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周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达到8.7％，到2010年上半年跃升为11.1％，经济增长重新走上快车道。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企稳，走出一个“V”字型反转态势？对此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应归功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然而本文发现，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现象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已然趋于下降。如下图所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在1960年前后最大，改革开放后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之前，2000年后的波动幅度又进一步小于之前。中国经济周期已然出现了明显的稳定化趋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转变。
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因而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事实上，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早在“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十一五”规划更是提出了系统化的理论和方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共识，但经济转型方案在现实中一直难以有效地推进。究其原因，经济转型方案容易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当经济转型与经济稳定二者在短期内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形时，现阶段国情决定了经济稳定将是更加优先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短期和长期均能与经济稳定兼容的方案才是真正的良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扬弃“中国模式”的过程。由于“中国模式”与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之间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在扬弃“中国模式”过程中的取舍问题，必然关系到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进而关系到经济转型本身。本文的主要目的，旨在研究“中国模式”与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之间的内在关联，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企稳，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成因是什么，“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图1 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
二
近年来研究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周期关系的文献，主要是从财政分权、参与型体制和弱制度三个方面展开。
由于个体决策的易错性和个体决策水平存在差异，从全社会看，个体决策行为具有随机性。随机变化的个体决策行为对宏观经济而言是一种冲击，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Sah（1991）从决策易错性角度讨论了组织结构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决策行为也具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不仅取决于个体决策的随机性，还取决于社会组织的结构。高度集权的组织作出好决策和坏决策的可能性都远高于分权程度高的社会，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部分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分权程度①。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亚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表现往往都是糟糕的。Sah & Stiglitz（1991）对Sah（1991）的研究进行了补充：集权程度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正相关，最优和最差决策均出现在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并且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其政策波动性更强②。Almeida & Ferreira（2002）在整合Sah（1991）和Sah & Stiglitz（1991）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验证了组织分权和经济周期波动幅度之间的关系③。Mobarak（2001）发现当政治精英在可供选择的政策上具有不完美信息时，政治决策结果的方差是分权程度的函数，并且政治决策结果的方差随着分权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如果个体偏好存在差异，政策和产出的方差在具有广泛认同的社会中通常较小④。Nishimura（2006）从决策易错性和公共品互补性两个方面展开研究，认为在政府提供同样数量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高的经济与财政分权程度低的经济相比，前者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更小⑤。Akai et al.（2009）在Nishimura（2006）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经济稳定的关系，通过运用美国五十个州的面板数据，证实了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方差之间呈现的显著反向变动关系，并且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具有稳健性⑥。
社会成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处于某个决策系统之中，其余的全部成员处于该特定决策系统之外。对于处在特定决策系统中的社会成员，改变分权结构将对经济稳定性产生影响；而对于那些处在特定决策系统之外的社会成员，参与型体制将影响其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程度，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参与型体制在政治活动上的制度安排，表现为民主制度。在经验证据方面，Rodrik（2000）运用跨国截面数据发现，参与型政治体制下的社会，其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他强调了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的重要性，认为一个理想的制度安排能够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并最大化局部知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而参与型政治体制能够激发公众的合作意愿，减少社会冲突，并实现经济的相对稳定⑦。Rodrik（2002）认为那些缺乏民主制度的经济体与具有民主制度的经济体相比，更容易产生金融动荡。政治精英们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和民众意愿，照搬外国的制度框架和教条，既破坏了经济的自主性，也容易导致经济波动⑧。Quinn & Woolley（2001）在研究民主制度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由于选民相对于政治精英而言更加厌恶风险，选民将用选票惩罚政府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的拙劣表现。在具备良性政治竞争制度安排的条件下，中间选民的风险规避行为保证了民主程度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稳健关系⑨。参与型体制在经济活动上的制度安排，通过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来影响总量经济的稳定。Rotemberg & Woodford（1992）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放大了总需求冲击，并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及时地调整价格，而企业及时调整价格的行为则改变了其他需求冲击的影响⑩。Philippon（2003）的研究发现，与宏观经济稳定化趋势相对应的是企业层面的竞争在加剧，市场竞争程度放大了异质的生产率冲击，市场竞争因素部分地解释了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的趋势。此外，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及时地调整产品价格，从而宏观经济面对总需求冲击时更富有弹性。通过模型校准，该文发现，市场竞争因素降低了40％的需求冲击影响(11)。Comin & Philippon（2005）的经验研究还表明，放松行业管制、促进行业竞争程度，可以降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12)。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局面往往伴随着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那些扭曲的宏观政策也折射出“弱制度”的特征：政治制度无法有效地约束政治精英，缺乏投资者的产权制度，腐败横行，以及政坛动荡等。Rodrik（1999）构建了一个包含外部冲击的理论模型，从弱制度方面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原因：外部冲击加剧了国内冲突，那些存在弱制度的社会在面对社会冲突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宏观经济具有脆弱性，面临着崩溃的风险。论者的经验研究还发现，在1975年以后经历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诸如种族割裂等弱制度(13)。Acemoglu et al.（2003）在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波动进行分析时发现，制度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稳健的关联，“弱制度”是经济波动的根源。在控制住制度的影响后，除了汇率政策，“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促进经济稳定的效果十分有限。弱制度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机制包括：（1）弱制度社会缺乏对统治者的有效约束，统治者在权力更迭的过程中强行实现资产和收入再分配的行为将导致经济波动；（2）弱制度社会中的政治斗争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恶斗加剧了经济不稳定；（3）经济人之间所依赖的信任将随着外部冲击因素而瓦解，并影响总产出；（4）合约在弱制度社会中显得无效，经济人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5）为了不断迎合不同的选民，保住政治权力，政治精英往往出台多变的宏观经济政策；（6）弱制度社会中的企业家，倾向于选择那些可以快速撤回资本的行业或部门进行投资，“短、平、快”的投资行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14)。
上述文献对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研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而且能部分地解释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原因。然而，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又都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文献将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变化或归因于财政分权，或归因于参与型体制，或归因于制度的“由弱变强”。事实上，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分权、参与型体制或者制度的“由弱变强”，而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合力。
三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成因，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数据分为两个样本区间：1952～1977年，1978～2008年。采用Hall（2005）(15) 的测度方法，用各组成部分对实际产出协方差的相对变化程度表示其对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贡献度，通过对这两个样本区间主要宏观时间序列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直接原因。如下表所示，实际产出各组成部分波动幅度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均有显著的贡献。投资在一阶差分、BP滤波和HP滤波方法下分别贡献了63.99％、66.18％和62.92％，进出口分别贡献了28.37％、28.15％和29.68％，消费分别贡献了7.64％、5.67％和7.40％。投资波动幅度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贡献最大，具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贡献了25.08％、21.93％和31.46％，存货投资分别贡献了38.91％、44.25％和31.46％。投资行为的稳定化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直接原因。要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的原因，需进一步对我国投资稳定化趋势的成因展开分析。
在导致投资波动的诸多原因中，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财政刺激方案的有效性也唯有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才能得以显现。与投资过热相伴随的往往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地方政府争相为辖区企业提供环境保护、劳动用工、税收、贷款、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这些政策优惠赋予了辖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使得企业家成为投资的风险偏好者，并导致企业患上严重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症。通过这些政策优惠，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种类型企业均能以大大低于正常市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代价获取各种资源，从而大规模地进行低成本的投资扩张(16)。那么，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内生于独特的“中国模式”之中。“中国模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模式；三是渐进与梯度推进的改革模式；四是财政分权与区域竞争的区域发展模式。更进一步看，“中国模式”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关系，即政府间关系和政企间关系，并且“中国模式”具有两大内核，即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前者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后者涉及政府与企业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
“中国模式”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已形成共识，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财政分权与市场化的双重过程。一方面，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改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把很多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以“财政包干”为主要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政府分享财税收入，地区的财政收入越高则地方政府的留存就越多，并且预算外收入更是百分之百地留存，因而中国地方政府有着极强的激励去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地方官员之间还存在着围绕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行政和人事方面的高度集权可以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极强的激励之下，因此“晋升锦标赛”是将经济增长与官员政治晋升兼容在一起的激励模式。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官员的“优异”表现往往会带来职务上的晋升，官员要想获得职务上的晋升就须具有“优异”的表现。我国现行的官员晋升制度和财政管理体制的结合为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提供了主要的激励基础。另一方面，政府逐步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使得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逐步由市场完成，这改善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政府逐步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的过程中，也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容的“新型国有经济体系”。“新型国有经济体系”中企业类型主要包括：由“拨改贷”方式投资形成的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企业；非国有资金投资建立的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大型国有独资公司。“新型国有经济体系”中的企业不仅具有市场化导向和独立竞争这一特点，还承担着传统国企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所赋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承担着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影响和带动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作用等诸多历史使命。
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共同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从政企间关系层面看，新型国有企业的大量涌现克服了一般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遇“冷”则过度收缩的缺陷，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传递渠道。在一般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硬预算约束，企业面临销售下滑时往往会选择过度收缩，从而经济危机会出现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在“中国模式”下，新型国有经济企业可以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与市场竞争之间寻找到有效的契合点，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传递渠道。从政府间关系层面看，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能力，有利于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落实。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进行了层层分解和落实。在地区间为增长而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根据自身优势劣势选择差异化的行为，这也避免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大一统”所带来的僵化问题，从而使中国危机治理和救助具有灵活性。比如广东在进行外向型企业救助的同时，加大了服务业的投入，而山西省却在煤炭价格大幅下滑的同时，进行能源企业结构性的调整，四川省则根据2008年地震灾害的重建情况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和灾后重建的力度(17)。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采取多种针对辖区企业的援助措施：一是财政贷款援助，其形式是财政补贴和贷款援助。比如辽宁省要求地方商业银行每年新增贷款的50％必须用于中小企业，超过50％的由同级财政给予奖励，福建省对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按年度担保额8‰或5‰的比例补偿；二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在减免中小企业税收时，并没有区分企业的性质、行业背景；三是积极发展信用担保机构，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制度，对担保信用等级高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和奖励。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下面本文运用195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通过VAR模型来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与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之间的关系。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用经济增长率滚动标准差表示，新型国有经济体系比重用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财政分权程度用地方财政支出额占全国财政支出额的比重表示。本文采用ADF方法分别对三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其平稳性。如果统计量值大于临界值，则接受假设，认为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反之，则拒绝假设，认为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在检验过程中，最佳滞后期以A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表明，三变量原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在多变量条件下，本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考虑到滞后期对自由度的影响，在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基础上，本文选择的滞后期为1。Johansen极大似然法检验结果表明，VAR系统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比重在样本期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以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协整关系作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国有经济体系比重提高1个单位，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将强化0.21个单位，即提高新型国有经济体系比重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财政分权程度提高1个单位，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将强化0.19个单位，即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由于协整分析只能说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仍不能具体指明何为原因、何为结果，因此，有必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明确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与“中国模式”之间的因果方向。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和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中国经济周期稳定化趋势并不是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和财政分权的原因。从一阶差分的情况看，三变量的一阶差分之间也存在明确的、单向的因果关系。
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在近年来出现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其核心根源不在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而是在于具有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功能的“中国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共同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从政府间关系层面看，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能力，有利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政企间关系层面看，新型国有企业的大量涌现克服了一般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遇“冷”则过度收缩的缺陷，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传递渠道。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负相关，提高1个单位的分权程度，在长期可降低0.19个单位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新型国有经济体系程度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负相关，提高1个单位的新型国有经济体系程度，在长期可降低0.21个单位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
在中国经济周期出现稳定化趋势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扬弃“中国模式”的过程就是进一步理顺政府间和政企间关系的过程。当前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分权还存在不到位的现象，突出表现在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缺乏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权，这严重地影响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质量。以江苏省苏北地区为例，十年前基本上每个行政村都有小学，而现在中央免除农村小学的学杂费后，没有给地方相应的财权，其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行政村小学被撤掉，农民子女上学难的现象严重恶化。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也是基层政府乱收费的重要原因。比如一些基层政府将计划生育罚款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现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富人交钱就能超生、穷人超生就倾家荡产的现象，这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对于这种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体制改革方案应该进一步地提高分散化决策程度，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同时，在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恰当的政企关系损害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是企业间普遍存在“投资饥渴”现象的根源。地方政府给辖区企业提供了土地、用工、税收、环保等诸多方面的软约束，这使得企业未能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投资主体，过多地将投资的风险转嫁给社会，这威胁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对此，中央应该限制地方政府提供给企业的各种软约束，使得企业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投资主体。当前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上，形成了“市场化不足”与“过度市场化”并存的局面。一些垄断部门和垄断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该市场化的没有完全地市场化。而在诸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却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现象，本该是政府的责任，却过多地推给个人、过多地依赖市场。面对这种现象，体制改革方案应该在垄断部门进一步地提高分散化决策程度，而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则应该优化分散化决策结构，及时矫正过度市场化的倾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项目号：07&ZD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R.K.Sah,“Fallibility in Human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System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1(5).
② R.K.Sah & J.E.Stiglitz,“The Quality of Managers in Centralized Versus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1).
③ H.Almeida & D.Ferreira,“Democracy and the Variability of Economic Perform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14).
④ A.M.Mobarak,“Why Democracies are More Stable:Models of Policy Choice and Political Conflict”,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2001,Mimeo.
⑤ Y.Nishimura,“Human Fallibility,Complementarity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2006(8).
⑥ N.Akai,Y.Nishimura and M.Sakata,“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Volatility:Evidence from State- level Cross- section Data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ese Economic Review,2009(2).
⑦ D.Rodrik,“Participatory Politics,Soci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
⑧ D.Rodrik,“Reform in Argentina,Take Two:Trade Rout”,The New Republic,2002,p.73.
⑨ D.P.Quinn & J.T.Woolley,“Democra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Preference for Stabilit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1(45).
⑩ J.J.Rotemberg & M.Woodford,“Oligopolistic Pricing and the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on Economic Activ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6).
(11) T.Philippon,“An Explanation for the Joint Evolution of Firm and Aggregate Volatility”,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3,mimeo.
(12) D.Comin & T.Philippon,“The Rise in Firm- level Volatility:Causes and Consequences”,NBER Working Paper,2005,No.11388.
(13) D.Rodrik,“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Social Conflict,and Growth Collaps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9(4).
(14) D.Acemoglu,S.Johnson,J.Robinson and Y.Thaicharoen,“Institutional Causes,Macroeconomic Symptoms:Volatility,Crises and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2003(50).
(15) R.E.Hall,“Separating the Business Cycle from Other Economic Fluctuations”,NBER Working Paper,2005,No.11651.
(16) 刘树成：《民营企业盲目冲动投资根源何在》，《学习月刊》2004年第11期。
(17) 纪宝成：《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复苏》，《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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