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与“布什原则”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命运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1月21日，乔治·W·布什总统开始了其八年任期的第七个年头。七年前，布什是在许多美国人对外交事务漠不关心的政治氛围下当选总统的，其最初的外交政策是单边主义和避免接触的混合，重点不明。布什入主白宫后不久，美国便退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废除了《反弹道导弹协议》(ABM)。他宣称，美国将不再去关注世界各个角落里众多的地方难题，美国不会从事世界各地的“国家重建事务”。与此同时，掌权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中的不少人——他们曾效力于尼克松、福特和里根政府的国防部和国务院——正在勾勒一项新的大战略，旨在保持美国权势领先。他们论证说，美国必须结束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代之以更为谨慎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基于以下的假定：长远来看，对美国权力优势的首要威胁是崛起的中国；无论华盛顿想要得到什么、北京宣称什么，由于结构性的必然，美国和中国会成为战略竞争者。
2001年的“911”事件使“一切都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立即从中国转到了恐怖主义(一种在“911”之前被布什新政府不予考虑和忽略的威胁)及其“盟友”，也就是被布什称之为“无赖国家”的“邪恶轴心”，包括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将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与这些“无赖国家”联系在一起。布什宣布，美国现在致力于一场不受限制的“全球反恐战争”，因为恐怖主义是无政府力量反对文明世界。鉴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自己造成的伤害，本文将考察为什么野心勃勃的布什原则没能完成其改变国际体系的目标，拖延已久的伊拉克战争如何损害了美国领先权势。
布什原则
“911”的确“改变了一切”。许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大国的攻击，也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攻击。惊醒之余，美国公众突然愿意支持这样一项国家战略，其广泛的进攻性远胜于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以来任何时候的美国国家战略。在这一背景下，布什开始采纳被称为“新保守派”或“火神”的顾问们[1] 所倡导的一系列新政策，尽管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一度提倡美国发挥一种更有节制的作用，从维护国际现状的广泛责任中后退。
作为一个保守派松散的聚合，火神包括了上个世纪70年代那些因为民主党左倾而脱党的前民主党人。对于火神们来说，冷战的结束和“邪恶帝国”的垮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减少其国家力量投入时刻的到来。相反，这是美国通过维持甚至是增加其国防开支来加强其领导地位的良机。他们论证说，维持高水平的国防开支，只是略微增加了美国经济的负担，却可以使美国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其中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会是国际体系的基石，其领先地位不再会受到挑战。火神们争辩说，美国的力量不应该浪费在“维和”及“人道主义”使命，也不应该致力于“国家重建”。他们相信，在世界新秩序中，美国的力量首先要集中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不应该让自己陷于边陲，那里的战争和动荡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也不应该参与国际制度，除非这一参与推进了美国利益，甚至是只有在美国的领导地位被明确接受时才可以参与。
布什当政初期，为了推销保持美国战略领先的政策主张，火神们指认中国的崛起是长远的挑战，声称如果要阻止这一崛起的话，就需要较早地坚定应对。[2] 2001年中美海南撞机事件引发的危机，以及拟议中的美国对台军售触发的关系紧张，虽导致了一时的紧张感，却远不足以让得意的美国公众相信，美国需要沉浸在一种冷战中，必须维持高水平的国防开支。结果，布什的民主党对手竭力要求把对富人的减税和国防开支的削减连在一起。
“911”以后，让美国公众相信有必要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变得异常容易，因为惊魂未定的美国公众愿意为国土安全免受新的恐怖袭击付出任何代价。这让火神们乘机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了或许是自美国立国以来最激进的修正。过去，历届美国总统都受制于这样的一种政策：利用美国的权势来维持现状，含蓄地反对利用武力来传播美国的思想。可是，在“911”的刺激下，新保守派抓住了机会，把美国看上去压倒性的战略优势与国内对一项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结合在一起，去除了避免使用武力这一限制。换句话说，他们把“911”看作是美国利用武力来重新塑造和改变国际体系前所未有的机会。[3] 借用康德的“民主和平论”①，他们认为“911”为美国带来一种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消除国际体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就是他们所认定的独裁和集权政权。他们声称，这些政权本质上是反现状的，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持久的威胁。易言之，通过主动出击和将美国的意志强加于国际体系，新保守派看到了实现威尔逊“为美国的民主让世界更安全”这一理想的机会。这样，布什政府开始追求一种“改变”政策，企图从根本上修正国际体系，构造一种崭新的，或许是永恒的“美国治下的和平”。
这一新战略已经被冠名为“布什原则”，成型于2002年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攻的前后。② 阿富汗战争相对说来还是有节制的，属于报复性自卫，而布什原则倡导的却是远为鲁莽的“先发制人的战争”(preemptive war)。[4] 其制定者认为，对美国来说，阻止未来恐怖袭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一种扫除正在出现的甚至是可疑威胁的积极政策。因为“恐怖分子”可能会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不能等到“蘑菇云”出现再动手，而要先发制人。[5-6] 更为关键的是，布什原则倡导“政权变更”的政策，它将有预谋地利用武力来清除反现状的专制政权，传播民主。在其清除恐怖威胁和无赖政权的努力中，布什原则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单方面行动，不允许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来限制美国使用武力。它欢迎其他国家和联合国参加到美国改变国际体系的努力之中，但是，在任何条件下，绝不允许其他国家阻止美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行动，只要它感到自己的利益处在危险之中。[7]
这样，到布什政府下定决心第一次实施“政权更替”而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时，它就已经与长期以来的美国战略一刀两断。从立国之始，美国就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寻求保持稳定的均势，但在新布什原则之下，美国成了一个“修正派的”反现状国家，其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而且，布什政府明确采纳了这样一种战略：主张永久的美国战略霸权，创建一个美国在其中所向无敌的国际体系。一句话，当国际关系理论家和评论家在论证苏联的让位带来了一个“单极时刻”时，布什原则已经在寻求将这一时刻永久化。[8]
布什原则出笼刚刚四年，但可以明确的是，不仅其改变体系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而且，美国的实力也因此大为削弱。布什原则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没有能力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稳定和功能正常的民主制度，后者已经陷入了一场日益血腥的内战；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应归结于布什原则有关美国力量范围、国际体系中权力本质这些预设观念的错误百出，归结于没有预见到推行改变国际体系、推翻其认定的“无赖政权”这样一种宏大战略的后果。最后，布什原则这些错误的假定又必须追溯到其倡导者的极度傲慢和狂妄自大，他们自以为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根本无视任何一个寻求全球统治的政权都必须面对的复杂现实。
伊拉克的大混乱
2003年3月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进攻是一次仓促的、组织不当的行动。根据这个仓促的计划，美国动用最低限度的入侵部队进行快速打击，并认定萨达姆政权一旦被推翻，一个新的民主政权将会很快掌权，美国军队就可以在短期内班师回国。至少从技术上说，这个计划很有效。美国领导的联军一进攻，伊拉克军队就溃散了。甚至共和国卫队(据说他们最忠诚于萨达姆，并拥有最好的装备)也徒具虚名、一触即溃，零星抵抗(有时相当顽强)只是来自萨达姆的突击队员(Saddam Fedayeen)。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联军就结束了主要战斗。③
战术上入侵的成功很快就被后来的发展抵消了。联军没有确保伊拉克安全的有效计划，过多地依赖伊拉克的流亡者，后者利用火神们的幼稚和意愿，使火神们相信自己具有“神奇的”想法，据此他们可以轻松地替代萨达姆政权。[9] 战事一结束，大规模的抢劫就开始了。政府机构遭到洗劫并被焚烧，联军大都作壁上观，不去维持秩序或阻止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在旧政权垮台后的几天里，包括水电在内的公共服务不复存在。有组织的抵抗初步崩溃后，反抗力量开始聚集起来，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攻击联军。
最初，布什政府无视混乱加剧的证据，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说，抢劫和暴力行为是新自由的体现，“民主就是乱糟糟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布什政府顽固地坚持这样的看法：在建立和巩固一项新的民主制度道路上，伊拉克正在取得进步。[10] 它一再声称，国际媒体所展示的混乱仅限于这个国家很少的部分。尽管切尼副总统一再讲，反抗活动已接近尾声，但是，到2006年结束，非常明显的是，难题并不是一小撮“垂死挣扎者”的顽强抵抗，或者是“圣战者”从其他伊斯兰世界蜂拥而入。[11] 伊拉克的根本难题是，将一个民主制度强加于这样一个社会：传统上，它因地方和教派对立而极端分裂，政权被一个集团用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集团。面对新民主政府将由什叶派独大这一“威胁”，担心什叶派会报复逊尼派主导的萨达姆政权的暴行，逊尼派先是拒绝参加新政府的选举，继之转向不断用暴力来抵抗美国的占领。与此同时，什叶派也分裂成对立的阵营，一些人视美国为解放者，另一些人(或许是大多数)则把它视为充满敌意的占领者，甚至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获得了事实上独立的库尔德人，也对一个统一伊拉克的观念困惑重重。不过，比起其他派别，库尔德人还没有转而反对美国。
到2006年，比起教派暴力冲突，对占领和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的反对已经退居第二位。对什叶派宗教圣地的恐怖攻击所引发的教派暴力迅速升级。[12] 随着教派暴力增多，非法民兵，包括忠诚萨德尔的迈哈迪军，在什叶派中获得了影响力。随着非法民兵影响力的增加，总理马利基领导的、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府发现自己夹在什叶派基础群众和美国保护人之间，左右为难。同时，什叶派民兵大量渗透到伊拉克的安全部队中，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导致政治对手的指责：政府支持的死刑执法队开启了恐怖时期，旨在“清洗”什叶派地区的逊尼派。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美国当局无能为力，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13] 从一开始，美国就铸成了一系列政治大错。[14-15] 急匆匆地投入战争，美国决策者让自己被沙拉比这样的伊拉克流亡者所误导，后者保证说，美国军队将被视为解放者而受到热烈欢迎。推翻旧政权之后，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任何有意义的秩序。他们仓促地解散伊拉克的军队，让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工作，接下来彻底清除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公共机构(包括官僚体制、警察)和教育机构中的影响。尽管这一做法将一小撮萨达姆骨干分子扫地出门，但是也殃及了更多的伊拉克人，他们加入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只是谋生的需要，因为党员身份在萨达姆时期是公共领域就业的前提条件。结果，伊拉克临时政府不得不从头重建，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这也是令人头痛的任务。这个任务又因为对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清洗而变得难上加难。管理国家所需要的专业和技术人员大部分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军队的解散又为反叛者提供了现成的兵源。
尽管美国人努力恢复被破坏的基础设施，但是，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只有时断时续的水电供应。经济改革关闭了国有工业，结束了普遍的福利资助，使很多伊拉克人失业，为生活苦苦挣扎；同时，外国公司，其中不少与布什政府有着紧密的政治联系，从“重建援助”项目中攫取巨额利润。面对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和摇摇欲坠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包括最有可能支持新自由民主政权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纷纷逃离这个不断对立和分裂的社会。到2006年，许多伊拉克人认为，目前的生活远比萨达姆当政时糟，而且还会变得更糟。[16]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美国继续指责“外国势力”，包括与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和伊朗有联系的外国“圣战者”。尽管一定程度上是确切的，来自其他伊斯兰社会的好战分子涌至伊拉克来对美国进行圣战，但与伊本土的反抗者相比，他们的人数很少。比起从萨达姆的军火库中劫掠来的武器，来自叙利亚和伊朗的武器只是第二位的。
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指控在政治上也存在问题。叙利亚一直是萨达姆政权的死对头，1991年海湾战争时，叙利亚甚至派它的部队和美军一起作战。而且，大马士革的政府一直专注于反对本地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长期斗争，在“911”之后，它立即支持“全球反恐战争”。然而，布什政府的一些成员和它的支持者却指控叙利亚支持伊拉克激进的圣战抵抗运动和萨达姆追随者的反叛。④ 当美国人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他们便暗示，伊拉克的这些武器已经被转移到叙利亚了。在美国支持的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反叙利亚势力通过“雪松革命”迫使叙利亚最终结束其对黎将近30年的占领之后，美国和叙利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伊朗从一开始就在布什政府的黑名单上，被视为“邪恶轴心”之一。美国的这一敌视加上随后对伊拉克的进攻，让伊朗有强有力的动机行动起来，尽可能快地获得核武器来阻遏美国要改变德黑兰政权的图谋，这也使伊拉克的政治状况更为复杂。不仅共享着一样的教派身份，伊朗长期以来还支持什叶派抵抗萨达姆政权。在反对萨达姆的什叶派1991年起义失败后，伊朗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许多伊朗训练和装备的巴德尔旅(Badr Brigade)成员还被招募到伊拉克新军和警察部队。在加强攻击伊朗的同时，布什政府似乎更认可巴格达什叶派主导的政权，尽管马利基政府的很多高官都明确表示，他们支持巴格达和德黑兰的关系走向密切。事实上，当布什政府看起来在走向与伊朗战争的时候，许多伊拉克领导人似乎更倾向这样的一个未来，届时是伊朗而不是美国会成为海湾地区的主要权力掮客。
伊拉克局势的恶化，美国人伤亡的增加，也极大地侵蚀了美国国内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布什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但到了2006年，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正在进行的战争。[17] 公众对战争支持的锐减部分地归因于没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不断有证据表明，为了证明战争的必要，布什政府向公众散布了捕风捉影甚至是伪造的证据。布什政府看起来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承认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这很可能进一步削弱公众的支持。在伊拉克日常暴力加剧的时候，布什的说法——事情在改善、胜利就在眼前，就更加不可信了。结果，他“坚持到底”(stay on the course)的呼吁听起来越来越像一张变了调的坏唱片，他也越发显得脱离现实，最终不知道该做什么。
造成目前伊拉克乱局的因素明显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美国的战争计划是成问题的，没有为战后安全做好准备，包括控制军火装备，阻止抢劫和暴力，正是这些无所作为让“垂死挣扎者”和圣战者有机可乘。更致命的是，布什政府内外的美国“专家”看来对伊拉克社会政治动力的理解极为肤浅。在相当程度上，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轻信了沙拉比的主张：将萨达姆政权“斩首”就可以触发一场民主革命。⑤ 很遗憾，他们“神奇的”思想遭遇了伊拉克残酷的现实。事实是，沙拉比和其他“温和派”在伊拉克国内既没有任何政治根基，也缺少对伊拉克政治现实的清晰了解。包括切尼和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布什决策班子虽然倡导推翻萨达姆政权已有十年之久，但其对伊拉克问题认识的幼稚程度实在令人吃惊。[17] 而且，政府内部好像没有人对萨达姆政权下列做法有着清楚、或者至少是说得过去的认识：它是如何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反对、清除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制度得以构建的“市民社会”的？局外的专家诸如肯尼思·波洛克，他曾经是克林顿政府期间中央情报局伊拉克问题分析家，似乎同样也对将一个民主新制度强加于伊拉克的复杂性所知甚少。[18] 最后，有关民主化的学术理论也被证明是粗糙简陋的，只在学术界和思想库的象牙之塔中存在，却不切合现实。因此，伊拉克泥潭与其说是美国无法确保入侵之后伊拉克安全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有关民主化的一套盲目和简单化信念所导致。推翻一个独裁者，举行几个“自由选举”，仅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转型进程——从一个依靠武力和强制来统治的政体转向一个依靠法律与合作来统治的政体——的两个步骤。正像伊拉克事态所揭示的，推翻萨达姆政权实际上释放了这个残暴的独裁曾经扼制的分裂势力，而不是为伊拉克的自由民主革命扫清道路，不是带来和平与稳定，而是导致无政府和混乱的出现。
所有这些问题又因为傲慢自大而变得更加糟糕。[19] 从一开始，布什政府就没有考虑到事态可能会不按照其计划的那样发展，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替代战略的可能性。自始至终，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及其他一些人看来都相信，只要将意志的力量和有效的公共关系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能够控制事态。[20] 这种傲慢最突出地体现在布什根本无意承认错误并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从一开始整个伊拉克的冒险就错了；错在切尼一再声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以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持久联系，实际上，这两点没有任何根据。
美国优势的终结
随着美国在伊拉克创造一种新民主制度图谋的流产，战争很快成了美国力量的主要消耗源。到2005年，美国陆地部队的主体不是已部署在伊拉克，就是准备部署到那里，或者是处于部署之后的休整，只给美国留下最低限度的战略预备队(有人估计2006年只有10000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21] 到2007年初，超过3100名美国士兵死亡，伊拉克方面的死亡人数估计在55000到60000之间。[22] 而且，战争每星期都要消耗掉美国20亿美元，到2006年底，战争的总开支几乎达到了4000亿美元。[23] 同时，赤字预算将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抬高到了1980年代冷战时期的同一水平。还有，以美国的势力来衡量，战争的真正代价远远超过了这些数字所表示的。战争之前，美国从表面上看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其国防开支大体占到了全球国防开支的一半左右，加上“西方同盟”，这个比例是65％。[24] 而所有三个“邪恶轴心”国家的军队尽管庞大，但没有一个能够接近美国军队的技术能力。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拥有美国一样的“战略投射力”，它可以让美国将大量的陆海空三军投射到几乎全球的任何地方。此外，美国维持如此庞大的军备，只是用掉了其国家财富的很小一部分，相当于4％左右的GDP，因此，它不仅能够支撑高水准的军备，而且依然可以享受国内的繁荣。
但问题是，实力不能够光用绝对甚至是相对的数字来测量。毫无疑问，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花费了更多的军费，拥有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不过，对实力的最终衡量是与对实力的需求相对的。以伊拉克为例，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却被一支反叛力量拖入泥沼，他们的人数在2-3万之间，其中包括800-2000的外国战士，只有有限的资金支持。[25] 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并制造一种看起来美国无法取胜的气氛，这个多头领导的伊拉克反叛力量设法耗尽了美国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军事优势的实质性部分。就美国地面部队而言，这个说法大部分是正确的。目前美国海空力量基本上没有受到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影响，所以还不能把美国看作是“纸老虎”。不过，大量陆军受到掣肘，巨额金钱消耗的现实，让美国不能再尝试“政权更替”的任何新图谋，因为即使布什政府希望通过打击叙利亚或伊朗来扩大战争，目前也缺少这类重大行动所需的地面部队。
伊拉克战争不仅将美国军队拖入到代价昂贵、没有终点的反叛沼泽，而且还极大地损害了其与多年盟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削弱了自己的“软实力”。[26] 在2003年3月匆忙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布什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外交。可以对比一下，布什的父亲，乔治·H·W·布什，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花费数月，耐心地建立要将萨达姆逐出科威特的联盟，而在2002-2003年，乔治·W·布什也要求其他国家支持美国，但却是摊牌的口气：你或者站在华盛顿一边，或者反对。当人们要求说明战争理由时，布什政府“做出”了萨达姆继续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与“911”恐怖分子有联系的证据。在法、德、俄、中等国家明确表态不买美国的账时，另外一些国家领导人通常是在面对国内强大民众反对的情况下，参加了这个所谓的“自愿联盟”。毫不奇怪，当真相大白，伊拉克局势恶化，2003年的同盟国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留下美国和英国独扛军事重任。不过，随着英国执政的工党内部对首相布莱尔和战争支持的锐减，英国的承诺也日益变得不可靠。
对西方同盟损害的最终程度很难衡量，因为公开决裂或是被避开了，或是随即被掩盖起来。这样，至少从表面上看，美国维持了与大部分世界大国的密切关系。不过，美国维系这些关系以及领导其盟国进行决定性军事行动的能力已经远不像战前那样有把握。同样可以假定，如果再要进行一场新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布什政府几乎不可能召集起任何有意义的联盟了。
战争不仅削弱了美国领导西方同盟的能力，也损伤了美国的信誉。就像说谎的孩子喊狼来了一样，布什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它在伊拉克问题上误导了国际社会(当然还有美国公众)，未来再要宣称存在着“显现”的威胁自然会受到相当的猜忌和怀疑，甚至是公开的嘲笑。因为“先发制人战争”背后的预设是，美国不能等到敌人公开攻击它，或者是等到敌人攻击的意图明确时动手，美国必须在敌人有攻击的可能性时就采取行动。其他大国显然不大愿意接受布什政府的下述“言辞”：“可能”有某种威胁，国际社会不能够等待。类似地，在目前的节骨眼上，布什政府也不大可能让美国公众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相信，他们应该对布什的言辞保持信心。
在这一背景下，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基础可能比美国与其同盟的关系以及国际信誉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在总统掌管着不受挑战的国内权威，能够将美国军队投入到先发制人的战争而无须顾忌政治后果的情况下，布什原则才能够存在下去。“911”袭击造成了国内的一种共识，它为一项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所必需，就在袭击后的几个月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欢迎布什原则。怀疑者被贴上了“不爱国”、“懦夫”的标签。精心地利用美国人的恐惧，布什得以依靠反恐战争为共和党在2002年国会中期选举谋取好处。然后，他很聪明地拿约翰·克里在越南战争中的服役问题以及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做文章，让美国选民相信他的政治对手在“反恐战争问题上懦弱”，只有他才具有作为“战争总统”的个性和道德上的坚忍不拔。
只要美国人相信美国正在伊拉克赢得胜利，反恐战争就对布什政治上有利。[27] 当战争陷入泥沼，公众对总统的信心便迅速下滑，在200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选民转而反对共和党。民主党选民团结一致，积极参加投票支持反战的候选人。独立的选民是共和党在以前选举中赢得胜利的关键选票，现在转而投向民主党。就连共和党选民也因为受到伊拉克局势影响而士气低落，一些人干脆脱离了共和党，另一些人则作壁上观，选择不投票来表达自己的不快。结果，共和党12年来第一次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6年来第一次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
从理论上说，民主党控制的新国会有合法的权力来迫使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作出决定性改变。宪法赋予国会的“钱袋权”使它有能力结束美国在伊拉克的卷入，只要它拒绝给战争拨款即可，就像当年它对越南战争所做的那样。但是，目前的政治氛围不允许采取这样的剧烈行动。尽管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现在相信战争是一个错误，但是对战场上部队的支持率依然很高。因此，民主党人任何看起来会损害美国保护其在伊部队的行动，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民主党人必须从2008年总统大选的角度来保证自己的政治行动万无一失，保证不给共和党可乘之机，避免再次被后者抹黑为国家安全和反恐问题上的懦夫。批评布什的民主党人也必须在战争问题上小心谨慎，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过去都支持了战争。民主党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替代政策——它不能冒被选民视为“削减和逃跑”这样的危险，这一事实，使他们要攻击布什变得有些困难。换句话说，政治限制了民主党国会使用预算权的能力。
尽管政治可能排除了国会强制性地改变伊拉克政策，布什政府仍然面临着要其设法制定出某种撤退战略的巨大压力，它允许美国宣称获得了成功，至少在美国军队撤出和全面内战之间的“体面的空隙中”脱身。这个压力既来自其他政治势力，也来自共和党内部。很简单，共和党人不想让伊拉克的乱局成为2008年大选的一个问题，因为届时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比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还要大。
布什“坚持到底”的呼吁也受到了美国军事部门日益增强的反对。甚至在入侵之前，就出现了怀疑战争的情绪。一些高级军官，拥护“鲍威尔原则”(也就是强调对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使用)⑥，质疑拉姆斯菲尔德战争计划的明智性，后者主张用最低限度的15万人左右的兵力。⑦ 他们论证到，为了确保伊拉克安全，至少还需要10万的兵力。拉姆斯菲尔德压制这些反对声音，将批评者排除在计划讨论之外。正像一些人所预料的，美国军事当局很快发现，进行战争的部队装备不当，甚至经常是装备不足。在很多军官看来，这场战争很可能对美国军队整体产生持久的伤害，在很多方面就像几十年前的越南战争那样。
总之，伊拉克乱局终结了布什原则的生命力。首先，这一原则的言说是基于赤裸裸的硬实力，它让布什政府有能力图谋改变所谓“无赖”国家的政权。由于陆地军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继续陷于伊拉克，美国现在缺少推翻“无赖政权”的“陆上力量”，除非这个政权摇摇欲坠。
其次，布什原则的腔调是单边主义的，但它依赖于能够让美国“主导世界”的软实力。[28] 在用于阿富汗时，它是有效的，因为国际社会理解并接受美国出于自卫进行反击的权利。在伊拉克战争初期，它部分有效，当时一些主要大国愿意给美国一些支持。但随着战争久拖不决和美国信誉受到侵蚀，其他国家明显不再愿意跟随美国。这样，布什政府就失去了那个软实力。此前因为获得其他大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这个软实力曾经是至关重要的“实力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布什原则有赖于国内共识，它使总统几乎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仅是使用武力，而且可以确定武力使用的时机和地点。就根本而言，先发制人战争是一个猜测的问题，因为它要求在威胁发展到出现证据之前采取行动。考虑到事关隐蔽团伙和阴谋诡计的情报工作本质上是不完备的，这就意味着先发制人的战争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要支撑一项先发制人战争原则，公众必须暂时搁置其怀疑，只对总统的言辞有信心。目前，美国公众对布什的正直和诚实产生了怀疑，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言辞了。充满疑虑和怀疑的公众又在华盛顿造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在每一个转折时刻布什都会面对着质疑和怀疑。结果，他实际上失去了制定一项咄咄逼人的国防战略诸如布什原则所需要的政治行动自由。
或许更为要命的是，伊拉克的挫折可能会削弱美国抗击恐怖行动真正来源的能力，它对穆斯林国家的进攻已经让下述声音变得可信：美国是现代反对伊斯兰世界十字军的领导者。一句话，对伊拉克——它在2003年既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支持激进的穆斯林——的入侵，已经成为召集恐怖主义组织的号声，后者倡导对西方进行“圣战”。
布什原则的核心实践伊拉克战争，其开局和大部分战争一样，领导人声称这是正义和必要的。他们保证以最少的牺牲和最低的代价快速获胜。他们说，美国的士兵会被视为解放者，独裁者会被打败，伊拉克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名胜地。勇敢和决定性的行动会赢得一个民主和平的新时代。四年过去了，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也像大多数的战争一样，赢得迅速和决定性胜利的最初许诺被证明完全错误。代价远远超出事先的估计。现实表明，实际情形远为复杂，问题更为棘手。
从具体数据来看，战争的直接代价可能不是很大。美军阵亡人数尚不及越南战争的十分之一。4000亿美元战争财政代价与美国经济规模相比也不算大。不过，对美国实力的损伤却是灾难性的。战前，美国像巨人一样掌控着国际体系。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初期，美国的轻松胜利证明了其军事实力的强大。此后，美国的实力急转直下。这部分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地面力量陷入到了一场持久、复杂的反叛和教派冲突交织的战争；但更为关键的却是，布什政府有关伊拉克的判断被证明是虚妄的。结果，美国丧失了在国内外的信誉，同时，它失去了行动自由，而正是后者使布什原则可以傲慢地宣称，美国有权改变国际体系、决定它的结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政府想通过入侵伊拉克来取得美国统治地位的图谋，很可能促进了本·拉登这类人——他们想看到美国的削弱和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化——的目标而不是打击他们。
经历了这一宏大野心的失败，布什政府在剩下的两年任期里不得不面对两难选择：或者收拾残局，重建美国的实力，或者面对进一步衰落的前景。在最好的情形下，布什政府面临的挑战也是让人灰心丧气的。这届政府虽然已经摆脱了“第一团队”——这批人策划了改造世界权力结构的全球战争，但那些留下来的人，诸如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顾问赫德利，仍无力找到伊拉克难题的解决之道，只得回归到无休止的穿梭外交战略，他们的目的看来主要是制造正在行动的姿态，而并未获取一些清晰确定的目标。副总统切尼被很多人认为是布什原则的总设计师，现在也退居幕后，但依然顽固地坚持这样的看法：伊拉克的胜利“就在眼前”，只要美国能够扩大冲突，打击反叛者的后台伊朗和叙利亚。布什本人则愈加困惑烦恼，无法理解为什么公众不再回应他的花言巧语，为什么不能够自如地掌管政治议程。这样，布什政府似乎没有一个可以应付伊拉克残局、替代业已失败的布什原则的其他选择方案。最后，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跛鸭”总统，布什所面对的持续不断的政治攻击，不仅来自反对派民主党，而且还来自共和党，后者甚至可能更激烈。曾经一度盲目地跟随着布什走上战争之路的共和党人要想继续控制白宫和华盛顿权力，却要依赖于他们与布什拉开距离的能力。概括地说，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里，布什政府面对着令人泄气的挑战，要求有创新的战略思考。不过，主导白宫思想氛围的是围城心态，它将抵制变化。
注释：
①参见Bruce Russett,Christopher Layne,David E.Spiro,and Michael W.Doyle,The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no.4( Spring 1995) :164-184.
②有关布什原则的出现及其本质可参见Robert Jervis,Why the Bush Doctrine Cannot Be Sustained,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20( 2005) :351-77; 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18( 2003) :365-88; Walter Lafaber,The Bush Doctrine,Diplomatic History,26( 2002) :543-58.
③有关伊拉克战争，可参见Thomas E.Ricks,Fiasco,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New York:Penguin,2006; John Keegan,The Iraq War:The Military Offensive,from Victory in 21 Days to the Insurgent Aftermath,New York:Vintage,2005.
④在其掌权期间，萨达姆是一个世俗分子(secularist)，受到了像本·拉登这样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决反对。事实上，在1990年，本·拉登曾经表示，愿意动员组织一个圣战者军队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在几个关键的方面，据信是沙特政府决定拒绝本·拉登的帮助，允许“异教徒”的美国人派军队进入自己“神圣”的王国，此举触发了本·拉登反对西方的战争。
⑤当然，在拉姆斯菲尔德将国务院所有的战前设计概要地透露出来时，问题变得更糟了。因为国务院的计划明确警告，美国需要尽快确保安全，阻止法律和秩序的解体。(Andrew Cockburn,Rumsfeld:His Rise,Fall,and Catastrophic Legacy,New York:Scibner,2007)
⑥这一原则是鲍威尔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提出来的，当时他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译者注。
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务卿鲍威尔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勾画了鲍威尔原则，现在却赞成违反这一原则中每一个主要内容的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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