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四国”金融监管合作平台：依据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国论文,金砖论文,金融监管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构建金砖四国金融监管合作平台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金融监管的宗旨在于弥补市场失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则产生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国际危机传染理论认为，传染源国、被传染国和传染途径是国际传染的三大要素。其中，传染途径是关键。而传染途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接触式传染，指危机通过产业联动效应、贸易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从一国传播到另一国。另一类是非接触式或曰真正的传染(True Contagion)。它被认为最具解释力，凡是没有任何资金联系和接触，危机却得以传播的现象均可用它来解释。非接触式传染通过投资者心理预期实现。笔者运用危机传染理论，分别考察“金砖四国”经济金融一体化及相似性状况，试图从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途径揭示四国危机传染的可能性，从而为构建四国监管合作平台提供行动依据。
(一)金砖四国经济金融一体化状况——接触式传染途径。
接触式传染是危机传播的基础性形式，即国与国之间通过贸易一体化产生贸易溢出效应，通过投资一体化产生产业联动效应，通过金融一体化产生金融溢出效应。这些效应聚积起来，最终导致危机从一国传播到另一国。
1.金砖四国贸易一体化状况及危机传染。
(1)金砖四国贸易一体化状况。
中印是相邻的亚洲发展中大国，印度在IT产业、医疗、技术等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而我国在工程、制造业方面占优。2008年中印双方贸易额达517.8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34％，比2002年增长10倍。尽管2009年1-10月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印进出口贸易额降至343.4亿美元。但目前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许多学者对中印贸易关系的研究表明，两者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但贸易互补性是主流，两国贸易合作潜力非常大(万广华等，2008；Wu & Zhou，2006；祝树金等，2009)。
中俄双方是最大的邻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边境贸易历史悠长。1982年中国与前苏联恢复边境贸易关系；前苏联解体后，1992年3月中俄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96年成立副总理级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下设经贸、能源、科技、航天、金融等10个分委会，在石油、核能、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从总体看，两国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双边经贸关系拓展空间较大。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俄贸易额增长近10倍；由于危机中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2008年中俄贸易额为568亿美元，同比增长18％，远低于2007年44.30％的增速。目前，俄罗斯已从2007年的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国降至第九位。而中国是仅次于欧盟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中巴相距遥远、地处两洲，但两国之间素无历史积怨，在自然禀赋和发展诉求上相辅相成。双边贸易额在两国1974年建交时仅1700余美元，随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8年1-10月数据显示，中国从巴西进口259亿美元，出口166亿美元，逆差近百亿美元。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拥有中国高速发展所需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如中国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大豆和石油资源品约占其对华出口产品的65％。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09年3月，巴西对华出口额17.37亿美元，同比增加134.6％，而向美出口额12.70亿美元，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出口目的地。2009年前4个月，中巴贸易总额达32亿美元，超过28亿美元的美巴贸易，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Jorge et al.(2006)以专业化系数和一致性系数对中巴贸易关系研究表明，中国贸易发展对巴西产生正面的福利效应。
(2)金砖四国因贸易溢出效应而可能导致的危机传染。
从危机传染理论分析，四国之间贸易一体化现象必然产生贸易溢出效应而可能导致危机传染。当一国发生危机时，造成的货币贬值相对提高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从而降低这些国家的商品竞争力。同时，危机通过减少一国的国民收入而相应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这两种情况都将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和国民收入，增加其失业人数。而为阻止经济衰退和失业所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累积通货膨胀压力，可能诱发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投机性攻击而导致危机传染。危机传染概率的大小受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货币政策有效性、监管合作效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来看，尽管我国目前几乎是这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由于历史等原因，商务沟通少，企业对彼此国家的政策法律不熟悉，这三国与我国的贸易额较少且相近，远不及中美贸易额，在中国的贸易伙伴排名中居于第十位前后。但由于四国贸易关系中以互补性为主，尤其是政府的大力推动，四国贸易增长速度快，且经贸合作前景甚佳。因此，随着四国贸易联系的加强、因贸易溢出效应增大而导致的危机传染不容忽视。
2.金砖四国投资一体化状况及危机传染。
(1)金砖四国相互直接投资状况。
印度独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这段时期，主要由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华直接投资几乎是空白。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印度从1993年开始向中国投资，该年签署6项协议，金额达411万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9年10月底，印度企业赴华累计实际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涉及印度具有比较优势的软件、冶金、电器、医药和纺织等产业。另外，从我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来考察，该数额从2003年的15万美元一直持续增长至2009年9月底的2.5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电子、通信、机械、基础设施等，已建成的电站、电信、地铁等基础设施项目总额超过100亿美元。
中俄两国相互投资从无到有，日趋活跃。据中国在俄罗斯设立的近600家境外企业的统计数据汇总显示，2008年中国对俄的投资流量3.95亿美元，同比下降17.7％，占欧洲地区投资的45.1％；存量18.38亿美元，占我国对欧洲地区投资存量的35.8％。中国对俄投资主要分布在矿产资源开采、林业、贸易、家电、通信等领域。另一方面，2008年俄罗斯对中国新增直接投资项目95个，合同金额1.7亿美元，实际使用5997万美元，同比增长15％。截至2008年底，俄罗斯对中国累计直接投资项目2175个，合同金额20亿美元，实际使用7.2亿美元。俄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金属冶炼、交通运输等领域。
据巴西中央银行统计，来自中国内地的投资总额仅占巴西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0.05％，而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地合计占比0.1%。2008年，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总额2238万美元，大约相当于对印度投资的1/5，对美国、俄罗斯投资的1/20，总体投资额偏小。在巴西发展的中国企业仅40余家，如宝钢、华为、格力等。另一方面，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巴西对华投资项目27个，合同金额1.0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5560万美元。截至2006年底，巴西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411个，合同金额6.3亿美元，实际投入2.0亿美元。巴西入华企业也是40余家，均是一些大企业，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淡水河谷、巴西雪花工厂等。
(2)金砖四国因产业联动效应而可能导致的危机传染。
从危机传染理论角度分析，四国相互直接投资必然导致产业联动效应，可能引发危机传染。这是因为，一国产业繁荣将带动其他国家上下游产业的繁荣；而一国产业因经济衰退、需求下降、结构不合理、投入的短期资金太多或过早出现替代品等原因而产生非效率，将影响到与该国产业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可能引起其他国家一圈又一圈上下游公司的倒闭，并由此引发与之联系密切的金融机构坏账增加，信贷链条崩裂，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跨国蔓延。当然，危机传染的概率因国家之间产业联系的密切程度、该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该产业与银行的资金关系、监管合作效率等因素而变化。从整体看，对华投资前十位、占比87.5％的国家或地区中没有俄、印、巴①，表明它们对我国投资额小。而我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金额较大，2006年、2007年两年曾经超过美国，增长速度尤为引人注目，预计2020年对俄投资总额将达120亿美元②。我国对印度、巴西的投资则相对较小且依次降低。但由于四国资源经济互补性以及基于战略意义的长远合作，未来相互直接投资将持续快速增长。而随着四国投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因产业联动效应而导致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将增大。
3.金砖四国金融一体化状况及危机传染。
(1)金砖四国金融一体化状况。
2007年，印度卡纳拉银行在香港开设首家分行；2008年已有印度国家银行、印度银行、印度巴鲁达银行3家机构在中国内地开设分行。印度产业信贷与投资银行、旁遮普国家银行、印度联邦银行等多家银行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目前还没有中国的银行到印度开设分行，中国银行曾在1960年代开设过，后被撤销。
中俄两国金融一体化进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苏联时期，双方仅通过政府指定银行——中国银行与苏联外经银行两家合作，仅办理中苏贸易间的银行业务。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贸易不断扩大，许多中俄商业银行，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与俄外经银行、外贸银行、莫斯科实业银行等建立了广泛的代理关系，逐步参与到贸易金融服务领域中来。另外，由于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与俄罗斯接壤，边境贸易的开展为中俄地区银行间进行贸易结算等业务合作提供了需求。1993年中国银行在莫斯科开设全资附属行——俄罗斯中国银行。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分行开业；2009年2月，俄罗斯外贸银行(VTB)在上海开设分行，成为第一个在华开设分行的俄罗斯金融机构。
2008年10月，中国银行在巴西设立分行，成为首家获准在巴西乃至南美洲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主要为两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提供信贷协助。目前，许多巴西的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并拟设立分行。巴西一大贝贝亚银行是巴西第二大上市银行，已在上海设立代表处，专门向中国公司介绍巴西的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以及银行、税收与监管等情况，为我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2)金砖四国因金融溢出效应而可能导致的危机传染。
国际危机传染理论告诉我们，四国金融机构之间互为代理、互设分支机构以及边境地区银行之间的合作，将产生金融溢出效应。一是通过直接的银行信贷传染。一旦外来冲击使外国投资者、债权银行提取存款、收回债权时，将使本国金融机构增加流动性需求，变现其持有的金融资产，从而引发其金融资产价格下跌、本币贬值、大规模的资本抽逃行为，导致该国危机爆发。二是通过间接的共同贷款者效应传染。即一国发生危机，会导致第三国贷款人同时从该国和另一国家撤资，引发危机传播。三是国际银行间多边支付清算系统传染。它将危机传播得最为广泛和彻底，这是因为它将系统内多国银行绑在一起，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旦银行流动性不足或资产贬值，基于营业日结束时的多边差额支付清算系统使得任何微小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造成银行危机快速的国际蔓延。另外，通过国际证券市场间接投资、股权关系，以及通过四国金融机构之间由于贴现、承兑、担保等业务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或者或有债权债务关系，都可造成危机传染。尽管目前四国金融一体化尚处于起步阶段，互设机构少，而且主要是为本国企业从事相互贸易和投资提供金融服务、尚未对东道国金融业构成竞争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互设金融机构必然增多，业务联系必然更为广泛，产生的金融溢出效应必然增强，由此导致的危机可能性增大，从而产生金砖四国构建监管合作平台的需要。
(二)金砖四国的相似性——非接触式传染途径。
目前，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金砖四国已从一个抽象概念进入操作平台的构建。借助媒体的广泛宣传，在广大投资者心目中由于它们具有诸多相似性而日益被当成一个整体对待。
1.金砖四国的相似性。
(1)同为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
金砖四国共享多个身份，如转型大国、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四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2％，资源丰富，具有快速赶超发展和市场潜力巨大等共同特征。据IMF统计，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已超过50％。2006-2008年间，四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7％，相对发达国家已是非常高的速度。正因为是“新兴的”，它们同时也面临金融脆弱、经济对外依赖大、增长方式与市场调控机制不完善、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缺失、处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等共同问题。
(2)发展前景俱佳。
许多经济学家预测金砖四国将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因而未来经济总量巨大。据奥尼尔估计，巴西的经济总量将于2025年超过意大利、2031年超过法国；俄罗斯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2050年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将是全球六大经济体。金砖四国将拥有8亿中产阶级人口，超过美国、欧洲、日本中产阶级的总和。奥尼尔近来又大胆预测四国很可能在2032年超过西方七国经济，中国20年内将超过美国。2050年印度经济规模将等同于美国。而且，四国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前景俱佳。因四国在经济发展上各有侧重，中国的制造业、俄罗斯的能源业、巴西的矿业和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各具优势，经济与资源互补性强，加上四国政府的大力推动，预期四国间贸易、投资、金融交易与往来将日益频繁和扩大。
(3)国际事务中共同的地位、立场与利益诉求。
中俄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印也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但它们目前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不利地位，巴西的农产品、俄罗斯的石油、印度的服务业外包、中国制造业产品等均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它们以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制造大量优质产品出口，换回巨额外汇再投入到欧美发达金融市场，在次贷危机中均遭受沉重损失。这种国际分工地位决定了在赶超过程中，面对外部危机的冲击其金融体系更具脆弱性。因此，为有效化解危机、保持金融经济稳定与后发赶超优势，四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一方面，通过相互间大力发展贸易、投资与金融交易与合作，可以减少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符合其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经济、金融事务上协调一致，发出同一声音、秉持同一立场，增强其在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可以凭借四国整体力量谋求其战略上的共同利益。
2.金砖四国因相似性经投资者心理预期而可能导致的危机传染。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指出，一国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往往重新评价其他类似国家的经济基础，即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未恶化，投资者也会产生即将恶化或正在恶化的心理预期，从而抛售其他类似国家的货币和资产，导致其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下跌，最终发生经济动荡。传染形成的关键是投资者认为被传染国与危机源国存在某种相似性，如经济基本面相似、发展战略相似、政治相似以及文化背景相似等。传染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四国货币的可兑换性。从以上分析可知四国具有诸多相似性。再从四国货币的可兑换性看，尽管目前四国中我国人民币、巴西雷亚尔尚未实现资本账户下可自由兑换，但印度卢比和俄罗斯的卢布已是自由货币。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巴两国货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为时不远。因此，四国因相似性经投资者预期而导致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存在且有增大的趋势。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传染至巴西，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引起重视。这从客观上产生四国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
综上所述，基于金融危机传染理论，通过考察金砖四国经济金融一体化现状，尤其是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及四国的相似性，我们认为四国间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存在且有增大的趋势，因此，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必要。另外，虽然WTO强调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贸易壁垒的拆除，但由于成员国数目庞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实力强弱不一，利益诉求迥异，在现今的框架下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清算银行虽然致力于监管统一规则的制定，但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因此，在普遍性的国际监管合作之外有必要建立四国金融监管合作平台。再者，四国均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金融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优势，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若让发达国家掌握本国金融命脉、威胁民族金融业的生存空间，是四国崛起中断不能容忍之事。因此，作为金融弱国，加强彼此间金融监管合作，以此促进四国金融经济一体化进程、减弱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依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构建金砖四国金融监管合作平台的目标、模式及内容
具体而言，构建金砖四国金融监管合作平台是基于三大目标：一是促进四国经济金融一体化，促进互设金融机构，增强金融机构之间产品和业务的竞争，形成一体化金融市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该目标侧重于四国市场的相互开放、标准的相互承认，着眼于金融效率的提高。二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四国范围内的金融稳定。该目标侧重于金融安全。四国均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欠发达，其风险管理技术、应对危机的经验远不如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经济快速增长和金融市场急速扩容，已经成为对国际资本最具吸引力的场所，这将进一步加剧其金融的内在脆弱性。因此，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在四国监管合作中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三是基于新兴大国的责任与立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改变国际金融监管规则都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制定的格局，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促进公平公正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
就金融监管合作模式而言，由于四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利益诉求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实力强弱不一，也产生了一些实际矛盾。如地缘距离；巴西与俄罗斯、印度之间贸易量小，中印之间贸易摩擦等经贸问题；中印与中俄边境之争等，都可能影响四国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增加监管合作的难度。加之四国实力相当、均为发展中大国，崇尚民族独立自主、互利互惠，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不宜采取欧盟深度合作、移交部分监管权、统一监管立法的模式，不可能成立四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而应采取松散型组织运作模式。首先，以双边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为基础，完善双边监管合作机制。目的是保证对个体跨境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的功能性和效率性，便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联合监管。目前，我国证监会与其他三国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均已签订MOU，但保监会尚未签订MOU，银监会也仅与俄罗斯签订MOU，表明我国金融监管合作机制滞后于金融机构跨境经营的发展。因此，一方面应据四国互设保险机构、银行机构的情况，与有关监管当局签订双边MOU，也可四国协商签订多边MOU；另一方面，此次危机中反映出备忘录中监管信息交流规定过于笼统，导致东道国难以从母国监管当局获取有效信息。故应注重合理分配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任，细化备忘录条款，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建立四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召开监管首脑和高官会议。着眼于形成共同的监管理念，改善监管规则和实践，保证公平的竞争环境。鉴于中国在贸易、投资领域对其他三国的重要性远胜于其他国家对中国，可由中国承担主监管者职责。从四国金融监管机制来看，印度、巴西、俄罗斯混业经营，但尚未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中国金融业尚处在从分业向混业转化的阶段，更未出现统一监管机构。鉴于此，建议金融监管高官会议根据分业监管状况，按不同领域设立分会议，分别组织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不同监管职能部门参与。
从金融监管合作内容来看，包括金融预警、风险防范与危机处置三大组成部分。第一，构建统一的金融预警机制。在双边或多边MOU获取全面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监测系统，对金砖四国的金融业安全状况进行全方位跟踪监测，对银行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贷款规模增长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评估，重点关注区域内跨境金融机构；同时，对四国金融安全的外部环境进行预警，重点考察四国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财政收支增长率、股市市盈率等指标的安全稳健性。第二，构筑共同的风险防线，致力于监管理念的趋同、监管标准和尺度的统一。在市场准入方面，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已是WTO成员国，俄罗斯正积极争取入世，预计2010年也将加入WTO。在四国都秉持金融开放原则的情况下，进一步统一互设分支机构的准入标准。条件成熟时可借鉴欧盟单一银行执照制度，即在一个成员国内获得经营许可的信贷机构，可在其他成员国从事相同的经营活动，将之推广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开设，以促进四国范围内金融一体化发展。在市场运营监管方面，就执行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协议情况交换意见，尽量统一资本充足率监管；对流动性比例、清偿能力比率规定、巨额风险承担规定等内容加以协调，避免监管宽严不一，从而产生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在金融混业经营已成趋势的环境下，通过证券、保险、银行业监管部门之间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协调三方监管，以加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之间监管的互动性，避免监管真空。第三，建立四国金融危机救援机制。IMF创设之初衷便是在国际上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危机救援机制。尽管它在60多年的历程中屡次在危机中出手。但由于IMF贷款额与投票权均与出资额成正比，且附带贷款条件异常苛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得到有效救助。因此，仿效IMF运作机制、在IMF之外寻求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联合救助便成为可行方案之一。其中关键在于将双边货币互换发展为多边货币互换，在此基础上建立货币基金，集四国之力，筹措足够的资金，对暂时陷入困境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以防止危机深化和扩散。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与金融监管有关的主要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改革治理，纷纷吸纳新兴市场国家作为新成员，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地位。2009年2月，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技术委员会邀请巴西、中国和印度作为成员。2009年3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吸纳金砖四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者领导进入其治理机构。2009年3月，金融稳定论坛(FSF)吸收金砖四国为其新成员。一方面，四国应利用这些平台，学习先进监管经验和技术，快速提高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四国应先期沟通、协调合作，力求形成一致的声音和看法，在这些过去一直由发达国家控制的主要监管标准制定机构里，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应有的话语权，逐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地位和作用。
注释：
①据商务部统计，以实际投入外资额计算，2009年1-10月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余额的87.5％。
②俄中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期间，温家宝总理表示2020年中国对俄投资总额将达到1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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