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因素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论争
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停止对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问题的探讨。人们早期的观点认为一国财富的增长是需要增加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劳力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并且认为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后来经济发展的实践并没有为这些理论提供充分的证明，因为许多自然资源、劳力和物质资本较为充裕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状况不一定尽如人意，而另外一些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较为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却令人瞩目。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广泛的重视，人力资本被认为是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是，许多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人力资本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却受到了质疑。他们认为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固然是重要的，但它只是潜在的生产能力，主要问题还在于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于人的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70年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归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在科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以及丹尼森、索洛等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理论基础上，计算了各国技术进步在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最大。但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而在另一个时期却停滞不前；并且还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本身，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本来就是包含了技术进步的，因而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因果颠倒。况且，技术进步本身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回答可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如产权制度），但这样问题就变成了是制度而不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了。
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用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研究向人们表明：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变迁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种解释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科学技术是决定因素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至此，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谜底并没有完全解开。我们的观点是，对于技术还是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片言只语就可以下结论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或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的现象都可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证据，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本文试图作一些尝试，以期对这一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二、模型分析：经济增长诸因素的分解
这部分的目的是试图运用中国工业经济的一些统计资料，通过计量研究，将制度从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分解出来，并得出我国的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以考察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作的计量研究意在提出一种分析思路，它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然而并不一定会对我们的分析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1.1956年，经济学家M.Abramovitz发现，在实际的产出增长中，仅有一部分归因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他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造成的产出增长被称为“余值”。所谓“余值”，就是指“产出增长中不被生产要素的增加所解释的那部分增长”。 后来， R.Solow于1957年从总量生产函数出发，用“余值法”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今，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采用“余值法”来测量技术进步及估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余值法”产生了疑问，他们对该方法的主要争议是：这个“余值”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它们一定是技术进步吗？乔根森认为“余值”的大部分来自于统计误差，索洛是错把“残值”当作是技术进步处理了。但即使如此，“余值法”仍然被公认为是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测量技术进步的成功方法。
国内学者周方（1994年）对索洛的“余值法”提出了反思。他认为这个“余值”可以被称为广义的技术进步，包含了一切使生产要素效率得以提高的全部因素，如：知识进步、生产资源集约度的提高与资源配置的改善等，而索洛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只是其中的知识进步，即狭义的技术进步。
2.我们的不满在于索洛笼统地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变量，并假设它为中性的。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技术进步是指广义的技术进步，包含了使生产要素效率得以提高的全部因素。假设广义技术进步来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纯知识技术进步，包含纯粹的知识、 工艺与技术的进步，它被认为是由人类的所谓“自学习过程”即“边干边学”，使人力资源不断改善，促进人类智力不断发展，使人类知识不断积累与不断进步，进行不断地创新与使用和扩散等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它似乎是一种“天赐之物”，索洛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就是这种。由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一定的累积效应，我们称它为自然内在逻辑作用的因素；2）制度因素的进步，即由于制度的改变而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3）其它未被考虑的次要因素。设决定技术水平的线性回归模型：
A[,t]＝a[,0]+a[,1]A[,t－1]+a[,2]F[,t－1]+u （1）
其中a[,0]、a[,1]是相对稳定的常数；A[,t-1] 代表了技术变化的累积效应；F[,t－1]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制度，这个变量有平均一年的滞后期，这涉及到制度变迁滞后理论的有关内容，诺思、拉坦等人多有论述；u为残差项，代表了其它未被考虑的因素与模型设定误差。
对（1）中数据的取得说明如下。A[,t]是根据“余值法”计算出来的，虽然“余值法”有诸多缺陷，但由于我们这里的技术水平是指广义的，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分析结论。取1979年数据为初始数据，计算出的A[,t]数据如下：
年份: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A[,t]值:330 349 347 360 385 437 478 499 541
612
年份: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A[,t]值:619 606 627 733 729 780 759 852
比较令人头痛的是对制度因素的衡量，这是一项前人所未做过的工作。制度通常被定义为规范人的行为规则，有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制度是由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确定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它是人们可以进行选择和改变的、内生的变量；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风俗、惯例、意识形态等，它们是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自然内在逻辑作用的事物，是外生的变量。基于此，我们这里只考察处于正式制度核心地位的产权制度，因为它是经济学关心的重点对象。我们姑且将狭义的产权制度当作广义的制度来分析，在现有的理论条件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是两种有代表性的产权实现形式，这两类产权在经济中产生的效率和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纯粹的公有产权是非排他性的，人们无法对它自由地选择进入或退出，只要你是这个组织的公民，就自然地享受到了这种权利，由于这些特点，公有产权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是缺乏效率的，但这不等于说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必要的；相反，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混合实现形式、纯粹的私有产权形式等由于含有排他性的产权成分，因而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效率的。关于这方面文献的论述极为丰富，这里不详述。
由此，（1）中的制度因素取为：F[,t－1] ＝前期公有独立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前期全社会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这种取法虽然不能全面衡量制度因素，但由于它体现了效率不同的产权制度间的比例关系，也可以部分反映我们所要分析的问题。采用中国1979—1996年的原始资料，得出回归方程：
t A[,t]＝787.602+0.72364A[,t－1]－743.545F[,t－1] （1a）
（2.81497） （6.03215）
（－2.78208）
R[2]＝0.96723 F＝251.863
这个方程的拟合结果较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先前提出的关于技术进步来源的假设，即广义技术进步除取决于技术变化的累积效应外，还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3.这里要深入研究的是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以便后面讨论经济增长的诸影响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关系。假设中国改革开放后技术进步是“资本增长型”的，这与主要靠物资投入的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采用索洛1963年提出的“资本增长型”生产函数的形式：
Q＝f（A[,t]K，L） （2）
其中A[,t]代表技术水平，K和L代表资本和劳力的投入，Q代表产出。
由于在（2）中的生产函数形式中， 资本投入因子已乘上了技术水平因子，而前面得出技术水平是与制度有关的因素，那么，资本配置的制度因素便已经在生产函数中得到了考虑。所以，这里只考察劳力的投入与制度因素的关系。通过对1979—1996年资料的分析，拟合出了劳力作为内生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
L[,t]＝11374.6+0.42577L[,t－1]－9400.81F[,t－1] （3）
t （2.57924） （1.84895） （－2.49887）
R[2]＝0.89679 F＝74.8550
其中L[,t]代表本期劳力利用的数量：L[,t－1] 代表前期劳力利用的数量；F[,t－1]代表前期的制度状况。这个方程的检验结果良好，这说明劳力的利用和分配与制度因素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实际上，劳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体现在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上，这里由于条件的限制暂且未作考虑，但在下一部分的分析中将作说明。
根据（4）式，假设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
Q＝γ[,0]（A[,t]K）[γ[,1]]L[1－γ[,1]]（4）
这里，作了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两阶段OLS法进行线性回归。另外， 考虑到自相关，进行DW检验。A[,t]和L[,t]的估计结果已经由（1a）和（3）作出，将估计值代入（4）式，其它变量采用原始数据，于是得到生产函数的拟合方程：
Q＝e[-2.83230]（A[,t]K）[0.42152]L[,t][0.57849]（5）
t （－24.0701）（21.4348）
R[2]＝0.96424F＝459.451
DW＝1.583
回归结果表明假设的生产函数成立，这为我们后续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即：产量是由技术、资本和劳力所决定的，然而这些又都是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的。
4.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模型只是对工业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但只要我们的分析思路和逻辑推理本身存在着合理性，那么，在统计资料不发生很大偏差的情况下，对其他部门增长的分析也应该是可行的。有兴趣的读者可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三、理论说明：制度因素的作用
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我们通过对这些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发现了它们与制度因素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1.技术水平。广义的技术水平包括了纯知识技术水平和制度状况。其中，决定纯知识技术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人的天质或智质、灵感或顿悟、人的后天的锻炼与教育、导致个人或组织效率发生改变的利益动机等。前两个因素被认为是“天赐之物”，是一种自然的禀赋，经济学不能随意地选择改变它；后两项因素间接地受到了制度因素改变的作用，例如，一个国家对教育的制度影响到这个国家科技人员的素质，对专利权保护的制度影响到个人的利益动机等等。所以，从经济学上人能够进行选择或改变的意义来说，制度的状况决定了纯知识技术水平的状况，制度因素还作用于纯知识技术的利用状况。一定的纯知识技术能否被利用以及被利用的程度如何，最终受到制度改变因素的影响。例如，一项发明产生以后，没有良好的制度保护，人们就可能会将它束之高阁，甚至会被滥用，根本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促进经济增长。
撇开经济学上的意义不说，在广义技术水平的内部因素中，纯知识技术与制度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纯知识技术的发展为一项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而一项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纯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段时间，前者作为因，后者作为果；在另一段时间，后者作为因，前者作为果，两者是相互推进的。这就是在历史上两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证据的根本原因。但是，制度与技术在广义技术水平中是处在不同的层面上的，制度是导致广义技术水平发生改变的、人为决定的因素。
2.劳力。劳力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1）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劳力总数， 它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政府对人口生育的政策。其中，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人们无法自由选择或改变的，而人口生育政策是一种制度因素，人们可以改变它：2）劳力的质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与教育制度，例如，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就认为：制度是使人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3 ）劳力发挥作用的程度。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劳力发挥作用的程度，这是由人力资本特殊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即：人力资本天然地属于个人的私产，如果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不够，他可以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封闭起来，从而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同的产权制度和企业的组织制度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激励程度，所以，制度是最终决定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大小的因素。总之，劳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终也取决于自然内在逻辑的因素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
3.资本。如果不考虑外资的进入或输出，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拥有的资本的绝对量是一定的，用在某个方面的资本多了，用在另一方面的资本必然会较少。所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利用的效率方面，而资本的利用效率取决于资本在不同部门、不同类型企业的分配状况，确切地说，取决于不同的产权制度与组织制度。产权制度不同，资本使用的效率是不同的，同量的资本，在排他性产权中可能产生很大的作用，而在非排他性产权中可能会被白白耗费。改革开放后，沿海开放省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有人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利用了更多的外资，但有资料表明，国家对许多内地省份的投资额也并不少，可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状况却不尽人意，究其真正的原因，正在于沿海开放省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率先实行了超过内地速度的产权制度的变革。由此看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终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的诸因素无非可以分解为自然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自然的因素作为一种自然内在逻辑作用的事物，是人们不能随意进行选择或改变的，只有制度才是人的行为可以选择或改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经济学应该是一门以人为主体、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一门科学，它应该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将主要精力停留在对自然逻辑规律的揭示上。正是因为制度的可以改变的、内生决定的性质，决定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现代的各种学说是关于多种因果关系的学说，我们不会因为制度决定的因果关系而排斥其它的因果关系，但制度是经济学中起作用的意志的因素，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经济学家们分析它与其它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落脚点，所以，它理应取得在经济理论中应得的地位。
最后，有必要讨论的是制度的最优性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时，隐含的一个假设是：经过人们的理性选择，制度是可以达到最优的。但实际上，一方面，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受到知识、能力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的限制，因而，人们对制度的选择是受到限制的；另一方面，制度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因而，对制度的最优性的评价也是不确定的。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永远处于不均衡的状况之中，对良好制度的不断追求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
四、结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提供的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从经济学上人可以进行选择或改变的意义上说，制度是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诺思对历史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加上我们的限制条件后，就是一个永恒成立的命题。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于我国的技术水平落后、物质资本缺乏、劳动力质量不高等等因素，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只不过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现象或结果，没有深入考虑到导致这些现象或结果发生的深刻的内在根源。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具备，而中国却并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其工业与技术条件几乎全被摧毁，经济增长的客观条件与解放后的中国相比强不了多少，而短短的几十年它就成为了可以与美苏抗衡的力量，与此同时，同源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国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事情更能说明问题，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中国农业经济超常规的发展，广东、福建等沿海开放省份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中率先实行了超于内地速度的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变革，因而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地超过了内地省份。无数的历史与事实已经证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只能是制度，尤其是使经济效率得以提高的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人们经常地谈到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的素质等等，殊不知这些因素的改变极大程度地依赖于隐藏在其背后的制度根源。
如何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尽快地赶上世界上发达的国家？我们认为最根本的途径是要矫正曾经被扭曲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当今世界剧烈竞争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允许我们继续放慢脚步，而只有通过尽快的改革，通过建立起比发达国家更优良的制度，才能扭转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被动局面，才能使我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不受人欺辱。
标签：生产函数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因素分析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劳力论文; 产权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