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精神的三大财富_延安精神论文

论延安精神的三大财富_延安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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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这是一个常讲亦常闻的概念。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今天的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年代,应当说,这个概念都是须臾不可淡化的。延安精神,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发扬下去。

然而,言及延安精神的弘扬传播,又有某些年轻朋友存有疑意,他们问:现在是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难道还需要我们去挖窑洞、纺毛线,开荒种地搞“大生产”么?

这种说法,当然体现了思想上的模糊性。但是由于这种模糊思想尚有一定影响,很有必要进行回答并加以导正。

挖窑洞、纺毛线、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是延安时代我们党为了克服当时的恶劣环境条件造成的困难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我们的党战胜困难,在陕北站住脚跟,巩固和壮大人民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一提及延安精神,人们总是十分钦敬地想到当年这些业绩。不过,这些限于当时革命所面临的物质条件所采取的措施本身,并不是延安精神的内核,而只是延安精神的内核或真髓在时代条件下的外化。今天的时代,弘扬延安精神,固然不会要求人们也去自己挖窑洞栖身,纺毛线御寒,但延安精神的内核,却是应当而且必须坚持的。如果认为延安时代革命者那些行为方式具有时代的特点,而今天这些行为方式本身很难再复现了,因而产生“延安精神难以跟改革开放接轨”的思想,那么,只能说明,持这种思想者他对延安精神的内核认识得太肤浅,或者说仅仅观察到了延安时代的一些历史表象而尚未领悟出从这些历史表象中闪烁出来的信念力、意志力、思想方法智慧、伦理理想与人文价值精神。延安精神,诞生在二十世纪近中叶时的中国人民革命(包括抗御外敌入侵与实现新民主义社会政治理想)当中,是我们党经过了长期实践所创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种自然升华了的有机体系。之所以把延安精神作为我们党弥足珍贵的财富,就是因为延安精神不单单是某一种作风、原则、路线、方法的单项价值体现,而是一个具有体系特征的可飨及许多富于事业心、创造力的人的精神武库,而且,这个武库的价值意义,在昨天是伟大的,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仍然是恢弘的。

意志力角度——延安精神的动力意义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力,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核。延安时代,战争环境的严酷性,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和国民党反动顽固势力的双重压力,以及革命者所置身的物质生活环境的艰辛困苦,是人们所熟悉的。一个本来极其弱小的革命政党和一支装备实力极其鄙陋的革命军队,却在这样困难的环境条件下,逐步成长壮大,以弱胜强,最后终于获取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造就这个奇迹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固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愿望,以自己的先进性,进步性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当然驭手。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具体完成这场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坚定的意志力,也是确保革命进程得以加速抵达预期彼岸的重要条件。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便是他对于像延安精神之类的真切体认。正因为有了这种意志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在延安时代的精神风范,一直被后来的人们引以为楷模。

延安精神中的意志力财富,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令世界瞩目。今天我们的物质财富远非昨日可比。不过,物质的相对富足,绝对不能成为消弥意志力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追逐豪奢生活的借口。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之后,在经济加速发展、社会加快进步的同时,也应看到我们面临的许多困难和问题,有些还很突出,今后也难免还会有新的困难和问题出现。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一刻也不可松懈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咬牙创业的精神。特别是如果当改革遇到一些大的困难时,更要求人们继承和发扬延安时代革命者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培养改革者的韧性意识、克服种种困难,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工作搞下去,决不半途中辍。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是近些年来,我们较偏重于就人们的物欲满足(如消费的超前、高档、豪华等)角度激活社会成员的改革参与精神,而较少引导人们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语)的改革而自觉奋斗、奉献、投入。这种过于“物化”的导向倾向固然有其调动积极性的作用,但也不容忽视它的负面效应,即驱使社会成员中不少人对改革的期望值完全定位于即期物质获得的水准线上,而失去了扪心自问的“我为推动改革做了什么”的自省自励的道义精神。矫正这种阙失的一个良方,就是延安精神。

智慧论角度——延安精神的思想路线意义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经过整风学习后逐步确立的。没有以这条思想路线为保证的思想基础,是很难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正因为如此,每当党在革命进程中遇到重大挫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每当党在思考未来的重大战略举措的时候,以什么思想路线为指导?是否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都会成为话语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业绩,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这是全党一致认同的事实。而小平同志的理论,又正是高水平地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这么说,延安精神内容构成之一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便从思想智慧的角度递给了我们一把钥匙。

从现实的改革开放形势来看,手中有没有这把钥匙以及会不会使用这把钥匙,对于一地一行业的工作,影响至大。我们审视一下近年的工作,便可以发现,在实际对改革与建设的操作中,一些同志总会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比如在农业问题上,有一些同志很容易被农业某一时期的丰产和农民手中粮食的表面过剩而陶醉,因而不知不觉滋生了放松了农业的思想,甚至单纯从比较效益出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开发其他产业,或者干脆大片的地圈点高产稳产田来办实际上并无乐观效益前景的工业开发区。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均把它作为单纯从发展热情出发而背离客观规律的典型来认识,可以说,因愚昧(指思想愚昧)又交了一次“学费”。如果我们的干部从来十分注重自身的思想锻炼,头脑中牢牢树立着实事求是的智慧之树,这样的“学费”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此可见,延安精神中的思想路线,不但是过去我们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而且是今天乃至明天我们一切工作是否可以与客观规律相吻合的思想基础。

政治观角度——延安精神的“新民本”倾向

延安时代,我们党把自己的长远宗旨归纳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重要传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体现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任何私利的先进性质,同时,又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观中“民本”思想合理内核的继承、改造与创新。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当中,“民本”思想,是闪烁着积极光辉的富于建设性的政治思想营养。循此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了数不清的充满着“民本”意识的脍炙人口的语言,例如“民贵君轻”,“以民为本”,“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趋避之。”“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至今仍然是感人心魄的语言。当然,从政治观的层面看,封建时代的“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那时的政治家,体恤民情,关心民疾的用心,最终还是有效地统治人民,根本目的是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但不能因此而贬低了“民本”思想的进步意义。我们党在延安形成的完整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继承旧“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又升华到了从根本上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决策、行动的最终依据的高度,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升华。因此,可以称“新民本”思想。延安在当年之所以成为中国“圣地”,吸引了全国有志为民的志士仁人向往之,应当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身上闪烁着“新民本”思想的光辉。

今天,延安时代共产党人忠心耿耿为民众谋福利的精神,共产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一些干部中,逐渐淡化了群众观念,他们把党的群众路线视做过时之物,甚至不顾人民群众的怨恨和侧目,放肆地利用权力与金钱相交换,用自己的腐败行为损害着党的肌体,损害着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声誉,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谈到某些干部中盛行奢靡风气、腐败行径时甚至呼吁全党“大家要忧党忧国啊!”这充分说明,在反腐败斗争中,决不能再搞花架子。否则,党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确实将要印证陈云同志早就告诫过我们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局面,弘扬延安精神,便有了极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我们必须牢牢树立这样一种政治观: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一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都必须事事以人民的利益为念,都必须以人民的评价作为衡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形象的唯一尺度。在这一角度,延安精神中的“新民本”思想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永远是新鲜的。

弘扬延安精神,不仅是感情的寄托,而且是新时代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结论,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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