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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最令国人焦虑的就是“入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了。外国企业实力雄厚，财大气粗，让幼稚、弱小的中国企业与其同场竞争，岂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事关民族利益，国家安危，这使得相关的讨论也变得格外复杂起来。然而，情感不等于事实，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利弊，还是作冷静、客观、深入的理性分析为好。
贸易保护的复杂效应
从历史上看，保护幼稚产业、实现民族经济振兴历来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基本着眼点。象德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韩国、印尼、泰国那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里采用过贸易保护政策。因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功常常被当成保护主义政策有效性的历史证明。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变迁过程，贸易保护政策在其中到底起过多大作用是不清楚的。因此，单纯用贸易保护来解释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功是缺乏说服力的。另外，借鉴历史，不能光注意与自己立论有利的事例，还应观照其他反例。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确运用了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并实现了经济赶超，但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有数目更多的国家也采用过性质类似的战略和政策，却几乎都没有实现全面的经济赶超。从历史上来看，采用过贸易保护政策又实现了经济赶超的国家只是少数，而采用了这类政策却未能实现经济赶超的国家则多得多。因此从概率上讲，贸易保护政策是失败多而成功少。当然，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其原因亦错综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贸易保护政策。但这至少证明，保护主义政策即使有效，也不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充分条件，对少数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赶超还应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检验。
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成功使它们的发展经验蒙上了一层神奇的光环，分析者容易不加分析地肯定他们所采用过的政策和战略。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绝不是没有代价和失误的。
德国固然在经济发展上超越了英国，却未能超越美国，这决非偶然。根据产业史和企业制度史专家A·钱德勒的研究，德国与美国一样，从19世纪后期起发展了由职业经理主导经营的现代工业企业，由此实现了经济赶超，成为20世纪的工业强国。但在鼓励竞争上，德国社会与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德国企业比美国企业更偏好协调行动而不是竞争，这是德国工业总体上不敌美国工业的主要原因。实际上，熟悉欧洲文化传统的人都清楚，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行会垄断、法团主义等反竞争性制度和理念渊远流长，依赖政府管制的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文化特点限制了竞争机制在欧洲经济中的作用，使欧洲经济至今不能象竞争机制作用更充分的美国经济那么充满活力。
战后日本通过多种设计对本国市场实施了保护。但日本的国内市场很小，不能满足日本工业对市场空间的需要，因而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这使得日本有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而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咨询等服务领域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结果，日本经济成为世界一流制造业与世界三流服务业的结合体。日本的金融等服务业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80年代发生严重泡沫经济的基本原因。如果日本的金融业在80年代能象美国金融业那样锐意创新，引导大批资本以风险资本的方式进入IT、生物等等高新技术领域，现在的日本经济会是啥成色？
至于亚洲“四小龙”，有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发展模式的缺点已无需深论。韩国从60年代起竭尽全力扶持自己的汽车工业。韩国政府曾规定，汽车工业不许外国直接投资，同时韩国政府还制定了针对汽车工业的优惠政策和禁止进口外国汽车的保护措施。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成效，到90年代，韩国已经建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可是如此扶持起来的民族产业毕竟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与此相反，台湾没有去追求什么大集团战略，而是努力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虽遭危机冲击，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占有了重要地位，一个世界性的电脑设备制造产业在台湾已是根深叶茂。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证明，在经济发展上过分倚重政府主导的保护主义政策，虽能在经济增长上成功一时，但扭曲了资源配置，牺牲了效率，不利于培育民族产业和企业的独立竞争能力，终难持久。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是一种代价更高的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贸易保护的措施。从实践效果来看，保护政策和开放政策各有利弊，因而这方面的决策无非是权衡利弊，以具体的地区、时间、产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为转移，就事论事，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但无论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本质上都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从长远来讲都不利于增进效率和发展经济。保护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战术手段，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基本制度。而且，任何保护措施都是强制消费者和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因而本质上都具有收入转移效应。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从全社会来看，这样的收入转移往往得不偿失。如日本的贸易保护使得日本的国内价格长期高于国际价格，9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制造的家电产品，在欧美市场上销售的价格要显著低于其国内的销售价格。也就是说日本的贸易保护政策长期、广泛地损害了日本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保护措施的运用上必须慎之又慎。
另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历久不衰的原因中，政治因素多于经济因素，保护措施往往有利于政治上的强势群体，是政治强势群体操纵国家决策机制的产物。所谓政治上的强势群体，未必是人数上占多数的社会阶层，也不一定是在经济上、社会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或集团，而是那些组织程度较高、能有效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群体大都在社会中不占多数。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社会造成的成本往往大于其带来的效益。而保护成本的分摊方式较之其他转移收入和产业补贴方式更隐蔽，更难以被一般国民（即保护成本的负担者）察觉，所以也更难以引起政治决策者的重视。
日本和“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的缺陷也十分突出。日本经济在战后五十余年中，1945～1955年期间是战后的经济恢复期，80年代是泡沫翻飞的病态繁荣期，90年代是泡沫破灭后的持续萧条期，真正的经济增长期只有中间的二十几年。但这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却带来了近十年的高烧狂乱和逾十年不治的经济衰退，代价不可谓不大。东亚“四小龙”靠政府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实现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却招致了造成严重经济衰退甚至剧烈政治动荡的金融危机，教训不能说不深。后进各国，谁愿意踏着它们的足迹再来一次？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
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方式，指导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思维本身也应随之更新，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思维方式应对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国将陷于被动。
当代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飞跃发展的直接后果是市场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使许多原来必须依靠组织内部的集中控制才能有效完成的商务活动，如设计、策划、采购、制造、储运、销售、财务审核、后勤、用户服务等等，在今后都有可能依托全球性的通讯网和交通网，向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外部厂商转包。这使得在“旧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型联合企业不再享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借助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和运输设施，当代企业可以将自己一体化的业务流程分解开，根据各个环节对外部环境的不同要求，将它们定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遍布全球的经营体系。在这种经营体系中，最终产品的产地和利润源将变得多元化。同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这一趋势既密切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也使国际竞争变得空前激烈。它使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即使是纯国内厂商，也要面对国际同行的竞争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占上风，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具竞争优势的投资区位，从而各国企业在投资区位上对其母国的依赖性将大大弱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如其他国家，即使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企业，也会弃它而去。因为，不利的投资环境会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日渐国际化的企业为了使其在异国的投资项目运营顺利，必须在经营上和管理上注意适应不同东道国的社会－人文环境，并注意避免自己的行为与东道国的利益和需要发生过多的冲突。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使产业和企业的国籍色彩趋于淡化，它们将越来越变得“无国籍化”（非民族化）。试想，德国的戴姆勒公司与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合并，然后又收购日本的三菱公司，由此形成了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企业，这到底该算哪个国家的公司呢？目前，中国的企业也已迈出了自己的国际化经营步伐。如长虹集团、春兰集团、海尔集团等优秀家电企业都已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企业和产业的无国籍化使各国企业的发展与其对母国经济的贡献不再成正比。所以美国作家罗伯特·赖克主张，努力向海外扩张的美国公司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实际上不如到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与其扶持不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美国公司，不如优待到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
这样的变化趋势使国际经济竞争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后的国际经济竞争将越来越不再是各国的产业与产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成为各国相同职业从业者之间和各国投资环境之间的竞争。例如，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选择研发基地时，它引发的是各国工程技术人员之间的竞争；当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选择制造基地时，它引发的是各国熟练工人之间的竞争。此外，这种竞争还必然包含着各国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并非毫无优势。美国劳工界激烈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在全球性熟练技工市场中，中国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入世”的前景使美国劳工界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因此而采取政治行动，以抵制这种前景。
许多人担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民族工业会被外国产业压垮。但多数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优秀企业的领导人却认为，中国入世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跨国公司会将其很大一部分制造活动迁到中国来，中国将成为国际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基地。需要说明的是，跨国公司将其制造活动迁到中国来并非只能靠投资办厂的方式，只要中国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备，中国企业能严格履约，产品质优价廉，外国公司完全可以用稳定的外部契约方式实现其制造基地的转移。因为，厂商以直接投资方式实现扩张，无非是要对市场或供给源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降低交易成本，保证其商务活动的连贯性和高效率。只要中国企业能按照国际惯例与外国企业合作，创造一流绩效，外国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并不一定非要自己在中国投资办厂。
如果说在新经济中有哪个方面还带有“民族性”的话，那就是各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民素质。面对具有高国际流动性的企业和生产要素，各个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投资环境和市场区位的供给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将不取决于其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水平，而取决于它在市场空间、经济制度、政府政策、人口素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满足各国投资者需要的能力，即取决于这个国家在投资环境上对全球企业（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投资环境好的国家将成为优势企业荟萃，经济资源富集的增长“宝地”，而投资环境差的国家只能沦为国际市场中“被遗忘的角落”。纵观近几十年里世界各国的发展，凡是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和国家都是投资环境好、国际资本趋之若鹜的地区，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投资环境好、为国际投资者青睐的地区和国家也都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因此，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保护幼稚产业、扶持大型企业一类的传统思路将逐步失去意义，只要具备充足的优秀人才和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在国内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就能够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所以，为振兴中华计，真正要紧的莫过于革新制度、健全法治、保护产权、激励竞争、发展教育、促进创新。
回避竞争就能赢得竞争吗？
在现代经济学看来，企业是要素所有者的集合体，因而跨国公司就是不同国家的要素所有者实现交易内部化的产物。由此可知，各国从跨国公司中获得的收益不过是其所投要素的回报，从而一个国家能否在跨国公司的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向企业投入价值增殖能力强、稀缺程度高的要素。不可否认，目前跨国公司利润的大部分流向了发达国家。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在供给高增殖性要素和稀缺要素上占有优势，即在技术、营销和管理等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使然。即使没有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企业若向发达国家的厂商购买高新技术，或依靠发达国家厂商的优势营销网或知名品牌销售产品，同样要将自己收益中的“大头”支付给对方，而自己只能挣一些微薄的辛苦钱，与跨国公司中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还须注意的是，当前跨国公司经营中的主流战略是“经营当地化”，因为这样做成本较低。只有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难以筹措到适用的人力、资金和物质要素或者这样做的成本过大时，跨国公司才会从其他地方或其母国筹措投入要素。这意味着，随着东道国经济技术水平的上升、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市场制度的完备，其向跨国公司供给各种投入要素的能力会不断上升，从而其在跨国公司的收入分配中也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份额。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否尽快地提升自己在国际要素供给市场中的整体实力。
诚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在能与世界强国分庭抗礼之前，需要有一个赶超和学习的过程。但是，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闭门学习，自行摸索，另一种是拜高手为师，给强者当下手。哪一种途径的效率高，成效大，不言自明。不然，怎么会有“名师出高徒”之说？尤其是在技术上和管理上，有许多经验和诀窍难以言传，非直接参与，亲手实践，无法领会。这决定了前一种学习途径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只要可能，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靠后一种途径实现学习。国际竞争是残酷的，但国际竞争又是讲规则的。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制度和行为，以开放的心态向强者虚心学习，弄斧到班门，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怎么就干不过“洋人”？
面对无可回避的全球竞争，不要认为开放会不安全，不开放才能有保障。如果说在过去靠不开放还有可能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的话，那么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已不可逆转的今后（21世纪），这已根本不可能。从长期来看，不参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长期置身于国际经济交流和竞争之外，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闭关”已不能长久“自守”。
自然，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尖端技术是外国不传、出钱难买、只能靠自己的企业来提供的。但是这样的领域和项目毕竟是少数，它们只是属于特殊领域的特殊问题。适应这类领域的特殊体制和政策不应该、也没必要成为一国经济的主流。而且，尖端军事工业的水平和规模归根结底要以一个国家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为基础，在没有先进工业和卓越技术基础的情况下，靠全国老百姓节衣缩食的办法搞出几颗原子弹，想建立全球范围的总体战略优势，无从谈起。
中国“入世”当然不是有利无弊的事，所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但应该知道，机遇和挑战从来都是相对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机遇，也没有不可化解的挑战。对中国来讲，“入世”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完全取决于中国在制度、人才、技术、观念等方面的状态，取决于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的变革能力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取决于中国当前的体制转型能否顺利完成。只要中国经济中的主干部门仍不完全按商业化原则运营，创新少、管理差、效率低的企业仍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法治化社会的形成仍遥遥无期，不论中国“入世”与否都将无机遇可言。如果中国将应对“入世”挑战的重点置于保护幼稚产业和靠行政手段组建企业“航空母舰”上，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上再次犯方向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