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辩证整合及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理论论文,意义论文,女性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6-0017-05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女性主义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但什么是女性主义，为什么要运用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怎样使用女性主义的概念范畴，许多研究者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新的困惑，即面对西方学界观点纷呈、流派众多的女性主义，常常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因此，辩证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女性主义的实质内涵，而且可以提高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指导效度。
一、西方女性主义各流派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女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是由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流派和思潮汇集而成。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作为其主要代表，虽然在具体分析妇女受压迫、被歧视的原因等方面，都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和途径，但同时在理论上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
活跃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坚持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其理论基础是启蒙理性，它反对改变社会的极端态度，认为制度需要修正而不是推翻。[1](P40)它的全部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公平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2](P16)，使男人和女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这种通过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经济和教育制度改革，使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竞争和受教育机会的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制度保障；这种注重公平竞争、反对照顾弱者或弱势群体的主张，可以为广大女性发挥潜能、施展才华、消除依赖性、自立自强于社会提供理论依据。然而，这种较为“温和”的观点和较为“稳健”的行动，不承认性别的“阶级压迫”，容易使人们放松对父权制的必要警惕；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以“男性”作为规范的标准，有可能使女性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它对两性生理差异和女性品质特有价值的忽视，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各项劳动难以得到有效补偿；它注重个体自由选择的思想，忽略了劳动妇女所处的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否定了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提出女性问题只有在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中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它强调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妇女地位的改变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因此主张要改变女性的屈从地位，并取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力和地位，仅靠女性的努力和公平竞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为女性提供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1](P52-56)这一理论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为改变妇女的生存状况、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提供了经济保障。但这种理论由于对阶级与经济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一致性的过分强调，容易使女性特殊的利益需求消解在阶级利益的争取之中；性别盲点的存在使女性只能与生殖、生育相联系，而不能与生产相对应；在强调或要求家务劳动得到社会补偿的同时，有可能使女性的家庭角色进一步固化，并将妇女继续囿于传统的性别角色之中；过分的劳动保护政策，还有可能使女性对国家和男人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
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其性别立场旗帜鲜明，她们认为，父权制是压制女性的，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综合体系。其理论重心针对的是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其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女性的生理结构，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构造（比如女性的生育），因而试图通过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受精等方式改变女性由生育所带来的低下状况和屈从地位[1](P47-48)；甚至提出：“妇女必须逃出异性恋性欲的限制，并通过独身、自愉或女同性恋创造出妇女独有的性欲。”[2](P4)在她们看来，不论公领域还是私领域，妇女所受的一切压迫都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因此要改变妇女的地位，必须推翻男权社会及其一切制度。这一理论强调所有女性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试图为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结成利益共同体奠定基础；同时对女性利益的过分强调，也引起了政府对女性群体的特别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妇女解放的进程。然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古今中外的所有女人始终都处于男性威权的统治、压迫之下，那么，这无疑在说明女人没有创造历史的能力，或者说既往的历史都是由男人创造的；“男人是敌人”的立论前提，把男性完全摆在了女性的对立面，忽视了妇女解放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男女两性的合力作用，也忽视了两性作为“人”的共同特性。这种理论不仅受到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主流学界的强烈批判，而且在女性研究者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性和颠覆性是其显著特点，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的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1](P59)，甚至认为“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因为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能力、性倾向、年龄等，并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还试图发明一种女性的话语体系，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个世界上用的都是男人的话语”，“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因此强调女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争取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1](P67)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活跃于学术圈内，这种理论对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加强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年龄群体之间的对话，打破森严的等级壁垒，消除对权威的崇拜与迷信，创造新的知识体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对后现代女性主义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直接思想成果，因此，女性主义在利用它作为解构的武器的同时，必将会受到它的解构；在利用它作为改造工具的同时，必将会受到它的改造。而这一解构与改造又难免与妇女解放目标背道而驰。”[3]实际上，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在纷繁复杂的解构中很难找到、找准自己的位置，游移的结果必然带来女性内部各种力量的分散或分离。
事实上，从学术史的发展看，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任何观察中的偏见和局限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克服偏见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尽可能地利用不同研究策略的长处，将各种理论所带来的局限降到最低限度。因此，从中国本土的实际和经验出发，辩证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二、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原则和方法
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不是要消解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更不是将多种不同的观点固化成一种声音，而是试图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及其流派之间寻找必要的张力，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以便在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和而不同”特色的同时，有力推动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传播。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特色妇女理论创新的生发点，同时也是深化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根本和关键。
要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1.“舶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也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在其框架内言说与传播，既可以扩大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战果，也可以通过不同学术流派的对话与交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2.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其科学性的体现也已凝结和熔铸了中国几代学人和行动者的聪明与智慧，它已不属于马克思一个人，而属于当代中国和全人类。3.融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概括出来的多种范畴，也可以使从小就接受这一思想熏陶的普通民众和青年学子在驾轻就熟中理解、体悟女性主义的真谛与魅力。如有的研究者针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在中国本土实践中“割裂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将女性的从属地位“片面归咎于文化建构和男性压迫”，“完全取消性别差异的偏激”所带来的诸多局限等问题，提出“长期以来用以指导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立场”，对社会性别理论具有“补充和校正”的作用。[4]
首先，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方面是历史地看待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和理论流派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了解这些理论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该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威力和所存在的问题。比如，活跃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相适应，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女性个人的权力和政治、宗教自由。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大，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19世纪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更多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产生则是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另外，在西方不同国度的文化当中，女性主义的归属和现实斗争目标也不尽相同。英国的女性运动主要是工人阶级女性，属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美国的妇女运动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女性，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激进女性主义。从女性自身来讲，每个国家、民族的妇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有区别的，妇女所走的道路和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分不开的。因此，妇女理论研究在指导妇女解放实践的过程中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坚持唯物史观的另一方面是充分了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播到中国以后，中国本土所处的历史环境（包括经济发展及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所具有的程度）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产生时的历史条件有哪些异同，在用西方各种并行与交叉、甚至“自行矛盾”的理论指导、解释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过程中，既不能机械套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任意图解，也不能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为西方理论的注脚随意附会。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批评的，在中国革命中，女性问题从来都是同阶级问题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认为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没有任何的特殊的重要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难免有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之感。”[1](P24-26)还有，在当前的女性研究中，为了说明增强“女性意识”的重要性，不少论者总是以“男女厕所的蹲位”问题作为例证。但如果离开“当代大都市”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女性主义就会失去它应有的解释力。也就是说，“男女厕所的蹲位”在以往之所以没有作为“问题”引起注意，不只是因为没有“性别视角”或“社会性别意识”不强，同时还因为这个问题“在古代的城市和当代的农村”并没有成为“问题”。
其次，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时，要坚决反对和抵制“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比如，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是为了消解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消解女性之间的团结；批判父权制，是因为父权制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统治，但它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男性是一个“统治者”，更不意味着男性是敌人；关注弱势群体，是因为这一群体的利益向来被忽视，但不等于无原则地赐予；提出对家务劳动进行补偿，是因为这部分劳动对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但不是要固化性别角色，更不意味着这部分劳动一定要由女人来担当；反对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宏大叙事”，是因为其中对女性及其经验的漠视或轻视，但并不否认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性别文化建构规律的探寻；重视实证的个案研究，是为了给难以“发声”的个人提供言说的机会，但不等于不要系统的和宏观的理论建构；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和等级关系，是为了给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创造条件，但并不等于所有的等级关系都是有害的，归根到底“要视这种关系的组织是为了使不平等得以维持或加剧，还是为了使不平等程度得以降低或消除而定”[5]；强调男女之间的同一（或统一），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发展目标，但不是要否定个体之间的不同特性；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是为了呈现世界的丰富多彩性，但不一定就是在制造两性对立，更不是用此之长攻彼之短，一决雌雄，而是在充分认识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和局限的基础上，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不可否认，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是重要的，但这一任务又是相当艰巨的，正如帕特南·童所说：“很清楚，要将追求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压力与追求整体性和同一性的压力协调在一起，这是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重大挑战。”[2](P10)
三、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实践意义
女性主义既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方法，可以用它来分析、批判历史与现实中存在过和存在着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并解构其话语和观念，也可以用它来建构现实和未来两性平等和谐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女性主义更是一种社会实践——解放女人和男人的实践，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实践。因此，整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并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将会对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与发展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一，可以增强女性解放的合力作用。不可否认产生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基础上的各个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妇女解放实践都发挥过积极的指导作用。然而，当中国的国门打开之后，面对西方异彩纷呈的各种理论及其流派，国人还来不及梳理、消化、分类和品味，就匆匆拿来作为上阵的学术武器开始指导中国的性别研究和妇女解放实践了。现实是无情的，当这些理论在接受中国本土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实践检验时，不仅在学术理论界产生了像西方一样的诸多分歧，而且在行动层面也使得崇尚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各自为营。影响所及，在东西方之间、在男女两性之间、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在研究者与行动者之间、在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和分歧，尤其是女性主义各流派之间“互相为敌时矛头针对的是对方而非压迫妇女的恶势力”[6](P288)，使得推动妇女解放的力量严重削弱。因此，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积极整合西方女性主义不同流派的理论资源，增强推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过程中的“合力”作用，是现阶段妇女研究与妇女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二，可以拓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从性别角度切入，对历史与现实中各种各样的事物存在状况进行观察和思考。西方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及其理论主张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它可以使人们突破传统单一的意识形态限制，多侧面、多角度、多视角、多渠道去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比如，现实中的两性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存在的？为什么在历史上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那种方式存在着？为什么在未来要把性别文化或制度建构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中国和西方有哪些异同？这些异同对建构新的性别文化和制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新的性别文化和制度又会对两性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都将大大拓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另外，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也谈到当前中国女性研究在“学理上的混乱”。所幸的是，大家只要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危害，“突破”就为期不远了。而这种突破所带来的效应正像当前学界对“学科融合”的形象比喻一样，即从最初“物理”阶段的简单位移（东西方之间机械嫁接），经过“化学”阶段的全面反应（不同学科之间广泛对话），最终必然会进入到“生物”生成阶段（女性学学科诞生）。
其三，可以统一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妇女研究和行动作为妇女运动的两股重要力量，不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当前都可谓轰轰烈烈。但综观不同发展流派及其所指导（或领导）的行动实践和课堂教学，其方向和发展目标上的争议与相背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建构主义形成了一个二元论结构，这种状况在实践层面和学术发展上导致了种种困境，常常会使人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7](P236)具体而言，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上，受西方不同女性主义流派的影响，有的主张男性也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因而，男女两性作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应在妇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作用；有的则认为“男性是敌人”，不打倒男人女性便不能获得真正而又彻底的解放。在知识生产领域（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有的从“社会人”的角度切入，强调女性应如何独立与自强，有的则从“自然人”的方面立论，教育女性怎样去“讨好和拴住男人的心”，怎样去做“贤妻良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大多与女性有关的研究和行动都是在“女性主义”的旗帜或名目下言说与传播的。有人形象地将女性主义戏称为“垃圾桶”，也就是说只要和女性沾边的，什么都可以往里填。因此，在我看来，通向妇女解放的道路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导引下可以有千条万条，但条条大路最终都必须朝着通往“消除两性不平等”、“妇女解放”和“人的解放”这一总体目标迈进。而“九九归一”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妇女理论和框架将会对中国的妇女发展实践和世界的女性主义学术做出贡献。
收稿日期：2007-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