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路径研究——长三角地区实践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先有工业化才会有对农业的反哺
工业反哺农业，顾名思义，反哺必须先有哺育。只有在农业哺育出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后，才会提出反哺农业问题。原因是由农业哺育非农产业到反哺农业既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是培育反哺能力的结果。
从我国工业化的历史看，工业化确实得到了农业的哺育。在上世纪50年代的城市工业化中，除了工业的自我积累外，相当一部分积累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获取的农业部门收入。上世纪80年代的新一轮工业化的特点是在农村发展工业，在乡村兴办非农产业企业（乡镇企业）。农民利用农业的集体积累和家庭积累发展乡镇企业，也就启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也创造了城镇化模式。
农业哺育工业化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在二元结构基础上，如果没有三农以外的发展也就不可能真正启动三农的发展。第一，在我国的传统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刘易斯所揭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强制性投入，严重阻碍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因此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转移剩余劳动力。第二，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工业借助自身的积累和发展不仅有吸收和消化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而且具有反哺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能力。根据先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的经验，与推动三农发展相关的发展包含三个方面的过程：一是以剩余劳动力转移来减少农民，二是以非农化（发展非农产业）提升农业，三是以城镇化繁荣农村。这三个方面发展既有农业和农村哺育工业和城市的过程，也有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过程。实践证明，在长三角等工业发达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而在农业集中地区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是工业化水平低，缺少能够反哺农业的工业。
如果用刘易斯的“转折点”来说明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由哺育工业到反哺农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时滞。转折点前工业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极为有限。明显的例子是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就没有立即产生反哺农业的效应。原因是当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在城乡分割和封闭状态中进行的。这个过程虽然有过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但总体上没有什么要素和收入流向农业和农村。但是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不是这样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没有等到进入“转折点”就开始了。
从长三角等地的实践看，在农村推进工业化可以和反哺农业同时进行。乡镇企业与农业有着天然的联系，既有同一地区范围内的联系，又有同一家庭内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工业反哺农业的相应形式。首先是收入的反哺，主要通过农民家庭成员在乡镇企业就业取得收入。1992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净增部分的61.7%来自乡镇企业。江苏全省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平均收入为 291.6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7.49%。其次是资金的反哺。乡镇企业一般都会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农业资金投入。乡镇企业的资金投入成为农业投入的重要来源。再次是减轻农民负担。社区建设的费用主要由乡镇企业负担，农田基本建设费用甚至农业上缴税费的负担也可能由乡镇政府向乡镇企业统筹。这就大大减轻了务农农民的负担。所有这些反哺产生了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正效应，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业产量没有降低，还有显著的增长。农村也因为发展起了小城镇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落后状态。
当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的水平后，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反哺的内容由收入反哺转向要素反哺。二是反哺的范围，由乡镇范围内的就地反哺转向跨地区的反哺。这一区域吸收数量极为可观的外地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就业。这种跨地区的反哺，不只是收入的反哺，同时也是接受人力资本投资。
表1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注：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水平也高于其他地区。这可以由城乡差距的区域比较来证明。2004年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3.21:1，而收入差距较小的五个省市由低到高依次为：江苏2.2:1，天津2.28 :1，上海2.36:1，辽宁2.42:1，浙江2.45:1，尤其是江苏，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反哺力度最大，因此这里的城乡平均收入差距一直保持全国最小水平（见表1），2005年的城乡差距，全国为3.22:1，江苏则为2.33:1。2005年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全国平均3.39:1，江苏为2.45:1，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哺育和反哺的不对称扩大城乡差距
虽然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是互动的，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力度是不对称、不均衡的。哺育了工业和城市的农业和农村，虽然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但所得到的回报与其贡献是不对称的。工业和城市较农业和农村发展得更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得到了进一步地扩大和强化。
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阶段所需要的各类有形生产要素基本上都是农业和农村提供的。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都来自农业，农民利用自己和集体的积累来解决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工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则就地取得。农村中的能人也大都进了乡镇企业。小城镇也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己建的。
起初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民离土不离乡，现在又出现了农民离土又离乡的现象。大批农民工进城创业和就业。城市中出现了许多行业离不开农民工的状况。尽管不少城市在提高农民工待遇方面采取了措施，但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城市同等劳动力同工不同酬，也享受不到与城里人同等水平的公共产品。这是农民对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隐性贡献，也是农业和农村哺育工业和城市的新内容。
农民、农业、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哺育和贡献，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不争的事实。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和贡献可以用要素“涌入”一词来概括，与此相反，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基本上还只是属于“收入滴落”效应。农业和农村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得到的反哺基本上是从工业和城市发展中“滴落”下来的收入。既然是“滴落”，反哺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更快的地区会“滴落”得更多一点。由于“涌入”与“滴落”明显不对称，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贡献没有完全从其反哺中得到补偿。由此产生哺育和反哺的不对称。
实证分析的数据证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虽然在地区间进行横向比较，反哺能力最强，三农水平也最高，但就本地区的纵向比较来看，其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江苏，横向比，其城乡收入差距全国最小，但是纵向比，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保持逐渐扩大的趋势。由1990年的1.66:1，扩大到2005年的2.33:1。
哺育和反哺不对称可以用发展经济学中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来说明。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的状况相对恶化并延缓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将导致不平等状态的强化。”（瑟尔瓦尔，1992）这种累积性因果关系包含扩张效应与回流效应两个概念。工业区和城市的扩展效应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其中包括市场、技术、信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扩散。工业区和城市的回流效应又会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其中包括劳动力、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等要素从农业和农村流向工业和城市。因此，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和城市的回流效应强于扩展效应。其突出表现是：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和城市贡献的是要素，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主要还只是收入。
农业部门的现状是过多的劳动力和过少的资金、技术要素结合的低效率结构，因此从发展的需求讲，不同要素的流动不应该是同方向的。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时，必须引进资金、技术等要素，以改造传统农业。而现实的工业化过程中，不仅存在着阻碍新的要素进入农业的障碍，还存在着吸走农业中要素的吸力。农业在排出剩余劳动力时还要挤出资金和土地。特别是土地要素的严重流失，不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的正常占用，更为突出的是对土地的滥占滥用，同时还产生了一批失地又没有得到足额补偿的农民。
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业与非农产业并存，影响投资方向的比较利益结构显露。首先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比较收益显露，尽管名义的剪刀差已经基本克服，但实际的剪刀差（农产品价格明显低于价值）仍然存在。在这种比价关系下，开始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农民不可能有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其次是要素收益的比较利益显露，同一种要素用于非农产业的收益明显高于农业。例如，资本投入农业部门的投资得不到平均利润，资本就不但不会流入农业部门，还会流出农业部门。再如土地要素，只要生产经营正常，非农产业占用土地的收益要明显高于农业用地，同样多的土地被非农产业征用后，无论是容纳的劳动力数量还是创造的收入都要比农业用地高。由此产生了普遍的将土地转为非农产业用地的驱动，使农业中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务农的比较利益明显低下，使进入农业的机会成本明显提高，本可投入农业的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过度流出。
工业化水平不同地区的哺育与反哺的不对称程度有明显的差距。工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具有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发展要素并不都要从农业和农村获得。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有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距离工业中心近的地区，乡镇企业能就近得到城市工业的辐射，如上海周围的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要素可以就近从城市工业中心取得，因此这里的乡镇企业对农业要素的吸纳不是很严重。而在距工业中心远的地区，得不到市场和要素的辐射，其发展要素就得靠对农业要素吸纳。于是形成一种反差：在离工业中心近的地区，乡镇企业对农业发展的负效应小，而在远离工业中心的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对农业发展的负效应更大。
人们往往认为农业向工业转移的是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然，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不等于存在剩余人才或者说剩余的人力资本。农业中的人才、人力资本没有剩余，恰恰是最缺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往往吸纳的是农业中严重缺乏的人力资本。有文化的、有能力的、强壮的劳动力首先流出，留下来的是文化低的、能力弱的、身体差的。建立在这种人力结构基础上的农业只能是弱势的。
显然；农业成为弱质产业，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农村成为落后地区，其原因既有农业和农村原有发展基础薄弱问题，也有哺育和反哺严重不对称导致的农业和农村生产要素的严重流失问题。哺育和反哺不对称加大的结果会使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贡献能力下降乃至丧失。众所周知，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集中了全国70%的人口，是工业品的广阔市场。而在农村如果集中着的是低收入群体，何来广阔的工业品需求市场，至多是传统工业品市场，而对代表产业升级方向的电子信息产品、生命科学产品、汽车以及现代服务业产品的市场需求能力很弱，农业的基础作用就体现不出来，也就谈不上对工业的贡献了。
面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等到工业和城市现代化后再来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这实际上是不允许的。拉美的教训作出了回答。以巴西为例，2002年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城市人口比例达到82%，应该说达到了我们所说的全面小康的标准，但在其1.7亿的总人口中，约有33%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贫困者主要是农民（参见陈锡文，2003）。这么多贫困人口的存在使得巴西政府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这个教训提示我们不能等到贫富严重分化后再来解决三农问题。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会使农业和农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还会因其丧失对工业和城市的哺育能力而严重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客观的现实提出了加大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的力度，改变哺育和反哺不对称现状的紧迫要求。
三、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后对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反哺
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的苏南和其他长三角地区，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从其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程度看，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全面反哺的阶段，也就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①
进入“转折点”后进一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就必须在农业和农村得到根本性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其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已不限于在“转折点”到来以前的“滴落”，而是全面反哺，是自觉的足够的不是等价交换意义上的支持。过去工业通过不等价交换从农业获取了更多的收入，现在反哺给农业的收入就应该超出等价交换给农业的收入。不仅如此，改变农业和农村的落后状态最为重要的是获得改造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因此，反哺农业需要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特别是先进生产要素。
但是，实践证明，阻碍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收入不高，投入农业的资本报酬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反哺农业和农村首先需要从反哺收入入手，只有在农业预期收入提高时，才有能力吸引要素进入。表2显示：虽然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在全国范围内，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是明显高于全国水平的。其原因是这种状况的主要说明因素是江苏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苏南地区首先进入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的阶段。在这里农民得到的反哺收入更多，因而其获得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要素反哺也较大。
表2 江苏省和全国部分年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较
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和江苏统计年鉴整理。
现在苏南工业反哺农业的途径已经不限于初期阶段的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家庭成员获取收入，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社区建设的费用，而是在工业企业较乡镇企业有更大规模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在无锡等地实施“一村一企”战略，即以一个企业集团为主体建设一个村。至2006年全市有80多家企业投资了20多亿元建成了一批农业特色园区和农业产业化基地，实现了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已有的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体外积累”，即依靠非农产业积累的资金来反哺农业，长三角地区在农业体外解决农业资金的积累的可能性在于，这一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有基础，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期短，农业对农村工业化的哺育期短。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像长三角这样的地区不多。特别是许多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没有基础，产业结构转换期长，相应的非农产业对农业要素的吸纳期长，等到非农产业有能力提供支农建农资金时，农业部门早就萎缩了。更何况这种“体外积累”是以削弱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为基础的，非农产业提供支农建农资金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因此，“体外积累”不能成为农业积累的长期的稳定可靠来源，改造传统农业归根到底还得靠农业自身积累能力的提高。
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和农村落后面貌的基本途径是引入生产要素特别是先进要素。根据舒尔茨 (1987)的分析，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需要有三方面投入：一靠物质资本投入，二靠人力资本投入，三靠高产作物。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解决好这些要素足够地投入农业的机制问题。
反哺农业和农村需要形成内生机制，在农业内部产生改造传统农业的能力，也就是建立“造血”机制。农村地区贫困恶性循环的症结在于低收入造成的人才匮乏，以及由人才匮乏所造成的低收入。因此打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是建立人力资本的反哺机制，形成对人才的持久吸引力。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向农村和农业流动，通过他们去改造传统农业繁荣农村经济。这就提出反哺对象问题。无论是财政资金支持，还是农村经济组织的收入分配都要明确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目标，从制度、市场及技术等各个层面上，提高人力资本报酬，以改善对新农村建设的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
根据长三角地区的实践，在达到“转折点”前主要是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而在达到“转折点”进入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时，城市的反哺作用显著增强。这里正在推进的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的城市化，也包括原来属于农村的地域的城市化。城市的制造业转移到农村以及农村建成工业区使所在的农村成为城市区域，城市规模的扩大，也会使原有农村地域城市化。于是城市反哺农村就具有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的特征。城乡一体化不是把乡村完全变成城市。无论如何发展，还会保留城市和乡村，城市是以非农产业为主，乡村是以农业为主。各自还会保留行业的差异，景观的差异。城乡一体化不是降低城市的地位去屈就乡村，而是提高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水平，在保持城与乡的特色的同时从经济、社会、空间等方面融合城乡发展。这样，城市对农村的反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除各种城乡市场分割的屏障，使农村在市场体制下处于与城市同等的竞争地位。一方面针对城市和农村在市场化程度方面的严重差距，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使之尽快赶上城市的市场经济水平。另一方面针对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基本上集中在城市，而不在农村的现状，建立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创造包括农村市场主体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消除人才、资金、信息和生产资料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和政策性障碍。
第二，强化城市—城镇—农村的产业链联系。首先是根据城市、城镇与农村的不同特质和比较优势，在城市、城镇和农村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在工业向工业区集中的同时建设现代农业集中区，形成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其次，建立分布在城市、城镇和农村的服务业、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产业链接。农业通过产业化的途径延伸其加工销售的环节，由此建立城乡产业的垂直一体化，从而使农业在产业链上接受非农产业的反哺。
第三，对城乡区域进行一体的科学规划，包括对农村环境和设施建设的科学规划。在科学规划都市圈的基础上将城镇和农村纳入都市圈。一方面在都市圈范围建设完善和快捷的城乡交通网络以推动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的外溢；另一方面在城镇集中的基础上按城市功能建设城镇，使城镇成为市场中心，充当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经济技术能量的节点，农业和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就近取得。
四、地方政府成为反哺农业和农村的重要主体
长三角在农村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反哺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包括非农企业、非农职工和乡镇政府，其实施中心是乡镇企业。反哺农业的主要途径是以工补农，这是以就地补农为条件的。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必然会提出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要求。第一，乡镇企业的重组和并购使企业的规模不仅突破原有的乡村范围，而且其所有权也会发生变更，因而可能彻底割断与原有乡镇政府的联系。第二，乡镇企业已经和正在脱去其“乡镇”的外衣。有的将总部和营销机构迁入城市，有的成为大型企业集团，有的与外商合资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各地区发展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后，乡镇企业普遍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由于这些变化，过去那种乡镇区域内的企业就地反哺农业和农村就难以为继了。反哺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层次和范围。虽然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收入来源仍然需要来自于非农企业，但反哺的实施中心需要转到地方政府。虽然乡镇政府仍然需要发挥作用，但县级政府越来越成为实施反哺的中心。
以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为中心进行反哺，也就是由政府集中区域内企业的财力反哺农业和农村，其效果最为明显。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导向性制度安排，吸引市场上的要素流向农村和农业。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财政途径集中反哺农业的资金，例如政府专设从区域内企业筹集的支农基金。在这里，非农企业的反哺资金实际上是由县乡政府集中使用。再一方面，县乡政府充分利用其从非农企业集中起来的财政收入或支农基金有规划有重点地反哺农业，包括有规划地进行公共设施建设，规划和重点建设农业集聚区，集中财力进行农村环境和生态建设等等。
反哺农村不仅仅是提供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改善农村环境，加强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政府作为反哺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其主要途径是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和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其目标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公平享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现阶段我国的贫困家庭基本上在农村从事农业。人们一般认为，农民的贫困主要在其收入低，现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仅在于此。费景汉、拉尼斯(2004)指出，“仅仅以收入为基础来定义贫困的方法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它没有考虑对公共品，如医疗、教育、可饮用水的获得以及卫生的最低限度的支配权。”现在的城乡差距不只是收入的差距，更为突出的是享用公共产品的差距。一方面，由于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非纯公共产品往往需要从付费等形式中享用，其后果是收入越高，支付能力越强享用的公共产品越多，反之，收入越低支付能力越低（主要是农民）享用到的公共产品越少，甚至享受不到。例如因贫困而失学，因贫困而缺医少药，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者到无证医疗机构接受低劣的医疗服务等等。另一方面，公共设施基本上建在城市，优质的公共资源也集中在城市，享用这些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许多方面的权利只有进城才能享受到。更有甚者，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能享用到优质教育医疗之类的公共产品，这就产生农民进城获取市民权利的要求。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即使农民工进城，也只是个人进城而不是其家庭进城。因此，农村户口的农村居民不可能平等地享用公共产品。根据公平正义的要求扩大公共产品在农村覆盖面的制度安排是农民市民化，即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市民权利。首先要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从而使城乡居民在城市和农村的流动和居住地不受户籍的限制。农民居住在城市，城市职工居住在农村完全取决于各自的选择。其次要取消各种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使之与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政策和机会。就就业机会来说，农民进城就业与城市人享受平等的权利，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与在城市就业享受平等的权利。就受教育的机会来说，农民及其子弟入学及选择学校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就卫生和医疗来说，农民与城市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就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各种社会保障不只是提供给城市人，也应提供给农村人。就享用公共产品的机会来说，农村人与城市人享受平等的机会。对缺乏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的基本需求可以免费提供。例如减免义务教育学费，减免卫生防疫费用等。农民市民化后产生的另一个效应是，城市人无障碍地到农村投资创业、经营农业和居住，由此产生直接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效应。显然，农民真正全面得到反哺的制度基础就是这种在市民化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公共物品的享受基本一致。
克服公共产品的城乡供给不公平的根本性途径是，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扩大城镇就业的机会，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利用公共财政解决农村饮用自来水、用煤气、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农村居民在扩大公共产品覆盖面中得到的反哺，意义非常重大：不仅仅是获得物质的供给，更为重要的是享受到城市人的文化生活方式，由此可以从旧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享受到城市文明。
针对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城镇的普遍现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可以说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的重要方面。农村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长三角地区除了这两项社会保障外，还有最低收入保障和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由此构建起了包括这四项保险的全面系统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财政在农村推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起了主导性作用。
五、结论
从理论上总结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的实践和经验，对当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有理论价值，也有指导意义。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农业哺育工业，正因为有了这种哺育才有今天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较强的哺育能力。这个经验对中西部地区，对经济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就进入了工业和城市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的阶段。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则可发现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方向。
虽然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是互动的，但两者之间的力度是不对称的。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是要素“涌入”，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由此产生哺育和反哺的不对称。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会使农业和农村状况进一步恶化，还会因其丧失对工业和城市的哺育能力而严重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后，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反哺，不仅是指给农业提供自觉的足够的收入反哺，更重要的是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针对农业中人力资本严重缺乏的现状，特别需要建立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对象的反哺机制。与此同时，城市的反哺作用显著增强。其主要特征是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
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反哺农业和农村不可避免会突破原有的就地反哺的范围。过去那种靠乡镇区域范围内的企业来就地反哺农业和农村是难以为继了。这样，反哺的实施的中心需要转到地方政府。虽然乡镇政府仍然需要发挥作用，但县级政府越来越成为实施反哺的中心。以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为中心进行反哺，也就是由政府集中区域内企业的财力反哺农业和农村。其重点是改善农村环境，加强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和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注释：
①刘易斯(1989)认为二元结构现代化的途径，首先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当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过多，农业剩余减少，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部门积累能力下降，无力吸收剩余劳动力时，就进入了工业全面支持农业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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