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变迁与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阶层论文,阶级论文,政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3-0005-08
众所周知，从积极的意义而言，社会结构决定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主体力量和具体进程，而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则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状况和分化程度，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正因为如此，观察和分析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就更应当观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系统分析社会结构变迁对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影响。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发展变化与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1]。由此可见，通过加深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促进政治发展和全面进步，已经成为了从国家领导层到学界的一种共识，根据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来制定和调节发展规划，也正是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概念与理论
所谓社会结构，从广义而言，指的是社会基本组成部分之间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内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有序的关系网络。在社会活动中，社会基本组成部分之间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内部诸要素之间不断相互作用，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的各种关系形式，从而形成社会的总体结构[2]。特定性质与形态的社会总是具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自身的结构模式和功能，对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或者制约作用。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是启动社会政治发展的前兆，同时，具有多元、稳定等特征的社会结构又是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而言，社会结构可划分为总体结构、子结构、亚子结构等不同层级的社会等级类型结构，也可划分为阶级、阶层、民族、职业群体等不同域别的社会群体类型结构。在上述结构的变迁中，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更多的是后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在各种社会群体类型结构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则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首先是各种结构的分化和变形，而且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是具有处理持续变迁的能力。”[3]我们之所以在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考察中要特别强调考察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内容，一方面是由于唯物史观注重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容，在对利益结构和功能结构不断调整的社会结构变迁史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视为社会结构理论中最基本的要素，而生产关系又恰恰是划分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类型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影响，并不仅仅社会在生活领域引起群际关系变化，而是会迅速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定阶级、阶层在历史舞台上的兴亡更替，既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被视为特定社会结构自身命运的缩影。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所反映的是由分化和流动产生的各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它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意味着社会成员按照特定标准，使具有同质性的社会群体间对于各类社会资源和群体等级序列予以安排。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中，主要是以对一定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阶级划分，以此来阐述社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这一分析框架在揭示社会历史变迁的实质方面显示了极强的解释力。而其在当代的发展，则吸收进了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部分内容，通过深入更加微观具体的社会结构领域的研究，继续发挥着基础理论的重要作用。
在以往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引起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经济动因，对结构变化结果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利益分配机制相关的问题领域内。从根本上说，经济因素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且得到了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认同，相比较而言，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与国家之间都不是简单的分立或者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时，政治领域内的相关变动同样不容忽视。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说明，从严格封闭的身份等级社会到开放流动的多元社会的转变，从不平等叠加的简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到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多元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转化，从精英与大众间壁垒森严、截然分立的关系模式到精英与大众间合理流动、协商合作的关系模式的转变等等，无不与政治现代化的内容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现代变迁对于政治现代化进程而言起到了先导和保障作用。与此同时，政治领域内的发展变化，又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政治性动因可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首要因素[4]。因此，在研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把握好它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研究经济领域内的相关关系一样，都是构成狭义上的社会结构变化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根本上说，社会结构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任何时代的社会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开特定的社会结构质的和原则的规定性，不可能超越该社会结构所能容纳的政治社会变化能量的范围和限度。但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表现形式往往不是简单的决定与适应的关系，我们说社会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的结论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特定阶级阶层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力量对比和彼此关系状况，诸如主导阶级阶层确定的发展价值取向与任务同其他阶级阶层根本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适应性，能获得其他阶级阶层成员多大程度的认同和支持；以至于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推动整个社会结构向着更加合理、公正、和谐的方向转化；还是无条件地偏向特定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需要，以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为借口，机械地维持特定的社会结构，抑制社会发展的变革性力量。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以正面影响的形式表现出来；反之，则可以认为是一种负面的表现。同样，社会发展也不是被动地适应着社会结构的质的规定性，而是在能动的进程中起着催生新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整合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作用，社会发展本身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而言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而两者互动的结构就是将这种挑战的压力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最终实现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理论和实践的拓展。
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具体而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就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对于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而言，首先，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类型是确定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原则、价值取向的基础。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从结构性意义上确定了政治发展的原则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作为该结构中掌握主要资源的阶级阶层无疑是该社会发展的主导者，这些阶层群体的利益所在正是由其主导的政治建设进程的核心任务所在。而作为维系它们根本利益的相应政治价值体系，也必将随着社会政治朝向有利于保证其合法性地位的方向发展而被推广到整个社会。在相当范围、相当长时期内得到较为普遍的接受和认同，进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遵循的主流政治原则和价值规范。以政治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近现代民主建设为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对于政治民主发展的价值，就在于它推动了社会成员从传统社会等级森严的身份结构体系中解放出来，在不断的阶级阶层间的斗争、博弈过程中，巩固和维持政治关系结构，为政治民主的实现创造出公民在身份上相对平等、个体发展比较自由的政治主体。同时，在简单一元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被日趋复杂多元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所取代的过程中，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功能的专门化也得到了同步实现。在阶级阶层多元分化的情况下，阶层间不存在绝对固定的界限，流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也被分散于分工更细化、功能更专门的分化了的政治结构中，这种政治结构各组成部分之间斗争、合作、协调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导致了一个协调社会成员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网络结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其次，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决定着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组织形式、主要任务和实现道路。特定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决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少数领袖人物、领导群体的主观倾向或者是历史的某种偶然性。恰恰相反，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一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道路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影响下孕育出来，并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的。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基本稳固，或新的社会结构出现有较为明确预期的情况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道路，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具体状况。一方面，特定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居于主流的政治价值在一开始就确定了所选择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道路质的规定性，这意味着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正常轨迹必须以一定的特定政治原则为指导，而不能背离特定的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往往是决定体现某种政治价值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轨迹，显示出通过选择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去适应当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规律的事实。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不能成功并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指明方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规划的政治图景不能充分反映处于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实际要求，作为革命领导者的阶级既无法对社会结构的现实状况形成一个准确的把握，又缺乏对于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正确认识，更遑论还要受限于并不代表当时先进社会生产力的阶级自身的局限；同理，后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存在同样的先天不足，并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当时的中国还面临着领导阶级软弱无力，中外反动势力极为强大，而其理论和实践始终处于无法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足够理解支持的困境。与之相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则正是基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实际情况，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的理想典范，它从根本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和适应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所规定的政治原则和价值规范，因而也就能在最大限度上组织积极的社会力量，奠定不可动摇的社会基础。
再次，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促成一定的政治文化转型，塑造具备现代政治心理特征的合格的政治人。按照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定义，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体系及其各组成结构的态度以及对自身在政治体系中所处的角色地位的态度等主观方面的因素[5]。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带有臣民特征的政治文化，它适应特定的身份等级结构，以先赋性的社会身份地位来规定不同群体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缺乏自主意识的被统治阶级阶层成员与政治精英群体之间，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管控与被管控的关系，他们无法感知自身对于政治系统可能发挥的影响，在政治文化系统中只能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而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以经济地位为突出表现的社会身份的改变，自然地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处于这种具有明显世俗特征的公民型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社会成员，确信自身的判断力而不再盲从外在权威，肯定自身的行动能力而不再满足于消极被动的政治角色，具有更强的主体意识，以客观、理性的眼光分析社会政治现象，从而以积极的态度、行动投身于政治生活中[6]。很显然，在这种政治文化巨变的过程中，由阶级阶层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政治系统中地位的根本变化是重要动因之一。
最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还是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根据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社会结构如果以经济地位居于中间等级的阶层为主体，较高等级和较低等级的阶层群体规模较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情况下，中间等级阶层群体因其积极的政治态度，相对成熟的政治心理和平和的政治行为，以及追求稳定社会环境的一贯愿望，创造出以社会协调一体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并以其经济地位作为维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成为保证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7]。从这两方面积极的意义看，日益壮大的中间等级社会阶层事实上发挥了维持政治稳定中坚力量的作用。当然，这只是从社会结构对政治稳定的意义而言的。事实上，决定和维系政治稳定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同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不同阶级阶层的差距在相对公正的前提下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各阶级、阶层利益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并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结构拥有流动的机会，创造出不同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形成的，一种以政治民主为基础的更高水平的政治稳定。
当然，作为一个互动关系结构的另一方面，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也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带来的政治体系功能的发挥，是改变影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在古代社会里，政治体系致力于维持一种差序社会层级结构，不同阶级阶层间的流动受到了政治强制力的严密限制，整个社会结构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刚性特征，其中主导社会成员阶级阶层身份转变的主要动因是来自于政治方面的，而且这种被有意识地维持的政治身份的不平等还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叠加起来，成为导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日益僵化的主要原因。而政治权力直接影响相对弱化的情况下，其作用转向对社会自发秩序的规范。它不再根据统治阶级的主观意愿来设定某种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而将促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变迁的主要任务移交给经济，自身则肩负起调整仲裁阶级阶层间利益关系，弥补社会结构自发变动负面影响的职责。如果没有发生上述这种作用模式的积极变迁，那么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整体积极变迁就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对于特定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具有催生、分化、整合、规范、导向等功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不仅决定了影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动，而且更为直接地造就变迁后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整体图景。首先，从宏观社会结构的产生来看，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政治革命，导致其产生的重要原因都可以归结为现有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不同程度的不合理性，因而其直接目标也相应地指向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其后果就催生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当然，这个新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主体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反过来又影响之后的政治发展进程。其次，政治发展进程往往在某一时期也是一个分化、整合社会阶级阶层力量的过程。在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进程中，某些阶级阶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变，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也相应地集中到它们手中。在新的利益格局条件下，这些群体一方面从整体上巩固着自身相对于其他阶级阶层群体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内部不断发生着新的分化。与此同时，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群体出于对在新社会结构中分配到的权益与自身预期之间落差的失衡，调整着各自的政治心理和行为取向，加之主体阶级阶层内部的分化，这种政治发展又是一个凝聚着新力量、酝酿着变革的过程。在人类历史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周而复始的社会结构变迁的不竭动力正是取决于政治发展所改变的阶级阶层力量的对比和调整关系。再次，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发挥规范、导向作用。政治发展进程对特定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所确定的价值取向不仅仅是简单被动适应，伴随着特定政治体系合法性地位的稳固，它必然也要制定出一系列带有不同程度强制性的政治规范，引领和规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使群体间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不超出政治性规范的限度，不动摇特定政治体系的阶级基础。显而易见，这种努力的后果必然受限于政治规范得到有效贯彻的程度，而其动态的进程也同凝聚社会力量方面的进程一样，不断孕育出新的变革的种子。
再次，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政治价值观念的进步是稳定阶级阶层关系结构的基础。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阶层分化，而阶级阶层分化所必然带来的又是社会群体间异质性和阶层间差距的显著增强，这就需要一种保持社会结构合理性的协调机制。除上述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外，政治文化具有同样的意义。在这种环境中，政治系统方面输出的政治文化促使不同阶层群体的成员能够相对客观地分析造成阶层间差距现状的主要原因，对其中居主要地位的合理内容予以接受，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内容，则确信自身拥有足够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渠道，去影响政府或其他阶层而加以克服。由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动使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本身的合理性和作为利益关系互动协调结构的合法地位得到有效的保障。
最后，政治发展带来的政治系统功能的完善，有助于处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作为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利益关系分配结构，改变不同阶级阶层间的相互关系，重塑社会规范秩序，这其中难免会催生一系列不同性质的社会问题。政治发展带来的政治系统功能的强化，有利于提高政治系统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从而也有助于将社会结构中各种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缺陷引起的问题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三、新中国60年来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阶级阶层结构高度分化、流动，推动了政治系统的结构分化和功能强化，促进了政治权力的制度化进程，并将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政治文化的变革建立在一个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政治发展的相关成果也反作用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进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不断调整的前提下，政治权力得以以一种全新的作用方式积极介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过程，保证了整个社会结构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变革趋势。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治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中反映出来的趋势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同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
审视6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影响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形态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性动因，其二是经济性动因。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两类动因先后在社会变迁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由此，60年来社会结构变迁也就明显地体现出一条由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为主转向以经济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为主的发展轨迹。社会结构在60年来变迁过程中体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其一，从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到以经济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的转变。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所谓的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指的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以经济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则是指因财产、收入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现象。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社会结构中的群体间差别主要是通过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反映出来的。这种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原则，结合延续自革命时期的对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认识，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结构构成因素。其最大的后果是在经济地位方面相当程度地消除差别的同时，却在政治领域里创造出了地位和身份的差距。这种经济地位的平等与政治地位的差异不相对应的情况，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意义不断弱化，与经济地位差距扩大相适应的以经济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断增强，并最终取代前者成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依据和方法。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开始表现为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并且前一种不平等还是因后一种不平等的存在而得到固化，甚至体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此可见，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与以经济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可能同样会带来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后者取代前者成为主导性因素的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就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而言，轻率地断言从以政治动因为主的社会分层角度出发的分析，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做法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其二，从人为主导为主到以社会自主变化为主的社会结构变迁形式。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和变迁形式主要是人为主导型的，尤其是表现为政治强制力介入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以对社会结构的国家解释为基础，在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了从城市地区到农村地区的简单形态的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并且，这种结构在政治强制力的保障下很快稳定下来，维持了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发生的范围和影响相对较小的几次社会结构变动也主要是在人为主导下进行的，并且主要反映出的是主观的判断和愿望。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经济动因激发的阶层分化，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则更符合以往社会科学理论对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一般认识[8]。这种以社会自主变迁为主的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面貌，体现出超过以往人为主导型变革的变迁活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放任自由的社会结构变迁形式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对这种社会变迁形式做出一定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回到人为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变迁方式的老路上去，而是需要在客观分析社会结构变迁具体后果的基础上，发挥社会自主变迁力量积极的效果，同时有效地限制其消极作用。因此，在具体分析社会结构变迁方式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宏观方式的转变，也不应该忽略新时期里宏观框架下一些更趋合理化的调整。
其三，从简单的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到多元复杂的阶层社会结构。建国以来，尤其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当时主要包括了两大社会阶级——农村地区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地区的工人阶级，以及一个阶层——即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的知识分子阶层。排除“敌对阶级”的身份认定之外，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大体状态与上述解释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一具有很强政治刚性的结构中，因社会分工等原因引起的阶层分化的影响被控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惟一例外的分化情况就是从主体阶级阶层中不断分化出的干部阶层，但这一阶层作为独立阶层发挥作用往往又受到主要来自于政治领域内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从城市到农村，简单的社会阶级结构被彻底打破，不仅两大主体阶级和一个阶层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带来的阶层身份和相关地位、待遇之间的差别也随之迅速扩大，更重要的是与这种社会结构不相适应的，以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为代表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结构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而推动着社会向着更加多元基础上的一体化方向不断迈进[9]。与之相适应的在较长时期内被沿用的阶级划分为主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的原有地位，也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结构的同时，更加重视阶层分析方法的重要价值。在新的分析框架下，分析者引入更多具体、细化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结构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当然，这种分析方法的变更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阶层划分的研究法并不排斥阶级划分的基础性意义，也不否认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问题可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以更宽泛的阶级为主体造成的社会问题。
四、新中国60年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中对几个特点的概括，我们可以对6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进程形成一个大致的认识。但当这种认识转化为对具体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评价时，似乎还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总体评价的基础，应该考察这一结构或其变迁与当时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从总体上看，某一结构或变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就可以对其做出一个正面的评价。在此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时期里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方向在后来看来可能不是最佳的选择，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却往往是惟一现实的选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具体评价，才可能是历史的、理性的、客观的和辩证的。
其二，对于特定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具体评价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对具体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评价，应该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不断做出调整，使其适应引导社会结构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的现实需要，形成一种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积极的与理性的评价体系。
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范畴和重要内容，更是保障社会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践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以社会结构的协调与和谐，保障社会运行与发展的协调与和谐，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迅速发展，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并已成为当前事关全局、事关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课题。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反复强调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发展变化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与认识，强调要通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来提高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一个时期以来，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积极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整合与配置，极大地提升了经济社会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但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结构不合理、结构性障碍等问题仍大量存在，由此带来的结构与速度、结构与效益、结构与和谐、结构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在有些方面，结构性问题甚至还日趋严重。因此，进一步自觉地加强对我国经济社会结构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是深入认识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更好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
社会制度确定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社会制度公正与否是阶层认同意识形成的先决条件。正如罗尔斯(John Bordlley Rawls)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0]公正的社会分层机制、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和谐的社会价值体系是阶层认同意识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基础。在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指出，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存在着不合理之处，阶层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且呈现不断固化的非良性发展趋势。在完善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进程中，建立起一套较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层机制和阶级阶层关系体制的意义至为关键。
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是国家——社会关系形成的根源，而社会结构正是两者关系的表现形式，是规定公权力的合法化边界的尺度。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考察，可以从制度变迁所引起的国家——社会两者关系变更的角度着手，将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概括为从乡土模式——单位模式——公民社会模式三个阶段，其考察的结果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开始出现；同时，由于原有制度的逐步失效，伴之以新制度的未能同步完善，便出现了新旧两种体制在变迁过程中无法涵盖社会管理的所有领域，亦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这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而又无法回避的现象[11]。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制度供给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参与需求，因此导致参与冷漠或者参与过度的不和谐现象。如何恰当地把握社会的参与需求规律，从而推动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能够承载社会的参与需求，是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意义所在。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变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并不会自然实现理想的均衡状态，反而可能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在资源分配上出现严重不均甚至是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时，政府在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权力运行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就难免导致政治生活领域中出现诸如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对于利益的分配都起着很大的负面作用，破坏公平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不合理和阶层之间关系的紧张。要想防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结构中的“马太效应”问题，建立起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至关重要，也可以认为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的关键所在。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克服社会结构中结构性问题和塑造各阶层对于政治共同体普遍认同意识的制度基础。重建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大力调整、改革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建立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化解和基本权益保障机制，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对于形成良性社会秩序的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问题的解决还关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一定的价值观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的反映，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仍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阶层利益群体的不断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诉求，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因此产生两种错误的态度，即或对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自然解决不同文化间协调共存问题的能力过度乐观；或对不同文化间良性互动的前景过分悲观。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演变不是一个人们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介入这一过程，推动其朝向良性秩序的方向发展；其间，如何形成确保各阶级阶层的和谐共处的基本文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权威地位，是能动地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它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睦、形成和谐社会的合力意义重大。
纵观60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迁时代，社会结构继续分化、流动与固化趋势并存，这种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与负面后果同在，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也自然而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通过制度安排，引导社会阶层的合理分化，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协调各阶层的矛盾、整合各阶层的利益的有效机制；建设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的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协调发展，这不仅是新时期新形势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提出的新问题；而且也将成为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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