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复杂性科学解决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关系的困境——兼答白利鹏博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关系论文,与人论文,困境论文,规律论文,博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1-0020-09
本文作者之一撰写的《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①一文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白利鹏博士在《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杂性假设》②一文（以下简称“白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白文立论的基本前提是认为复杂性科学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科学，并由此确信复杂性假设能够解决人的能动性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笔者看来，白文的此种确信是建立在对复杂性科学之功能误解基础上的，其后果只会导致将复杂性科学膨化和稀释为一种复杂性形而上学。此种对待与近代哲学对科学的过度崇尚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是崇尚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而已。由于白文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在学术界颇有代表性，因而对其理论前提进行某种回应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笔者的目的主要是反驳这种将科学膨化为某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态度，故对于白文的其他批评内容在此恕不一一涉及了。
一、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
何谓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依海德格尔主见，其“必定在于根本上决定性地支配和规定着科学本身的基本运动的东西之中：这就是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③。以此为见地，海德格尔否认将常识所描述的现代科学的三种特性——事实科学、实验科学、测量科学作为现代认识态度的基本特征；而是认为这三种特性之作为近代科学的特性应该立足于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重新得到界定；毕竟在古代科学当中，这三种特性已然存在或根本就未曾涉及。
以实验为例，“实验或者通过对事物和事件的特定排列而获得关于事物状态的信息的试验，在古代和中世纪已经是家常便饭了”④。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验作为人与世界的交道方式，在近代已然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前提则在于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即数学化或数学因素。数学因素作为对物的规定，“并不是以经验的方式从物那里抽取出来的，它却是对物的一切规定的基础，使后者成为可能并为之创造了空间”⑤。因而，数学因素构成一种对待世界的先行筹划。在这种筹划中，物体之成为物体。而近代科学的实验追求，正是这一先行的数学筹划的结果，“现代科学根据数学筹划才成为实验的科学”⑥。
对自然的数学化追求构成近代科学区别于古代科学的至关重要的本质特征。诚然，数学在古希腊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毕达哥拉斯将数作为世界万物的第一原理，而柏拉图更是将几何学作为哲思的入门，以至于在其学园的入口处写着“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并认为“几何学的知识是永恒的，不是有生灭的”，“学习几何能把灵魂引向真理，能使哲学家的心灵转向上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错误地朝下”。⑦但就数学的作用而言，近代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柏拉图那里，几何只是将“灵魂引向真理”，即它起着一种准备性的作用；而在近代，数学作为一种方法意识则构成为近代科学的根基，正是此种奠基作用使狭义的数学才得以发挥作用。另外，此种根本性的变化还体现为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欧几里德几何学以及一般古代数学只知道有限的任务，只知道一种有限的封闭的先验性”⑧，而随着库萨的·尼古拉勇敢地教导说“宇宙中根本没有什么不动的东西——宇宙在一切方向上都是无限的，并不具有什么中心——地球与其他星球一样地轨迹运转”⑨，近代开始有意识的力图以数学征服整个世界，以至于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即“由一般存在者构成的无限的全体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无所不包的统一体，它可以相应地由普遍的科学完整无遗地把握”⑩。这一转变经历了长期的准备过程，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家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则是近代思维对空间形象的依赖的脱离，从而直接在远离直观的数学符号中活动。
可以说，对世界的“数学化”构成是近代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动力。哥白尼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体系（甚至在其存在着无法解答的异议的情况下）来取代托勒密体系，唯在于其坚信“整个宇宙是由数构成的，因此范式在数学上为真的东西也在实际上或者天文学上为真”(11)。伽利略将数学化的对象从天上转移到地上，开辟了全新的地面物体的动力学，其要因也唯在于将“严格的数学方法自然而简单地应用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力学关系领域的结果”(12)。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对整个自然的数学化呢？其要义大致可以概括为还原论。数学化的首要前提在于必须把宇宙的质的特性转换为量的大小。而量对应的只能是构成宇宙的最为简单的要素，为此，近代科学理性的首要之举必然是解析。正如卡西尔所言：“理性的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13)而“根据这些要素，可以最容易、最完备地把此现象翻译成为数学形式”(14)。这样就获得了体现为数学公式的定律或公理，“借助于这样获得的原理和真理，我们便可以着手研究更复杂的相关现象，并发现其中蕴含着什么另外的数学定律”(15)，然后通过不断地把复杂现象还原为基本的组成要素，还原为数学公式，整个自然都数学化了。而牛顿对力的重构，最终实现了近代科学的理想；他甚至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力学原理中推出其余的自然现象”(16)。
近代科学对自然的数学化追求，导致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数学化最终带来的是机械论的彻底胜利，“世界被具体地描绘为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机械论的而不是目的论的。这一步在玻义尔、洛克和莱布尼茨那儿也被提出，他们把世界比作一台由创世者上紧发条的大钟，自此之后它就只被他那‘总和流’保持在有秩序的运动之中”(17)。与此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相伴随的是机械因果关系的普泛化，它直接导致了对待世界的绝对的决定论观点，“在近代的认知中，结局的必然性是前进过程的因果连锁的必然结果，较之结果，被决定性与前进过程联系得更密切（比起结局本身）”(18)；“在此，规律不是到达既定结局的具有一定幅度的‘路线’，而是现实的轨道，而且，从事态的进展根据原因不同而被线性地规定上来看它单单是轨迹以上的东西”(19)。由于不能纳入此一轨道或路线的则被视为“想象或幻觉”，因此，在近代科学的机械决定论视野中，没有偶然性、无序性、非线性、随机性的地位。正如斯宾诺莎所指出的：“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的决定而以一定的方式存在和动作。”(20)而所谓的“神”，无非是自然规律的别称。
近代科学的数学化征程使得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科学所带来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对此，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1)但是，近代科学的数学化所导致的机械决定论也造成了全新的理论困境。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它使得人的能动性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难解之题。20世纪以来，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出现，似乎为解决此一难题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复杂性科学并未从根本上超越近代科学，因而它也就不可能解决此一难题。
二、复杂性科学并未从根本上超越近代科学
如果说近代科学的理想在于追求绝对的因果决定性，以至于“如果在一定时刻知道了关于一个给定的系统的全部数据，那么在以后任何时刻都存在有其结果可以准确预言的实验，只要这个系统除了进行这个实验所必须的扰动之外不受其他干扰”(22)，用莫兰的话说就是“秩序为王”；那么，复杂性科学则从根本上确立了偶然性、随机性、无序性、非线性等特性的本体论地位，从而破除了绝对性的秩序一统天下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简单来说，复杂性科学涉及两个核心：“一个经验的核心和一个逻辑的核心。经验的核心一方面包含无序性和随机性，另一方面包含着错综性、层次颠倒和要素的激增。逻辑的核心一方面包含着我们必然面对的矛盾，另一方面包含着逻辑学上内在的不可判定性。”(23)从根本上而言，复杂性科学是近代还原论思维走到极限的一次大突围，体现的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化。
实际上，在机械决定论一统天下之际，许多近代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特征。我们通常提到拉普拉斯，总是想到那个具有超强预见力的“小妖”，但“几乎完全属于拉普拉斯的功绩还在于，他认识到在一切人文科学中误差存在的重要意义，以及创建了概率论”(24)。牛顿在《普遍数学》中暗示说，“严格地说，一些问题根本无法翻译成为数学语言”(25)，甚至认为自己“在所谓的万有引力定律中看到的不是对自然界现象的终极解释，而只是对它们——尤其较大规模现象的描述”(26)。但由于执著于对理论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复杂性不是作为不可征服之物被打入无足轻重的“现象”之域，就是以暂无认知为由而从根底上取消了它的实在性地位。在他们的心智看来，“概率只是因果决定论思维框架内的一个次要成分，只是认识上的权宜之计，只是对认识对象的细部的一种忽略”(27)；一旦给每一个粒子采取了详尽无疑的动力学描述，这种统计性就会消失。
但是，随着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近代科学所认为的简单性的并能为严格的机械因果关系统摄无遗的世界观受到了第一次重击。其关键在于引入了“熵”的概念，从而第一次使得耗散、衰退等现象进入了物理学的视野。该定律认为，在一个封闭系统的演化过程中进行的所有能量的转换都必然导致熵的增加，当其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系统将趋于均质和平衡态，而这实际上就是系统的全然无序状态。克劳修斯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巨大的封闭系统，并将第二热力学定律推广运用之，从而导致了消极的结论，即整个宇宙最终会达到“热寂”状态，达到无序和混乱。因此，热力学第二定律无法解释在宇宙演化的进程中所出现的生命等组织是如何出现的。
量子力学的问世，使得机械决定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瓦解。量子力学使人们在根本上认识到，偶然性、随机性以及无序性的存在并非是出于人类的无知，而应是深深根植于事物客观本性的基本特征。随后出现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理论更是使得此一观念深入人心，世界的无序性、偶然性、随机性、非线性等特性的本体论地位最终确立。我们再也不能把偶然性仅仅理解为破坏性的基础，而要承认它在系统的发展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因素。不仅如此，偶然性或无序性还起着建设有序的作用，冯·弗尔斯特的“由噪声产生有序”的原理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现象，其例为“一些在相对的两面被磁化的立方体本来被散乱地放置在一个盒子中，在胡乱振动所提供的能量的作用下，通过磁力引起的自动对接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25)。而耗散结构理论中的“经过涨落的有序”的原理通过揭示体现了无序性中的偶然性的涨落事件对有序性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实为与“来自噪声的有序”的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这些特性的本体论地位的确立，使人们认识到，自然宇宙并非是一个能够接受数学处理的简单系统，复杂性才是世界的原本面貌。
世界的复杂性的特征，使得机械决定论最终瓦解。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多人认为决定论概念全然失效，科学似乎开始与非决定论打交道，而不再是对体现为因果关系的规律的寻求。对于两者的连锁反应，广松涉说道：“在现代知识的悟性概念装置中，对于决定论的否认马上就意味着对规律性的否认。”(26)而导致此种连锁反应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决定论就是机械决定论，所谓规律就是线性规律。此种褊狭的理解已经招致普遍的非议。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复杂性科学所把握的概率性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律的话，那么以追求此种规律为目标而形成的统计决定论就仍然是一种决定论，毕竟规律和决定论乃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但由于将规律完全等同于线性因果律，将决定论完全等同于机械决定论，海森堡在提出测不准关系后就宣称：“因为一切实验都遵从量子定律，因而遵从测不准关系，因果律的失效便是量子力学本身的一个确立的结果。”(27)波普尔则声称：“我像康普顿一样，是个物理非决定论者……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28)，“我们必须是形而上学的非决定论者”。(29)一时间，非决定论的话语广为流传，似乎复杂性科学与近代科学之间出现了根本的断裂，以至于科学似乎不再以追求表现为因果关系的规律为自己的己任。
但正如丹皮尔所说：“科学本身，可能是决定论的。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是研究自然界的规律性的，只有在它找到这种规律的地方，它才可以起作用。”(30)把握世界的因果关系，追求规律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本然使命。恩格斯早就说过，“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31)。这无疑提醒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并非是对规律、因果关系的彻底消解，而是根本的转型。具体来说，就是从绝对的规律观到概率规律观的转变，从机械决定论到统计决定论的转变。朗之万明确提出，量子现象的不确定性并不表明微观现象没有规律，而是表明它服从一种新型的规律，这不是决定论的破产，而是决定论的进步。玻恩则郑重地指出：“常常有人说，现代物理学已经放弃了因果性，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的确，现代物理学已经放弃了或修改了许多传统的观念；但是如果它放弃了对现象的因果关系的研究的话，它就不会再是一门科学了。”(32)而如果我们理解了普利高津所言，即“生物学的过程非但不是在自然规律之外，相反，它们遵从这样的物理学定律，适合特有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与远离平衡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特征，能量流和物质流能够用来建造与维持功能上与结构上的有序”(33)，那么其所谓的“确定性的终结”针对的应该是近代机械论视域下的绝对确定性。
因此，复杂性并非意味着科学使命的丧失，而恰恰是其更大的胜利进军。复杂性也并未改变科学的本质特征，它的目标仍旧在于“能够记录一个唯一的基本程式，从这个方程式出发导出所有基本粒子的特性，并且因此而导出物质的一般的状况”(37)（海森堡语）。只是，复杂性科学处理的程式将不再是对应于因果等当性的简单程式，由于引入了更多的序参量，它往往以复杂性的函数的形式而出现。当然，我们不否认复杂性科学所把握的因果关系与近代科学所把握的动力学的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各种复杂的函数方程往往只能给出物理量取值的几率，因而所获得的只能是一种概率因果关系。此种差别导致科学预言程度的不同，但却不是此功能的丧失，因为当体系的某一时刻的状态被知道时，复杂性科学仍然可以根据概率因果关系预言它的未来和过去任意时刻的状态。概率因果关系往往是在动力学因果关系失效的地方起作用，它体现的是科学对复杂性世界探究的深入，对其中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更多的把握。正因为如此，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在根本上并没有导致决定论信念减弱，而恰恰是加强。正是由于洞见到复杂性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本质性一致，海德格尔提出：“现代物理学和场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即仍然是科学，仍然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追踪在其对置性中的现实之物的对象，以便在对置性的统一中确定它们。”(38)
三、两种科学在解决“历史之谜”问题上的困境
在古代，“主体是在同宇宙秩序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39)，“当一个人同某个宇宙秩序打交道的时候，当它以最适当的方式把它作为理念秩序来探讨的时候，即当它通过理性来探讨的时候，人最圆满地成为他自己”(40)。这就是说，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还未作为突出的矛盾体现出来。而到了近代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充分的自我占有的要求是，我们让我们自身从把意义投射于事物之上的做法中摆脱出来，我们有能力从世界向后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我们自身观察事物和思考事物的过程中去”(41)。在这种后退中，主体成为“自我规定”的主体，并意识到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的根本对立，而整个近代的目标唯在于消弭隔阂，实现和解。
但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述的，近代科学的数理化追求，最终确立了“因果必然的连锁性”的规律观，它先于未来的事件并已存在于某处，给事件的进程以规定性的控制作用。很显然，当这一规律观渗入历史观领域，必然是人的自由活动的彻底消解。因此，机械决定论使得和解成为奢望，而只能“一方面将人的自由意志仅仅视为假象，通过贯彻决定论的世界观来接受历史的规律性；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地承认打破因果必然性的自由意志来否定历史的规律性”，从而陷入了“两极对立的困境”。(42)
为了实现“学理上的统一”，近代唯物主义者通过彻底贯彻机械决定论来解决悖论。“当培根和霍布斯努力将精神的东西越往物质领域里卷进去的时候，精神机械化的观念就越更自然了。”(43)而当拉美特利告诉我们，“你终究只是一台机器”时(44)，机械决定论达到极致。由此导致的结论是，“在你脑中闪亮的任何动作、任何词语、任何神经元突触，都是严密的物质因果关系的结果。你的一言一行，你的大脑所完成的一切，都是没有例外的。因此，无拘无束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也不要太在意你的优点或缺点”(45)。作为近代历史哲学开辟者之一的伏尔泰是牛顿的崇拜者，他全盘接受了牛顿的力学原则，并将其引入人类的行为范围。在他看来，“假如整个自然界，所有的行星都服从永恒的规律，而身高五英尺的小生物却与这些规律相对立，又能做到他仅仅是依照自己的任性而想要做的一切，那么这是非常奇怪的。这个生物是要按偶然性做到一切，而我们知道，偶然性是毫无价值的。我们想出这个词，是为了表示所有我们不知道原因的已知结果。”(46)人的行为由此被置入了连锁必然性轨道之中，从而使得在历史观中本属于人的能动性丧失殆尽。
近代科学精神几乎成为近代历史哲学家书写历史的根本前提，因为“只是历史到了开始成为有似于他们自己的那样一种近代精神的、即一种科学精神的历史时刻，他们才开始对历史感兴趣”(47)。因此，当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家试图从相反的维度，即通过无限制的凸显人的精神维度来解决困境时，同样导致了人的自由的丧失。其根源在于，近代唯物论和唯心论都建立在同样的形而上学的根基上，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都是建立在以“数学因素”来筹划世界的方式之上。黑格尔将历史幻化为作为“主体—客体”之统一的绝对精神（阿多诺认为绝对精神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形上指认）的自我发展史时，真实的个人活动并没有获得创造主体性的地位，倒是抽象化的历史（精神）具有了主体的品格，而“神圣的全能的原则被世俗化为确定同一性的原则，世界计划被世俗化为发生事情的无情。世界精神像神一样受到崇拜”。人则由此被降低为“社会财产和社会斗争中的纯粹执行者和纯粹参与者”。(48)
20世纪以来，复杂性科学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了偶然性、随机胜、无序性、非线性等根本特征，并普遍地认识到“一个严格的决定论的宇宙是一个只有有序性的宇宙，在那里没有变化，没有革新，没有创造。而一个只有无序性的宇宙将不能形成任何组织，因此将不能保持新生事物，从而也不适于进化和发展。一个绝对被决定的世界和一个绝对随机的世界都是片面的和残缺的，前者不能进化而后者甚至不能产生”(49)，活生生的世界应该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复杂性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复杂性的世界要求我们摒弃僵硬的线性思维，而力求一种考虑到各种系统要素的复杂性思维。当其被用于考虑历史规律和人的能动性关系时，意味着我们必须行进在一种同时包容两者的内在关联中，正如莫兰所言：“自由和决定论不再成为基本的概念”，“我们有了把决定论和自由一起加以考虑的概念工具，使它们相互联合、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斥”。(50)受其启发，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从复杂性科学出发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本文以为，此中困难仍旧重重。
不可否认，复杂性科学对于历史规律的理解优于近代机械决定论的理解，此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复杂性理论增强了解释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解释历史规律和人的能动性关系问题上比机械决定论的解释似乎稍胜一筹。但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论，复杂性科学形成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决定论的消弭，而是决定论形态的转型，即从机械决定论转向统计决定论，从线性规律观转向概率规律观。而只要承认理论性规律的存在，那么人的能动性与其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正如广松涉所说：“只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的进展中有一定的倾向性，或者是‘盖然的规律性’的话，那么，诸个人的自由行为究竟如何体现该‘盖然的规律性’这一点则不能不成为问题。”(51)正因为如此，依托量子力学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无法从根本上说清楚单个粒子的无序运动是如何造成整个系统的有序运动的。退而言之，即使说清了也仍然存在问题：首先，认为单个粒子能够在不同的轨道间进行“选择”，只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以此来比附体现人的自由的选择，就会“粗暴地堕落到拟人论的形式”(52)。其次，即使承认了此种比附是合理的，我们也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人的自由，因为统计性的规律仍旧是决定论性质的，正如玻恩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所指出的：“自然界中的因果性，看成是严格‘动力学’定律形成的，还是仅仅看成统计定律的形式，这是无济于事的……这两条道路都不能通向伦理学所要求的‘自由’领地。”(53)而借助于由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所产生的可能性概念来为自由寻求根基，仍然存在困难。该理论认为自组织的事物在其进化的过程中时而会处于一些热力学分岔点上，在这些分岔点上，事物的发展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而人的行为自由不正是对于自身的以及作为实践对象的事物的多种可能发展前途进行选择吗？人的自由似乎有了着落。但其仍旧存在很多问题(54)。实际上，能否将人类历史完全比附为自组织性的事物系统，本身是个疑问，这从根本上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过程”概念的真实意蕴。另外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批评波普尔而所说，“‘在人类事物中每种事都是有可能的’这种说法，要么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是错误的”(55)。科学的态度在于寻求确定性，而不是游荡于不可言说的多重可能性中。最后，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复杂性科学所倡导的复杂性思维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确，复杂性思维拒绝将绝对有效的公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也曾批评说，“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56)，它要求“不断地往返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基本元素和总体之间、可分割性和不可分割性之间”(57)，但我们不能因此以为此种模棱两可状态就是它的归宿，其更多的是一种“策略”的体现，而“策略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利用在行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信息，把它们加以综合以便迅速地提出各种行动方案；这些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确定性的因素以对付不确定性的因素”(58)。因此，作为复杂性科学之思维方式的复杂性思维仍然以确定性或规律作为其根本目标。
因此，如果说复杂性思维真的以复杂性假设为出发点的话，那也只能是科学认识活动的前奏，它甚至都没有进入科学认识的范围。复杂性假设是立足于世界的“复杂性”这一本体论特征的基础上的，但关键是要明确面对复杂性的世界，复杂性科学到底能做什么。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指出，复杂性科学所能做的只能是以相对简化的方式，即以概率因果关系来一定程度地把握这个世界。因而白文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构成的复杂系统，只是揭示出作为认识对象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此种揭示固然有其意义，即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激励（莫兰语），但复杂性科学的使命恰恰是要在一种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寻找那主导性的因素，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对的确定性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理解的世界是概念化的，而概念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普遍性。只有当世界确实表现出一些模式和规则性时，概念的普遍化才是可能的……但幸运的是，世界确实包含这个原理适用的很多系统和过程”。而“量子力学的大部分是确定性的；运动的量子方程像其他动力学规则一样是微分方程。非线性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发展使因果性的领域扩大了而不是减小了，这表明，甚至貌似随机的现象也具有内在的动力学规则”。(59)显然，复杂性科学并不能以所谓的复杂性假设代替规律性假设，正如马克思指出，“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的”(60)。但既然复杂性思维仍旧以追寻规律为目的，那么其研究复杂性世界之前提的假设也应该是规律性质的。西美尔提出的构成性的历史规律观，亨普尔提出的把握历史的覆盖律都无不如此。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本文认为试图从所谓的复杂性假设出发来把握历史，实为一种模糊的提法，而从复杂性思维出发也并不能内在地说明和确立人的能动性。诚然，复杂性思维以历史世界或实践世界作为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抑或破缺性统一为前提，并承认无序有着建设有序的作用，但作为一种科学思维，其根本目标却在于在这种复杂性中抽象出决定论性质的规律。无论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还是破缺性统一，都只是历史世界或实践世界中的实情，但只要其进入科学的视野（无论是近代科学还是复杂性科学），就会受到不同程度或不同方式的简化，从而形成某种意义上决定论性质的规律，如此，人的能动性和规律之间的关系就会如广松涉所说仍然是一个问题。
四、是复杂性科学还是复杂性形而上学
白文从复杂性科学的视野出发，认为可以合理说明人的能动性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双重误解的结果。与一些复杂性哲学家认为复杂性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一致，白文认为复杂性是“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破缺性统一”，实际上是将复杂性科学膨化和稀释成为一种复杂性形而上学，从而是对科学功能的一种无限制放大，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误解。此种放大或误解导致的另一种误解则是将性质截然不同的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混同起来。虽然他看到“世界或历史并非只有因果关系或只能用因果范畴来统摄”，但由于过分迷信复杂性科学，而导致偏离了这一立场。实际上，企图将复杂性科学膨化成复杂性形而上学，并以此抹杀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之间的根本区别，从立足点而言仍然是理论哲学的视野。
白文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在哲学界似乎颇能代表一种倾向。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形式是机械论。机械论与近代科学伴随而生，系统思维以整体性为目标，但方法仍离不开分割和还原；现代主义思维和系统思维都属于构成论的范畴。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带来了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使其进入以生成论为特征的后现代”(61)。而这种后现代主义思维的特征就是“主张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这种作用和联系是非线性的和非因果决定论的。系统是开放的，它们具有自组织与自生成的性质”。一位学者还把与之对应的复杂性思维方式概括为“四性”：不连续性；不确定性；不可分离性；不可预测性。(62)这与哲学界一些人呼吁的一种后现代科学是互相呼应的。
但这样一种与近代科学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科学有可能存在吗？我们且看一位从事过二十多年物理科学研究的学者是怎样说的：“我们的理论和模型，不论多么全面，也只代表了世界的一小片段。”以量子力学为例，它“就如同一幅东方油画，艺术家并不试图把画布全部画满，而是从作品的整体结构考虑留下一些空隙，在我们的知识中到处都可发现类似的空隙。哲学要尽量避免用形而上学臆测填充诸科学中留下的实体概念的空隙。我们不得不学会在不能对世界给出完全的实体解释的幻觉下生活，确定性动力学加概率演算都不能提供此种解释”。我们必须承认，“理论概括是非常有力的方法，但是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破坏了历史的具体性……理论模型太概略，不能处理具体进化事件的复杂性，因此，生物学家借助历史性叙述来理解这些事件”。生物学尚且如此，我们怎么能够断言比之复杂得多的历史过程就能够用所谓的复杂性科学处理之。还是这位学者说得好：“任何复杂性的几乎所有过程都是独特的。历史和理论是在不同的普遍性层次上提出问题，并且在描述时需要不同的细节程度。在理论研究中，我们总是试图抽象、归纳、表述复杂系统的理想模型，即使这个模型令人悲哀地不切实际。”(63)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理论所构造的世界与现实的历史世界或实践世界区别开来对待，切莫将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复杂性科学，身处其中的研究者们倒往往非常谨慎，认为它还处在初创期，“这门科学还如此之新，其范围又如此之广，以致还无人完全知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界何在”(64)。许多哲学研究者也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一位哲学研究者指出：“复杂性科学刚刚兴起，复杂性的概念也还很不统一，因此，从目前来说，好像还没有一种测度所有复杂系统的通用方法，只能针对几类复杂系统提出一些测度手段。”(65)另一位研究者则写道：“我们强调随机事件的本体论地位，不是因为复杂性科学已经‘证实’了宇宙中存在着非因果的随机事件这个哲学命题，我们只是承认它与复杂性科学更协调一些。我们强调随机事件的本体地位，也不是从复杂性科学中找到几个反例去证伪‘自然界的一切都严格按因果律进行’，‘宇宙中一切事件以及一切事件的特征都有原因，都由它的原因严格决定’这些命题。”(66)关于可预测性，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从混沌理论来看，我们不能笼统地得出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可预测的结论。历史发展有些方面不可预测，有些方面也是可以作出预测。混沌理论对此作出了证明，并提供了新的预测方法。”(67)即便是涌现或突现现象，也“并不是完全可预测的，也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它是处于不可预测的边缘上。同样，突现现象，并不是完全可控制的，也不是完全不可控制的”(68)。关于复杂性科学与传统科学的关系，一位长期从事复杂性研究的学者在对两者作了详细对比之后写道：“从这个对比表看，复杂性科学更像是基于传统科学本身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当然其中存在一些重要概念转换。”并认为“复杂性科学绝非后现代主义得以成立的科学基础”。(69)对于那种主张复杂性领域是完全由不确定性、随机性、不可预测性支配的观点，一位研究者反驳道：“如果在复杂性的研究领域，真的是由完全的不确定性、随机性、无序、无规则性、偶然性和完全不可预测性压倒一切，毫无规律性可循，毫无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规则可以寻找，那么还要我们这些科学方法论研究者干什么？还要我们这些科学哲学研究者干什么？”(70)
“复杂性范式”的倡导者莫兰，尽管由于其泛化的研究经历，“致力于建立全面的、整体的人类学，最终经过涉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领域走向建立复杂性的一般的科学方法论”，但他似乎至少还清楚复杂性科学与将其泛化的复杂性形而上学的区别：“我想指出存在着两种复杂性的概念，我分别称它们为狭义的复杂性概念和广义的复杂性概念。根据狭义的复杂性概念，人们进行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致力于找到对这种系统的数学表述，甚至是决定它们的超越还原论的和跨学科的规律。但它不要求认识论的改革。而广义复杂性概念的内涵更加广泛，它包含前者，认为‘复杂性的挑战’要求我们的认识论的改革和复杂化，这引起思维方式的变革。”(71)
与科学家们和一些哲学研究家们的谨慎成为对比，白文则似乎要胆大得多。尽管白文承认对于复杂性研究成果所知“极其有限”，但还是敢于大胆断言：“相比较而言，复杂性可能就是一种可以取代规律性来解释和理解历史、并总体性地深化哲学层面的历史认识的新的核心假设。”并进而宣称，“所谓复杂性的解释意图与范围，不仅在于必然性，而且在于偶然性；不仅在于规律性，而且在于非规律性；不仅在于因果关系，而且在于跨层次或超层次的、更为广泛深刻的相互作用；不仅在于整体如何大于部分之和，而且在于整体如何小于部分之和。其实际的或预期的解释效果都足以引人关注。”但当我们“预期”这种复杂性解释能够给出超越以往理论的东西时，作者却只是告诉我们：“通过复杂性假设，可以内在地确立和说明人的能动作用的历史作用。在复杂性范式当中，历史的规律性与非规律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可逆性与非可逆性、‘本质’与‘现象’等等互为对称破缺，并无先验性的主导与从属之别，但都可以看作人类命运之现实存在。而人的能动作用，正是造成这种破缺性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这种说明机制是如何“内在地”确立的，我们似乎就只能满足于“‘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破缺性统一。’在这个定义当中，破缺性可以指称任何实体、属性、过程和关系意义上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不成比例性、不规则性”。(72)对这种“内在地确立和说明”，我们这些对科学理论之解释世界有某种“预期”的人，仍然不免要像何兆武教授那样产生疑问：“矛盾统一是人人都会说的口头禅，问题是如何统一。”(73)
毫无疑问，复杂性科学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也对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而这就诱发了人们某种形而上学冲动，试图将之提升为某种能够用来解释一切的东西，从而也就超越了复杂性科学而成了一种寄附于复杂性科学机体上的“复杂性科学主义”或复杂性形而上学。这种形态的科学主义虽然是极力反对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并倡导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但就深层实质而言，与传统的科学主义并无多大不同。这样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给科学太多的荣誉的同时，也给了科学太多的侮辱。面对这种科学主义态度，记得一位从事过多年科学研究而后转入哲学研究的学者关于科学主义之危害性的话，可能也是有教益的：“在科学主义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堕落，科学主义鼓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幻觉，倡导万物的终极理论，主张一切意义的逐渐丧失，把‘科学’当作大棒，把它不合意的思想统统打入金丹术和巫术的阵营。科学主义过分炫耀科学且背离科学精神，这激起了让许多科学家吃惊的对科学的敌意。”(74)但愿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所引发的新的形式的科学主义不会走得如此之远。
注释：
①王南湜：《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载《学术月刊》，2006(5)。
②白利鹏：《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杂性假设——兼与王南湜教授商榷》，载《学术月刊》，2008(11)。
③④⑤⑥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49、848、868、87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⑦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第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⑧⑨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2、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⑩(11)(12)(14)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28、42、60、6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13)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5)(16)(17)(25)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68、194、99、199页。
(18)(19)广松涉：《事的世界观的前哨》，第258、25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2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雅默：《量子力学的哲学》，第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3)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4)(26)科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270、2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7)陈克艰：《上帝在怎样掷骰子》，第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8)陈一壮：《试论复杂性理论的精髓》，载《哲学研究》，2005(6)。
(29)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第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0)雅默：《量子力学的哲学》，第88页。
(31)波普尔：《客观知识》，第23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2)波普尔：《开放的宇宙》，第135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33)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6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转引自庞元正：《决定论的历史命运》，第56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36)参见尼科利斯：《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第1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37)(38)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69、96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39)(40)(41)泰勒：《黑格尔》，第7、8、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2)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第91-92页。
(43)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5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4)(45)威尔逊：《简说哲学》，第44、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6)马奎特：《规律、因果性和机械决定论的社会根源》，载《世界哲学》，1988(3)。
(47)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8)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03页，重庆出版社，1993。
(49)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159页。
(50)莫兰：《为着走出20世纪》，见陈一壮：《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述评》，第221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51)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第95页。
(52)(53)转引自庞元正：《决定论的历史命运》，第59、59页。
(54)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的详细说明，请参阅王南湜：《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载《学术月刊》，2006(5)。
(55)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00-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6页。
(57)莫兰：《论复杂性思维》，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58)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第151页。
(59)欧阳莹之：《复杂系统理论基础》，第27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1)(62)金吾伦：《从复杂系统理论看传统思维方式的历史演变》，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63)欧阳莹之：《复杂系统理论基础》，第319页。
(64)李士勇等：《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Ⅱ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65)黄欣荣：《复杂性究竟有多复杂？——论复杂性的测度》，载《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4)。
(66)林影：《复杂性问题与偶然性问题初探》，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67)黄欣荣、于海：《历史决定论：从复杂性的观点看》，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2)。
(68)齐磊磊、张华夏：《论突现的不可预测性和认知能力的界限——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看》，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4)。
(69)吴彤：《复杂性、科学与后现代思潮》，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70)桂起权：《对复杂性研究的一种辩证理解》，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71)陈一壮：《埃德加·莫兰：身世、历程、思想》，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72)白利鹏：《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杂性假设》，载《学术月刊》，2008(11)。
(73)转引自白利鹏：《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杂性假设》，载《学术月刊》，2008(11)。
(74)欧阳莹之：《复杂系统理论基础》，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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