写作的意识形态呈现、作家与作品的选择及其编排、选本格局的建构与巩固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文学选本的编纂出版与彼时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之间是一个同构并进的关系”。

      第二种是“十七年文学”中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研究。当然，这类研究所选取的对象、视角、理论话语各有不同。其中，《“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54)是较为系统深入的专著成果。对身体的书写，是文学极为重要的话题，而对身体的解放/控制程度，往往是社会解放/控制程度的晴雨表，二者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李蓉的这部著作，对战争和阶级话语中的身体形象和暴力描写问题、“日常生活”描写中呈现的身体问题、情爱描写中“身体”的遮蔽和呈现问题、政治气候变换中的“身体”的沉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考察“十七年”期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个性化的身体如何挣脱外在模式化统一的裂隙。书中还附有“十七年”小说再版中的“身体”删改现象对读举例。这部分史料更直接呈现出身体书写如何成为禁忌的过程，以及其背后的政治背景。关于身体如何被塑造的问题，《“女人开火车”：“十七年”文艺中的妇女、机器与现代性》(55)一文的角度，也称新颖。这篇文章从细节入手，讨论在这种所谓“现代性”召唤和鼓动下，女性身体和意识被改造的过程。“新中国的新妇女因驾驭机器、改进技术、发明新工作法而僭越性别界限，并获得了新的职业尊严和主体意识。但另一方面，她们的越界行为交织着能动的激情与臣服的快感，其在更大程度上，或者只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营造的诸多意识形态神话之一。”文章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引申和发挥：“与曾经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一样，今日中国的各个职业领域，其实依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众多‘女机器手’，她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具有世界意义的时候’”，从而使此文更具有了现实意义。文章的论断虽然较为尖锐，个别观点或有商榷的余地，但作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声音，也是应予肯定的。当然，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式还是通过某种具体文本或类型文学去考察话语统一体建构的过程。比如《“抽空”的现代性：同质的多民族国家文化统一体的建构——当代“十七年”诗歌新论》(56)大体属于这一类型的代表。

      还有一类研究，绕开“十七年”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这个最尖锐和集中的问题，仅从形式入手，探寻“十七年文学”与此前文学传统的形式联系。比如《新内容与旧形式——论“十七年”长篇小说对章回体传统的吸收和改造》(57)较有代表性。此一研究理路此前并不少见，比如《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董之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就曾以赵树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为例提出：“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此前也有《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陈美兰，《学术研究》2002年第5期)一文认为：“‘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这种研究方式，如果写得深入、系统，富于学理性，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路和创新。但是应警惕这类研究中可能会出现的文学价值维度弱化的倾向，文学的价值是在“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坐标中才能真正凸显的。

      基于此，我们发现《“两个姚雪垠”：政治时代的艺术创作——重读创作于十七年中的〈李自成〉第一卷》(58)一文的写作理路值得一提。该文细读了《李自成》第一卷，“读出了两个姚雪垠，一个是沿着阶级分析的路线来讲述农民起义故事的姚雪垠；另一个则是极端讲究艺术性，几乎对每个细节都精雕细刻的姚雪垠。前者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是党性、政治性对作家的要求；后者是无意识、潜在的，是作家自身审美性对前者的微妙调控。”文章提供了在特殊的历史状况下，文学想平衡而不得的尴尬与失落的个案。不仅如此，文章从姚雪垠身上还发现一个颇有深意的现象：“无论对二者中的哪一种，姚雪垠都表现得异常真诚与投入。”这种写法具有样本意义：呈现出在历史中艺术家分裂与困顿的文学景象。这一研究实际上触及了这一时期作家身份认同与主体意识出现的危机问题。(59)

      总体上看，相比而言，“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还太显冷寂。“十七年文学”研究如何推进，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亟待思考与突破的问题。我们认为，“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远远不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把这一段文学史与民国文学史相比较，其文学上发生的本质性的变化有哪些，与1949年至解严后的台湾文学相比较有何异同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应该是以后的研究应该重视的方向。

      “十七年文学”依然冷寂和边缘化的研究现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方面固然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本身的艺术水准不高及政治意识形态性过于突出有关，与史料搜集与历史还原的工作相对匮乏有关。而更应该看到，“十七年文学”距离当下还不够远，时间带来了诸多无形的牵制。有学者曾认为：“长期以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太多，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受到的来自研究的‘外部’力量的制约太大”(60)。很多研究者是那段文学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经常要处在‘冒犯’、‘僭越’的不利位置上，感到学术良知和明哲保身之间的‘二难’”(61)，而正如洪子诚提出的，“对于亲历的‘当代人’而言，历史撰述还有另一层责任。这就是，在公正”(62)。所以，呼唤重视“十七年文学”研究，更需呼唤研究者的历史意识的重建。

      六 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再出发

      通观上述统计与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研究格局呈现出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而且如果把37年(1912-1949)、38年(1978-2015)两个历史阶段文学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显然是后者(“新时期以来”)占更大的比重。

      这种统计也再次印证了学界目前普遍存在的焦虑：现代文学研究面临危机。现实确实如此，1912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研究队伍过于拥挤、耕耘空间日渐逼仄、研究泡沫日趋严重的状况。面对这种状况，越来越多更为年轻的学者开始集中于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后续年轻的研究群体已经在逐渐减少、流失，1912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研究群体逐渐凸现老龄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感慨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前三十多年的研究经过百年以来长时段的积累，基本上已经完成和完善了重要的、主干的思潮、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研究，能够发掘开采的新富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不能不引起研究界重视了。然而，更应该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1912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研究已经真的没有研究空间，更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已经没有价值了。相反的，这种危机和焦虑的出现，凸显的恰恰是1912年至1949年间现代文学研究更新和推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以为，1912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时段过短、研究者过于拥挤的问题。关键的是，我们的研究视野、思路、观念并没有大的突破和更新，所以，本来并不长的文学史时段，就会显得拥挤，出现泡沫化的问题。研究的推进，并不只是在于新的史料的发现、新的研究对象的转移，也不完全取决于时段的无限上溯，而是在于研究者格局意识的建立。

      大的格局一旦确立，不仅会照亮新的材料、史料、对象，也会照亮更多原有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所以，当前的1912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研究，亟待重新调整研究视野、角度和价值观，来重新描述和证明这段文学史的另一种呈现。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将此段文学史的研究归纳为“二次还原”的过程性研究，当然就涵盖着所有的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它们集合在一起，构成的是对文学史的“二度重释”与“重新建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中国文学与文化进程中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1912年民国建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后续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等)到底存在何种关联，民国建立与共和国建立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转型、变化、联系是怎样的，及其与文学存在何种关系，现代文学与民国时期的诸多文化思潮、理路到底有着何种互动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进行“二度重释”与“重新建构”的。

      当然，“二度重释”与“重新建构”是更具挑战性的，需要研究者跳出因循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窠臼，从更高的层面去考察和定位现代文学的发展，重新审视已有的现代文学布局，从不同的角度建立现代文学新的格局。这里所说的大格局，并不是唯一的格局，而是呼吁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都能有一个大格局的意识，从而在更高层面去观照研究对象。当然，这需要研究者本身的素养要高、积淀要厚、见识要广，如此才能有整合能力，最终才会有新格局的建立。

      1912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危机，从更深层的看，我们认为，还来自于现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危机。在当下整个大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认同出现了动摇。我们知道，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从“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较强的研究，逐步深入到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核心和源起的文化性和文学性较强的研究，并渐成定论。与此相伴出现的，是关于现代文学的不同起点的争论，前者一般从1919年算起，而后者则往往从1917年或1915年算起。以“五四”新文化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现代观念自然就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认可。“五四”新文化精神或者说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现代理念是指导和规约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首要原则。新文学革命中所包含的白话文运动、新诗运动等改革，都是遵循或暗合着这个原则的。同样的，对传统旧体文学、旧式文坛现象等等的排斥也都与此相关。于是，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是从这样一个镜头中去看待1912年至1949年间的现代与传统、激进与守成、新与旧之间冲突的复杂景观的。

      然而，这种价值原则，目前却遭遇了挑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长期被现代文化所压抑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复古思潮)开始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认可，重建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复古思潮渐趋成为很多学者研究与思考的重要的考量坐标。基于此，以反传统为发端、以“五四”启蒙精神为核心的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合法性和价值维度就面临挑战。

      在当下复古思潮勃兴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中，现代文学史研究如何调适新旧、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依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复古思潮的无形压力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体系面临冲击。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立足启蒙主义的立场，以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价值维度和高度去重新审视1912年至1949年间的现代文学的发展，推进现代文学研究，从而超越简单的中西、古今的二元对立，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大格局，或许才是解决现代文学研究危机的根本出路。

      ①统计原则是：1.计算方法，对各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均有涉及的专著和论文，按照研究内容分别计入各阶段，因此共重复计算了144部(篇)/次。但是在计算各类研究所占比例时，总数不累加，均按实际的2149部/篇来算。所以，每个阶段的所占比例之和大于100%。2.所列均为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份之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著和论文。3.重版的专著不计入。4.在港台出版、发表的，如果较多涉及中国大陆文学则一般按照历史时期，计入不同的阶段，如果不涉及中国大陆文学的，则不计入。5.论文集不在统计之列。6.文学史著教材不在统计之列。7.非正式公开出版的专著，不在统计之列。8.非学术论文一般不计入。9.因时间关系，各类报纸上的论文不在统计之列。10.内部交流刊物或民间刊物上的论文，不在统计之列。

      ②统计原则为：1.计算方法：对各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均有涉及的著作，按研究内容分别计入各阶段，因此，专著共重复计算了52部/次。但是在计算各类研究所占比例时，专著的总数不累加，均按实际的91部来算。所以，每个阶段的所占比例之和大于100%。2.所列均为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份之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3.重版的专著不计入。4.在港台出版的，如果较多涉及中国大陆文学则一般按照历史时期，计入不同的阶段，如果不涉及中国大陆文学的，则不计入。5.论文集不在统计之列。6.文学史著教材不在统计之列。7.非公开正式出版的，不在统计之列。

      ③统计原则是：1.计算方法，对各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均有涉及的论文，分别计入各阶段，因此共重复计算了92篇/次。但是在计算各类研究所占比例时，论文的总数不累加，均按实际的2058篇来算。所以，每个阶段的所占比例之和大于100%。2.所列均为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份之间发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3.非学术论文一般不计入。4.港台文学研究的论文，如果较多涉及中国大陆文学的则一般按照历史时期，计入不同的阶段，如果不涉及中国大陆文学的，则不计入。5.报纸上的论文不在统计之列。6.内部交流刊物或民间刊物，不在统计之列。

      ④洪亮：《“民间伦理”与现代文学的雅俗互动及其分野——以三仙姑、曹七巧形象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⑤刘锋杰、赵学存：《“把中国还给中国”——朱自清等人阐释“文以载道”的方法论意义》，《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⑥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⑦周棉：《留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⑧左福生：《〈古今〉杂志的编辑理念及其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⑨王立峰：《审美趣味与历史抉择间的游移——论〈天下〉的文学观》，《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⑩胡明宇：《中国现代文学广告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11)《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此文还指出：“我们已经到了对文学史中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甚至是文学思潮的二次筛选的关键时刻，因此，对一些不宜入史的材料的清理成为定局后，那些无用功的研究即可终止，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新的研究领域内去。”

      (13)张福贵：《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易崇辉：《中国新文学史从建构、解构到重构的反思》，《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

      (15)谭德兴：《从神话研究看中国现代文学观之嬗变——以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例》，《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6)杨义：《20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17)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8)关于此类研究的分析，详参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等系列论文。

      (19)李宗刚：《胡适早期翻译小说〈决斗〉的文化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

      (20)陈迪强：《“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小说语言状况考论——以1914-1916年的小说杂志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

      (21)陈建华：《周瘦鹃“影戏小说”与民国初期文学新景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22)统计原则是：1.书名含有“民国文学”的，属于“民国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的，书中内容有专门章节和专门部分论述“民国文学”的。2所列均为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份之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研究专著。3重版的专著不计入。4.在港台出版的，如果不涉及中国大陆文学的，则不计入。5.论文集不在统计之列。但需指出，另有以“民国文学”命名的论文集1部，目录汇编《民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版)1部，均未计入。6.文学史著教材不在统计之列。7.非公开正式出版的，不在统计之列。

      (23)统计原则是：1.除上一类专著之外，主要涉及自1912年开始的文学阶段的，有章节和专门部分论述，书中表述能体现出以1912年(或辛亥革命、民国建立等)为一段文学历史起点的。2.所列均为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份之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研究专著。3.重版的专著不计入。4.论文集不在统计之列。5.文学史著教材不在统计之列。6.非公开正式出版的，不在统计之列。

      (24)统计原则如下：1.有些论文并没有使用“民国文学”概念，也没有明确指出1912年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的新起点，但是在文章的立意表述中强调了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影响作用，如此立论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将1912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开端，故亦在统计之列。比如《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乔以钢、宋声泉，《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一文，强调民国建立的体制对于中国小说兴起的重要推动作用。《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施晔、郑秉咸，《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明确将“1911至1919年”为鸦片叙事的一个阶段。2.有些论文虽未将“民国”与“文学”连在一起作为专有名词来使用，但其表述中已经明确将民国的建立作为一种文学断代的方式，故此类论文也一并计入。比如：《整理国故与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贺根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破”与“立”：民国文论新思维》(黄健，《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民国以来“女性的词选”类别及其意义探论》(许菊芳，《文艺评论》2015年第2期)。3.考虑到“民国文学”概念既表征着一种新的文学性质，同时又具有时间的维度，故研究民国旧体文学的论文也在本统计之列。如《民国诗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及其意义》(曹辛华，《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民国词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朱惠国，《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晚清民国词作的域外描写及其意义》(韩荣荣，《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等。4.使用“民国文学”类似概念的上一类论文，不计入。

      (25)所计论文，包括在题目、关键词以及行文中有意识地明确使用“民国文学”等类似概念的。所谓“民国文学”的相关类似概念，包括“民国文学史”、“民国机制”、“民国风范”等概念。

      (26)《民国文学史论》包括了《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张中良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周维东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民国文学：概念解读与个案分析》(张福贵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姜飞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李怡等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民国文学史料考论》(陈福康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等。

      (27)乔以钢、宋声泉：《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8)施晔、郑秉咸：《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29)黄发有：《文学的“早春天气”——以〈文艺情况〉(1979-1985)为窗口》，《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30)李建立：《转折时期的文学生活——〈今天〉(1978-1980)“读者来信”研究》，《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

      (31)武善增：《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32)侯玲宽：《“新世纪文学”：命名的生成、反驳与意义》，《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33)丁帆：《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34)《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大系分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戏剧、杂文、报告文学、理论、史料、翻译文学等11卷。

      (35)杨扬：《对话时代的中国文学——论新世纪中国文学》，《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36)方奕：《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本土化”趋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37)李明燊：《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传统书写》，《文艺评论》2015年第3期。

      (38)张继红：《论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当代文坛》2015年第1期。

      (39)吴俊：《大陆“文革”时期的鲁迅——根据1966-1976年编年史料的观察(上、下)》，《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6期、2015年第1期。

      (40)夏晓虹：《〈南洋商报〉刊载〈知堂回想录〉钩沉》，《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

      (41)李宗刚：《“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0期。

      (42)顾土：《文艺界批判“修正主义”小史》，《粤海风》2015年第2期。

      (43)汪耀华：《“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1976》，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44)张霖：《论浩然〈金光大道〉的“积极分子”写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45)夏正娟：《“文革文学”：歪曲意识形态的合理化想像——以〈睁大你的眼睛〉为个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6)杨姿：《“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47)郑瑞君：《“灰皮书”、“黄皮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的流传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48)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9)商昌宝：《忘却创伤：文化精英在“文革”及其后的失语——以茅盾为考察中心》，《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50)张志忠：《“文革”文学的去处》，《名作欣赏》2015年第7期。

      (51)《王林日记》自《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开始连载，至2015年第2期为止，共九期。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是从1949年到1966年。

      (52)王端阳：《〈王林日记〉编录前言》，《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

      (53)徐勇：《十七年时期选本出版与文学一体化进程》，《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54)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5)马春花：《“女人开火车”：“十七年”文艺中的妇女、机器与现代性》，《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

      (56)姚新勇：《“抽空”的现代性：同质的多民族国家文化统一体的建构——当代“十七年”诗歌新论》，《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3期。

      (57)郭冰茹：《新内容与旧形式——论“十七年”长篇小说对章回体传统的吸收和改造》，《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

      (58)姜玉琴：《“两个姚雪垠”：政治时代的艺术创作——重读创作于十七年中的〈李自成〉第一卷》，《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59)有学者指出：“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当中，其身份被夹杂和模糊在政治和文学之间，严重影响了作家形成独立的精神和成熟的艺术个性，许多作家也因此丧失了自我主体的自觉……对于一种文学来说，这种自我身份消弭的危害比文学创作的中断更为巨大，它的结果是文学失去了自己”。《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问题》，贺仲明著，《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60)曾令存：《“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

      (61)程光炜：《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文献“解密”问题》，《文学前沿》2000年第2期。

      (62)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民国文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