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文教育 大讨论 成果 不足
一、大讨论展开的原因
1.内在动因
中国近代一百年以来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反传统，全面西化，学苏联，再学西方，这一百年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一条异化的脉络。
五四时期，开展“汉字拉丁化运动”，主张废除汉字，并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大力发展汉字拼音化，设计多种汉语拼音，并准备在拼音成熟时代替汉字，汉字在此后进行了两次简化，引起了用字混乱。所以近代以来语文教育更多地是在否定传统，异化民族语文。
2.社会动因
“离开了语文科的特点单讲政治，把语文功课讲成了政治功课”这是叶圣陶先生对解放初期语文教育的概括，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被过多地赋予政治功能，被过度地异化为政治课。有识之士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在1956年开始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但很快就被汹涌而来的极“左”思潮终结了，甚至使语文教学的政治性功能达到了更高的高度，被迫用“工具性”为政治服务。语文教育的展开更注重追求其“工具性”，忽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杨文德曾指出“只进行专业知识教育......不只是知识的分裂，更是文化的分裂和人格的分裂；不仅是教育的危机，而且是一种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
二、大讨论涉及的问题
1.对语文教学性质的讨论
引起讨论的文章虽是对中国语文教育发出的忧思，但批判的靶子实际指向“工具论”，这自然会引起工具论者的反驳，如于漪发表的《“标准化试题”把语文教学引进了“死胡同”》的文章，以考试过于“标准化”为切入点，对语文教育过于强调工具性的弊端进行批判，顾德希《语文教学的“病根”》予以回应，他在文里表示“标准化试题”不是语文教学的病根，并对“工具论”观点重新进行了阐述。其实早在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中就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这其实已经对语文的性质予以明确，但由于不同教师所处于不同教学环境、采用不同教学方法，使得他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也具有不同的认识。
2.对语文考试的讨论
针对语文考试的讨论一方面针对其选拔性过强的特点，为了选拔而考试，题型、难度严重脱离语文学科的自身特点，过分忽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如王丽在《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中就提出了语文试卷选择题出题之难，由于要“追求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人工改卷难以避免的‘随意性’，而必须在语文试卷中设置选择题这一题型，可是却忽视了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使学生承受沉重的负担，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得到荒废。”
3.对语文教学内容的讨论
（1）对阅读教学的讨论
针对阅读的教学的讨论，普遍集中在答案僵化，过分解读等问题上。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如刘万永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语文，该怎样教》、付君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亟待改革，两人都传达了相类似的观点：现在的语文教学，抄写、背诵工作做得太多，忽视对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以陶冶情操为主的语文教学变为纯机械性训练。这一种教学可以概括为“肢解性教学”，文学作品本就是凝结作者情感、思想的有血有肉的整体，可在教学中逐渐被分解为一连串的问题，文章变得支离破碎，原本充满无限可能的阅读过程就在这种牵强附会的教学中被摧毁。
（2） 对写作教学的讨论
于漪在《语文教学不能考啥教啥——特级教师于漪谈语文教改》中就指出写作教学“严重脱离实际”，变成“空中楼阁”。作文出题过分追求形式多样化，学生不得不背诵写作模板，考试时从“模板”中提取默写，作文原本反映生活、反映实际的特点被多样的题型压制，而学生为了凑写模板，甚至出现编造“虚假案例”的现象，这又使作文传达真情实感的特点同样被压制。脱离生活实际，缺少真情实感，学生写作中这两个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是追求高分的结果，这或许也可以看做“工具论”的极端表现，语文成为取得高分，升学就业的工具。
三、大讨论取得的成果
1. 推动了《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对语文性质的修订
在大讨论过后，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被推出，它对语文课程的性质做了新的表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2.促进了教材改革
2001年秋，更新的九年一贯制语文实验课本在全国试用，该教材有江苏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三种，它们体现了针对了本次讨论的重点，体现了本次讨论的成果，力求从单调封闭的“知”、“能”互动转向鲜活开放的综合性学习。
3. 促进了中高考改革
“标准化”试题比重减少，分数由1999年的64分，降低到2004年的46分。加强对阅读分析鉴赏和语文表达能力的考察，减少标准化答案的比重，重视学生的自身能力；作文更加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1999年的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文体“除诗歌外，其他文体不限”开始，写作对学生的限制减少，题目和文体均为开放性。
四、 大讨论本身的不足
在大讨论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对“人文性”的强调，确立了人文性应有的地位，但并未明确，针对“人文性”到底应该怎样做，怎样去处理“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实现二者的和谐共存。钱梦龙在2004年10月上海“中国语文教育高峰论坛”上说：“语文课程如何定‘性’，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新课标》把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然而从目前的倾向来看，人文性张扬有余。”在大讨论中占上风的“人文性”使语文教学的发展脱离文本，忽视能力训练，因此正确处理好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非常必要。
百年来语文教育积累的问体不可能通过一次讨论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不是通过改革语文教育而能解决的，语文教师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也不是通过政策的改革能够改变的，一切都需要时间的检验与改变，新的讨论也会出现，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次讨论都是在进步，每一次讨论都是在扬弃中前进。
论文作者:陈洪亮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20年1月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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