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哪些儿童不宜打防疫针（论文文献综述）
刘梦婷[1]（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认为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张晓菲[2]（2020）在《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文中研究说明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闸北、虹口、杨树浦、南市等上海华界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火,逃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百万难民聚集在上海租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难民问题,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共产党等各方政治力量,慈善团体、旅沪同乡会、同业公会、医药团体、宗教组织等各种社会团体,政界精英、商贾名流、闻人大佬、各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在1937年到1942年间,根据上海形势的变化,先后开展战时救济、孤岛救济和难民遣散等难民救济工作。上海难民众多,救济工作繁重,为了合理配置救助资源,确保救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各方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等互通有无、互相协助,联合成立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国际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南市难民区等救济团体。各救济团体在救济中开展组织合作、经费物资协济、救济合作,形成了以救济团体为中心,覆盖上海难民的救济网络,充分发挥了彼此的救济优势,提高了难民救济的水平,实现了救济效果的最大化。为了确保难民救济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救济团体、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多种劝募活动,筹集难民救济经费。其中,国民政府持续向救济团体拨款。各救济团体也通过登报募捐、每日一角运动、戏剧表演、名画救难会、体育比赛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劝募。其他社会组织则根据组织性质和特点,协助救济团体募集经费。比如,上海同业公会实行薪给提成和营业提成,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发行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发起节约救难运动。国内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或是直接向救济团体捐款,或是购买公债,或是以寿仪或赙仪助赈。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向救济团体捐助款项和物资。与此同时,上海各救济团体迅速开展难民营救、难民收容和难民卫生等紧急救济工作,以保障难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淞沪会战期间,各救济团体组织营救队,前往战区营救难民,并将难民送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安全区域。为了救济无法独立生活也无亲友可投奔的难民,各救济团体设立收容所,为难民提供住所、给养和衣被等救助,维持难民的基本生活。除此之外,各救济团体还设立巡回诊疗队、难民诊疗所、难民医院等医疗机构,为难民提供医药服务,保障难民的生命安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培养难民独立生活的能力,各救济团体还开展难民教育、难民生产和难民遣送等善后救济工作。在难民教育方面,对于儿童难民,各救济团体创办难童小学和难童中学,教授难童基础知识;并与上海各中等学校合作,设立难童免费名额,扩大难童教育范围。而对于成人难民,各救济团体则在难民收容所内组织成人教育,普及生活常识,提高难民的知识水平。在难民生产方面,各救济团体调查难民的职业和技能,为难民介绍工作;同时,创办小规模工场,开展难民训练与生产,培养难民生产技能。在难民遣送方面,各救济团体遣送客籍难民回原籍,让难民在安全区域谋求独立生活;而对于家乡沦陷无法遣送的难民,各救济团体则举办难民移垦,遣送难民到内地垦荒。上海难民救济发生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上海,深受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在救济过程中,上海各方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等彼此协助,通力合作,将紧急救济与善后救济相结合,开展难民营救、收容、卫生、教育、生产和遣送等救济工作,形成了网络化的救济格局,救济了几十万难民,维持了社会秩序。但是,上海难民救济也存在救济范围有限、物资供应不足、工作人员失职等问题。
李春亭[3]（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丁泽丽[4]（2017）在《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环境脏乱、饮食不洁、卫生意识淡薄、医药技术滞后等,以致民众死亡率居高不下。红十字会以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诞生。它脱胎于战争救护,最初未涉足公共卫生工作,因其践行人道主义的宗旨与公共卫生的理念不谋而合,公共卫生逐渐纳入红十字会的例行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特殊卫生状况及人道主义宗旨的促使下,开始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自晚清至民国终结,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历经奠基起步、迅速发展、砥砺前进、全面拓展四个阶段。红十字会卫生制度由“一概而论”发展为“分门别类”,卫生机构数量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卫生人员培养由“医护包干”发展为“卫生人才”,业务内容由单一的“疫疠防护”发展为综合的“社会服务”。这四点勾勒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疫病防治、卫生宣传教育、难民卫生、妇幼卫生四个方面。疫病防治自1912年开始正式纳入红十字会工作范畴,标志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正式开始。为保证该项事业顺利进行,中国红十字设立常设公立医院及临时防疫医院,平时开展接种牛痘、注射时疫药水等预防工作,疫情肆虐时,设立时疫医院,派遣救疫队等展开救治工作。疫病防治工作的实施中体现了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医权共享,惠及贫苦;防治兼施,以防为主;城乡渐进,由城及乡;医患共融,同御疫疠。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方开始正式开展,战前的卫生教育主要为卫生理论教育,通过红十字人着文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的卫生“补白”向民众灌输疫病预防、饮食卫生、日常保健等卫生常识。战后,红十字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沿袭战前卫生理论宣传的同时,开展难民卫生教育、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难民卫生为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总会留沪人员组织中外慈善人士成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的卫生工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等卫生组织的同时,联合中华医学会、工部局卫生处成立上海防疫会及难民卫生合作委员会,改善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开展难民疫病防治,注重难民饮食卫生等。1938年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难民卫生工作相继停办后,由中国红十字总会接办医务委员会工作,直至沪地收容所解散,难民疏散。妇幼卫生工作至复员时期方真正落实,1936年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妇女部,然因战争影响,徒有虚名,至复员后方名副其实。事实上,在此之前红十字会常设医院的接生工作,抗战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产科医院及开展妇幼身体检查等为复员期间的妇幼工作奠定了基础。复员后,中国红十字会依托各地分会医院、诊疗所、护士学校、产科学校开展此项工作,为保证工作有序进行,制订相关制度。经精心筹划后,各分会妇幼卫生工作有序进行,于妇女推进科学接生的同时,进行妇女卫生训练,于儿童设立儿童营养站,开展儿童健康竞赛等。经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及相关组织的协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公共卫生工作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红十字会推进工作,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历程中,随国内环境变化及红十字事业发展需要,公共卫生事业发生明显变化。其变迁特点主要为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为其在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其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人力物力财力掣肘、房屋问题重重、卫生工作效力受限、红十字标志遭亵渎等困境。追其缘由,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仍,中国红十字会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救援各项灾难,力不从心,及近代中国对公共卫生事业不够重视,投入低;另一方面限于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组织局限。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在曲折中实现自身价值,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徐正蓉[5]（2016）在《消极避疫到主动防疫：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与防疫机制近代化》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是云南卫生防疫机制发展的重要阶段,它是云南防疫机制从消极避疫到主动防疫的改变时期。夏令卫生运动是民国云南卫生防疫的主要手段,它的产生与云南地理位置特殊造成时疫流行、云南的卫生状况差、西医东渐对云南的影响、新生活运动的促进、教会组织的促动等息息相关。民国夏令卫生运动的开展年限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它以预防时疫、促进民众健康为宗旨,持续时间通常为每年五月到九月。开展范围由最初的以昆明为中心向省内各县扩展。夏令卫生运动的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省内各市、县成立专门负责夏令卫生运动开展的机构,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开展适合地方的夏令卫生运动。通常它以“夏令卫生运动周”为主,开展向民众传播卫生常识、清洁竞赛、扑灭蝇蚊鼠蚤虱、出台卫生禁令、举行消毒、施医施药及防疫注射等多种多样的符合当时云南卫生发展状况的活动,各市县政府对清洁卫生状况检查并进行评判,并将开展情形上报省级机关。云南的夏令卫生运动缺乏相关经费支持,但政策持续时间较长,稳定性相对较好。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是一种积极的防疫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云南的卫生环境状况,改变了民众的卫生观念,有效的预防了疫病的传播,并初步建立了一套遍及云南各县的卫生防疫网络,实现了云南卫生防疫由点到面的转变,承接晚清云南初始起步的卫生事业,并为建国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是云南卫生防疫由消极避疫向主动防疫转变的关节点。
李忠萍[6]（2014）在《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卫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需求，随着人类文明的递嬗，公共卫生渐由社会自发调节、随机应对和慈善救济活动，演变为以卫生行政为主导、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保障和增进公众健康为旨趣，官方与社会合作推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清末民国时期，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医学成就和租界卫生管理制度的刺激示范，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卫生强国和卫生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以及应对连年疫情的现实需要，国家开始自上而下的卫生行政擘画、建构和实施，现代意义上的以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由此肇端。在此时代诉求和社会趋向的引领下，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商贾辐辏的苏省重地、江南名城——苏州，因应时势，且合于地方防疫、市政建设之需要，遂在官方与社会的协作下，开启公共卫生之端绪，并逐渐粗成体例。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由清末民初的萌发到南京政府十年时期的初步发展再到战后的粗具体例，主要沿着三个脉络进行：一、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由卫生行政寓于警政，走向卫生行政与警政相对分离；二、办理模式，由官商合办走向以官办为主社会协作；三、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余，粗略形成疫病防治、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卫生教育等多元并进的业务体系。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理路，既有时代共同趋向的投射，又有过程和形式上地方样态的呈现。疫病防治是苏城公共卫生的中心事务，这不仅因为它是时代性的严峻课题，也是水网密布、气候温润的江南城市面临的地方疫情压力所致。近代苏城疫病防治问题上，出现了二元对立的面相：一方面是驱瘟逐疫迎神赛会和挑痧等坊间防疫百态的恣肆，另一方面是官方对落后防疫行为的取缔，并在与社会的互动合作下，初步形成了一套临时救治与常规预防相结合的急性传染病防控机制。苏城疫病防治上二元对立的面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城公共卫生，实际是在与民俗传统特别是迷信观念和举措的扞格不入中得以曲折演进，并渐入民心的。保障日常清洁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被视为治疫之本，成为苏城公共卫生事务中的基础工作。总其大概，主要涵括街道清洁与垃圾清运、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饮水改良、各类饮食品及其制造经营场所卫生检查与管理等内容。街道清洁上日常与定期的结合，垃圾清运上行政与市场的相配，粪秽运除上加强时间、地点和面相的规范、厕所整改上的化多为少、弃旧迎新，饮水卫生上改良与“革命”的统筹、食品卫生上应时性强、制度化高、消极取缔与积极建设规划的并举，构成了各项业务的典型特质。由于经费的短缺、主事者和执行者的颟顸敷塞、民的痼习、商的玩忽延宕等因素，苏城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举措实际成效并不甚佳，许多规划也无果而终。然而，毫无疑义，在与社会的互动协作乃至冲突抵牾中，官方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并尽力付诸实践，一定程度上改良了苏州城市生态环境和日常饮食健康，并多少促进了市民饮食住行卫生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形塑，更从理论和实际双重意义上推动了苏州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变迁。作为近代公共卫生的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等保健事业和卫生教育的渐趋并进，丰富了苏城公共卫生的业务内涵。以“生”的方式嬗变、婴儿健康比赛为主要内容的妇婴卫生，以学校传染病预防、学生健康检查、学校卫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卫生，以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教育性与地方化和趣味性相结合为典型特质的民众（或曰社会）卫生教育，其工作开展虽存在设施简陋、业务单一、方式粗糙甚至走过场、普及性不强等诸多局限和不足，但它们确实开启了苏城妇幼保健以及卫生教育事业的端绪，积淀了一定的宝贵经验。这些业务体现了苏地政府维护妇婴健康、增强青少年体格以及培育公众卫生观念习惯的努力和自觉，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社会力量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推进各项公卫事业，与官方互动合作的地方风貌。公共卫生是苏城近代化变迁的产物，又推动了城市社会变迁，并在变迁中曲折演进，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张力。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从两点得以管窥：第一，公共卫生的举办推动了市民生命状态、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嬗变，生命、生活和观念的嬗变又使市民增强了对公共卫生的诉求，进而推动它的演进；第二，公共卫生事务引发了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公共舆论又以兼具批判与启蒙功能的苏城特色的“公共领域”形式，鞭策政府、启迪民众、引领社会在公共卫生上通力合作，增强当局的行政自觉及市民的公民性和责任感，进而推动苏州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城市近代化变迁的现实或可能演进。总之，在时代性的公共卫生诉求和发展趋向的影响下，在苏城地方当局的行政努力，及民间社会的积极互动下，时至战后苏城公共卫生体例初具。由于众多瓶颈因素的掣肘，苏城公共卫生又呈现出粗陋面相。且其遭遇的窒碍和困境，在全国多具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城公共卫生发展情状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总体镜像的投射，是其时代共通命运的写照。无论如何，近代苏州乃至中国公共卫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可圈可点。
武星户,栾忆鸥[7]（2010）在《预防接种多误区 影响儿童免疫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疫苗属于生物"药",就是平时说的"防疫针"。给儿童打防疫针可以提高免疫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已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人类第一种传染病天花的被消灭,麻疹、乙脑、小儿麻痹等主要传染病的被控制,无一不归功于打防疫针。但是打防疫针必须讲究科学,否则一旦进入误区,不仅影响儿童免疫力的生成,还会带来不应有的危害,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其常见的误区有以下几种。
王开珍[8]（2008）在《哪些儿童不宜打防疫针》文中研究指明 对家长来说孩子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为了给孩子增加免疫力,防止传染病,家长们都应及时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院给孩子免疫接种。但应注意,有些情况是不宜打防疫针的,否则事与愿违,甚至还会出现严重反应。在接种的部位有严重皮炎、牛皮癣、湿疹及化脓性皮肤病的儿童应治愈这些病后再接种。正在发烧（体温超过37.5度）的儿童,应查明发烧的原因,治愈后接种。因
刘亮[9]（2007）在《预防接种必须实施安全注射》文中研究指明注射是预防接种最为广泛采用的方法。为确保注射全过程的安全,应当注意4个环节:接种前开展健康教育;对施种者进行理论及实践技术要点培训;严格执行操作规范;正确处理接种后异常反应。
武星户[10]（2006）在《打防疫针的7大观念错位》文中提出
二、哪些儿童不宜打防疫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哪些儿童不宜打防疫针（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结构安排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西医知识传播缘起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西医传播 |
| 一、西医传播的社会环境 |
| 二、传播者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上海西医 |
| 第二节 医药报刊的探索与发展 |
| 一、科学报刊与早期西医传播 |
| 二、西医刊物的概述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报刊传播中的西医知识 |
| 第一节 政府与卫生:《卫生月刊》中的西医传播 |
| 一、由《卫生季刊》到《卫生月刊》 |
| 二、以“卫生”为导向的知识传播 |
| 三、西医知识的多元讲述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与营销:《新医药刊》中的西药传播 |
| 一、新亚制药厂和《新医药刊》 |
| 二、相时而动:星牌药品的宣传与营销 |
| 第三节 媒介与健康:《申报·医药周刊》所见西医知识 |
| 一、《申报·医药周刊》概况 |
| 二、西医知识的介绍、宣传 |
| 三、医学论争:关于煤油治肺痨的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医知识传播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反响 |
| 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二、编读之间的互动化 |
| 第二节 西洋医学技术的传播和接纳——以X光技术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的医学观念变迁 |
| 一、西医知识传播与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二、传统医药观念与中医科学化 |
| 三、医师道德的社会规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2）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简介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评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救济形势 |
| 第一节 难民问题 |
| 一、淞沪会战爆发 |
| 二、上海难民激增 |
| 第二节 救济历程 |
| 一、战时救济阶段 |
| 二、孤岛救济阶段 |
| 三、难民遣散阶段 |
| 第二章 救济团体 |
| 第一节 主要救济机构和团体 |
| 一、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 |
| 三、上海国际救济会 |
| 四、世界红卍字会 |
| 五、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 |
| 六、上海难民救济协会 |
| 七、南市难民区 |
| 第二节 救济团体的合作 |
| 一、组织合作 |
| 二、经费物资协济 |
| 三、救济合作 |
| 第三章 救济经费 |
| 第一节 国内劝募 |
| 一、国民政府拨款 |
| 二、救济团体募捐 |
| 三、其他组织捐款 |
| 四、各界人士捐款 |
| 第二节 国际援助 |
| 一、海外华侨捐赠 |
| 二、国际友人捐助 |
| 第四章 紧急救济 |
| 第一节 难民营救 |
| 一、苏州河北岸及战区之营救 |
| 二、虹口外白渡桥之营救 |
| 三、南市等地之营救 |
| 四、其他区域之营救 |
| 第二节 难民收容 |
| 一、难民住所 |
| 二、难民给养 |
| 三、难民衣被 |
| 四、难民管理 |
| 第三节 难民卫生 |
| 一、环境卫生 |
| 二、医疗卫生 |
| 三、卫生防疫 |
| 第五章 善后救济 |
| 第一节 难民教育 |
| 一、教育资源 |
| 二、儿童教育 |
| 三、成人教育 |
| 第二节 难民生产 |
| 一、筹备工作 |
| 二、生产工作 |
| 第三节 难民遣送 |
| 一、遣送回籍 |
| 二、难民移垦 |
| 第六章 上海难民救济评析 |
| 第一节 特点 |
| 一、难民救济的民族性与国际性 |
| 二、救济格局的网络化 |
| 三、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救济 |
| 四、紧急救济与善后救济相结合 |
| 第二节 成效 |
| 一、救济了几十万难民 |
| 二、维持了社会秩序 |
| 第三节 存在问题 |
| 一、救济范围有限 |
| 二、物资供应不足 |
| 三、工作人员失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上海难民救济团体难民管理规则选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
| 一、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 |
| 二、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宗旨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历程 |
| 一、奠基起步阶段：1904-1918 年 |
| 二、迅速发展阶段：1919-1936 年 |
| 三、砥砺前进阶段：1937-1945 年 |
| 四、全面拓展阶段：1946-1949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红十字会疫病防治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医疗机构 |
| 一、常设公立医院 |
| 二、临时防疫机构 |
| 第二节 防治行动与成效 |
| 一、总会于沪期间（上）：沪地治疫 |
| 二、总会于沪期间（下）：赴外救疫 |
| 三、总会离沪期间：沪地分会防疫 |
| 第三节 疫病防治中的公共性 |
| 一、医权共享 惠及贫民 |
| 二、防治兼施 以防为主 |
| 三、城乡渐进 由城及乡 |
| 四、医患共融 同御疫疠 |
| 小结 |
| 第三章 红十字会卫生教育工作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之前：宣传卫生理论知识 |
| 一、印发红十字卫生书籍 |
| 二、红十字人的卫生理论教育 |
| 三、《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上的卫生“补白”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之后：理论与实践共进 |
| 一、卫生理论宣传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战时上海难民卫生教育 |
| 三、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 |
| 小结 |
| 第四章 红十字会难民卫生事业 |
| 第一节 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 |
| 一、难民云集与所内环境卫生 |
| 二、环境卫生机构的成立 |
| 三、卫生整饬行动的开展 |
| 四、改善效果与行动分析 |
| 第二节 难民疫病防治 |
| 一、疫病流行概况 |
| 二、组设疫病防治机构 |
| 三、预防措施及成效 |
| 四、救治行动及成效 |
| 第三节 难民饮食卫生 |
| 一、收容所自来水供应 |
| 二、改良难民膳食标准 |
| 三、变更标准与终止给养 |
| 小结 |
| 第五章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的背景与筹备 |
| 一、妇婴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
| 二、妇婴卫生工作的“前车之鉴” |
| 三、妇女生活指导部的“名副其实” |
| 第二节 妇女卫生工作的开展与成果 |
| 一、红十字医疗机构的科学接生 |
| 二、红十字妇女卫生训导 |
| 三、工作方式及成效分析 |
| 第三节 红十字儿童卫生工作——以儿童营养供给为中心 |
| 一、设立儿童营养站 |
| 二、儿童健康调查 |
| 三、营养供给与成就 |
| 小结 |
| 第六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评析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变迁的特点 |
| 一、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 |
| 二、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 |
| 三、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作用 |
| 一、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 |
| 二、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 |
| 三、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 |
| 四、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 |
| 第三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与成因 |
| 一、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 |
| 二、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困境的成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消极避疫到主动防疫：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与防疫机制近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学术价值 |
| 五、创新点、重难点 |
| 六、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避疫到防疫：卫生防疫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晚清前的卫生避疫行为 |
| 一、政府的暂时性防疫 |
| 二、个人的避疫行为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卫生防疫机制 |
| 一、中央到地方卫生防疫机构的初步建立 |
| 二、云南卫生防疫建设情况 |
| 第二章 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开展的原因 |
| 第一节 夏令卫生运动开展的自然原因 |
| 第二节 夏令卫生运动开展的社会原因 |
| 一、云南卫生状况差 |
| 二、西医东渐下医疗卫生的起步 |
| 三、新生活运动奠定基础 |
| 四、教会对卫生防疫的促动 |
| 第三节 政府行为对夏令卫生运动的推动 |
| 一、晚清云南医疗卫生的发展 |
| 二、北洋政府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 |
| 三、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防疫上的贡献 |
| 第三章 云南夏令卫生运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的动员及宣传 |
| 一、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的动员 |
| 二、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的宣传 |
| 第二节 夏令卫生运动开展的形式 |
| 一、夏令卫生清洁大扫除竞赛 |
| 二、扑灭鼠、蝇、蚊、蚤运动 |
| 三、卫生运动禁令 |
| 四、开展消毒运动 |
| 五、义务诊疗与防疫注射 |
| 六、其他 |
| 第三节 夏令卫生运动的评估与反馈 |
| 一、夏令卫生运动的评估 |
| 二、夏令卫生运动的反馈 |
| 第四章 民国夏令卫生运动的成效 |
| 第一节 夏令卫生运动取得的成就 |
| 一、卫生状况的改良 |
| 二、卫生观念的改变 |
| 三、疫病的有效防范 |
| 第二节 民国夏令卫生运动的不足 |
| 一、夏令卫生运动地区间的不平衡 |
| 二、卫生防疫效果一般 |
| 三、民众对卫生防疫的认识不够深入 |
| 第五章 云南卫生防疫机制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近代化浪潮下被动发展的卫生防疫机制 |
| 一、卫生防疫机制的被动发展 |
| 二、卫生防疫被动发展中的主动 |
| 第二节 云南卫生防疫机制的近代化及表现 |
| 一、防疫机构设置 |
| 二、规章制度 |
| 三、执行情况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与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 |
| 一、夏令卫生运动被注入新内容 |
| 二、抗日战争与疫病流行 |
| 三、联合国救济与夏令卫生运动 |
| 第四节 夏令卫生运动与爱国卫生运动 |
| 结语 |
| 附录一 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规章汇总 |
| 附录二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昆明各区扑蝇数量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从“警”“卫”一体到“警”“卫”分离 |
| 一、时代诉求与近代中国卫生行政建构 |
| 二、卫生行政寓警政：从苏省巡警总局到吴县公安局 |
| 三、卫生行政与警政：吴县卫生院与吴县警察局 |
| 第二节 办理模式：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 |
| 一、公共卫生上的国家与社会 |
| 二、清末民初苏城公共卫生办理上的官商合作 |
| 三、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创建及变迁 |
| 第三节 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他 |
| 一、清道是要务 |
| 二、以防疫为中心 |
| 三、公共卫生事业体系粗具 |
| 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事务：疫病防治 |
| 第一节 传统的延续：坊间防疫百态 |
| 一、驱瘟逐疫 |
| 二、挑痧 |
| 三、政府和舆论的反应 |
| 第二节 现代防疫之临时救治：以时疫医院为中心 |
| 一、时疫医院的设立与宗旨 |
| 二、时疫医院的运作与演变 |
| 第三节 现代防疫之常规预防 |
| 一、传染病月报 |
| 二、灭蝇运动 |
| 三、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基础工作：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 |
| 第一节 街道清洁和垃圾清运 |
| 一、日常与定期：街道清洁 |
| 二、行政与市场：垃圾清运 |
| 三、官与民：“灰码头”难除 |
| 第二节 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 |
| 一、出粪之约：时间、地点和面相 |
| 二、私与公：取消粪段 |
| 三、官与商：厕所改良 |
| 第三节 饮水卫生 |
| 一、饮水不洁：河·井·老虎灶 |
| 二、饮水改良：取缔、管理和疏浚 |
| 三、饮水“革命”：自来水的规划 |
| 第四节 食品卫生 |
| 一、病从口入：苏城食品卫生不良情状 |
| 二、应时文章：各类饮食品及其场所管理 |
| 三、官商博弈：从取缔宰作到筹办公共屠宰场 |
| 小结 |
| 第四章 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和卫生教育 |
| 第一节 妇婴卫生 |
| 一、稳婆杀人 |
| 二、“生”的嬗变：新式接产的推行 |
| 三、卫生盛会：婴孩健康比赛 |
| 第二节 学校卫生 |
| 一、注意学校环境卫生 |
| 二、预防学校传染病 |
| 三、实施学生健康检查 |
| 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卫生教育 |
| 一、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 |
| 二、官方与社会的互动合作 |
| 三、教育性与地方化、通俗化和趣味性的结合 |
| 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市民生命、生活和观念之嬗变 |
| 一、政治的视角：卫生行政干预下的嬗变 |
| 二、经济的视角：卫生广告促销里的嬗变 |
| 三、日常的视角：民生万花筒中的嬗变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与公共舆论：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 |
| 一、地方报刊与苏城卫生舆论建构 |
| 二、批判与启蒙兼具的卫生舆论内涵 |
| 三、公共舆论、“公共领域”视角的解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粗陋面相 |
| 二、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发展瓶颈 |
| 三、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时代命运和历史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9）预防接种必须实施安全注射（论文提纲范文）
| 健康教育 |
| 施种者接受疫苗知识培训 |
| 实施预防接种过程的要点 |
| (1) 接种部位与途径:应严格执行疫苗制品说明书。 |
| (2) 接种剂量[2]:剂量为影响免疫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 |
| (3) 按规范细心操作。 |
| 正确处理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 |
| 小 结 |
（10）打防疫针的7大观念错位（论文提纲范文）
| 错位1:打得越多越好 |
| 错位2:体质过敏也能打防疫针 |
| 错位3:红肿越重越有效 |
| 错位4:有慢性病者更要打防疫针 |
| 错位5:发烧不影响打防疫针 |
| 错位6:打防疫针后要忌口 |
| 错位7:打防疫针后要吃发物 |
四、哪些儿童不宜打防疫针（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D]. 张晓菲.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4]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D]. 丁泽丽. 苏州大学, 2017(04)
- [5]消极避疫到主动防疫：民国云南夏令卫生运动与防疫机制近代化[D]. 徐正蓉. 云南大学, 2016(02)
- [6]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D]. 李忠萍. 苏州大学, 2014(04)
- [7]预防接种多误区 影响儿童免疫力[J]. 武星户,栾忆鸥. 药物与人, 2010(04)
- [8]哪些儿童不宜打防疫针[J]. 王开珍. 健康人生, 2008(04)
- [9]预防接种必须实施安全注射[J]. 刘亮. 中国社区医师(综合版), 2007(24)
- [10]打防疫针的7大观念错位[J]. 武星户. 健康,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