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河论文,自强不息论文,生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四渎之宗”的黄河水系如“地之血脉”周流不迨、循环不已。她是黄河文化的大地母亲。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数千年间，她对周边以及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从而辉煌灿烂、独放异彩。由此而使得黄河文化在地域上东迁南移向周边拓展、不断扩大覆盖面，并逐渐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她深深地影响着东亚并将走向世界。
关键词黄河文化城市载体道出于天儒家思想 兼收并蓄
一、黄河与黄河文化
黄河被尊为“四渎之宗”、“百泉之首”。她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沿途汇积渭水、泾水、汾水、涑水、伊水、洛水、漳水、洹水等大小数百条支流，形成浩淼无垠的水体。千万年间，她奔腾澎湃、浩浩荡荡，以穿石之功，辟开重重山岭，冲过层层谷嶂，一波三折地横切积石山、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吕梁山、太行山等苍茫巍峨的群山，还经过黄土高原及华北平原，奔流入海。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的。黄河流域的文化与其地质、地貌以及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相关。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像大地母亲般地孕育了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有如黄河水系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她萌发、成长、壮大，又先后溶汇了黄河支流上多民族的地方文化，逐渐凝结成浩瀚渊深的黄河文化。她犹如一个伟大的生命，自强不息，历尽沧桑，永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及至清代，随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最后形成与确定，黄河文化与中国境内的诸多文化已基本融为一体，以她为主体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黄河文化的萌芽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一幅瑰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自旧石器时代的蓝田文化、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大荔文化、河套文化、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下川文化等，它们经历了中国古史记载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离开“茹毛饮血”进入熟食和有巢氏构木以居的群体社会发展阶段。也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磁山文化、斐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这是种植农业出现、动植物驯化发展、陶器制作品大量使用、金属冶炼萌发、原始宗教兴起，一直到文字出现。文明始于文字的萌芽和文字的使用。其实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时代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陶钵口沿上，即发现有二三十种刻划符号。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是否就是文字，学术界看法不一。这时，已进入了中国古史记载的神农氏农耕社会发展阶段和黄帝轩辕氏国家萌芽的社会发展阶段。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也就进入了中国古史记载中的夏朝初期。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至黄帝之时，已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①，即推选诸侯共主领袖的政体萌芽。当时已有了师兵、营卫、官制、太监、都邑等国家雏形。在地域上，唐虞文化发生在黄河大曲的东岸和北岸，即今山西、河北一带。至夏初，政体由先前的诸侯共尊一主，变而为诸侯共尊一族一氏，也即出现了父子兄弟相传，长期世袭的家天下制度。夏朝活动的中心在黄河大曲以南，黄河支流的伊水、洛水两岸，河南登封（阳城）至河北、山西安邑一带。此间肇始了以华夏为主体与周边民族的交往。
殷商民族兴起于东海之滨的黄河下游，《诗经·商颂》里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至汤都毫才奠都于黄河下游。后来迁到河北后，才变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19世纪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却已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文字，共16多万块。这是世界上古文字史上的一大奇迹。它证实了中国起源于黄河文化的古文字，其形体结构“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逼真、千姿百态。它形、意结合，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和人类丰富的情感与活动。此后，甲骨文历经金文、大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几个阶段，发展成为现今通行的汉字。其间不管字形发生多大变化，它始终保持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构造原则，从而保障了文化传统的传承积累；同时，由于汉字不与语言内部的语音直接发生关系，是一种表意形象的文字，因而又具有其他文字如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所不能具备的“超方言”的特性，从而又有效地约束了地方方言的分化，这对我国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重大的意义。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产生、发展的“自源”文字，除汉字之外，尚有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玛雅人的图形文字。但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和图形文字后来都相继灭绝了，只有汉字历久不衰、青春常在，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这不能不说是黄河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
及至西周，其政体则由先前的诸侯共尊天子，一变而为由天子分封诸侯。特别是周公总结前代的文化遗产，损益夏殷政典，“制作礼乐，以仁义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诗”②。周文化继承夏、商，又有了重要的演变，从此天子和诸侯的关系也明确为朝觐、聘问、盟会、庆吊、婚姻等，并以政典固定下来。西周、春秋、战国的800余年间，华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为密切。
东周避犬戎东迁雒邑，先前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关系逐渐解体，经济与军事力量强大的霸主崛起。这时“幽厉失道，始变风变雅作矣。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逮五霸之后，则王道衰微”。此间“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③。孔子将中国上古文化传统的精华总结记录而流传下来，使之前后相继、绵延不绝。此后诸侯彼此竞争，互相兼并的格局，赢来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学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的一个学派。汉武帝适应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需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便由私学一跃而成为占据正统地位的官学。此后的历代王朝，均大力加以提倡，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染，它渗透到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的内容极其博大精深，其中（一）“天人合一”，“道出于天”，是其核心。黄河文化的一优秀传统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人的认识，从物质、意识到精神都与客观的自然界相应相通，即“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是反映物质的、客观的自然界，“人”指人事，人类社会。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④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体，尽心、知性则能知天。董仲舒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⑤的主张。这种“天人合一”观，承认天道与人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是相类相通的，要注意调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二）中庸之道。儒家以中和为万物存在和发展的理想状态，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⑥。孔子说：“过犹不及”⑦。孟子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⑧。朱熹更认为，执两用中是“将两端来量取一个恰好处”⑨。这种中庸之道，承认客观正反两者的存在，主张采取“致中和”的办法，使之达到平衡与协调、和谐进而求得统一，以避免斗争的激化。（三）“大一统”观。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⑩。曾作《春秋》以阐述大一统的微言大义。西汉的公羊春秋学对这命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谓：“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1)。后来，公孙弘、董仲舒都承倡大一统之说，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此后颂扬国家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一直常盛不衰，广泛流行。（四）既倡导重义轻利又重视发展经济，以提高物质文化水平。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孔子认为对人生价值的意义更为重要，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2)。孟子更把义当作一切行动的准绳，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人生最崇高的价值指向，主张唯义是从，“舍生而取义”(13)。董仲舒也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4)。同时，先哲又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认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周易》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之精华，应该体现天地之德性。日月星辰往复运行，永不歇止，人也应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大地以博大的胸怀包孕万物，人也应该以宽厚的态度兼容并蓄。这些儒家思想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周围邻近的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强秦的崛起过程中，至缪公时“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15)。因商鞅变法，在战国七雄之中最早用新的官僚制度来代替分封诸侯、世卿世禄的封建官制政体。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希望确立“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从此一改先前天子封立诸侯的封建制度。“废封建、设郡县”，建立由皇帝独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用新的官僚制代替旧的世卿世禄制，使宗族和各级政权分离。这一皇帝独尊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维持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然政区的等级、名称、大小有许多演变，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实质并未改变。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体制相适应，秦始皇还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货币、法律等整齐划一的措施。由于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整齐划一措施的推行，此前战国时期诸夏的差异逐渐缩小，致使全国成为一个较为统一的社会群体。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汉族便在秦汉时期形成了。
我国自秦汉时期起就实行三公九卿制，皇帝执掌国家统治大权，而以三公辅佐，九卿分理庶政。这种分工形式，一直为后代师承而有所损益。到隋唐时期，又演变为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的体制，明清时期又实行六部制，有六科给事中，五军都督府（明）、理藩院（清）、都察院及诸府寺司监，部门更多，分工也更细。除了同级政府内部各部门的分工，还有同一部门内部的分工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分工等等。在周详的政治分工基础上，我国很早就建立了权力制衡体制。从秦汉之时起，历代王朝都用“以内驭外”、“以小制大”的原则，置御史以纠察百官，用言官以谏议政府，形成“内外相维，犬牙相错”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权臣的坐大和皇权的旁落。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另一项成功经验，是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人事管理制度。从西周开始，我国就出现了考试制度的萌芽，这就是《礼记·王制第五》所载的“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后经两汉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到隋唐正式建立科举制度，形成了古代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与此同时，历代王朝又对官员的品阶、俸禄、考课、铨选、迁转、监察、回避、请假、致仕等等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并订立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对官员实行严格的管理考核。
自周、秦、汉、唐以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间，虽然存在过匈奴、鲜卑、羯、氏、羌、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南诏、大理、渤海、西夏等民族或对峙或统一的各个王朝，其礼乐文化和行政方略也渗入过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但黄河文化的基本传统体制始终在周、秦、汉、唐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例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之时，曾就继承文化传统这一重大问题问诸侍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礼之，何先？”诸臣“皆以佛对”，辽太祖认为“佛非中国教”，皇太子耶律倍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他听后十分高兴，在上京“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16)。契丹人所建立的王朝，都无一例外地传扬了孔子总结的夏、商、周三代黄河文化的精华。
几经轮回，秦汉至南北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使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大大扩展了。这时，黄河文化的覆盖面已远不止黄河流域，而达到了两汉的疆域。其文化的影响力远及西域、日本与南海。
从隋、唐至元末，中国境内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黄河文化的覆盖面进一步得到扩展。至清朝建立，黄河文化与周边的诸种文化相融合，便进一步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了。
二、城市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城市既是人群密集的生产、生活和劳动的中心，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标志。
透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就会发现黄河文化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其文化特质与内涵都集中体现在城市，特别是国都的建设上。中国传统的城市都以形、数、理、气、象相统一，集中体现了黄河文化的精髓。在甲骨文化和金文中，已经出现了有关城的象形字。城邑的出现是与早期粮食富余，阶级出现，政权萌发，以及金属工具使用等分不开的。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轩辕黄帝时期出现了城邑萌芽。他说：“黄帝者姓公孙，名轩辕”。那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吕征不亭。”先与“炎帝战于板泉之里，三战然后得其志”。其后“黄帝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邑于涿鹿之阿”。(17)这是城市出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城墙是“城”最直接的标志物，它象征着中国“城”的传统特征。据《史记》所载，禹是夏初的历史人物，约当公元前21世纪，此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墙。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尸沟乡发现了夏代的宫殿群。在山东历城县的城子崖村和河南登封阳城的王城岗发现当时的城堡。古史载：“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18)。当时国家政体的改变、城郭的出现和古史文献记载、考古发现都是吻合的。夏朝400余年间，迁都不下10次。其他都城的确切面貌，至今尚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不过，可以肯定，当时的都城大都依黄河及其支流而转移。
商朝存在于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中叶。商都迁徒也有“前八后五”之说，考古发现与古文献印证，汤都西亳（河南偃师西南），仲丁迁隞（河南郑州商城），都在黄河岸边。郑州商城的夯土城墙周长6960米，有11个城门，城内宫殿遗址区63万多平方米。仅城墙的夯土量约87万立方米，每天1万多人夯筑，也得要至4年才能完成。当时出现如此浩大的筑城工程，实是黄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在洹水之滨，享有黄河水运之利。商以华夏族的东支为主干，文化观念以“尊天命、敬祖宗”为本。宫殿、宗庙是当时人们的礼仪性的聚会点，是人们集聚朝觐的目标，在城市结构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商也纳入了周边众多的方国。因此《诗经·商颂》中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描述，民族融合、祭天、敬祖、车马、礼乐、宗庙、社稷、城郭、宫室都进一步发展起来，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城邦历史与文明。
周的先祖古公亶父，迁居岐下立国，在此建立都城为“京”。这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水，是为周原。都城建立在渭河的支流千河、漆河之滨。当年有凤凰泉、润德泉、龙泉等众多的泉水涌出。至西周开国之前，文王伐崇进一步将都城迁往丰京。武王伐商之后，又作镐京。丰、镐二京位于沣水与渭河交汇之处。这是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是关中平原最为开阔的地带。此次城址转移是周人灭商，称雄天下的重要步骤。丰、镐二京通过沣水和渭水与黄河接通，享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可接纳诸侯国的使节，与之进行经济、文化交往。
周代出现了城市建设的高潮。首先是关于国都规划建筑思想的理论化、规范化。例如体现在《周礼·考工记》中所记国都建设的原则：“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宫位于正中央是主体，左边太庙（祖），右有社稷坛（社），市在其后。“国”即王城，是国都所在。王城以下是诸侯城和都邑（采邑城）。这里的“城”是城邦国家的性质，建城即意味着建国。这样从理论上、制度上确立了城邑建设的体制。
到了春秋中期，上述的规划设计已经受到了挑战。管子已倡“城都不必中规矩”，萌发了因地制宜的地方自由经营色彩。到了战国时期，又一次迎来了周代城市发展的高潮。城市的大量涌现，是当时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二、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千余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19)。城市工商业空前发展，引起了城市性质的空前变化，手工业区进一步扩大。以燕下都为例，铸铁坊遗址达17万平方米，还有制陶作坊，兵器作坊，炼铜作坊，制骨作坊等。官府与民房并存，“大市”、“朝市”、“夕市”并存。城市中集中的商业区已经形成。闾里大增，宫廷区的占地比例相对缩小。诸侯、大夫都筑城邑。这样，城市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的发展与变革，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反映。
在这期间，秦国逐步发展起来，最后统一了中原，并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
“秦”的称号始于先祖非子，他因功受邑于秦（甘肃清水县北）。周宣王时代秦庄公破西戎又有功，被封为西垂大夫，迁都犬丘（今陕西兴平县东南）。西周末年周平王始封秦襄公为诸侯，国都从犬丘迁沂（陕西千水之滨），再迁平阳（陕西岐山县西），三迁雍（陕西凤翔南）的雍水之滨，四迁栎阳（泺水之滨）。此时秦孝公招贤纳士，修德行武，用商鞅变法，又迁都至渭水之滨的咸阳。
以关中平原为根据地的周王朝灭商之后，以渭水、黄河的航运为通道，大力向黄河下游拓展。洛邑在黄河中游洛水之畔，这里位于“天下之中”。北有邙山为屏障，南有伊阙耸立，西望秦岭，东临嵩岳，伊、洛、瀍、涧四水绕流其间，是山河拱载的形胜之地。建营东都是黄河文化向东发展的关键步骤。
由沣水、渭水、黄河、洛河的航运连接起来的东西二京，沿着关中盆地、伊洛盆地延伸连接，从而形成黄河文化发展的东西向的中轴地带。这一地带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心枢纽。通过这一枢纽把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区和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东部经济文化区连接起来，秦人也由黄河支流的渭河三级支流之上，一次又一次地向主流迁移，自西向东七次迁都，最后定都在渭水之滨的咸阳。在咸阳建都100多年间，依赖渭河、黄河航运，遂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并进而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国家。这一自西向东的黄河经济文化轴心地带的格局，从西周开始到秦汉完成。此后至少延续到唐朝末年，前后经历了2000多年。
这一经济文化轴心地带的建立，也完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二是诸夏的融合与汉族的形成。这一漫长的过程，譬如黄河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渐容纳许多支流的水体而逐渐汇为一大主流。这实际上是国都城市由黄河四级、三级支流逐渐向二级、一级干流，即向渭河、洛河、黄河岸边转移的过程来体现的。
时至唐末五代，黄河漕运干道泥沙大增，渭河、三门峡一线运输十分困难，致使天子也常常不得不“逐粮而居”，就食东都洛阳。关中已开始失去了容纳国都城市的经济基础，国都城址向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东部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公元10-13世纪间，国都选址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先后建都的城市有北宋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扬州、建康（今江苏南京）；西夏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林左旗南波罗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在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等五京和金的中都（今北京，后期迁至开封）。
这时，黄河文化的覆盖面积已远远不止于黄河流域而到达黑龙江、辽河、淮河、珠江流域。这又酝酿着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
元统一中国之后，北京终于上升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北京位于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内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为三大地理单元的接洽处，这里处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最有利的位置。所以北京终于成为中华民族汇聚融合的象征。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代，从陪都发展到首都，前后也近1000年。
三、黄河文化的东迁南移及文化覆盖面的扩展
萌芽于黄河流域的文化，最初较为集中地分布于黄河中游的河谷地带。其中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沁河等支流的河谷，也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地区。当时这里的自然条件极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从这里萌发起来的黄河文化，不断与周围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从而获得丰富和繁荣。这当中有和平时期，也有战争时期。在战争时期则在对峙中融合，在破坏中发展。这样，黄河文化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就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攀登上更高的阶段。
历史上自西周向东分封诸侯，从东周迁都洛阳到齐楚兴起，争霸中原，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的永嘉之乱，从唐代的安史之乱到五代、辽、金的民族纷争，以及元、明、清之间改朝换代的战争，都一次又一次地使黄河文化向东、向南发展。黄河文化覆盖面的拓展，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势如潮涌，形同波澜，不断进行的。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黄河文化的重心也发生了向东、向南转移的现象。
（一）从西周到战国时期
西周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是只有黄河文化高度发达，而四方周边的文化也在不同程度的发展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黄河中下游以外的许多地区，有不少所谓“蛮夷”、“戎狄”分布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各有其文化发展的特点，不过其经济文化相对而言都还比较落后，有的民族还过着比较原始的狩猎生活。如，现在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禹贡》里说，冀州“岛夷皮服”，青州“莱夷作牧”，徐州“淮夷滨珠暨鱼”，扬州“岛夷卉服”等等。“皮服”、“作牧”是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经济生活及衣、食状况的反映。“卉服”是用树叶、编草之类的东西作为“衣服”披在身上，其经济文化水平可见一斑。
远在西周建国之初，黄河文化就有从关中地区向东开拓与迁移的趋势。当时黄河中游的民族自称为“夏”，而称东方的民族为“夷”，夷、夏之别不仅是民族的差别，也有文化的差别。《左传》里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周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岐山之下，文王迁丰（今陕西户县东），武王迁镐（今陕西西安南），周公作洛（今河南洛阳）为陪都。到了东周，索性将都城也东迁到了洛阳。这标志着黄河文化在周代就有向东发展的趋势，这时黄河文化已进入黄河中游出山口的华北平原冲积扇，形成了长安——洛阳一线的经济、文化轴心地带。此期黄河文化迁移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陕西出潼关，沿黄河河谷到达东都洛阳，经营黄河下游，即今山东、河南一带。另一条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平原发展，经营南阳、南郡一带。
在东方，当齐国受封之始，周王朝就赋予它向东开拓的使命，其征服的对象是东夷集团。太公姜尚来到营丘（今山东省临淄）之始，“齐地抱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于是他们“辟草莱而居焉”。为了开拓东方，太公姜尚“劝其女工，极技巧”，引进先进的手工纺织技术；又“通利末之道”，发展商业，并以商促工，以商促农，搞活经济；“通渔盐，而人物归之”(20)；因势利导发挥地方渔盐生产的优势；引进人才。经济发展使得“人物辐凑”，这样就为东方的进一步开发打下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基础。春秋以后，东夷人也逐渐融合到华夏族中来了，成为汉民族的族源之一。与此同时，山东的鲁国也有很大的发展，汶水、泗水流域一带有谷稻麦，有“渔盐之利”。到了齐桓公时期，管仲相齐，减轻赋税，“相地而征”，量其民力，关心民生，“无夺民时”；开发自然资源，“山泽各致其时”，“使民各为其所长”(21)。放开了士农工商的手脚，招揽引进人才，使齐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国力也强盛起来。不久，齐国统一了山东各国，势力到达河北东南，使这个地区东夷与华夏的区别最后消失。齐国国力强盛之后，又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燕国打败北戎，并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在南方，江汉流域本来是夏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带。文化历史萌发也很早。此后一度发展缓滞。到了战国时期，楚国虽然一度兴盛起来，曾向北伸展，进入淮河流域。向南伸展，远及云南滇池及越南中部一带。它继承了东夷图画艺术之风及殷人尚鬼的遗俗，慢慢演变形成了楚国的文明。但到汉代还是：“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22)。广大地区的人民过着刀耕火种和狩猎、采集的生活。足见其经济文化水平还低于黄河流域。江浙一带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人民山居，虽有鱼田之利，租税才给宗庙祭祀之费”(23)，经济上自给自足，“不待贾而足”。人们“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24)。自然环境仍保持着“禹贡”时代“厥草惟夭，厥木惟乔”(25)的原生状态。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在秦、汉以前仍开发较少，大片土地还被原始植被覆盖着，只有太湖周围、绍兴平原等局部地区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一直到战国后期，在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生活着约500万人口，人口密度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
（二）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时期
秦汉时代，黄河文化的重心仍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其经济文化的实力在全国占据了突出的主导地位。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司马迁，考察并描绘了全国各经济文化区的发展水平。他说：关中自千（陕西陇县南）、雍（出陕西凤翔县西北）二水的发源地至黄河、华山之间，“沃野千里”。这里农业开发的历史悠久，“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周初，“公刘适邠（bin，陕西省彬县）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26)。百姓具有悠久的耕种传统与优良的农业生产技能。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形成了邠、岐、丰、镐、雍、栎邑（陕西临潼北）、咸阳、长安的城市系统。为首的大城市长安更是“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集中了全国经济、物产的财富和人物的精华。所以他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其富，什居其六”(27)。仅次于关中的发达地区是三河经济区。它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河南和河北北部。“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小，民人众”(28)，成为中原的枢纽。齐鲁经济区也很发达，“泰山之阳为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29)。为首的大城市是临淄，它是“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有“大国之风也”(30)。“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其民“颇有桑麻之业”，“地小人众”，“好贾趋利”(31)。
以上这三个经济区处于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关中，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这是黄河文化的中心区，为精密的农业耕作区，经济文化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秦岭、陇西一带的资源物产丰富而经济文化落后，是森林经济区。而南方就大不一样了。长江、淮河以南，当时“江、汉之间，多虎狼之害”，“江淮有猛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32)，人口素质较差，“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33)，大多处在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之中。这里商业不发达，“不待贾而足”，“无积聚而多贫”(34)。苏北、安徽一带“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35)。到了东汉初年，王景任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有余而食常不足”(36)。四川、江西等地仅以林产品、矿产品、大牲畜，甚至奴隶劳动力为主要输出物。广东、广西一带以“珠玑、玳瑁、果布”为名产。总之，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赶不上黄河流域。
到西汉时，若以秦岭、淮河来划分南、北，北方人口4300多万，南方人口仅1400多万，南北呈1：3的局面。特别是长江以南的人口仅有全国人口的2/15左右。若以公元2年的户数比较，北方户数为965万户、南方仅有111万户，南方户数仅占全国的10.3%。这时长江流域仅有988万人，占全国人口数的16%强。其中，江南三郡（丹阳、会稽、豫章）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的3%强。《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有44县设立铁官，管理农具铸造，其中36县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江南的丹阳、会稽、豫章三郡（即今浙江、安徽、江西一带）竟无一县设有铁官。江南地区直到三国末年还很落后。当时的政论家评议说：“吴楚之地，脆弱寡能，英贤大才，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指中原的黄河流域）相抗”(37)。
从黄巾起义、诸侯混战到三国鼎立，北方经历了战乱、饥荒和瘟疫的苦难，使人口锐减，百姓流散，文化遭到严重的摧残。
在天灾人祸的战乱中，人民被迫逃往他乡。长江流域户口增加，人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原始森林逐渐被开发。诸葛亮等“学士”千余人及人民十余万逃往荆州。这时的荆州刘表扶持农业，发展渔业，维护境内治安，“年谷丰硕”，所以吸引了大批人民。另外，江苏南部、江西、浙江一带也成为北方人民的避难所。从黄河流域南迁的人口中，有皇室、贵族、大臣、学者、商人、工匠、僧尼、士兵、奴仆、农民等各个阶层。这对江淮、江浙与汉中一带经济文化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北方的大动荡引起人口南迁和文化的向南发展，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是很突出的。但到三国鼎立的后期，魏、吴、蜀都相对稳定，人口分布仍然是北方多于南方。蜀亡时人口94万多人，吴亡时人口230多万，而魏有人口443万多人，也即北方400多万，而南方仅300多万。人口、文化的重心仍然在黄河流域。
（三）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五胡十六国时期
从西晋惠帝末年，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演出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死者达10余万人，使关中、关东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魏书》载：“晋末天下大乱，生民涂炭，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38)。晋室南迁。此后又演出“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与战争。黄河流域的“刀兵、饥馑与瘟疫尤甚于前”。中原人士为了避难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元康八年(298)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甘肃的百姓“流移就谷”，相与入汉中、四川的有数万家，10万余口(39)。“雍州（今陕西）流民多往南阳（河南南部）”(40)。“并州（今山西南部）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41)。“自永嘉乱后，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人烟”(42)。“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阶层，南渡居多。“洛阳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江东，中国之旧土，衣冠礼乐之归也”。
自东晋初至刘宋末，从黄河中下游迁出的人口起码有100万以上。迁出人口，以士族及其附属人口居多。南渡侨居于今江苏者最多，约90万，山东约21万，安徽约17万，四川约10万。其余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均有侨居人口。这批南迁的文化人与工匠、农民，带来了先进的黄河文化，对南方的开发是一次很大的促进。
东晋时，南方政局一度比较安定，经济发展迅速。《宋书》卷14史臣曰：“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盈八方，丝锦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直到后魏政权建立，北方始稍得休养生息，人口由减少趋于稳定。至此，当时的“望县”统计共85个，南方只有20个。黄河文化虽然进一步向南拓展，其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仍在北方。
这次“衣冠南渡”，产生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融。文化上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上的玄学思想体系和文化上的清新隽永的格调及文弱巧思的风格，形成这一时代的文化特点。
（四）从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时期
隋唐之际，虽然江南已有相当的开发，但黄河文化的重心仍在北方。如天宝元年（742)北方户数493万户，南方户数257万户，南方户数约占全国户数的34.3%。当时人口多、经济文化发达的“望县”全国共计85个，南方只有20个，北方有65个。到唐中叶以后，藩镇的势力增强，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起兵范阳，发所部15万人大举西进，连陷洛阳、潼关，于次年攻入长安。战乱发生后，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受到严重的骚扰与破坏，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农业生产萎缩不振，“凋
日穷，徭役日甚”。“人烟断绝、千里萧条”(43)。许多百姓不得不逃往江南。这样，黄河中下游的人口普遍减少。以河南府为例，开元时(713-741)有12万户，到了宪宗(805-820)时只剩下了1.8万户。这一人口大迁徙，其中心城市仍是洛阳。
长江流域人口普遍增加，开元时苏州仅有6万户，到了元和时(806-820)已增加到10万余户。而在中原迁去的士大夫占当时人口的1/3，到唐代末年，已出现“大历(776)初，仕多避处江淮间”的趋势，形成南阳、西京“衣冠尽投江湘”，“天下贤士、大夫多在江淮间”，“赋之所出，江淮居多”(44)的局面。文化随经济、人口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
唐亡之后的五代十国(907-960)经历了54年。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与民族纷争，加重了人民的疾苦，死亡率迅速上升。“同光三年(925)，是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之四、五”。
“天福三年(938)，定州旱，民多流散”，“天福八年(943)，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壖，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冀，原野山谷，城廓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45)。而偏安南方的一些小国，各自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兴修水利，发展生间，奖励农业，吸引北方的人口迁入。这样，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就流向江淮、岭南及福建。当时有人记录说，“是时中朝人士以岭南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有客至南方者，皆客岭表。”(46)西蜀也因物产丰富，丝织发达而吸引避难人口。南朝时期，江南已“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吴越钱弘时期，“境内丰阜”，粮食贮存可供十年之需。吴越重奖水利，常常“数百里之内，岁获丰熟”。闵王“宽刑薄赋”，因而“公私富实，境内以安”。这样，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以南的人口大体相当了。黄河文化向南转移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五）宋与辽、金对峙时期
契丹和女真兴起之初，这两个民族都处在带有若干原始习俗残余的奴隶社会阶段。他们依靠野蛮的战争兼并土地，掠夺奴隶和财富，对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发动了多次掠夺性的战争，人民不堪其苦，大批北方人士纷纷向南方流亡。淮南地区“民弃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相反，江南战乱较少，政局稳定，如南唐统治的江淮地区，“旷土尽辟，桑柘满野”。从前不事乔桑的湖南，此期“民间机杼大盛”。
1125年金代辽后，立即与北宋展开争夺黄河流域的斗争。1126年，金兵两次攻克太原，渡过黄河，与东路军会攻开封。宋钦宗投降，北宋灭亡。金兵在开封大肆掳掠金、银、帛，将徽、钦二帝及赵氏宗室、后妃、珍宝、书籍、天文仪器、百工技巧劫掠一空，又将宫室园林拆运北去。同年，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1127年10月，高宗迁扬州。后来金兵攻陷扬州，高宗躲避金兵追击逃到建康（南京）、越州（绍兴）、临安（杭州），甚至漂泊海上达数十天之久。此间，大批达官贵人南逃，西北州县为之一空。
北方居民大批南迁，南渡者川流不息，黄河流域百里无烟舍。1129-1130年间，金人继续南侵，战区范围扩大到浙江、江西及湖南，迫使淮南人民再次南徙，南渡人民充塞于途。南宋朝迁偏安江南，1161年金完颜亮兵分四路南侵，淮河流域一带百姓南迁昼夜不绝，南宋招抚，商人南归免征商税，一般人给半年粮食。这样，从1080年到1223年，江南人口增加了125%。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江南的经济文化，从此超过了北方。这样，江南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人才的渊薮，“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六）元明清时期
宋与辽金的对峙，最后以元朝的统一而告结束。此后历经元明清三朝，除明初一度定都南京外，即以北京作为首都，黄河流域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也就随之转移到了北京。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统一时代。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10世纪初至13世纪末叶中国政治上的分裂与中原地区长期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极海表”的大帝国。史称“自封建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47)。明、清两代特别是清朝的统治者，都比较注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执行了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他们一方面在各边疆地区普遍建立各种军事行政机构，加强对各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安抚羁縻边疆的少数民族，使之“各安边，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并尽力厚待其上层分子。因而，使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原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我国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原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我国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国家的空前统一，加上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加强，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元、明、清三代，江南的经济仍以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继续保持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北京，财政、米粮和大量物资，主要仰仗于江南，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为了沟通北京政治文化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联系，把江南的粮食和大量物资运往北方，元朝对隋代修建的南北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修建了洛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大运河直接从淮北穿过山东进入华北平原，以达大都，把弓形运道变为直线，无需再绕道河南，从而大大缩短了航程。明、清两朝，继续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改造和维修，使之优质畅通。这样，不仅“江南行省起运货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48)，而且连湖广、四川乃至闽赣等南方各省的商旅也都经由这条航道南来北往。当时中国境内的文化地域结构，以东北大平原、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大平原、内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长江流域平原和珠江流域五大地区为主体。首都北京座落在华北大平原的北部边沿，正处于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与内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的交接处。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五大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活跃而紧密。以京杭大运河为交通主动脉而形成的南北文化轴心，自元开始取代了先前洛阳、长安的东西轴心。
四、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
黄河文化的兴盛发达，既在于它源远流长的悠久传统，又得益于它同邻近地区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吸收。闭关锁国只是极短时期的人为障碍，并不是主流。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黄河文化既积极向外传播，对周边地区和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以恢宏的气度，开阔的胸怀，从四邻地区和各国文化中吸取营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促进自身的发展。
早在商周时期，黄河文化即已同北方草原文化进行接触，开展初步的交流。此后，它与周边地区和亚欧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范围也逐渐扩大。其中，尤以汉、唐和元代规模最大。
西汉经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且财有余力，士马强盛。北后，在正北方开朔方郡，西北方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东北开玄菟、乐浪两郡，西南开犍为、交趾、九真诸郡，东南开珠崖、合浦等郡。还打开了通往日本、南海和中亚的交通路线。“张骞凿空”，是西汉主动打开西域门户，与中亚及欧洲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行动。张骞曾到达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阿楚河，巴尔喀什湖，土库曼等地。继起的班超及其少子班勇，还曾到达到阿拉伯半岛等地。经张骞的努力，正式开辟了横贯亚洲内陆的东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此后，中西联系日益密切，西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49)。东来的胡商客贩，“日款于塞下”(50)。
在隋代大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其疆域“东极于海，西至鄢耆，南至林邑，北极大漠，皆为州县”(51)，农业也很昌盛发达。它不仅对四邻各族和周围许多国家颇具吸引力，而且对自己也充满信心，在对外交往中极少顾忌，中外的文化交流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当时与唐朝有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00个。首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交往的中心，经常居住着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其中即有各国的使节、官员，也有学者、僧侣、艺术家和商人。唐代的使节、僧侣和商人，也通过陆路和海路，频繁地往来于东亚、南亚和中亚各地。
13世纪初叶崛起于中国北方的蒙古，于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尔后成吉思汗及子孙先后征服西夏、西辽、西域诸国、金国、吐蕃、大理及南宋，又一次实现全国的大统一，建立了元朝。在元朝建立之前，成吉思汗父子还发动三次西征，横扫亚欧大陆，在其征服地区建立了四个汗国。元朝与各汗国及亚洲、欧洲各国的往来非常频繁，经海道与元朝交往的国家达到220多个。陆路由于实行严格的驿站制度，交通十分方便。从和林、大都出发不仅可通往国内各地，而且向东可达高丽，向南可抵安南，向北可到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尔吉思，向西北可沿丝绸之路通向中亚、西亚各地，并进一步到达黑海以及黑海以北的钦察草原、俄罗斯和欧洲各国。这个时期，不仅有大量中亚、阿剌伯、波斯的人口，包括被俘的工匠和被遣的百姓迁往中国定居，还有许多亚洲和欧洲各国人前来中国从事贸易和各种活动，大都城里，聚集着来自亚、欧各地的贵胄、官吏、卫士、传教士、天文学家、建筑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乐师、美术师和舞蹈家。中国的使节也频频出使各国。
在频繁的对外交流中，特别是在汉、唐、元三个空前开放的朝代，西邻地区和外国文化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为黄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中亚、西北的毛皮、马匹、瓜果和香料大量输入黄河流域，西域的音乐、舞蹈和杂技也传入中原内地，对黄河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西汉末年和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原，至东汉末年便逐渐流行起来，并逐步中国化，对中国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天文、历算、医药等等都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唐代除了从印度输入大量佛经，佛教的影响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之外，袄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也纷纷传入。印度、阿赖伯、罗马的天文、医药、建筑术、制糖法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罗马的杂技等等，更在黄河流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流传。唐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昌盛，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无关系。西域传入的胡乐、胡舞，胡姬的酒肆，域外新奇的服装，这一切都是唐诗格律与内容产生的必要条件，并启五代至宋词律的萌芽。例如开元、天宝年间龟兹乐大盛曼衍新声，赋予文学新的生命。李太白的诗音乐的成份很多，韩退之《听颖师弹琴》、白香山的《琵琶行》都富于音乐之美，遽进下去遂为唐、五代词的由来。由龟兹乐产生了唐代的大曲，再由大曲演变为诸宫调，这就是元明杂剧的音乐成分。同时词中的小调也产生于唐代，慢慢演变为宋代的慢词。元代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仅允许各种宗教在中国境内传布，伊斯兰教与也里可温教均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而且广泛录用大批域外的科学家、艺术家、美术家、建筑家，利用他们的才华为我服务，从而把阿剌伯、波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回回炮技术和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引进中国，有力地推动着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元代的文化。
直到明清两代，虽然由于统治者一度推行海禁政策，使中外的文化交流受到某些政策上的、人为的短期阻碍，但是中外的交流仍隐蔽地在民间持续地进行着。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曾对中外的文化交流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末清初，也曾有大批西方传教士东来，在传布天主教的同时，把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传入我国，为有识之士打开了新的眼界。
黄河文化这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昭示人们：任何文化的发展既必须立足于自己传统的根基之上，同时又必须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这样才能使自己充满生机与活力而长盛不衰。
由于黄河文化的精神与性格，形成了她以兼收并容的气度，接纳百川，汇聚千流，终于铸成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她作为东方文化的主体，千百年间已深深地影响东亚，并将逐渐流传，放射于全世界。
注释：
*此文是《黄河文化》一书的代绪论。《黄河文化》，侯仁之教授主编，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全书100余万字。本文蒙侯仁之师亲自再三修改，并提出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
①(17)（汉）司马迁：《五帝本纪》。
②③（唐）杨倞：《荀子》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孟子·尽心上》。
⑤（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⑥《中庸》。
⑦《论语·先进》。
⑧《孟子·尽心上》。
⑨《朱子语类》卷63。
⑩《论语·季氏》。
(11)《公羊传》，鲁隐。
(12)《论语·述而》。
(13)《孟子·告子上》。
(14)《汉书》卷56，《董仲舒传》。
(15)《史记》卷5，秦本纪。
(16)《辽史》卷72。
(18)《艺文类聚》卷63，引《博物志》。
(19)《战国策·赵策》卷20。
(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38)《魏书》卷110，食货志。
(39)《晋书·李特传》。
(40)《晋书·王如传》。
(41)《晋书·刘琨传》。
(42)《晋书·慕容皝传》。
(43)《晋书·郭子仪传》。
(44)《全唐文》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45)《旧唐书·第五琦传》。
(46)《资治通鉴》卷283。
(47)《元史》卷58，《地理志》序。
(48)《明太宗实录》卷14。
(49)《史记》卷163，《大宛列传》。
(50)《后汉书》卷88，《西域传》。
(51)《资治通鉴》卷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