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区的横向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区论文,横向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梯度推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经济区纵向划分为东、中、西三大部分，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问题。中国政府较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先后采取“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方针，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呈扩大之势。本文提出调整经济区域，将经济区由现有纵向同质性划分改为横向集聚性即异质性划分，分别以东部沿海地区崛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为经济中心，以广大中西部地区为经济腹地，构建经济中心带经济腹地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新的经济区域，以实现缩小经济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
一、中国经济区“三大块”的横向划分
1.经济区划的两种基本方法
经济区的划分有同质性和集聚性两种基本方法。前一种方法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一致性，因而在区域内不存在也不可能建立起重要的地区间经济联系。集聚性又叫异质性，即由若干互补性强的异质部分构成在功能上联系紧密的经济集聚区，构成要素“有一个场所、一个核心和它在它们边缘地区的、明确程度不同的变化梯度”（迪金森，1980）。比较而言，同质性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更具竞争性，而异质性区划要更有利于加强地区间的互补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梯度开发理论的引入，中国经济区被纵向划分为东、中、西“三大部”，后又发展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前者为国家政策区划的一级经济区，后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二级经济区，两者都反映了同质性区划的特点，也说明同质区域经济发展更具竞争性而不是互补合作性。为什么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并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预期，主要就是由于经济区东、中、西“三大部”同质划分，割断了东部发达地区资金技术的要素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的联系与互利，阻碍了内生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的发挥。同样，三大城市群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也是由于同质地区资源禀赋相近，区位环境相当，产业布局同构，极易造成无序竞争。
较早意识到同质性区域缺陷的是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基于解决珠三角腹地狭小和发展后劲不足的“软肋”问题，率先提出了构建“泛珠三角‘9+2’”经济区域的战略设想。受此启发，本文按照集聚性经济区应具备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等要素的要求，合纵连横，将现有经济区纵向同质性划分改由横向异质性划分，分别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为经济中心，以广大中西部地区为经济腹地，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新的区域，形成“龙头带动、产业协同、利益共享、优势互补”的地域分工和协作紧密型经济区。
2.“三大块”经济区的基本构架
(1)泛珠三角区域。即以珠江、闽江沿海经济区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腹地经济带，形成以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等14座城市为经济中心，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为副中心，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鄂、赣、渝、贵、滇、川、藏等12省（市区）的经济区板块。该经济区内现有人口5.44亿，200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66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432亿元；1978-2003年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10.16％和12.14％。
(2)泛长三角区域。即以长江下游经济重心地区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腹地经济带，形成以长三角15座城市为经济中心，辐射带动沪、苏、浙、皖、豫、陕、甘、宁、青、疆等10省（市区），东联沿海、西接亚欧大陆桥的全国最大城市群带，最大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区板块。该经济区内现有人口3.92亿，200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22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397亿元；1978-2003年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9.87％和9.36％。
(3)大环渤海区域。即以渤海湾城市群为经济中心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地区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经济区，包括京、津、辽、鲁、冀、晋、吉、黑、蒙等9省（市区），形成以京、津、青岛、大连等中心城市为发展极，沿海、沿路、沿河多条轴线产业布局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该经济区内现有人口3.48亿，2003年实现地方生产总值4302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021亿元；1978-2003年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9.29％和8.45％。详见表1。
表1 按横向区划形成的“三大块”经济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人口 每年增长 每年增长
经济区
辖省、市、区 （亿人） 1978 2003 (％) 19782003 (％)
粤闽琼湘鄂赣桂渝云贵
泛珠三角经济区
川藏 5.441095.49 46661.0
10.16195.74 3431.7
12.14
泛长三角经济区
沪苏浙皖豫陕甘宁青疆 3.921136.06 45226.39.87363.12 3396.99.36
大环渤海经济区
京津辽鲁冀晋吉黑蒙3.481231.99 43020.19.29397.63 3021.38.45
注：增长率按可比价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1986、1999和2004）整理。
按集聚性方法横向划分为表1“三大块”经济区的设想，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地区，每个经济区现有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都相当接近；泛珠三角地区总人口多一个多亿，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略小一些，但其增长速度最快，说明其发展潜力更大一些。因而，无论是其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潜在增长因素，“三大块”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这对形成区域经济竞相发展的格局十分有利。
3.“三大块”经济区的基本规则
(1)经济中心的主导性。在“三大块”经济区的框架下，各块经济中心对经济腹地具有广域行政的性质，在该区域经济发展中不仅起带动、辐射的龙头作用，而且采取规划统筹、论坛、协调会或达成区域性法规、协议等多种合作方式，直接组织、指挥、调度和主导本区域内经济建设的协调运作和发展。
(2)资源优势的互补性。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资金、技术和拥有出海口等方面的优势，中西部地区矿产、物产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和人口众多，且具有广大内陆腹地和国内市场上的优势。构建东部发达地区带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的“三大块”区域格局，改变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要素和资源优势纵向切割、相互隔离的局面，实现横向异质地区要素优势和资源优势的互补与合作。
(3)产业结构的协同性。本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三大块”每个区域内整合产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防止和避免多层面、多单元产业重构与无序竞争，促进现代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和制造业与资源型产业的互动发展，使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
(4)财税分配的均衡性。在“三大块”同质经济区域之间，财税分配体现效益与竞争原则，形成经济竞相发展的态势；而在各经济区域内部，实行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做到各省（市区）及各县（市区）人均可用财力基本一致，以经济区域内部利益的一致性，确保其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要素资源的互补性和经济中心的主导性。
二、中国经济区横向划分与纵向划分的效应对比
1.模型比较
(1)从“三大块”与“三大部”的外在形状看，图1泛珠三角、泛长三角与大环渤海都成带状分布，都有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中心和纵深的经济腹地；其地域面积统计分别占全国的36.4％、37.5％和26.1％，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占全国的34.2％、29.4％和36.4％，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国的32.8％、30.0％和38.2％；布局合理，图形匀称，可谓是一种有机构成的区域体系。图2所示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部”构图不成比例；特别是中部地区还存在飞地，这种现象在规划区域理论和区域管理看来是不允许存在的，因而严格地说“三大部”纵向划分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区域。按现代西方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区域并非一种“自然实体”(Natural Entity)，而是一种主观识别。是管理区域经济的一种手段。因而，张可云(2005)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最明显的表现是迄今为止仍没有为实际部门所采纳的问题区域区划框架，最多只有贫困地区划分。
附图
图1 中国（大陆）经济区横向划分“三大块”模型
注：图1中“空白”区为泛珠三角经济区，“－－”区为泛长三角经济区，“＋”区为大环渤海经济区。
附图
图2 中国（大陆）经济区纵向划分“三大部”模型
图2中“空白”区为东部沿海地区，“－－”区为中部地区，“＋”区为西部地区。
(2)从“三大块”与“三大部”的内在结构看，图1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经济区之间表现为同质性，各区域内部地区则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图2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表现为异质性，而在各区域内部地区则表现为同质性。这种情况说明，长期以来地方市场分割的问题难以解决，与一直以来的区域经济政策不无关系，因为在同一个大区域内各地经济的同质性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区域内。若按图1设计，对国家一级经济区采取集聚性划分为横向“三大块”，在各区域内部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将十分有利于统筹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的互补和协作，有利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而在“三大块”区域之间由于其经济的同质性，将进一步强化其加快发展和增殖财富的竞争性。由此看来，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区域的横向划分，能够建立起一种市场竞争性与统一性相容的良性机制，因而应当作为统筹区域发展及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的突破口和首选目标。
(3)从“三大块”与“三大部”的规模组成看（见表1、表2），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都是4万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都是3000多亿元，经济规模基本相当，处在同一竞争平台。而表2所示的东、中、西“三大部”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高的近8万亿元，低的不到3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多的6000多亿元，少的不到2000亿元，经济发展规模完全不在一个梯次。
表2 按纵向区划形成的“三大部”经济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经济区含省、市、区
人口每年增长 每年增
（亿人） 1978 2003 (％)19782003长(％)
东部地区 粤鲁辽沪苏浙闽琼京津冀 4.86 1742.47 78798.40 10.79
604.80 6356.00 10.52
中部地区 湘鄂赣皖豫晋吉黑
4.28 1006.62 33264.20
7.88
225.64 1844.40
8.18
西部地区 渝川贵滇藏陕甘宁青新桂蒙
3.69
714.45 22844.80
7.63
126.05 1649.50 10.85
注：增长率按可比价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1986、1999和2004）整理。
2.效应分析
区域作为主观识别的一种思想或模型，一直受到西方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克拉森(L.H.Klaassen)、布代维尔(J.R.Boudeville)、汉森(N.Hansen)等学者都曾研究过区域划分问题。纵观各国所提出的区域政策，判别一种区域模型是否合理，关键就看它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区际关系协调两类目标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目前，地区差距问题、市场统一问题、“三农”问题等，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选择上述具体目标，对经济区的横向划分与纵向划分进行评价，发现经济区横向划分将使难题得到破解，而经济区纵向划分却不同程度地带来以上问题。
(1)“三大块”横向区划使日益拉大的地区差距得到收敛。纵向划分为“三大部”区域，不仅固化了区际间的原有差距；而且又拉大了区际间的现有差距。如表3所示。1978年东部地区比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分别高出56.1％和86.7％，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高出1.42倍和2.66倍；改革开放以来到2003年共25年间，这种差距已扩大到人均GDP分别高出1.09倍和1.62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高出2.04倍和1.93倍（西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差距由于中央加大转移支付有所拉近，但其绝对值仍只相当于东部的1/3）。而且，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统收统支的体制，加之普遍处于不发达状态，区际间即使存在差距也被贫困的普遍性给掩盖住了。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扩大了的差距，最直接地反映到居民收入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上。表3，2003年中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7.8％和69.8％，比1980年的差距拉大了16.6和19.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7.8％和46.2％，比1978年的差距拉大了22.8和23.5个百分点。从总体上反映生活质量状况和一些基本公共品保障程度的指标，比如，生活电力消费量，东部地区（剔除京津沪等不可比城市）比中西部地区人均生活用电高出6倍多，人均初级教育费支出高出3倍多，反映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国家发改委课题组，2003）。若将经济区横向划分为“三大块”，则东、中、西“三大部”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如表1所示将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经济区的均衡发展所取代，国家一级经济区在经济发展上不再存在大的差距问题；而从居民收入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在各经济区域内部，各省（市区）及各县（市区）二、三级经济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但由于在同一区域内实行横向财政均衡制度，各省（市区）及各县（市区）财税分配人均可用财力基本一致，因而其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将大大缩小。
表3 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主要经济指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经济区域
（元） （元） 收入（元） （元）
1978 2003
1978 2003 198020031978 2003
东部11省市（粤鲁辽沪
苏浙闽琼京津冀）
484.9
16206.6 168.31307.3455.2 10365.8 172.34160.4
中部8省（湘鄂赣皖豫晋
吉黑） 310.67766.8 69.6 430.7384.0
7036.4 138.82407.4
西部12省市区（渝川贵
滇藏陕甘宁青新桂蒙）
259.76187.1 45.9 446.7407.0
7235.4 120.11921.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1981和2004）整理。
(2)“三大块”横向区划使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地方利益格局得以破除。纵向划分为“三大部”区域，具有互补合作性的异质地区不在同一个区域内，而在同一个区域中的又都是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结构雷同的同质地区，加之实行以省为主的财政大包干体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以1993年为基期年，因而实质上还是财政大包干体制），形成了一种地方利益刚性和路径依赖。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并出现生产过剩，地方市场分割和相互封锁越演越烈，难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如地方采取设置行政壁垒、技术门槛和费率控制等办法，限制甚至禁止外来烟酒类高税率商品在本地销售，对外地汽车、药品进入本地市场销售附加各种不合理的收费；而对资源类产品，如烟叶、蚕茧等农产品和一些稀缺矿产品则限制流出；在投融资方面争抢项目、相互攀比投资，造成低水平、低效率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等。Poncet(2002)证明中国现在省际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已低于欧盟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水平。这个结论得到了Young(2000)和郑毓盛、李崇高(2003)等学者的理论或实证支持。若横向划分为“三大块”区域，一方面打破现有东、中、西“三大部”区域模式，使地方市场分割赖以形成的区域格局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构建起新的“三大块”经济区域，依托经济规模相当、基本处在同一竞争平台的区域，将原来以省为主的财税分配体制上升到以国家一级经济区为主，并在一级经济区即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各区域内部，实行统筹区域发展的财政横向均衡制度。这样，通过各区域内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利益分配的共同性，既强化了资源整合和市场的统一性，又不至于影响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与竞争。
(3)“三大块”横向区划使长期以来的“三农”问题得以最终解决。纵向划分为“三大部”区域，致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只要劳动力却拒接劳动人口。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农村廉价劳动力，但接纳农民转为市民则要分享当地财政收入和福利，因而造成长期存在的“离土不离乡”的候鸟型农民工现象一直难以解决。这不仅严重阻碍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且阻碍了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移民，使其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难以发挥，妨碍了市场经济规律对缩小区际差距的效用。若将经济区横向划分为“三大块”区域，这样集中存在“三农”问题的中西部地区，都拥有各自相对应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增长极，并且都在同一经济区域内，财税分配实行人均财力基本一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这样一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落户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且能增加当地可用财力和扩大消费，因而必将大大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使“三农”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特别是“三农”问题解决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消费的现实购买力普遍提高，将使促进经济增长的市场拉动效应明显增强。以2004年的数据计算，中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62.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东部地区省份平均相差45.3％和91.1％；假定解决“三农”问题和缩小地区差距使其现实购买力拉平到目前东部地区的人均水平，中国内需市场则可扩大至相当于目前整个内需市场的1/2。
(4)“三大块”横向区划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纵向划分为“三大部”区域，为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对中西部地区实行产业和工业内移，甚至在广大内陆地区对东部沿海工业进行复制，势必加重中国生态环境的负担。因为中国不像日本一类岛国，海洋大气环流易于空气净化，工业和城市污水也会很快流入海洋。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海岸狭长、内陆纵深，越深入西部内地生态就越脆弱，污染物扩散范围就越广、危害就越大。因此，严格地说，中国未来工业化的重心地区只能是沿海地区，解决地区差距的根本措施应是排除体制障碍，促进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尤其是东部核心区域的自由流动。钱正英总结多年来防沙治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人进沙进，人退沙退”。北京延庆县实施搬迁工程，把占全县10％的贫困人口从山区中搬出，花的钱比过去扶贫还少，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安全”和脱贫。由此看来，生态治理莫过于无为而治，转移和减少农牧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区的横向划分又是大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治本之策。
(5)“三大块”横向区划有利于区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增强。区域经济总体素质和综合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分工与协作的程度和范围。纵向划分为“三大部”区域，割裂了东部沿海地区资金、技术优势与中西部地区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金、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资源、劳动力要素相互隔离，不利于东、中、西互动与协作，难以确保投入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而横向划分为“三大块”区域，实质上就是拓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广阔空间，创建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无障碍制度和地理环境，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因而十分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大市场”，以提升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特别是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优势的基本单元已演化到大都市圈、大城市群。惟有大都市圈和大城市群才具有大规模的产业集聚，才具有国际竞争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中国经济区横向划分连成“三大块”区域后，东部经济增长极拥有中西部广大经济腹地，不仅使内地能更好地受到沿海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空间，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等沿海大城市群必将得到极大发展。类似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名古屋与大坂等一批三四千万人口规模和巨型产业集聚的世界级超大城市圈在中国的崛起，将使区域经济竞争实力和国家整体竞争优势得到大大增强和提升。
三、中国经济区横向划分的制度安排及配套措施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项新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即为帕累托改进。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在存在经济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资源重新配置，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在其他人的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有所提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中国经济区横向异质性划分为“三大块”区域，即是资源重新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的一种制度变迁和制度安排；“三大块”区域为制度安排的实现形式，政府调控为制度安排的管理模式，创造设施、产业和市场条件既是必要的配套措施，也是一种制度安排。
在新旧区域变迁的制度安排中，确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理念和机制是必要保证。在经济区横向划分为“三大块”的框架下，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理念，使之回归到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区域上来，构建相应的制度规范与政策体系。必须明确，若按纵向区划使东、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互隔离状态，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互动平衡作用，实践表明地区差距只会越拉越大，难以达到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预期。而且过分强调行政调控力，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直接投入力度过大或过于全面，还极易产生产业误导，带来更多更普遍低水平、低效益的重复建设和新的资源浪费，那样兼顾公平却要影响和牺牲效率，不符合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同时，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关键在于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应在“三大块”区域内部，实行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和横向转移支付，做到各省（市区）各县（市区）人均可用财力基本均衡，共享竞相发展的成果。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分税制财税体制的基本做法，也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举措。
在改善政府管理手段的制度安排中，建立统筹区域发展的协调机制是必然要求。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三大块”区域各省市区分区域参与，建立具有相当权威的“1+3”（国家总体规划＋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区域规划）区域统筹规划办，担负起统筹规划、制定政策、协调利益等主要职能，分别负责协调解决本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布局、城市规划、环境治理、产业整合和财税分配及利益调整等重大问题。在经济中心广域行政领导框架下，需有多个层次的协调机制。比如，由经济中心城市和省、区牵头，组织本区域内省、市、区及主要网络城市，主要领导人共同参加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负责解决事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重大的实务问题。以下还有对口部门或行业协会的联系制度，负责解决产业整合和经济运行中的实际或动态性问题；并建有各种专家委员会，为解决区域内协调发展面临的各类共性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同时，采取区域一体化合作与发展论坛的方式，组织区域内甚至国内外官、学、商界的代表人物和专家学者，就重大合作议题广泛研讨达成共识，形成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浓厚氛围。
在密切区域经济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建设统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是重要措施。交通作为连接经济区内各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的重要依托和载体，在构建“三大块”横向经济区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需从中国经济整体布局和“三大块”区域经济布局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资金、技术和拥有出海口等方面的优势，中西部地区矿产、物产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且具有广大内陆腹地和国内市场上的优势，综合空运、陆运和水运立体交通考虑，科学合理布局并完善机场港口、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城市轻轨建设。把交通枢纽、交通轴线、交通网络建设同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产业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建设高效便利的大城市群、城市带和城镇现代交通网络，形成点线面结合、多层次、网络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物流体系。
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中，构建统一市场并实施产业整合是必备条件。对经济区实行横向集聚性划分，打破了固有的地方利益格局，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推进区域产业整合提供了重要载体。强化市场的统一性，关键在于完善整个市场体系，在商贸流通、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方面取得突破。政府调控的首要原则是维护市场竞争的规范与公正。针对“三大块”区域目前基本上处在同一竞争平台和起点，国家宏观调控在取与予政策问题上，需大体上保持取之同等、予之等同，并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产业整合并重，推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区域，应是既竞争又合作的有效率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在各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大同小异，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小同大异。换言之，作为幅员辽阔的经济大国，“三大块”同质经济区之间并不排除产业同构竞相发展；但在“三大块”区域内部各异质地区，产业分工协作需十分明确，成为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区域协作共同体。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区域，在经济中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都较为发达，在经济腹地区则都分布有发达的农业和资源型产业。而同处在不同区域经济中心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尽管都是制造业、服务业重地，产业分工也应各有侧重。长三角偏重于高新技术产业，着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和新兴材料产业，突出机械制造、钢铁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优势；特别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特点应更为突出。珠三角则致力于电子工业、家用电器和服装业，扩大“世界工厂”的优势。环渤海城市群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产业分布门类齐全、地域更广，需更加突出大型装备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特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竞相发展，各区域产业整合集群发展的特色优势会日益凸现出来，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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