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誉先生对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贡献论文,事业论文,我国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誉先生1920年7月出生于安徽芜湖，2003年6月仙逝于上海。他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深造，获理学硕士学位。1950年9月响应祖国号召，偕夫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先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因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被取消，从1952年起，改行从事图书情报资料工作。期间，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资料室副主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后改名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现名信息学系）系主任、名誉系主任、教授。曾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学会副会长、名誉理事长等职。长期的工作、教育经历和理论研究活动，使陈誉先生在图书情报工作实践、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以他先进的理论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为推动中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 潜心研究图书馆学，为现代图书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陈誉先生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事哲学、社会科学资料工作时期，但是集中和潜心的研究是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先生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及对现代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指导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侧重于四个方面：
(1)改革开放初期，对图书馆功能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图书馆刚刚从十年浩劫中挣扎过来，传统图书馆观念仍占统治地位，人们在图书馆的性质、功能、作用及办馆思想等方面存在不少认识误区。针对这一情况，陈誉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试论高校图书馆在教学和科研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图书馆传统观念改变与人才培养》等论文，以后又发表了《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功能》等文，对图书馆的功能及与此相关的结构和管理展开了研究。先生认为，传统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最大差异在于两种不同的图书馆观念。以藏为主、藏用并重、以用为主是三种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图书馆。不同的功能决定了不同的结构，图书馆功能的变化将促使其结构的变革。图书馆改革的核心在于促进其功能应适应时代需求朝着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趋势变迁。在现代社会，图书馆功能的多元化是图书馆发展的大趋势。现代图书馆突出的特点是它情报功能的加强，未来图书馆的主要特点是它信息和知识向导功能与信息识知教育功能的加强与发展。先生关于图书馆功能的研究理论对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图书馆界强调指出了三点：第一，现代图书馆必须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变迁与扩展自己的功能。第二，实现文献资源“以用为主”的宗旨是现代图书馆的根本任务，图书馆的改革要在“用”字上下功夫。第三，加强图书馆的情报功能是现代图书馆建设的历史使命。从改造图书馆结构着手，按科学情报交流程序和情报服务需求改造图书馆是当前图书馆改革的中心课题。先生的上述研究理论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图书馆改革的起步提供了原则取向。
(2)我国图书馆改革与自动化时期，对读者服务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及以后，我国图书馆进入改革与自动化时期，先生将图书馆学研究的重心转向读者服务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以读者工作为中心的英国图书馆服务》、《用新思想推动图书馆的改革使读者工作更上一层楼》、《继续更新观念提高读者工作服务水平》等多篇论文及出版了主编和参与撰稿的专著《高校图书馆评估实践与研究》。先生认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灵魂，是图书馆价值判断的标准，也是图书馆现代化、情报化、网络化、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先生读者服务研究的主题是读者服务工作现代化。包括：读者工作观念的现代化，读者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和读者服务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三者之中，先生特别强调读者工作观念的现代化。他把更新读者工作观念看成是提高读者服务水平的关键，作为读者工作改革的切入点。具体提出要树立五个新思想：一是树立读者工作中心论思想，将读者工作作为图书馆一切工作的起点和归宿。二是树立广义的“大读者工作”思想，不按照传统狭义的观念仅将流通阅览工作视为读者工作，而是把图书馆所有直接面向读者的服务工作都归属于图书馆服务工作范畴。三是树立读者工作的本质是提供读者服务的思想，从读者合理需求制定规章制度，要根据读者对服务的满意率评价图书馆水平。四是树立提供情报服务是现代图书馆包括虚拟、数字图书馆的主要任务的思想，把情报服务始终置于读者工作的重要位置。五是树立读者工作是一门科学的思想，认识读者工作研究是图书馆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陈誉先生关于改革读者工作要以更新观念为先导的观点，对促使图书馆界冲破传统图书馆管理思想的束缚，自觉地落实读者工作改革措施，提高读者服务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3)图书馆网络化与资源共享时期，对资源共建与资源共享的研究。关于藏书建设，陈誉先生把重点放在馆际协作与资源共享宏观研究上。1980年代资源共享成为国际图书馆界热门话题，也引起了我国图书馆学界的注意。1980年和1984年陈誉先生先后赴美国和英国访问期间就特别注意了解国际上关于资源共享的理论和做法。1986年他发表了《资源共享与城市发展——关于建立上海市图书情报网络的初步设想》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和建议。1992年5月，他在西安主持召开“藏书建设与资源共享国际研讨会”，并向大会提交了他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资源共建与资源共享”一文，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先生此文的理论贡献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较早地将资源共享与资源共建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揭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资源共建与资源共享并存的命题。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图书馆资源共享的“两结合一保证”方案，即：资源共享与资源共建相结合，观念更新与权威干预相结合，国家提供法制保证。陈誉先生有关资源共建共享的理论和西安国际研讨会的学术交流成果，对破除我国图书馆界长期存在的藏书建设上封闭、狭隘、保守的陈旧观念，克服贪大求全、成龙配套的传统藏书习惯，密切图书馆界群体、系统、地区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协作，确保资源共建共享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以后，在先生和上海图书馆界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地区正式成立了三大系统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使图书馆的工作超越了单一馆的界限，形成一种群体的力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令人瞩目。
(4)迎接21世纪来临时期，对未来图书馆的研究。世纪之交，陈誉先生虽已退休多年，但他仍思维敏捷，活跃于图书馆学研究舞台。此时他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对未来图书馆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踏浪者或观潮人——图书馆员面对未来的选择》、《21世纪图书馆展望——访谈录》（吴建中著）“序”、《面向新世纪的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教育》等论文，阐述了对未来图书馆的看法。针对当时曾一度流行的“未来图书馆消亡论”，先生明确指出：未来非印刷型载体将有大的发展，但是不会完全取代印刷型文献，它们将并存。因此，未来图书馆不仅存在，而且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员的信息、知识向导和信息识知作用将有更大发展。同时先生也指出，在新世纪新信息技术与新信息服务也向图书馆提出了挑战，为迎接挑战，图书馆需要用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技术充实自己，改革自己以适应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与变化，否则将被淘汰。对如何促使图书馆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先生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人们都需要信息，同时也需要知识，知识虽然也是一种信息，但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图书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途径是既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更要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图书馆应成为信息和知识的交换手与知识者，在信息和知识两方面同时提供服务。先生并对未来图书馆员在发挥信息与知识传递功能、信息与知识向导功能及信息识知能力培养功能等方面应起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陈誉先生对未来图书馆的研究，涉及的面虽然不是很广，但他的理论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对图书馆界避免认识误区，科学和全面地认识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探讨如何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谋求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具有极大的帮助和启迪。
把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代脉搏，抓住图书馆实践进程中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并用于指导和推动图书馆的改革和发展，是陈誉先生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贡献。
2 构建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理论体系，推动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得到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对社科情报服务的需求也空前迫切。然而，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在科学情报研究领域却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科学发展对其提出的需求。面对这种情况，陈誉先生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毫不迟疑地跨入了这一研究领域。1981年，先生为本校图书馆学系本科生开设了《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必修课，开了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与教育之先河。1983年，先生开始招收社科情报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在国内高校中也属首家。在此基础上，先生又先后发表了《社会科学情报源结构系统》、《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历史方位》（与范并思合作）等论文，出版了《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等著作，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理论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在陈誉先生的相关论著中，1991年由他主持编写的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也是陈誉先生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学术精华的集中体现。纵观陈誉先生1980年代至1990年代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的历程，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为我们精心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突出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情报的特点。把突出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情报的特点作为构建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理论体系的重点，是陈誉先生既定的宗旨。先生认为，社科情报是情报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与科技情报属同级学科。社科情报在情报学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上与科技情报有相同或相似之点，但因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存在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导致社科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工作必定具有区别于科技情报需求与科技情报工作的自身特点。为此，先生在主撰《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一书时，把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情报的特点作为主线，贯穿于全书。该书第一章为全书的总论，即以社会科学基本原理及特征为题，对社会科学的特点及社会科学家利用情报的特点专门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以后各章在论述社会科学情报交流，社会科学情报源，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流程，社会科学情报的搜集、整理与存贮，社会科学情报的分析研究与生产，社会科学情报服务，社会科学情报用户，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等问题时，都侧重分析了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情报在这些领域的特点。在先生与范并思合作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历史方位》一文中，更把研究的触角进入到研究与社科情报活动有关的社会科学内在规律及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层次。从而构建了一个以社会科学的特征为基础，充分揭示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特殊规律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理论体系。陈誉先生构建社科情报工作理论体系的学术成就，使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从本质上取得了独立地位，社科情报作为科学情报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始与科技情报分离而独树一帜，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也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2)关注情报源与情报用户两大要素。情报源与情报用户是做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两大关键要素，陈誉先生在社科情报研究中对这两大要素给予了特别关注。先生认为，无雄厚广博的情报源，社科情报工作无异于无米之炊，而做好了情报源的工作，便等于做好了情报服务工作的一半。因此，先生最早着力研究的社科情报课题即是调整和拓展社科情报源问题。1982年发表的《社会科学情报源结构系统》，是先生最早撰写的一篇社科情报论文，该文对社科情报源的结构作了专门探讨，以后先生在《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及参与撰稿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易克信、赵国琦主编）两书中对此问题均有进一步的研究。按照传统情报观念，社会科学情报源仅局限在社会科学文献范围之内。而先生却突破传统情报观念的束缚，强调指出，情报源是指能够提供情报的实体，包括生产、储存、传递一切情报来源的机构和情报载体。先生运用系统论理论和方法提出了社会科学情报源系由一个结构系统组成的情报源系列或群体的理论。这个情报源系列不仅包括社会科学文献情报源，还包括大量非文献情报源和机构情报源，如由历史文物、社科标本与模型等构成的实物情报源，由交谈访问、电话交流、会议报告等构成的口述情报源和由社会科学学术机构与团体、高等学校文科院系所、各类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社会科学国际组织等构成的社会科学情报机构源。先生有关情报源的创新理论，向情报界展示了一个区别于以往科技情报学的情报源结构体系，它高度重视大量非文献情报源和机构情报源的情报价值，突出了社会科学情报源的特点，开拓了社会科学情报的来源，从而大大加强了社科情报保障。
陈誉先生也十分强调情报用户研究在社科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先生认为，在社科情报诸要素中，情报源是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情报用户则是社科情报工作的对象，两者同是关键，缺一不可。对于社科情报用户的研究，先生主张对社科情报用户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分析社科情报用户的结构，熟悉和掌握社科情报用户对社科情报的需求特点及发展变化的趋势，为做好社科情报服务工作打下基础。
(3)重视对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实践提出的新课题的研究。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与社科情报工作及事业的迅速发展都起始于1980年代。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对事业发展的先导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在社科情报工作实践进程中仍有许多新问题，尤其是那些有关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建设的方向和对策的战略性课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可用，急需理论工作者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此，陈誉先生身体力行并带领他的同事与学生站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前沿，对实践提出的一系列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研究。这些新课题主要有：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发展道路研究；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建设模式研究；社会科学“大情报”观念研究；社会科学情报服务现代化研究；社会科学情报产品产业化研究；社会科学情报资源共享网络化研究；社会科学情报专业队伍建设研究等等。上述课题的学术成果在先生的论著《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及以先生为首的华东师范大学“社科情报”研究群体的其他论著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由于这些研究成果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社科情报工作实践，视角新，实用性强，公开发表后，在社科情报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社科情报工作与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陈誉先生关于社科“大情报”观念的理论。先生认为，把社科情报仅仅看成是学术情报是一种狭窄的“小情报”观念，应当树立“大情报”观念，即社科情报不仅是学术情报或科学情报，还应当包括大量的社会动向情报或动态情报。这一观点对于我国当代社科情报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事业规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又如先生关于实现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网络化的理念。先生认为，情报工作的基本职能在于尽快、准确地将搜集、整理、贮存的信息、文献、知识通过加工与服务转化为情报，使情报资源获得开发和利用。而通过建立社科情报协作网络，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情报资源的作用，实现社科情报资源共享网络化，则是社科情报工作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推进社科情报事业获得更大发展的必经之路。先生在研究这些新问题中所取的新视角，发表的新观点，反映了他敏锐的洞察力、一定的超前意识和预测能力。
在近20年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中，陈誉先生以其过人的学识、深厚的知识背景，不断研究新的课题，探索新的理论，使其构建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理论体系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学术特色，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为学科建设和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 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为图书情报事业输送大批优秀人才
1970年代末，中国教育界迎来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春天，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学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78年，陈誉先生受命筹建华东师大图书馆学专修科。1979年2月，首届大专生入学，先生任代主任。1979年9月，先生改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并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图书馆学（以后改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专业的首批研究生入学。3年后，系里即取得了这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先生本人也成为国内最早招收社会科学情报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从1979年2月至1988年3月，先生担任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系（1984年图书馆学系更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系主任共10年。在这10年中，先生为该系的创立、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优秀人才。
概括而言，陈誉先生着力抓的有三件事：
(1)大力引进人才，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创建伊始，专业教师严重匮乏。陈誉先生抓住办系的主要矛盾，特别重视师资力量的聚集，除了充分挖掘校内各方面的师资潜力外，曾亲自去郑州、北京、武汉等地及上海一些单位请来了业务骨干充实系的师资队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既具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熟练的图书情报工作实际技能的专业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后，与该系的原有教师同心协力，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初创系的面貌，使系的教学、科研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争取设立硕士点和实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陈誉先生的一个过人之举是着力物色沪上图书情报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研究生的兼职导师。1980年代初，顾廷龙、胡道静、李芳馥、吕贞白、潘景郑、岳良本等几位图书馆界、文献学界的老一辈著名学者都被礼聘为该系的兼职教授。以后，上海科技情报所副所长马远良研究员、上海专利事务所所长须一平研究员也被增聘为该系的兼职教授。这些著名专家、学者的加盟使该系的中国古典文献和图情专业的硕士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比较强大的专兼结合的导师阵容，为系的学科与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2)积极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增强教学、科研活力。让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增强教学、科研的活力，是陈誉先生花大力气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也许因为先生曾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加上他具有极强的对外交际能力，1980年代至1990年代，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的对外交流活动显得特别活跃。在1980年代，该系先后公派6名教师和研究生赴美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日本进修和攻读学位。陈誉先生本人也于1980年和1984年先后参加中国大学图书馆代表团和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问美国和英国，考察两国的图书情报事业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情况，带回了许多新的思想与理念。1993年，先生又参加大陆图书馆界首次访台代表团（一行6人），在台湾进行为期14天的参观、研讨，出席“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研讨会”和“图书馆学教育研讨会”。得益于陈誉先生的积极组织和开拓，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在创建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一直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美国的斯图亚特、李志钟，英国的埃文斯，台湾的胡述兆等曾先后受聘为系的客座教授，多次来华东师大访问、讲学。国内学者则利用研究生答辩、来沪参加会议等机会，为系师生举办学术讲座。除此之外，在陈誉先生的努力下，该系还主办或与其他单位合办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如主办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青年学者研讨会，在西安与西北工大等共同主办现代图书馆藏书建设与资源共享国际研讨会，最早与台湾图书资讯科学教育会合办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等。上述形式多样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给系里师生及时把握国内外图书情报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最新进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并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系里的学术研究空气，使该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学与科研始终充满了活力，有些领域的研究，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社科情报研究等能一直处于学科发展的前沿。
(3)不断探索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理论，培养图书情报事业所需的复合型专门人才。陈誉先生创建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的直接动因来自他对专业人才培养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因此，在他多年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中，对如何培养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急需的适用人才作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先生先后随团访问美国、英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时，就十分关注他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情况，注意吸取他们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对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先生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先后发表了《试论我国社科情报教育的基本模式》、《图书馆学教育在探索中前进》、《在激情式与理智型改革的冲撞中探索前进》、《面向新世纪的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教育》、《中国图书馆学教育20年回顾》、《建国五十年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等论文，对专业教育在教育改革中要处理好的若干关系，如教育和事业的关系；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三者的关系；学生理论水平、知识水平与动手能力的关系；教育学习外国与从国情出发的关系；学校培养与学生就业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其中，先生最为强调的是处理好教育与事业的关系。先生专业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要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培养适用的专门人才。
何谓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适用的专门人才？先生认为，他们应该是既具有扎实的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又具有其他学科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专门人才。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华东师大图情专业教育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1980年代图书馆学专业实行文、理分班教学模式是先生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文、理班级除了共同主修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基础课之外，文科班再修文学、历史、古汉语、古籍整理等课程；理科班再修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并引导文理交叉学习，鼓励学生选修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课程。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使学生在掌握图书情报知识的同时，又能获得其他学科知识背景，为今后从事图书情报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强化外语教学与计算机应用教学是先生推行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他把这两门课的教学置于重要位置。因此，系里在上好各门专业课的同时，还建立了实习室、声像资料实验室、计算机房等，在上海图书馆、中科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及本校图书馆等单位建立了实习基地。
陈誉先生培养复合型专门人才的思路和做法得到了图书情报工作界的充分肯定。该系的大批毕业生被输送到各地各类图书情报单位，并普遍受到欢迎和重视。先生创办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输送大批优秀人才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同行和他的学生心中。
收稿日期：2003-0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