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是屈原的绝笔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绝笔论文,离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原研究，聚讼纷纭。屈原作品25篇，创作时间的孰行先后，就历无定论。这25篇的诠次问题，又突出地表现在《九章》与《离骚》10篇。关于屈原的绝笔诗，历来尽管持论不同，但都集中在《九章》与《离骚》诸篇。笔者以为，要理清这个历来越理越乱的问题，首先应当有一个将诸作品平行比较的合理标准。
征之历史文献和屈原的作品，学者们肯定屈原的晚期是被顷襄王流放江南后在沅湘一带度过的。在沅湘，长期激荡在心头，煎熬着诗人灵魂的，是两对矛盾：去与留，生与死。从实质上来说，这两对矛盾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而已。诗人一生，把“为美政”当作自己的生命，而在楚朝廷里，他为群小所不容。流放江南后，诗人深知，若要复反楚国政治舞台已绝不可能，再留在楚国，已无可为，失去了生存的价值。要活下去，就得“为美政”；要“为美政”就必须离开楚国，去寻找能容他“为美政”的地方。就是说，离开楚国就是求生；留在楚国就只能殉国、殉志，就是死！所以说，诗人晚期作品，在《九章》与《离骚》中反映的去留矛盾，实际是反映了屈原对生与死的抉择。“死生亦大矣”，“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求生是人之常情。但是“所恶有甚于死者”，屈原为了他可爱的故国，为了他崇高理想，选择了“留”，选择了“死”，这就是屈原的伟大。
屈原在流放中对于“死”，从初萌死志，到选定死志、尚存犹豫，再到以身死志，有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一过程在《九章》与《离骚》中有充分的表现，如果我们从作品中理出这条轨迹，那么，这十篇作品的诠次与孰为最后作品就呈现出来了。
因此，我以为，屈原作品中关于对待“死”的态度，可以作为判定屈原晚期作品诠次与绝命诗的客观标准。
以这一标准绳之，笔者认为，《九章》与《离骚》10篇的诠次是：《橘颂》、《惜诵》、《哀郢》、《涉江》、《抽思》、《思美人》、《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离骚》。
为什么这样排定序次？试析如下。
一、《橘颂》：诗人青年时期托物言志之作
这首咏物言志的诗为诗人早期之作，前贤之述备矣，此不赘述。
笔者想补充的是，这首诗名为《橘颂》，实为楚民族颂。橘树，作者虽以“嗟尔幼志”、“年岁虽少”塑造自己的青年形象，但同时，橘树作为群体，生于南国，“独立不迁”，“深固难徙”，则是楚民族的象征。诗中“生南国”的橘树这一群体，象征楚民族与北方列强相对立，楚民族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到屈原生活的时候，建国已经近800年。楚文化虽日渐与中原文化融合，但始终有别于中原文化。中原各国同饮黄河水，在周礼的制约下，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读《诗经·国风》，就分辨不出各国文化的差异，而把《诗经》同《楚辞》比较，其风韵就大异其趣。楚人以江水为乳液，长期在中原民族轻蔑鄙夷的目光下，在中原各国不断征伐的腥风里生存、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不迁”，“苏世独立”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在先秦典籍里，有着大量的反映。在《橘颂》里，作为贵族青年的诗人，内心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楚国的繁荣昌盛充满信心（如从“绿叶素荣”到“姱而不丑兮”10句）。
正因为屈原的血液里，流注着这一强烈的民族感情，因此，到晚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不愿如北方诸贤孔、孟、荀、韩那样出走到他国以求仕途通达。尽管他最后已经由一个贵族重臣转变成了人民的歌手，但就是在他最后的诗篇里，在他投江殉国的壮举中，仍然保留着楚民族这一“深固难徙”的贵族胎记。
二、《惜诵》：郢都遭绌，退回故里之作
《惜诵》的创作时间，历来异议较少。明人汪瑗在《楚辞集解》里说：“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尚未放逐也。”屈原被怀王逐出郢都后，回到了老家①。这时，作为一位贵族重臣被绌，尽管他“怨灵修之浩荡”，但他对怀王仍心存希望，对自己重返朝廷“为美政”并未绝望。《离骚》说：“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
怒。”《惜诵》一篇，就是向怀王诉“中情”的诗章。而《惜诵》所诉“中情”的内容，可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写自己对君王的忠诚。可以说通篇突出的是一个“忠”字：“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忠得罪以遇罚兮，亦非余之所志也。”“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一篇连用五个“忠”字，这是直接向楚王表白“忠”心。
“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证之不远。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也；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仇也。”“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这里虽然未用“忠”字，但也是表白对楚君的忠诚。真是忠心耿耿，天人共鉴！
二是表明自己思想品德的高尚。既不“高飞远集”以避祸，也不“横奔以失路”，屈服于群小而放弃正道直行的操守。
三是表明自己的去向：“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思而远身。”这8句诗与《离骚》中“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岂余心之可惩”24句的内容相同，都是说他被君王逐出朝廷后，暂时只得回到老家去，隐居田园，独善其身。
《惜诵》明显分为两大部分，前面46句，反复表明自己对楚王的忠贞不二；后44句，表明自己决不变心从俗的意志。这前一部分，在全部屈原作品中显得特别突出的是一再剖露自己的“忠”。这非常真实地表现出作品独特的写作时间所表现出的作者的独特心情：被怀王逐出朝廷的“危惧”之情。屈原最初确是忠心怀王的，因怀王“初既与余成言”，重用自己。这里耿耿忠心，是对怀王说的，若是对顷襄王，诗人是不会用这种方式陈词的。这也是这篇作品创作时间的最好证明。政治上的这一灾难，是诗人一生经历的转折点。受此剧变，诗人“随事感触，辄形于声”，故尔在文字上显得“直致无润色”。正因其“直致无润色”，便为我们留下了诗人当时逼真的思想记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屈原的宝贵资料。
三、《哀郢》、《涉江》：初放江南、离别郢都、涉江南行之作
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清人蒋骥认为在被顷襄王放逐之初，“《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徂东。《涉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这符合诗的内容。《哀郢》为作者被顷襄王流放江南，离开郢都，往斥逐之所的感怀之作；《涉江》是作者“上洞庭而下江”，入溆浦后的作品。
我们先看《哀郢》，诗中反复哀叹的是这次离开郢都是永别京城。“发郢都而去闾”、“去故乡而就远”、“去终古之所居”，说明这次放逐南行之事，是闲居故乡后，从故乡出发往江南的。“哀君而不再得”，“顾龙门而不见”，“哀故都之日远”，“惟郢路之辽远”，抒发了诗人深知这次离开郢都，是再没有机会回来的了。
全诗66句，分作两个部分，末尾有“乱词”。第一部分44句，写诗人离开郢都时的悲伤；第二部分16句，追述受谗遭绌后的遭遇。“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里的“去”字，前人多谓被顷襄放逐时的“去国”，到作者作此诗时，已经“九年”了。笔者以为不符合作品内容。这个“去”字，是指当初“朝谇夕替”，被怀王逐出朝廷，离开郢都，退归故里时的“去国”。那次离开郢都，诗人没有写《哀郢》之作，是因为当时他认为自己还会回来的。从《哀郢》的前面44句看，写得“直致无润色”，说明此篇应是离别郢都时的“随事感触，辄形于声”的作品。若是在离郢九年（或多年）后的追述，心情不当如此。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被怀王逐出郢都，到今天已经九年（或多年）了，却仍然没有召回复职，反而又雪上加霜，被顷襄王放逐到荒凉的江南。于是下面接着便有这“九年不复”遭遇的回溯。
全诗集中反映诗人《哀郢》思想主旨的是六句“乱词”：“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诗人“信无罪而遭弃逐”，所以“冀一反之何时”。正因为他知道“一反”之必不可能，于是发出了“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悲歌。这首诗是诗人抒发“一反”之“冀”，所以没有死志，是毫无疑问的。或谓《哀郢》作于自沉汩罗的那一年，是没有道理的。虽有“狐死”的悲叹，但决无“殉志”与“殉国”的死志。
《涉江》作于被放江南，别故里，出郢都，过大江，入溆浦后的沅湘山野。《涉江》开头12句，写他隐居故里的生活；接着24句，写他南行沅湘的行踪；后面12句，抒发了自己窜伏江南的心情；最后12句“乱词”，概括了全诗主旨。在乱词里，作者用象征的手法，集中抨击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表明自己将继续在江南荒野里奔波。
诗中的“重昏”，是指前有怀王时的被绌，后又遭顷襄的弃逐，接连的灾祸降临。“日以远兮”，是说离郢都，离家乡愈来愈远。说明这首诗是被流放后的作品。末了的“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是说将继续在沅湘奔走。
《涉江》亦无死志。
四、《抽思》、《思美人》、《悲回风》：初萌死志，狂顾南行之作
《抽思》、《思美人》与《悲回风》三篇作品，都提到“彭咸”：“望三五以为象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悲回风》）
彭咸何人？王逸《章句》云：“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南宋朱熹怀疑此说，以后代有其人，谓王逸无据。今人据此，有的提出彭咸为“巫彭”与“巫咸”二人，显然是臆测，更无依据。笔者认为，王逸到底离屈原时代较近，应是有所依据的，不可能杜撰出个“殷贤大夫”来。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推翻古注。人们怀疑王逸之注，除认为“皆不知其所据”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都把《离骚》看作被楚怀王放之汉北时的作品，其年按马茂元先生“四十岁右左”的说法，离投江尚隔20年左右，因此认为屈原不可能在20年前就定下了水死之志，而论定王逸之注全系附会。这一说法亦如戈壁沙洲建大厦，是立不起来的，因为《离骚》绝不可能是四十岁左右的作品，而只能是晚期作品。游国恩先生在《离骚纂义》中说：
窃意彭咸投水事虽不可考，然以篇末（指《离骚》篇）乱词推之，则又似可信。观其所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既莫足与为美政，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者，非已自知绝望，决计效法彭咸之孤忠乎？盖此篇本作于顷襄再放之后，（洪兴祖刘梦鹏等并谓怀王见疏时作，则皆误读《史记》《本传》之故，二千年来治《骚》者，多如此说，辩见《楚辞概论》及《读骚论微集》。）其时屈子窜逐江南水乡泽国之地，久而不复，遂萌自沉之志，故终之曰从彭咸之所居也。亦非注家所谓先定死志之说也。
屈原作品中提及“彭咸”的有四篇作品共七处，除前面提及的三篇五处，还有《离骚》二处。而这四篇作品都是屈原流放沅湘后的晚期作品，逼真地反映了屈原投江壮举的蕴酿过程，从对“死”的选择、犹豫，到下定决心，描述了诗人心灵痛苦的整个过程。
《抽思》、《思美人》与《悲回风》三篇提及“彭咸”，只是反映作者选择以死殉志、殉国的死志初萌，而尚未下定决心。
《抽思》表示“指彭咸以为仪”，要以彭咸作为学习的榜样。其“乱词”说：“道思作颂，聊以其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既然作此篇是为了“聊以自救”，写好后又担心“斯言谁告”，当然死志未定。
今人多谓《抽思》作于“汉北”，似无说服力。“乱词”明明说：“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申明此诗作于南行途中。诗中又云：“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与《哀郢》的“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词意相近，可见时间相去不远，处境也大致相同。
《思美人》，写南行中“思彭咸之故”，前面有“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白日未暮”，马茂元先生解释说：“象征国事尚有可为，与前‘白日出之悠悠’相应。”可见此篇只是初萌死志而尚未决而已。
《悲回风》虽三言“彭咸”，并有“托彭咸之所居”之语，似与《离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同意，其实不然。《悲回风》的“乱词”云：“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申徒，即殷末贤人申徒狄，谏纣王不听，抱石投水而死。其人其事与彭咸相类。抗迹，高尚的事迹。诗人说，我悲叹申徒狄啊，他的行为是那样的高尚，他劝谏纣王而纣王不听，于是怀抱大石投江而死，他这样死去又有什么好处！诗人明明是以申徒狄谏君比自己直谏顷襄。顷襄不听，我若投江而死，又实在是不值得。诗人想效法彭咸、申徒狄，又尚心存希望，已萌死志而尚未决然之意十分明了。
五、《怀沙》、《惜往日》：死志已定，尚存犹豫之作
《怀沙》、《惜往日》都已明确提到死。“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殃祸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
可以肯定，这两首诗是屈原投江前不久的作品。不少同志将这两篇视为屈原的绝笔诗，是有道理的。但是，这还不是屈原的最后作品，还不是绝笔篇。
关于《怀沙》，马茂元在《楚辞注释》中说道：
如果将本篇视为绝笔诗，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情感，还不象《惜往日》表现得那样激切，它只是提到‘不毕辞以赴渊’，前后次序，是很明显的。
这一分析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确实表现出诗人清醒地选择了自己以身殉国的归宿，但尚在犹豫之中。“愿勿爱兮”，但愿不吝惜，准确地描述了诗人当时的“未有决然之计”（朱熹语）的心情。
那么，《惜往日》是诗人的绝命诗吗？否。姜亮夫先生说：
此四句（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乃犹豫不决之词也。……言余临于沅湘之水，视其玄渊，悲从中来，岂遂自忍而沉诸流乎？卒然没其身而绝其名，己之身名不足惜，而所独惜者，则小人壅塞君，使无昭昭之明。②
这一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其实，其犹豫之状，“宁溘死而流亡兮，恐殃祸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四句表现得更突出。“恐殃祸之有再”，这不是屈原“溘死而流亡”的主要原因。“岂余身之殚殃兮”，“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中反复申明，他不担心个人的安危祸福。《惜往日》中“不毕词而赴渊”的“不毕词”三字，笔者以为，作者说的是“没有把自己心中的话全部写出来”的意思，“词”并非指《惜往日》一篇，而是指后来创作的，完整地反映自己一生和真实思想的宏篇巨制《离骚》。《九章》诸篇中“随事感触，辄形于声”的歌唱，不足以畅叙”余之中情”，不足以开“壅君”之识，使君王认识到流放自己的错误。
《怀沙》与《惜往日》二篇，确实说明屈原已定死志，但此时，有“不毕词”之恨！诚如司马迁没有写完《史记》而不愿因李陵之祸去就死地，宁愿接受宫刑暂且苟活那样，屈原不写出“毕词”之《离骚》，他死不甘心啊！
六、《离骚》：存身留名，述志毕词的绝笔之作
《离骚》是屈原“沉流”之前，惜己“没身绝名”，为开“壅君”之“昭”与“识”，而总汇自己全部诗章的“毕词”之作。③《离骚》373句中，除了“乱词”之外的368句，按顺序分别叙述与抒发了诗人少年许志、任职郢都、退归故里、流放沅湘的经历和心情。④这368句诗囊括了屈原全部作品的内容，特别明显的是《九章》，其不少内容，甚至部分诗句，都重见于《离骚》之中（故此前人常疑《九章》抄袭《离骚》而为伪作，是因为他们颠倒了两者的创作先后）。
而真正作为绝命之词，毅然决然抱定既已“毕词”而投江殉志的，是《离骚》的乱词：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已矣哉”收束前面368句对自己一生回顾；“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是说国事已不可为，自己又何必苦恋着故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理想既已如肥皂泡般破灭，自己又何必苟活在这个世上！这“乱词”说明自己的“死”是殉国，殉“美政”理想，决不是“恐殃祸之有再”。“乱词”对“死”的义无反顾，对以死殉志殉国，对楚君以及楚国的整个贵族统治集团决绝的叛逆思想，表现得明明白白，淋漓尽致，是《九章》任何一篇作品所没有的。可以说，从《九章》到《离骚》，我们明显感觉到，屈原从思想到艺术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就是说，他从一位忠于楚王，企望于君王的贵族重臣，突变为与楚王及其贵族集团毅然决裂的贰臣逆子！
读屈原的作品，我们要特别重视作品的“乱词”，因为它“总撮其要”，是全篇作品主旨的点睛之笔。《离骚》洋洋洒洒近3000字，作者最后用“乱词”点明创作目的和全篇的主题。正如王逸《楚辞章句》中对“乱曰”的解释：
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总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
《九章》九篇，《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悲回风》五篇有“乱词”，其余四篇没有。《涉江》的乱词点明全篇的主旨是：楚国贤愚不分，是非颠倒，自己被放逐而奔走于南夷荒野之间。《哀郢》的“乱词”点明的主旨是：自己无罪而遭放逐，希望能重返郢都。《抽思》的“乱词”点明的主旨是：自己被流放江南，狂顾南行而自救无门。《怀沙》的“乱词”点明的主旨是：自知死不可避，要作好思想准备。《悲回风》的“乱词”点明的主旨是：自己想到投江自尽，但又觉得若象申徒狄那样抱石投江而死，太不值得！
《九章》五篇“乱词”与《离骚》的“乱词”比较，对“死”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六篇“乱词”，只有《离骚》一篇对死是义无反顾的，毅然决然的，且申明他的“死”，是殉国、殉“美政”理想，充分表现出他对“死”的性质和意义认识的质的升华。清人龚景瀚说得好：
从彭咸之所居，舍死而别无他求矣……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其心良苦。（《离骚笺》）
笔者认为，只要不囿于陈见，去细绎屈原的作品，《离骚》是屈原的绝笔诗的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注释：
①参见拙文《两曲归去来，异采各天成》，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5期。
②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③详见拙文《〈离骚〉是屈原在〈九章〉基础上总汇其它作品的再创作》，载《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湖南出版社版。
④参见拙文《略论〈离骚〉的结构》，载《云梦学刊》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