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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5)01-0027-05
长期以来，影响世界史学科发展、涉及史学思想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欧洲中心论即西欧中心论，这是历史观问题；二是认为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这是史学体系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两种观点完全统治了西方史学。从20世纪初以来，世界史学界就不断有人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对世界史学科建设进行了探索。
最早进行这一探索尝试的是英国人赫·乔·韦尔斯，他在1918—1919年编写了一本《 世界史纲》(1982年中译本是从纽约1971年版译出的)，副标题叫《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把人类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人类在自然中的演变联接起来，把天体之一地球的演变和 生物之一人类的演变联接起来。把这两个联接作为世界史的考察对象，是很有眼力、很 有见地的举动。这表明作者的视野很开阔。这部著作是企图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 观和世界史是所有国家历史总和这个框架的重大尝试。它超越地区、国别的局限，以鲜 明的世界观点考察世界历史，按作者说法，他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物采取一种通观全局 的看法，即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他不局限于讲西方世界，而是把人类世界历史看作一 出巨大的戏剧，欧洲只是这出戏剧里较后的一幕，而亚洲中央高地、波斯(今伊朗)、印 度和中国等文化是人类这出戏剧里的一部分。作者自认为《世界史纲》描绘了世界从古 到今这幅巨大的图景。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想寻找一些现实问题的答案。如，为什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它竟会影响整个世界?国际政治的新安排会怎样?进而探索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 史的普遍动力的看法，了解人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因而将会是什么这些 问题。总之，他想从研究人类历史中寻找整个世界事务的“诀窍”。正是寻求这些问题 的答案成为他撰写这部著作的强大动力。这部书是一次宏观研究世界史的尝试，他利用 了微观研究的成果，“这本《史纲》不过是对过去百年内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胚胎 学者和任何一类博物学者、心理学者、民族学者、考古学者、语言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 大量活动所揭示的现实的初始图景加以通俗的叙述。”当然，它还不是不朽的名著，作 者自己说：“这本《史纲》是一部适合于现今用的书——它并不奢望成为一部不朽的著 作。它不过是一种通俗的叙述。”这本书最大的局限性在于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研究人 类的历史，历史观是庸俗进化论，它不讲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讲社会性质，只是叙述历 史现象。所以，这部著作很难解决他写此书提出的那些问题。这里应强调的是他写此书 的精神。他不是历史学家，是一个写推论性论文和写小说的作家，对于他，写《史纲》 是非常困难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可以说，他是对世界历史进行宏观研究的先驱。他 说：“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 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至害怕作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 ”“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确 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名望的灾难；即使作出了这个许诺，普通读者要读到这部书，也还是 要等待很多年。然而，本书作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他在性格上和意愿上与学术界的尊 严相隔有如他与公爵的爵位一样的遥远。这使得他能引起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不致像 一个公认的权威那样会招来任何尊严和荣誉上的损失以及恶意批评的危险。”作者在学 术上的勇气的确值得学习。
大约与韦尔斯著作《世界史纲》问世的同时，在理论上向西方正宗史学挑战，为世界历史认真提出新观点新体系的是所谓形态学派。近代西方史学的正宗是由德国史学家朗克奠基的，它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或本体，并把哥廷根学派提出的15世纪以后的欧洲中心说扩大为贯彻古今的欧洲中心论。形态学派向正宗史学的历史观提出了挑战。其代表人物及著作先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后来是汤因 比的《历史研究》(12卷)。他们面对的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提出了西方的 前途和命运问题。斯宾格勒认为，要认识西方世界面临的危机，要回答西方的前途和命 运问题，就必须从西方传统的狭隘眼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种包括全部千万年来 历史的世界形式的远大的、不受时间限制的远景中去考察”世界历史。他深信，西方当 前面临的问题只是一个事件、一个历史片断，只有将它放入历史整体中加以衡量，才能 说明这一事件的意义。这样他把对西方危机的说明，对西方命运的探讨放在对世界历史 整体的研究这个主题中考察。这一看法是颇为精辟的。汤因比在西方被称为“当代最伟 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指他撰写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它与《西方的没落》 回答的是相同的问题。《历史研究》从第1卷到第12卷出版(1934—1961年)，前后相隔2 7年时间。由于篇幅太长，书中引用的各种语言的原始材料很多，一般人难以卒读，美 国作家索默韦尔将该书缩写成两卷，这个节录本被译成中文(分为3册)，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主要讨论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 和机制，研究了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通过这样全面的研究来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命 运问题。他认为，各个文明的历史都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因此，在不同的文明社会之 间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文化形态学或比较形态学方法，把世界历史说成是各种文化的历史(斯说是8种高级文化，汤说26种文化，包括已停滞的5种文明在内)，研究世界历史，就是将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做形态学上的比较，找出各种文化在形态上的相似性和共同点，以此来理解各种文化，通过这种研究来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可见，他们把世界史看做是许多文明的历史，既不同于把世界史看做是各国历史的总和，也不同于把欧洲或西欧看做是世界史的中心和本体，他们认为欧洲文明不过是世界历史上先后发生的诸种文明之一。这些说明形态学派已具有从世界全局考察人类历史的思想。但是，他们对世界史的结论并不科学，在方法上滥用历史类比，牵强附会，在历史观上宣扬英雄史观。斯宾格勒在政治观点上仇视劳动人民，鼓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
1971年出版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勒·斯·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包括《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该书在宏观研究世界史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他提出了“全球观点”，认为从公元1500年起，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即由于西方国家对外扩张，各个地区间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状态开始被打破，人类全球性的联系真正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不能不带有世界性的影响。他注意说明重大事件的世界性质、世界影响，如一战的最重要的世界影响，在于开始了欧洲霸权的解体，这一过程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完成。这种瓦解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殖民统治的削弱。他看到经济上西欧衰落与美国上升(工业、对外投资)这个变化，承认欧洲面对着工人的反抗，殖民地人民普遍进行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亚洲人民中产生影响。他强调“十月革命”和美国参战的世界影响，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世界经济危机等的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都给予了重视。总之，他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分国家罗列的框架，从全球角度说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是，他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地位作用未能说清楚，他贬低“十月革命”，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突出美国，可说是欧美中心。这本书的主要问题是，停留在描述一些历史现象，不能揭示新的时代及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它不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大趋势。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史(第四部分)列的标题是：“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结论是西方国家经济上是衰落了，但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胜利了。这是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所决定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出版了一部新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继续运用全球观点论述第三世界的整个历史。
1988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轰动了美国，成为美国最畅销书之一。该书突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它把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500年各主要大国历史中生产、国家收入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认为16世纪以来各大国的军事力量都建立在其经济基础之上，而军事优势的高昂支出又反过来削弱其经济实力，因为只有依靠经济力量才能支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二是它把各大国的兴衰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考察，说明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力量总是相对的，即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并不取决于其力量和财富是否强大和丰富，而是取决于其邻国所拥有的力量和财 富是超过还是不如这个国家。这些看法都突破了西方传统的历史认识，因为它是从历史 事件的内在联系上进行探讨，从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的相互关系，从一国与国际体系 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大国的兴衰和历史的演变。
在认识和阐述史学的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编写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里，就已提出必须 放弃朗克史学的传统，抛开欧洲中心论，为西方史学重新定向。70年代他主编的《泰晤 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版，1982年中文版)及该图的文字说明，提出“放眼世界， 展示全球”以及“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的观点。这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以欧洲为中心阐述历史的旧观点，并从宏观历史的高度来阐述人类 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历史。图集通过600幅彩色地图，反映了 从人类起源到1975年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和发展，表现了人类文明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 的不同发展水平，以及不同文明在历史上的成就、挫折和复兴。这本图集的文字说明被 汇编成书，叫《世界史便览》，共127篇文字论述，分别由80位西方历史学家撰写，集 中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史的系统看法。70年代后期，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委托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它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欧美 和亚、非、拉各国历史研究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认为当代历史学的变化(新目标和新 方法的发展)是历史学的一个转折点。新目标是针对过去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现在 重点应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新方法提出要借鉴社会学、经济 学、人类学、计量分析，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这个转折点，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 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即当代历史学的变化在人类认 识史上所导致的革命，堪与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相提并论。他把这一变化看成是 历史学从伪科学向科学过渡。他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需要用全球观点取 代欧洲中心论，需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历史。这里说的全球观点，即超越民族 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与国别史拼凑完全不 同，历史学家遇到的问题是：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 的重要性，而哪些不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他提出要用分析式取代铺叙式，要在研究广泛 的材料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揭示历史发展演变的原因。以上介绍巴勒克拉 夫的这些看法是他考察了世界各国近几十年史学发展状况和趋势后提出的，反映了当代 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他的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因而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他还停留 在提出问题的阶段，他的全球观点也只着眼于地理范围的扩大，未着力说明世界历史的 发展演变及其动力。
以上都是20世纪在世界史学上进行探索并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是应得到充分肯定的。他们的共同问题在于，未能揭示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从而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类的集合体，离开这点，即离开了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就无法说明社会本质的变化，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大致与巴勒克拉夫撰写《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的同时，我国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不仅更明确地提出了世界史学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探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吴于廑认为，在西方史学中，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或本体的思想和世界史是各国各地区历史汇集的思想往往揉合在一起。代表西方史学较高水平的英国“剑桥三史”明显地反映了这两种思想。代表前苏联较高水平的另一部巨著《世界通史》，与西方著作相 比，其最大特点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 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 展的规律。但是，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 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框架下，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 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总之，西方的和苏联的世界通史著作都不是以世界为一全局，并 对它的发展进程进行综合考察的世界历史。
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史学对我国的影响很大，一个较流行的体系是按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以“先进”地区或国家进入某一新阶段为断代。如封建社会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开端；资本主义社会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社会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起点，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的历史。吴于廑教授参与编写的4卷本《世界通史》，就是沿用这个体系。世界历史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历史相加而得的总和，要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必须摆脱沿袭已久的这个旧格局，即将分期的各国历史汇编改变为综览世界全局、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他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历史观和体系两者从总体上提出并加以解决。这里，他提出的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关系世界史学科能否成为科学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对于世界史学科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是使世界史成为真正的科学的一场变革。他认为，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不能以逐个考察世界的各个局部为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考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怎样打开彼此的闭塞，怎样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相互交往、接触，最后怎样汇合为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他说，世界历史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没有全局在胸，画不成这样的长卷。他把世界历史比喻成长卷的江山万里图，是何等形象!又何等深刻!他要求历史学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从全局来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启迪下，经过长期深刻的思考，逐渐形成吴于廑对世界 史学科的系统看法(详见《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李植垚写的《无私奉献 开拓 进取——深切怀念吴于廑老师》)。吴于廑老师关于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 途径、主线和研究方法的一系列看法构成他创导的世界史观的基本点，它的核心是如何 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因此，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亲自组建了武汉大学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接着又建立了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他和他的助手及学生们以15、16世纪世界历史为研究的突破口，对世界历史上这一转折时期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先后出版了《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共3本)。他主编了国内第一部历史专业用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文字与地图的有机结合上向读者形象生动地展示世界历史的总体行程。他亲自对历史向世 界历史转变中若干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系列研究，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共4篇，第 5篇因突然病逝未能写成)，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总条目《世界 历史》。这些鸿篇巨制不仅透彻地阐述和运用了他的整体世界史观，并勾勒了世界史发 展的蓝图，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世界历史的系统看法，初步形成了他 的学术思想体系。他与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的《世界史》6卷本已出版。可以说，他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和勾勒的世界史发展蓝图，从根本上否定了多年来在国 际史学领域盛行的西欧中心论和世界史就是国别史地区史汇集的旧体系，展现了世界史 研究的新视野，开拓了世界史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他的史学思 想和实践反映了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并走在国际史学的前列。因此，他不仅 在国内世界史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外也受到同行的高度重视。由于他对我国世界史 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同行公认为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
收稿日期：2004-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