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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1597（2007）03-0072-03
1921年7月23日晚，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然而，党的两位最重要创始人“南陈北李”却都没有出席。“南陈”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正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校舍经费而四处奔忙。
对于“北李”李大钊未能参加一大的原因，史学界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
这是最流行的说法，多数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及图书均采用这种说法。这一说法主要源自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1961年，曾担任过一大会议主席的张国焘受美国堪萨斯大学以每月2000港元为“研究费”报酬之邀请，写了一部个人传记。自1966年起，这本传记在香港《明报月刊》上以《我的回忆》为题连载，反响很大。文章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① 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是北大的毕业生。他在1946年写的《我与共产党》中记述道：“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注）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②
张国焘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代表，同时是一大的主要筹备者之一，会议期间又临时代替陈独秀担任大会主席，会议结束时，还被选举为中央局的组织主任。按理说，张国焘的说法应该最具权威性。
但是细细推敲一下，问题就来了。首先，一大开会的时间正是全国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参加一大的代表中，教师学生占的比例最大。13名代表除去李汉俊、李达两位上海小组的代表外，其余11名外地代表中，教师职业的总共有5人，分别是长沙小组的何叔衡和毛泽东、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武汉小组的陈潭秋和董必武；在校学生也是5人，分别是济南小组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和刘仁静、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只有包惠僧一人算是新闻记者。其实，一大选择在暑假召开，很可能有照顾多数代表是在校师生的缘由。当时外地9名代表就租住在已放暑假的上海博文女校二楼的三间房内。而此时的北京大学的教师肯定也在假期，难道只有李大钊没有放假吗？
其次，查阅一下李大钊的履历，李大钊是从1918年初开始替代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从1920年7月起，李大钊身兼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两职，公务可能很繁忙。但文献显示：李大钊除了忙于年终校务外，他还干了别的事务，说明李大钊还是有多余的精力去上海参会的，但是他没有去参会，说明有些事在李大钊那里可能比一大更重要。
为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是“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呢？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在1979年12月21日撰写的《一大琐忆》中对此解释说：“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③ 这说明，在刘仁静看来，李大钊不去上海参加一大，其实是与他的学生张国焘早就私下商定好了的，如果别人就此发问，就按提前“研究”的回答。
第二种说法：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提这一说法的是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有文章说：“李大钊正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党的一大）。”④ 还有一篇文章说：“1921年李大钊同志因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之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另派两名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⑤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这种说法经认真推敲、查阅文献，也是不可信的。李大钊那时在北京，并没有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第三种说法：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
这种提法最早是罗章龙提出来的。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⑥
在这段文字中，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北京小组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这段回忆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正在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理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过去人们只注意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⑦ 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来李大钊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⑧
但当时摆在李大钊面前两件事，一是去上海参加一大；一是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为何李大钊偏偏选择了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呢？
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
上述罗章龙的回忆已明确说明，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了。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注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②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③刘仁静：《一大琐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④胡华、肖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第5页。
⑤药英、陈文秀：《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79年第9期。
⑥《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41页。
⑦《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⑧万安丛书《李大钊传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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