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岚[1]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郑刚[2]1995年在《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文中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我国廉政建设既有高歌挺进，成效卓著的时候，又有举步维艰、隔靴搔痒的状态。为什么廉政建设会如此迭荡起伏呢?这是本文所要着力回答的中心议题，作者力图从总结廉政建设经验教训的角度对此作出较为详尽、准确的回答。围绕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本文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对学术界一些不同的观点进行评析，提出作者个人的看法。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廉政理论与实践，从中挖掘可贵的思想启迪与实际经验；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社会主义社会腐败现象的的性质和特征，比较、鉴别不同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的异同，以便更深入，准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腐败现象大量滋生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土壤，指明我国廉政建设的局限与欠缺，特别强调了廉政措施不足以遏制腐败的种种表现，由此揭示我国廉政建设的深刻教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廉政建设的先进经验，探寻新时期我国廉政建设的基本对策，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认为，我国廉政建设应尽快走出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的怪圈，强化釜底抽薪性的治本之举，这就是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改革与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制等；本文还在相关章节对“群众运动”、“寻租”理论、“以俸养廉”、廉政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二难选择”等观点进行了学术争鸣和理论评析。
朱庆跃[3]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马栋[4]2013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贪腐猖獗、官商勾结和权力滥用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贪腐“大案要案”时有发生,腐败的危害性空前加剧,民众反腐声浪日渐高涨。本文的研究目标直接指向探讨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初步建立反腐廉政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历程、特点、经验和趋势,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建构反腐廉政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如何实现党内立规和国家反腐立法的有效衔接与整合。在此目标的指引下,本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倡廉为指导思想,从党史党建、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执政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进行全景式、系统性研究。这一研究主题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1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分别从中国传统廉政制度思想与西方廉政法制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思想等三个方面进行研析。第2章梳理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执政党认为腐败的根源主要在于封建思想余毒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因此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群众运动,强调对民众十分关注的大案要案的审判和惩处,反腐廉政法制建设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第3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推进、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审时度势,实现了反腐廉政建设思路的现代转型,即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根治腐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反腐廉政建设开始了从以运动为主的反腐到制度性的长效性反腐、从重事后惩治到惩防并举、从定点清除到整体性反腐的转型,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这一历史时期仍存在着反腐廉政国家立法工作滞后于反腐廉政建设的形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家法律与执政党党章、党规的相互协调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司法制度与执政党纪检制度的相互配合有待进一步完善。第4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中国反腐廉政法制建设也呈现出新特点：反腐廉政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日渐严密、注重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惩治和预防腐败、网络反腐的兴起及其制度化、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等等。新形势下反腐廉政建设存在着：廉政法制建设无法同市场经济改革同步、廉政法律体系不周全、反腐廉政立法层级低、监督机制不健全、预防机制失灵、惩处力度不够、选择性反腐、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立法滞后等问题。第5章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的思考。新形势下,要树立法治是治国理政、约权治吏基本方式的基本理念,从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第一,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和《行政程序法》等国家反腐立法；修改完善《预算法》,建立财政预算透明机制；制定整合性的《监督法》并切实发挥其法律效力。第二,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构独立的专业化的廉政反贪机构,扩大公众参与和社会舆论监督。第三,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严格执法,有腐必反；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工与合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公正司法。第四,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综上所述,全面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廉政道路,必须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立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上,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教育、制度、监督并举,预防和惩治腐败相结合,实现运动式反腐向法治型反腐、党内反腐向制度反腐的现代转型,从而构建反腐廉政的长效机制。
刘明福, 王忠远[5]2014年在《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文中提出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总是从时代风云中脱颖而出。英雄创时代,在时代的潮头,总是挺立着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英雄。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威武雄壮的伟大时代,无一不是大众与伟人同声合唱,时势与英雄交相辉映。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政治家。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政治家的领导力和创新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没有杰出政治家的国家,难以有声有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缺乏大政治家的大国,难以在全球出类拔萃。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需要创新型
张璐[6]2016年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启示》文中指出腐败是整个人类社会和众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也是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威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腐败问题日益凸显。正所谓“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战时期,我们必须充分认清廉政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把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启示作为当代廉政建设的重要力量纳入到党和国家廉政建设的全局工作之中。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拟从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研究的现状入手,分析特定历史时期腐败产生的背景、原因,归纳总结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主要措施、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并以此为基础,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当代中国国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当前中国的廉政建设实践提出一些思路。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明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目的、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第二部分论述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政建设的理论;第三部分介绍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背景;第四部分尽可能客观全面的阐述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具体实施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廉政建设具体实施的成效及其历史作用;第五部分对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着重分析;第六部分在归纳、总结、比较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启示,以期能对当代中国廉政建设事业提供借鉴。
迟连翔[7]2012年在《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是党风廉政建设和“惩防”体系建设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和实务工作部门非常关注问题。本研究对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准确分析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的理论来源基础上，结合目前各地区、部门开展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实践，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吸取古今中外历史上预防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全面风险管理和质量管理等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准确地界定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构成框架及其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作用的运行轨迹，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构成内容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和提炼出系统的理论观点，为指导和推进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由导论、六章内容和结语三个部分内容组成。导论部分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框架体系结构等方面内容进行概括性介绍。第一章是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介绍。主要界定了廉政风险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相关概念；介绍了与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相关的预防腐败理论、内部控制理论、全面风险管理理论；通过对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关于预防腐败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理论的来源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归纳，提炼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概念，并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合理界定，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是对古今中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实践探索的回顾和经验的总结与分析。回顾了中国历史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一些经验做法，介绍了瑞典、芬兰、俄罗斯、新家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预防廉政风险的基本做法。这些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分析，对当前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工作具有学习借鉴和启示作用。第三章是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基本思路和框架内容进行分析和阐述。通过对当前我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成就和问题的梳理，明确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运用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分析工具，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整体框架界定为八个组成部分，即廉政风险防控目标确定、廉政风险防控环境塑造、廉政风险识别、廉政风险评估、廉政风险应对、廉政风险控制活动、廉政风险防控中的信息沟通、廉政风险防控中的监督，并对各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进行详细阐述。第四章是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运行过程进行研究和分析。主要是通过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实践，查找“五类”廉政风险，明确廉政风险防控的对象和目标；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针对“五类”风险，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设立“三道防线，”进行“事前、事中、事后”防范并控制廉政风险行为的发生；每一项具体的防控措施都要经过计划、执行、检查、修正“四个环节”，通过“四个环节”在闭合状态下的循环运行，不断提高和完善防控措施的质量和水平。这些方法和措施有机结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构成了廉政风险防控的运行机制。第五章是对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实践过程进行实证分析。选取税务系统六个单位，通过对其建立和实施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机制过程、方法、措施、效果的分析，进一步加深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问题的重要性和方式方法的认识和理解。第六章是对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任务及对策的展望。通过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和总结，进一步明确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的方向目标，完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完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具体措施和方法；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进程。预防是治本之策，全面系统地研究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问题，从理论上对我们党提出的政策主张进行全面的阐述，并结合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反腐倡廉工作实际，以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研究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的战略目标、具体措施和廉政风险防控的工作机制，对于当前指导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永杰[8]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党的性质及其事业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这是它历经近百年之所以能不断取得革命与建设胜利的政治优势和法宝。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进行历史考察和梳理,就能够发现其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的长长链条。通过对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容研究,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作风建设进行了历史梳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做法、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全文共把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具体如下:本文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政党学说中的作风建设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探究了对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本文主体部分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八大以前的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时期四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系统梳理。在论述中,又把党的作风建设具体分为七个时期,即党在创立之初作风建设的萌芽时期;大革命阶段党的作风建设的开创时期;土地革命阶段党的作风建设的初步形成时期;抗日战争阶段党的作风建设与理论的丰富时期;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完善时期;文化大革命阶段则是党风建设遭到破坏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至十八大阶段是党风全面恢复和发扬的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党风建设全面推进的新时期。通过对以上历史的总结,在文章的最后归纳出了对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仲伟通[9]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化党内治理,是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认真面对的一项课题。某种意义上说,政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政党的治理史,只有善于自身治理、勤于自身治理的政党,才能在政党政治的时代潮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每一个政党由弱到强无不是从善于治理起步的,而每一个政党由盛转衰也无不是从疏于治理开始的。政党发展规律表明,政党的自身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决定政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当代,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国家、社会和政党之间生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耦合关系。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内在地要求政党必须强化党内治理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党内治理是政党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等多个主体广泛参与、上下互动,综合运用协商、合作、对话等方式及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高效治理自身事务的活动。党内治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建设或政党管理,更多地体现出了"治理"的多维意涵和"善治"的价值取向。党内治理蕴含着力量多元、制度至上、双向互动、廉价高效的新内涵,彰显出通过治理和善治理念来保持政党自身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尝试性努力。党内治理在实践形态上可外化为具体意义上的"治党"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探讨如何依靠法治来规约党内权力以及如何依靠制度来惩治党内腐败。总体来说,推进党内治理需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以求达到政党善治之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其实,就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而言,它不仅强调了"全面"这一基础和"从严"这一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它点出了"治"这一要害。全面从严治党之"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抓一抓" "管一管"、"治一治",而且更多地是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毋庸置疑,全面从严治党蕴涵着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治理理念,其生长点在于政党理念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升华。我们应当从党内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以党内治理理念来构筑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之经",以党内治理规律来指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纬"。本论文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全文共分导论和七章。本文着重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1、治理和善治理论与政党研究具有强相关性,将治理和善治理论融于到政党研究中便生成了政党治理概念。从内涵上讲,政党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政党治理特指党内治理。所谓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治理和善治理念嵌入到管党治党之中,并以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来规范组织运行的治理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具有顺应政党现代化潮流、创新管党治党模式、高效解决党内问题等三重价值指向。从外延上讲,政党治理与政党建设、政党管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关联。政党治理是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实现了对传统党建模式的创新。政党治理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高效的理念和模式,它是对政党管理的升级、转型和超越。纵然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和基本依循上是一致的,但三者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必须厘清它们之间的边界。2、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源之水,需要吸收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特性。我们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角,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党学说的初始论述中、从列宁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应时发展中、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建理论的开拓创新中寻求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所依赖的丰富思想养料。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老党,需要遵循现代政党治理的主要经验和一般规律。政党变革视角是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可以成为探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重要参照。我们应当基于政党变革视角,批判性地吸收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性成分,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基本借鉴。3、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本之木,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支撑。从历史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和深刻的管党治党教训,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提供了浓厚的历史积淀。从现实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风险社会、开放多元、新兴媒体等形势,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内治理来消解适应性危机、化解调试性难题和破解应对性困境。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离不开执政党的强力主导,国家治理体系内含党内治理框架的搭建,国家治理绩效有赖于党内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如要具有可行性,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设计治理框架,要在政党领域实现治理理论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性转化、结构性互动和策略性回应。4、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主要从"硬要素"和"软要素"两个核心向度涉足。"软要素"是维持政党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思想灵魂,"硬要素"是维持政党生命力和活力的组织躯壳。从软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注重建构政党文化,保持政党意识形态阶级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并以良好党内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重塑政党形象,努力增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政党的认同;要实现政党权威转型,不断提升政党的合法性。从硬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合理控制政党组织规模,探寻规模扩大与善于治党的正向关联;要不断优化政党组织结构,实现结构创新与高效治党的同频共振;要努力消解政党组织惯性和无组织生长,有效应对政党治理效果递减律。5、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应然追寻的三种实践机制。与之相对应,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进程中实然存在的三种治党方略。科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基础,它解决的是如何高效治党的问题,重点在于维持治理活动的规律性、有序性和艺术性;民主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动力,它解决的是如何监督党内权力的问题,重点在于促进治理运行的参与性、互动性和透明性;制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保障,它解决的是如何治理党内腐败的问题,重点在于实现治理过程的法治性、规范性和廉洁性。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完整严密、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共同成为党内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在机理。6、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发展路向和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可以从思想导向能力、组织凝聚能力、作风感召能力、自我净化能力和政党法治能力五个层面构筑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支撑,继而在能力本位的基础上设计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想导向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柔性推动力,党要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党性修养培育和道德人格养成;组织软弱涣散是阻滞党内治理灵活运转的重要原因,党要在"领导干部"和"向基层延伸"两个方面着力增强组织凝聚能力建设;作风问题是制约党内治理成效的主要瓶颈,党要集中整饬"四风",构建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腐败现象是党内治理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党既要严厉惩治腐败,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又要加强党内监督,始终保持党的廉洁自律,还要实现向制度治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转变;政党法治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核心能力,党要增强党内法规创制能力,提高党内法规执行能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王亚萍[10]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主旨,是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认识,在梳理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中共在不同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中共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当前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围绕这一主旨,本文共设置七章,分别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对中共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理论溯源。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本文的研究是从对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概念、特征的解读入手,分析了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强调了当前加强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必要性。接着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及其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梳理了以列宁为代表的执政党建设实践先驱们,有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力图揭示出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联系。二是重点研究了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三章到第七章。文中分别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在加强执政党建设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详尽论述。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中共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探索是成功有效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倾向；出现过分依赖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问题的倾向；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出现把党内论争夸大为两条路线、把党内斗争同阶级斗争相联系、用政治批判的办法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不正常倾向。本文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产生严重曲折,但也有值得肯定的经验：中共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堡垒作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给予科技工作者充分的政治信任,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必要政治庇护和后勤保障,充分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完成“两弹一星”的伟大任务。本文认为,当前中共面临着的“四个考验”即如何正确使用国家权力的考验,如何协调各方利益的考验,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考验,如何应对外界挑战的考验。中共面临着的“四个危险”即缺失理想信念的危险、淡化学习意识的危险、遗忘民本意识的危险、制度建设不足的危险。中共经受“考验”和战胜“危险”条件是：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建立起学习型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2]. 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D]. 马郑刚. 中共中央党校. 1995
[3].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廉政法制建设研究[D]. 马栋. 武汉大学. 2013
[5]. 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 刘明福, 王忠远. 决策与信息. 2014
[6].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启示[D]. 张璐. 江西理工大学. 2016
[7]. 中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问题研究[D]. 迟连翔.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8].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D]. 李永杰.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9].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D]. 仲伟通. 山东大学. 2017
[10]. 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D]. 王亚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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