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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3)06-0036-11
为深化历史学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突显历史学专业的实力与功能，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专业、温州大学欧美历史文化研究所于2012年11月1至2日承办了由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东片区主办的“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捷克查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及温州大学历史学专业教师共五十余人出席，收到学术论文28篇，围绕着“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和“世界现代史与当代文化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问题
(一)关于世界现代史体系问题
张象(南开大学教授)以自己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发展过程，认为1979年是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史上的春天，该年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后世界现代史学术报告会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与会者讨论了学科发展问题，取得了几个明显的成效：提出了学科发展的新理念；筹建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动员了一批业务骨干作为学科建设的第一梯队；促成部分“地区组合”：“武汉一中南地区组合”、“京津地区组合”。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崛起，对外交往的深入，是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诸多新机遇、新挑战，要求学科职能进一步提高和发挥[1]。
关于世界现代史体系问题，他认为经历了四个认识阶段：(一)1953－1958年按照苏联史学界的提法讲授世界现代史。苏联学者将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按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定位，故依此逻辑，世界现代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发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以1939年为界，将总危机划分两大段。1956年高教部拟订的教学大纲改变了苏联体系，把世界现代史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大时期，但基本精神与苏联教材一致，声称“拟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扩大为分期的标志”。(二)1958－1980年的“三条线，两大段”体系时期。按照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对时代的提法：世界现代史阐述人类社会“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看成是时代的主要特点，加上资本主义原有的三大矛盾，这样，四大基本矛盾被认为贯穿整个历史时期，便形成了“三条线，两大段”学科体系，即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化来的民族主义国家三大类，然后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改革开放后，三条线，两大段”学科体系虽有微调，但基本没有变化。(三)1990－2000年，强调讲述世界的整体化进程。1990年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外事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体系结构的认识有所改变，而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因吴于廑等学者倡导后被学界普遍认可，加上国际上全球史热潮的影响，国内世界现代史教学大多不再以十月革命开端，而是以20世纪初为开端，不再强调以讲述时代性质为宗旨，而强调讲述世界的整体化进程，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成为这一转变的标志。新版的世界现代史著作多把现代史看成为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最后阶段，认为这时期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已联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马、恩所设想的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到此实现了。但认识有一个过程，实践也有一个过程，加之新版的《世界现代史》教材因客观形势的需要，着重点依然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所以“三线两段”的体系格局仍没有完全改变。(四)21世纪以来再认识，再探讨时期。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崛起后，国人也需要更准确深入地了解世界，但无论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还是主观认识的提高，都要求我们对世界现代史的体系进行再认识，再探讨，认为世界现代史就是一门讲述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整体化形成并向全球化演变的历史，取消用1945年作为分期界标，将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到战后事宜和对世界的直接影响，即20世纪30－50年代，作为一个大单元来讲述，这样可更好地表现现代世界的整体化进程。
另外，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以《全球化浪潮的史学回响——全球史源流导论》为题，向温州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介绍了全球史观的内容，认为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认识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作为“国别史总和”的世界史；(二)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史；(三)引进和参与的世界史：全球史新论。
(二)关于世界现代史教材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张象认为中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34年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着手编写两卷本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下卷从1918年开始。周谷城在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就曾挑战“欧洲中心论”，1949年出版了首部三卷本的《世界通史》，但因各种原因，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未能很好地贯彻。1953年世界现代史成为高校历史系基础课后，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出版了第二部《世界通史》教材，但没有现代部分。后陆续有一些教材出版，但基本还是以欧美为中心的框架。直到吴于廑、齐世荣的六卷本《世界通史》出版，有中国学者自己特色的教材才可以说是真正地出现了。
张卫良(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我国的世界史教材经历了由“欧美模式”到“苏联模式”的转换，“欧美模式”的世界史教材存在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教材内容以欧洲为叙事中心，扩及美洲，关于其他区域的历史极少，通常归之为“欧洲中心论”；(二)所用世界史教材大多为欧美学者著述，即使是我国学人的自编教材，也是建立在西方学者构建的知识体系之上，编纂体例大多沿袭西方教材；(三)按西方的学术规范进行注释，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范式。而“苏联模式”的教材也有鲜明的特征：(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阐述世界历史的理论基础，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种基本形态；(二)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批判资产阶级的史观，批判经济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三)内容庞杂，叙述宏大。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理论教条限制内容表达，生搬硬套，“欧洲中心论”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表述机械化，失去历史学丰富、生动和多元的本质。根据多年世界史教学的实践，他提出要去“行政化”，避免浮躁心态，不能以教材“行政”级别高低来衡量教材的优劣，而要有平和的心态、求实的作风，编写出体现中国学者研究水平、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教材。
(三)关于世界现代史教学问题
张象认为要明确世界现代史的宗旨和任务，科学地分期划段，反对“欧洲中心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把握世界整体化向全球化演变的特征。
张卫良认为首先要厘清世界史教学的目标，世界史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世界历史意识的专门人才，这些专门人才不仅要了解世界历史，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其次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世界历史涉及面广，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只有人才队伍达到一定的规模，且对世界主要区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提升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了解；再次要改革与调整世界史教学方法，大胆革新原有教学方式，摆脱“教材”约束，摆正教材与教学的关系，提高学习效率。
汤晓黎(台州学院副教授)提出四点建议：(一)在教学理念和内容上应注意把握几条主线：(1)用“全球历史观”对待世界各国和地区文明，特别注意世界各文明问联系与相互影响，把论述内容推进到实际生活各个层面，除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外，还应增加交通运输、都市发展、妇女地位、日常生活乃至休闲娱乐等内容，使世界史教学真正做到内容更加丰富，学习更有兴趣；(2)正确描绘各种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加以分析，如国际关系学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等)、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问、政治利害关系与经济政策制订间、国际行为与对外政策目标问的微妙变化。(二)教学方法上应实行多样化，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与承袭有机结合：(1)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教科书，博采众家之所长，授课时让学生有分析、有比较，合理使用，选择吸收；(2)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增加世界现代史教学内容生动性和教材可读性。(三)重视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国情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界现代史又是国情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研究中国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更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体系中去认识，才能更进一步领悟当今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实际。(四)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为历史的进步、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丰富而奋斗，从中涌现出大批杰出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明白做人的基本道理，热爱“真、善、美”，憎恨“假、恶、丑”，从而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梁中芳(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针对我国高等学校课堂教学的弊端，依据高等教育三十条提出的“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的要求，介绍了在教学方面的一些尝试：(一)借鉴西方国家历史本科教育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形式。她在开学伊始即将课程内容分成专题，三分之一由教师讲授，三分之二由学生组成研讨小组进行研讨，后由一学生代表研讨小组向全班讲授，教师对学生讲授的专题进行总结点评，这就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发挥了其自主性和积极性，另一面构成了师生的互动，改变传统的教师独唱局面，形成教学相长。(二)整合世界现代史教学内容，强调整体性，关注多样性，重视科学技术及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现代化和整体化并不等同西方化。
王玮(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针对世界史教学中长期存在重“具象思维”，轻“抽象思维”现象，结合其教学经验，提出世界历史的教学必须培养“抽象思维”能力：(一)培养学生宏观把握体系的能力；(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三)培养学生对不同人物比较的能力；(四)培养学生对纷杂事件概括的能力；(五)培养学生联想和贯通的能力；(六)培养学生怀疑的精神和解疑能力。他认为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无须强求学生认同或接受教师的史观和史论，应提供一种思维，培养和激发其创新意识和学术精神。
(四)关于世界现代史课程考核问题
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知识、掌握知识，那么如何来判断学生是否获得或掌握了知识呢？考核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传统的考核方式往往是出一份卷，让学生答，以卷面分数判定学习效果。梁中芳的做法是在遵循课程考核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基础上，注重：(一)知识与能力并重原则：通过小组研讨发言、班级专题讲授、期中考试、课外研究、史学论文等形式，使学生既掌握知识又提高能力；(二)坚持总分切割原则：把世界现代史课程的考试总分划为两块，其中60％为卷面成绩，40％为平时成绩，以改一卷定成绩的传统模式；(三)实施教考分离原则：由世界历史教研室各任课教师集体出题，构成世界现代史题库，再从题库中抽取名词解释题、史料分析题、简答题、论述题等，构成最终试卷，其中论述题可2选1，让学生有发挥特长的机会。
张洁(温州大学副教授)认为对学生进行考核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科学、合理地设计考核方法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其做法是把考核分成三块：出勤到课10％，作业(课堂讨论)20％，卷面分70％，三者总合构成最终成绩。其他从事世界史教学的教师也发表了他们相应的看法。
二、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
理论研究须与现实相结合，这是史学功能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围绕着“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专家学者提交了14篇论文，集中对下列专题进行了研讨：
(一)法西斯行径与盟国对策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大危机的影响，法西斯成为横行一时的恶流。1922年黑索里尼在意大利组阁，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日本，1919年出现了民问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道路。
面对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向国联起诉要求对日制裁，并照会英美主持正义。但国联未能有效制裁，英法亦无积极反应，唯有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向中日发出了“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照会。
赵志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斯坦利·亨培克与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一文，探讨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酝酿和出台中的作用：(1)亨培克本人就提出了类似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建议，说“可以使用更多的道德策略……阻止日本获利，将局势再次挽回到均势……不承认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避免了使用武力和联合抵制”；(2)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的关键话语修订中起了重要作用，把最初的“绝不承认”表述修订成“不能认可”，“无意承认”(can not admit the legality of any situation de facto nor does it intend to recognize)。“不承认主义”虽未对日本起威慑作用，但总算有人发出了声音，为美国实施“中立法案”、“租借法案”及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奠定基础，也纠正了把“不承认主认”仅归功于史汀生一人的误解。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针对1933年5月德国纳粹分子使用暴力占领各地工会，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一事，提供《纳粹德国的德意志劳动阵线》一文，该文揭示了德意志劳动阵线从组建到运作中与各方博弈的细节，剖析其头目罗伯特·莱伊执行希特勒建立“民族共同体”指令，强调“劳动阵线的崇高目标”，在全国筑起组织架构，利用《元首条例》打击反对派，最终与经济部、劳动部签署《劳动阵线与工商业经济协议》(Vereinbarung zwischen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und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取得“德意志劳动阵线”特有地位的心路历程。
段西宁(北方民族大学教授)《1935年公众舆论对英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一文，就英国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1935年的公众舆论表面上看是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联作为国际组织维护国际和平的看法，实则影响了英国外交决策的倾向性，使英国热衷于和平解决争端，最终起了纵容法西斯侵略的作用。
伴随着大战所带来的死亡、失业、贫困和饥饿，1941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了人类的四大自由：表达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面对不断燃烧的战火，如何打败侵略者，尽快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繁荣，成为盟国政治家思考的首要命题。朱大伟(赣南师范学院讲师)《和平方略：二战时期盟国战后和平规划中的社会保障考量》对二战时期盟国设想的社会保障与和平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进行了考察，认为以英美为首的盟国为战后和平规划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从国际层面而言，盟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1)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以战后规划为方向，改善一般福利的努力的第一步应该从一系列的关于粮食农业、货币关系和其它社会经济问题入手”[2]。在“食物创造和平和制造和平”的信念下，为使战时被解放的地区或国家免于食物匮乏的自由，美国于1943年5月召集40多个盟国召开联合国家粮农组织会议，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2)建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3年11月，44个盟国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以“计划、统筹、执行或设法执行若干办法，救济在联合国控制之下之任何地区内之战争受难者，济以粮食、燃料、衣着、房屋及其它基本必须品，供在衣物扩其它重要服务”[3]。(3)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建设和平，改善福利。从国内层面而言，各国颁布了系列社会立法：(1)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方案)及《国民保险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家庭津贴法》和《国民救助法》；(2)1942年美国的《权利法案》；(3)1943年美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和救济政策报告》(有“美国的贝弗里奇计划”之称)。作为战后规划的一部分，这些机构和法律对各自的国家乃至世界的福利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两个“贝弗里奇计划”被称为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圣经”，为之后的立法铺平了道路，也把大西洋宪章的相应内容付诸了实践。
(二)战后出现的激进运动问题
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国的主要任务是“医治创伤，恢复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开始复苏，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缔造了一个“黄金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生存问题”对于各国人民来说已经不再是关注的对象，他们转而寻求高级的存在。同时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给人以巨大的压力，多数人没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但他们思想活跃，试图寻求一种与自身社会环境和主导思想相异的意识形态，此时，毛泽东和卡斯特罗被高调宣传，吸引了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这种的大背景下，各国普遍出现了以“反叛”为核心的“激进”运动，宣称社会是保守的、自以为是的、虚伪的和缺乏文化价值的，必须对之进行“民主化”改革，有些人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以示威游行、抗议集会、散发标单，街头暴力等形式，占领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郑春生(温州大学教授)《在繁荣与危机之间：关于1960年代美国大学的思考》，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出现的“危机”进行解读，认为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1980年间，虽然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化”时代，并出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1969年)的“黄金时代”，但在繁荣的表象下却隐含着“结构性危机、精神危机和最后的反叛”，由此引出思考：(1)各级行政部门应充分了解大学，具备转“危”为“机”的意识和能力；(2)大学的发展应以培养“人”为中心；(3)大学的发展要处理好“人文思考与工具理性”、“经济轴心与文化本真”、“特权与公平”等问题。
黄正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联邦德国1960－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及其影响》，则对20世纪60－80年代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进行研究：(一)叙述了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激进运动的背景和表现；(二)分析了70年代演变成民间自发运动——“公民行动”(“新社会运动”)的概况；(三)分析了“公民行动”的影响。文章指出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70和80年代的“公民行动”虽都走向衰落，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影响：(1)产生了一个新的以“绿色党”命名的政党，影响到联邦德国曾长期保持的联盟党－社民党－自民党三大政党主导政坛的格局；(2)促使其他政党重视环保并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出现了传统政党的“绿化”现象；(3)导致人们转变观念，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理念，“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项基本的共识和政府政策原则；(4)形成了80年代初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反对重新强化冷战。
(三)冷战下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
二战时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不同制度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大战结束后，“易北河会师”的激情还未消失，美英苏等大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的考虑，开始抢夺势力范围。在美国的操纵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形成了苏美两极格局的雅尔塔体制。
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论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一文，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冷战时期美国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进行了探讨：(1)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持续时间长。隐蔽行动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70年代初的尼克松，长达二十余年，是冷战期间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隐蔽行动之一。直到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由于对西藏分裂势力支持收效甚微，加上“水门事件”的困扰，美国政府才暂时停止了对西藏的隐蔽行动，后尼泊尔军队清剿木斯塘西藏叛匪，击毙其首领，叛乱武装最终土崩瓦解。(2)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以隐蔽的宣传战。其中政治战(如秘密鼓动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是最早实施并长期坚持的战略，而着力最多的是准军事行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武装叛乱、提供军事援助、建立基地等)。(3)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与印度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他们给达赖集团活动经费，培训政治骨干，并利用联合国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反华议案，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4)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也给中国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其暗中扶持豢养的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试图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
刘合波(曲阜师范大学讲师)《论马岛战争与冷战转型期的美英关系》，梳理了马岛战争的来龙去脉，探究了里根政府对马岛战争的立场及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关系。文章认为美国对马岛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从“外交斡旋”到“公开支持”的过程。美国支持英国武力解决马岛争端，一方面巩固了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赢得了“铁腕”首相的美誉，另一方面又让20世纪70年代已解除特殊关系的美英重新回到了冷战初期的“亲密合作”，使英国全力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
孙若彦(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论拉美的反美主义》对拉美的反美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认为经历了独立运动期间克里奥尔精英对美国的失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美主义，再到一战后的“土著主义”、“桑地诺主义”、“民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后，呈现出社会主义特征及冷战结束后至今与反“新自由主义”相联的历程[4]。究其原因：(1)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政策和干涉行为是拉美反美主义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2)文化差异是反美主义的深层次原因；(3)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仇美心理和反美情绪；(4)国际格局和政治潮流的变动，诱发了拉美人的反美。
(四)东南亚开放与国际参与问题
东南亚是二次大战后期出现的一个区域名称，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随着中国的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介入朝鲜战争，且以军事及经济支援北越抗法，美国惊恐会发生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骨牌效应”。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扼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纠集英、法、泰、菲、新(西兰)、巴(基斯坦)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年)，把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框架。1967年该地区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组织，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其中越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先和中国称兄道弟，后跟苏联结盟，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又和中国友好，1986年后对外开放，融入国际。
刘芝平(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越南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及其成效》，就越南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效进行专题探讨，认为越南在开放前，除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贸关系外，与其它国家几无往来，处于自我封闭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与中国交恶后，与中国基本限于“经互会”成员国来往。1986年越南共产党“六大”提出“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方针后，开始走向开放，2001年，越共“九大”又将“经济全球化”目标写入党的文件，奉行“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加入东盟(1995年)和世贸组织(2007年)，融入全球化轨道，这不仅为越南的发展带来了资金，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了产业结构，使越南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生活水平日趋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
刘疆(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教授)《冷战后越南外资政策及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专门关注冷战后越南的外资政策，分析其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越南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应：(1)使越南有效参与并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2)先后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高，并指出外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魏炜(赣南师范学院教授)《地区意识与地区参与：柬埔寨问题中的新加坡》，探讨了东盟主要成员国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中的作用。针对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带来的区域安全问题，新加坡从地区和小国安全考虑，站在东盟外交的最前沿，强烈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推进抗越力量联合，促使“柬埔寨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给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通过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美国、中国一起反对苏联、越南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把区域和全球利益与新加坡国家自身利益相结合，既纠正了邻国对它的偏见，又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增强了地区合作的信心。
三、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文化发展”问题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命脉，也是见证历史的符号，希罗多德的《历史》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更以“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新文化史诞生和冷战的结束，更是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从文化的视角去分析考察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世界现代史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一)文化因素与国际冲突问题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二次文化高潮后，写出了《第三次文化高潮》一文，阐释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背景和内容。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最新发现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并改变了机械论的传统观念，人们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从事文化艺术研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化形态：(1)文学上，问世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问题的作品，如弗郎兹·卡夫卡的《行踪》；(2)艺术上，涌现了许多新画派——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和新画家，如凡高，毕加索，从艺术的角度去表现人类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3)音乐上，以抽象代替写真，创作出许多曲调奔放、节奏明快、反映激烈变化的乐曲，如阿德罗·舍内贝格创造了12音调作曲法，强调“让思想快乐”，去反映新时代的呼声和跳动的脉搏；(4)生活上，催生了大众文化，结束(改变)了农村与世隔绝的状态，代之以标准的语言，新式的服装，坦荡的生活和公开的交往。
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从事国际冲突研究应具有的文化视野进行阐发：(一)微观层面的文化视野：第一，在国际冲突发生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可能成为诱发国际冲突的导火索，而宗教和民族问题最为突出；(2)异质文化交流互动中，强势文化的扩张常常会导致文化冲突，进而升级为国际冲突；(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可能衍化出民族偏见、歧视或仇恨等情绪，对国际冲突的发生会起推波助澜作用。第二，在应对冲突的决策方面，文化因素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订及危机处理行为的重要变量，其影响是：(1)文化因素往往会通过决策者来对具体的决策施加影响；(2)文化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危机决策的内容和目标；(3)文化因素对应对国际冲突的决策和实施手段有制约作用。第三，在平息国际冲突方面，文化的差异可能会成为化解冲突的障碍，冲突双方寻求解决冲突的阶段，文化差异导致的原则性对立或误读可能会增加冲突平息的难度，甚至扮演阻碍解决的角色。(二)中观层次的文化视野：(1)文化互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以国际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交流、交锋、交融、交织”等文化交往形式中，“交锋”就是碰撞、冲突的对立状态；(2)国际冲突的发生反过来会对冲突各方的文化产生影响，或激发对抗中的文化活力，增强其抵御外来文化侵入的能力与自保能力，或彼此相互采纳借鉴对方的文化优点，对原有的文化进行补充、修正或完善，以获得更成熟的文化适应能力。(三)宏观层次的文化视野，即从文化视角对国际冲突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论构建进行考察和分析，重视从理论层面对国际冲突研究进行整体把握和文化解读，关注国际冲突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对文化成果的借鉴与运用，如有人受牛顿的机械平衡理论启发，提出了“势力均衡”理论，有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影响，提出“现实主义”理论等，尤其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文化因素”提升至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核心地位，引发了国际冲突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热。但“文化分析”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分析视角的一种补充，无须片面夸大，在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或否定其它因素的作用。
(二)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问题
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保尔·柯纳顿(Paul Koerner Dayton)《社会如何记忆》，莫里斯·阿尔布瓦(Motris Arbois)《论集体记忆》，勒高夫(Le Goff)《历史与记忆》，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在世界现代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一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共同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慕尼黑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英法出卖，纳粹德国最后占领其全境，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获得解放，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发生了“丝绒革命”，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取消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冷战时代结束后，斯洛伐克要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1993年最终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历史记忆”。郑得兴、张家铭、胡丽燕(分别为台北东吴大学助理教授；台北东吴大学教授；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候选人)《中东欧年轻世代的认同与记忆——以捷克及斯洛伐克为例》，对分裂后的两个共和国年轻世代(1989年前后出生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进行问卷调研，发现捷克人对自己的国族认同有一种自豪和自尊，仍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认同为主，有“欧洲怀疑”情结；而斯洛伐克人则尽量去“捷克化”，以“欧洲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加速“欧洲化”进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上，捷克年轻世代强调捷克历史发展的元素，而斯洛伐克则强调新架构下斯洛伐克历史的元素，当调查问题“一、捷克斯洛伐克的丝绒革命是哪一年？二、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1918当任)是谁？”时，他们对问题一的回答几乎一致，对问题二的回答，差异却十分明显：捷克人几乎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是马沙理克(Masaryk)，而斯洛伐克人答对的只有62％。当问到自己国家内(捷克或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时，捷克人的回答是1918年的独立，而斯洛伐克人的回答是1993年的分裂。可见不同的国家框架建构，就会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三)文化传播与范式转型问题
现代历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从宏观史学转向微观史学，从社会史学转向文化史学，但不管哪一种模式，史学都有“文化中的文化”之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诸多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这些理论或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和范式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兰(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从众多的史学思潮中选“实证主义”进行研究，从“实证主义与科学方法；实证哲学与人类历史；实证方法与历史研究”三方面，对孔德“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析到综合”的实证主义思想进行挖掘。他认为孔德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中，坚持“历史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通过综合、归纳，挖掘人类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必然联系，推断出其规律，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张洁(温州大学副教授)《留美学人与文化形态史观传播研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内涵，留美学人吴宓、张荫麟、孔繁霱、刘崇鋐、雷海宗、林同济、吴于廑、陈序经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情况及“文化形态史观”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认为：“文化形态史观”也称“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学”(Morphology of Culture)或“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指的是“在历史研究中通常从宏观的角度，以高度自律的文化作为有机的载体，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各个文化或文明体系的异同，归纳出其共通的形态和模式”[5]。“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激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热潮；推动了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更新；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文化形态史观”并未像马兹利什(Mazlish)所预言的那样，“二三十年代以后只不过是一件古玩”，而仍呈现出研究的热潮。李勇(淮北师范大学教授)《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回响》，对西方史学思潮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传播情况及具体回响进行分析，他认为“年鉴学派在中国风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稳步传播、后现代主义走红”[6]构成了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中国传播的突出现象，使中国的史学由苏联史学一枝独秀变为欧美史学姹紫嫣红，历史哲学著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研究思路从五种生产方式到多种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方法也从阶级分析法进入跨学科法，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温州大学陈勇博士做了关于《中世纪欧洲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及其经营管理》，杨祥银副教授做了《关于口述资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徐华炳副教授做了关于《海外移民与温州华人华侨研究》的学术报告，并介绍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和华人华侨研究所的建设情况。
总之，专家学者们围绕着各种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补充、提问、点评等方式进行互动，并针对某些问题进行了辩论，最终达成以下共识：(1)必须深化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现代史研究，把握好体系，编写好教材，设计好内容及考核标准，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富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学科；(2)高度重视理论探讨与现实应用的结合，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用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去解决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3)实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扩大历史学科影响力和发挥史学教育在人文素质提升中的作用；(4)加强专业联系，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对外交流。通过此次会议，与会者亲身感受到了温州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扎实的科研基础和发展潜力，表示愿为温州大学的发展和历史学专业的提升献计献策。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郑寅达教授等与会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收稿日期：201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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