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微微[1]201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立公平、公正、公开股票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前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可以涉及资产定价、市场流动性、引导投资者决策、资源配置、产品竞争、上市公司价值、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本文根据信息经济学有关信息传播的相关理论,从信息披露的主体、接收者及其最终影响的角度选取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选取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效应,虽然选取的角度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孤立,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内在联系,即都会对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从信息披露的主体来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股票价格就越能够体现出其真实价值及公司的特质信息,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便于投资者对股票进行选择,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信息接收的主体来看,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能够对其加深了解,能动态地对其内在价值进行评价,便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并在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及其调整过程中得以反映,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信息披露直接影响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来看,通过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融资资本产出效率及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均得以随之提高,实现了促进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效应。本文研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对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股票市场通过筹资聚集社会资本,使得社会资本得到合理配置,优质企业和项目更易得到直接融资,从而促进社会整体产出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观点,随着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信息不对称状态得以有效地降低,便于投资者区分优质及劣质资产,从而更加准确的预测股票的预期收益,提高股票市场的价格效率及资源配置效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产生的效应对于股票市场的有序建立,对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对于中国尚未成熟的股票市场都极为重要。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发展历史较短,经验相对缺乏,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仍不完善。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作为股票市场的主力军,虽然已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最具发展前景的群体,以其为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也建立起来并逐步得到完善,但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较为普遍,容易对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由此降低,市场的应有功能也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股票市场的建设与健康发展。因此,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提出了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分析了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最后是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信息披露理论概述。主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理论依据、信息披露传播过程模型、信息披露的决策选择及影响因素、信息披露的质量标准及衡量方法、信息披露的效应几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描述；第叁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分析。理论部分首先对信息模型进行了概述分析,并在O'Hara的理性预期模型基础上对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资产价格进行了理论模型分析。实证部分,首先对信息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定价效应进行了研究,将中国股票一级市场成立之初至今划分为六个阶段,选取IPO折价率为衡量资产定价效率的指标,实证分析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与IPO折价率之间的关系；其次对股票二级市场中价格的波动效应进行了研究,将中国股票二级市场成立之初至今划分为四个阶段,选取股价波动同步性为衡量股价波动的指标,实证分析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与股价波动同步性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分析。从投资者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理论研究部分以行为金融学为研究视角,并分析了DHS模型、HS模型及博弈模型,对信息披露与投资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部分通过选取了股票市场中较有代表性的交易指标来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第五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分析。理论部分首先分析了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模型分别分析了信息披露产生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情况下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部分,分别从微观及宏观两个层面,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公司指标及宏观经济指标来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所产生的效应；第六章,剖析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主要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及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产生的效应叁方面；对于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主要分析了信息的虚假记载及盈余管理问题、信息的延迟披露及未完整披露问题、信息披露效应不高的问题叁个方面；最后从内部治理因素、外部监管因素、中介机构因素及投资者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信息披露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根据上一章总结的信息披露问题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的从内部治理、外部监管、中介机构及投资者四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为以下五点：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降低了IPO折价率。在股票发行市场上,随着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随之提高,股票的发行价格与其真实价值越来越接近,使得IPO折价率逐渐降低,定价效率得到了提高；二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降低了股价波动同步性。在股票交易市场上,随着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随之提高,因此股价波动更能够反映出上市公司特质信息,股票价格波动同步性程度降低,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得到了提高；叁是上市公司通过信息的充分披露,使得投资者能够对其加深了解,能动态地对其内在价值进行评价,便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并在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及其调整过程中得以反映。本文通过股票换手率及股票收益波动程度两个指标来考量投资者投资行为：一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投资者投资股票的意愿越强烈,股票的流动性越强,从而体现为换手率较高。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投资者能够获得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数量及质量水平越高,因而收益率的波动程度就越低；四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微观层面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融资资本产出效率,宏观层面提高了以宏观经济指标衡量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促进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效应。但是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均较低,导致了所在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处于较低的状态；五是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整体不高,信息披露几个主要效应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研究表明内部治理效率低下、外部监管不到位、中介结构不健全及投资者整体素质较低是导致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体现在以下叁点：第一,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并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对信息披露影响资产定价、股价波动、投资者行为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机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为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二,本文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发行市场的定价效率、股票交易市场的股价同步波动性、投资者投资行为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将它们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以期在本研究领域能够形成基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系统性实证结论；第叁,本文的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研究对象涵盖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叁个主要方面,即从信息披露的主体、接收者及其最终影响的角度选取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效应进行研究,试图研究并总结出信息披露过程叁个主要阶段所产生效应的系统性结论。其中,由于股票价格在不同层级的股票市场中表现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不仅从股票一级市场研究了信息披露对股票发行定价产生的效应,还从股票二级市场研究了信息披露对股票价格波动同步性产生的效应,这样就得出了较全面的结论。并且,本文在研究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时,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别进行了检验,为的就是能够全面反映信息披露对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效应。论文的不足之处：本文致力于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股票价格效应、投资者投资行为效应、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叁方面效应,由于选取了股票发行市场、股票交易市场、投资者投资行为及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四方面进行研究,数据量需求较大。但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及有限性,有些研究变量选择受到了限制,例如第四章研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实证研究部分的控制变量只选取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及风险因子叁个,虽然有力的推出了结论,但是如果能充实变量将会更有说服力。在以后的研究中会通过数据的不断搜集,希望能增加变量强化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王培勇[2]2007年在《IPO定价合理性及抑价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上市融资在企业筹资、利用资金方面的巨大优势。在过去，企业由于长期依赖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普遍负债率高，还债压力大，经营风险较大，难以在战略上考虑企业的发展。同时，企业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金约束，不利于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企业通过一级市场融资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资金资本渠道，而全流通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到来无疑对企业获得发展的长期资本，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渠道，引导上市公司吸引投资，促进股票市场优胜劣汰提供的良好的契机。IPO定价及抑价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股票首次上市(IPO)发行定价，特别是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差异(以下简称抑价率，Underpricing)，几乎存在于全球资本市场中。目前针对市场化全全流通情况下的IPO定价合理性的研究比较少，相应的在此基础上影响二级市场IPO首次交易日价格因素问题的研究也很有必要，本文针对IPO的发行价格，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公司的价值变量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研究公司价值变量对于价格的解释能力，以此来检验我国股票在市场化发行定价的合理性，另外基于合理性检验的结果，对二级市场首日收盘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分析其二级市场价格虚高的因素。本文通过分析验证了我国2004年8月实行询价制度以后的市场化定价IPO股票的定价合理性问题，并通过对影响新股首日收盘价的回归分析，发现IPO发行价、发行市净率、首日换手率是影响首日收盘价的重要因素。结果说明，二级市场对IPO发行价的反应更多地体现在对公司资产价值的关注，以及二级市场对IPO新股的追捧。发行市净率、首日换手率进入解释变量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可以说明，目前IPO发行定价正趋于合理。但目前IPO平均抑价率仍然较高，投资者的对新股的追捧反映出投资者对新股上市仍然有盲目的投机反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我国在2004年8月实行询价制度以后的市场化定价IPO股票，尤其是在实行全流通后，此阶段IPO合理性研究较少，通过提取代表公司市场价值的财务指标的主成分因子，分析发现IPO价格基本反映了公司的市场价值，IPO定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通过对影响新股首日收盘价格的因素分析发现，IPO发行价、发行市净率、首日换手率是影响首日收盘价的重要因素，叁个变量对首日收盘价解释贡献率达到0.749，从另外一个侧面解决了目前对抑价率影响因素解释供献率偏低的现象，使目前对首日价格的解释因素的分析更具有可信度。从而在IPO相关的政策建议上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沈艺峰, 陈雪颖[3]2002年在《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存在发行定价偏低、“热门股市场”和新股长期表现失常等现象。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普通股A股股票和封闭型新基金的实证分析表明 ,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也存在着发行定价偏低和“热门股”现象 ;但其长期表现明显好于市场的整体表现。
俞颖[4]2005年在《中国股市IPO收益率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异常收益率现象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该现象主要包括初始抑价和长期弱势。西方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主体的行为分析,对制度因素却考虑很少。然而笔者同其它国内学者一样,认为制度变迁是分析我国IPO异常收益率现象的基本前提,在不同发行制度背景下,市场主体必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本文在汲取西方学者运用信息效率和行为金融理论分析IPO异常收益率现象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近十年来我国IPO异常收益率的表现、特征、成因及内在联系,并就如何降低IPO异常收益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七章为结论,第二章阐述了IPO长、短期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及其异常收益率——初始抑价和长期弱势的界定,从信息效率和行为金融两个角度系统归纳了国外有关IPO异常收益率的各种假说,包括解释初始抑价的逆向选择假说、信号传递假说、投资银行买方独家垄断假说、投机一泡沫假说及解释长期弱势的意见分歧说、主持人假说、机会窗口假说、历史会计信息过度包装假说、盈利预测的“过度乐观”假说及信号假说等。第叁、四章研究IPO初始抑价。第叁章分析了影响IPO抑价的系统及非系统因素:系统因素包括发行定价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及发行审核制度;非系统因素包括发行人、投资者及主承销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并结合这些因素对比了中外IPO抑价及我国不同发行制度下IPO抑价差异的成因。第四章先对西方IPO抑价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归纳了影响我国IPO抑价的非系统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逆向选择假说、投机-泡沫假说及市场气氛假说在我国的较好的解释力,信号假说及主承销商声誉假说的解释力较弱。然后结合我国发行制度变迁,找出了影响我国IPO初始抑价的主要因素,即我国IPO抑价主要由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及投机行为引起,股票发行制度的变革提高了各类因素对抑价水平的解释力,但并没有显着降低抑价水平。第五章分析我国IPO长期收益率,首先通过统计描述证明了我国IPO个股长期走势弱于大盘,即存在新股长期弱势现象,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新股长期弱势的成因,指出新股的长期弱势与其发行时价值的不确定、投资者对新股的过度乐观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关。最后进行了扩展性分析,证明尽管新股在上市后长期内的股价和上市首日收盘价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大,但始终在发行价之上,进一步说明我国新股的初始定价较不准确,
向宇[5]2008年在《我国A股市场发行方式对IPO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首次公开发行(IPO)效率问题,一直是IPO研究领域里的重要问题。我国现行的发行方式为询价发行方式,在这种发行方式下依旧存在高初始收益率等问题,说明这种发行方式使得市场运行的效率、资源配置的效率依旧较低。本文针对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较为稳定的2007年所有IPO发行公司进行分析,探讨在新环境下IPO发行效率的问题。通过对IPO发行效率的界定,选取初始收益率作为一个衡量IPO发行效率的一个标准。在香港混合发行方式与我国大陆发行方式的比较分析中,发现我国发行方式中存在低效率的因素,并选取2007年所有IPO发行公司作为样本,运用EVIEWS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全文还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描述性统计,对所论述的内容进行基本分析。通过对2007年所有IPO发行上市公司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务数据和二级市场反映数据对初始收益率的解释力度不强,其中只有中签率与初始收益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且这种显着性较为明显,案例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显示,中签率较高的IPO发行股票使得初始收益率低于全年平均水平。由于网下配售的额度限制,回拨机制的存在并没能有效的提高市场效率。在市场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增加市场的供给的同时,改变机构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的投资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IPO的发行效率。由于供给的提高,将会使初始收益率下降。我国股票市场的“二元结构”的制约影响因素依旧存在,我国现有的询价发行方式中不完善得因素,制约了IPO发行效率的提高。改变IPO发行低效率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发行方式,从价格的制定过程到上市发行的价值实现,尽可能提高市场化的程度,同时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督,保证监管力度要松紧适度,借鉴香港混合询价发行中的回拨机制和超额配售选择权,增加对承销商和投资者的投机行为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上市初始收益率,稳定市场,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石莹[6]2004年在《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长期表现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新股长期表现欠佳是IPO研究领域的叁大谜团之一，也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累积超常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和收益相对系数等指标，以2000年上市的118只新股为样本对我国新股的长期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样本股票平均首日超额收益率为151.94％，叁年的累积超常收益率为-12.63％且统计结果显着，说明在我国同样也存在新股短期超额收益、长期表现欠佳的现象。 为了探索新股长期表现的影响因素，我们就样本股票的首日超额收益率、发行规模、所在行业等十项因素与其长期价格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横截面时间序列分析，结果发现新股的长期表现与首日超额收益率、行业、净值市价比、中签率、发行前利润、预测盈余、内部股权留存比例等几项因素有关，而与发行规模、承销商声誉和机会窗口等因素无明显关系。而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又进一步地发现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只有中签率、发行前利润、预测盈余和行业四项因素的统计结果显着，说明这几项因素对于我国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长期表现影响较大。 将实证结果与西方学者给出的理论解释相对照，我们认为影响新股长期表现的因素主要和投资者对新股发行公司前景的过度乐观和过度反应有关，而且这种过度反应还不是一种短期行为，就样本股票的表现来看，这种反应大概会持续2年左右的时间，然后随着投资者恢复理性，新股的价格才会向内在价值回归。因此，培养理性投资理念和策略、引导理性投资氛围将有助于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助于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此外，加强对股票发行市场的信息监管，也是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从而防范二级市场风险的关键。 最后，我们将本文的实证结果与Ross关于有效市场的定义进行比较，认为新股在上市后价格表现与Ross的半强型有效资本市场的定义不符，即证券价格不能充分及时地反映各种公开信息，因此可以认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型有效。
刘岩[7]2005年在《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热销市场现象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热销市场问题是IPO研究领域的叁大谜团之一,也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IPO热销市场研究的热点集中于一国股市IPO发行收益和发行量的周期性考察,并与新股的发行定价密切相关。一般来讲,数月的首次公开发行当天的较高收益常常伴随着的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数量的迅速提高,而且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非常之高。 但由于中国股市成立至今时间尚短,并且存在诸多的制度上的欠缺,所以目前国内对于IPO热销市场现象的研究仍非常少见,对于我国股市热销市场现象是否存在仍有争论。针对于此,本文在回顾了IPO价格表现的理论综述基础上,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运用新股上市初始收益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和IPO发行量等指标,以1993年1月—2004年8月期间首次公开发行的1154支股票为样本,分别采用了两种实证方法:即单月期分类法:检验IPO数量与初始收益率相关性以及错后12个月的相关性滞后检验;与半年期分类法:对IPO发行量与初始收益率做出了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对我国股市的热销市场现象的两种实证研究结果一致,样本股票的初始收益率和IPO数量以及IPO发行量的相关性与显着性均无法通过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热销市场现象并不显着。 将实证结果与西方学者给出的理论解释相对照,笔者从我国股市所具有的股指波动幅度大、过度投机现象严重、规模小、抵抗风险能力弱等自身脆弱性的特点做出分析,认为我国股市热销市场现象不显着可以归结为行政性干预阻碍市场供需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的自动调节、投资主体结构失衡导致过度投机的存在、以及典型的卖方市场等主要原因。 虽然本文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是国内有关热销市场研究中不曾有过的,但同时需要指出,若进一步考虑到新股供需平衡以及总体的经济态势将使研究方法更完善。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情况,目前尚不具备此种研究方法的现实意义,因此仅在后文中做出此种建模方法的探讨,以期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热销市场理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些许帮助,对我国股市的热销市场现象做出更真实的分析。
孙雅楠[8]2007年在《对我国A股首次公开发行抑价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股发行抑价是指新发行股票的上市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发行价格，股票出现初始超额收益率的现象。新股发行抑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对此，国外学者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提出了各种假说用以解释新股发行抑价并积累了大量的实践证据。我国的新股发行抑价水平远远高于国外，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具有特殊性，国外许多的理论假说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因此始终没有得到一致且系统的答案。本文从叁个理论视角系统回顾了国外新股发行抑价的相关假说，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的产生背景、基本观点和主要实践证据，同时对基于我国市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股票发行市场的独有特征，探索出现有的针对我国市场新股发行抑价解释的局限，从而对本文研究框架的提出、样本数据的选取和理论假说及解释变量的选择做出启示。本文设想结合我国股票发行市场特点选取解释变量，将其置于西方的抑价理论假说之下，研究我国新股发行高抑价的影响因素，最终共确定11个解释变量，分别是新股发行中签率，新股发行前一年的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新股发行募集资金量，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新股发行公司是否属于高技术产业，发行日与上市日之间的时间间隔，公司上市后叁年内的增发募集资金量，新股发行是否由13大承销商承销和上市首日换手率。本研究是利用2001至2005年间新发行A股公司作为样本，对新股初始超额收益率进行向后逐步回归。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我国仍存在比较高的新股发行抑价水平，且新发行公司在多项指标上具有明显特征，如中签率过低，非流通股比例过大，上市首日换手率较高等，同时也显示出与以往相比不同的变化，如资产负债率增大，发行日与上市日之间的时间间隔缩短等。至于逐步回归则显示投机泡沫或市场的过度反映是造成我国新股抑价严重的首要原因，此外，严重的供求不均、先验不确定性假说和承销商信誉假说的解释能力也较强，而信号假说则不适用我国目前的情况，发行公司并未通过定价向投资者传递关于企业质量的有用信息。还有，中国证监会(CSRC)在掌握新股投放速度方面有一定的建树：总是在收益较高的年份批准更多的新股上市，以取得较好的市场反映。最后，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缺乏理性，只注重表面利润而不关心发行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实际利润质量，投资热情高涨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经验。
赵林茂[9]2005年在《中国证券市场新股发行（IPO）效率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股票市场极高的IPO效率扭曲程度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其各种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此,本论文试图从发行机制角度探讨造成这一效率扭曲的根源,从而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行机制市场化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促使中国股票市场正常实现其各种功能,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本文旨在系统研究发行机制与IPO效率的关系,以有效降低中国股市的IPO效率扭曲程度。论文运用了现代公司金融理论、资产定价理论、信息经济学、货币金融学和制度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经济学前沿理论,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沿着“构建新的IPO效率分析框架→发行机制与IPO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发行机制与IPO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这一逻辑主线,对发行机制与IPO效率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考察。 首先,论文构建了新的IPO效率分析框架。在对现有研究系统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对IPO效率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拓展,并将IPO效率划分为两个层次:IPO定价效率与IPO配置效率,从而构建了新的IPO效率分析框架,并系统阐述了这一分析框架与原有分析框架的区别与联系。基于对中国股票市场独有的制度特征—二元结构特征的深入思考和分析,本文认为在中国IPO市场中存在着IPO定价效率与IPO配置效率的背离,因此,降低IPO效率扭曲程度不仅要考虑IPO定价效率,更需要考虑IPO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改善。 其次,论文从理论层面对发行机制与IPO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沿着叁个递进的层次展开: 1、论文从股票分配规则、发行价格决定规则、发行数量决定规则叁个维度对现有叁种典型发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累计订单询价机制更有利于IPO效率的实现,从而回答了何种发行机制更有利于实现IPO效率这一问题。 2、论文研究表明,“最优”发行机制中的IPO效率实现机制分别为:数量歧视、非知情投资者的参与数量、低定价以及价格歧视。其中,前叁者作为最为常见的叁种效率实现机制,共同体现了“最优”发行机制的本质特征和要求,从而解答了怎样的发行机制更有利于实现IPO效率这一问题。
郭敏欣[10]2011年在《我国A股市场新股抑价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69年理论界首次发现IPO定价偏低这一现象以来,“新股抑价之谜”便一直是现代金融领域中最令金融学者着迷的问题之一。作为“新兴+转轨”的证券市场,我国新股抑价水平之高更是引起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A股市场的政府管制色彩及市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造就了我国特有的“政策市”及“投机市”。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根除新股高抑价这一顽症已势在必行。虽然我国反反复复地对新股发行体制进行多轮改革,但新股的抑价水平还是远远高于其他成熟市场及新兴市场。那么,我国新股如此之高的抑价究竟来自何方?为什么多轮市场化的定价方式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症?基于此,本文以1990～2010年沪深A股中的1880只新股为样本,对我国A股市场的IPO抑价现象及新股发行体制进行全面的研究,并试图寻找我国新股抑价高企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共分七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并对全文的框架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最后阐述了本文在研究新股抑价问题中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可能遇到的困难。第二章首先梳理了国外关于新股抑价的研究脉络,其次按市场参与方信息对称与否一一介绍了国外主流的新股抑价理论,并对这些抑价理论流派作相应的评述;最后对国内的关于新股抑价研究文献做了一定的梳理与归类,并略作评述。第叁章首先对我国的新股抑价现象进行大概的描述,而后按不同的划分方式对我国新股抑价现象及其他现象作系统性的分析;之后梳理我国新股发行的变迁历程,试图从新股发行的一、二级市场寻找新股抑价可能的原因;最后则从新股发行的参与主体入手,分析各自对新股抑价的影响程度。第四章则从一级市场出发研究新股的估值。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对资产定价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而后对西方成熟市场的主流估值模型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对这些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作相应的分析,最后分析了影响新股定价的各种因素。第五章则从一级市场新股的估值转入新股价格发现机制的研究,并对全球主要的新股发行监管机制及新股定价机制做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第六章在第五章的基础上,对我国新股发行的监管方式、定价方式、发行方式变迁历程作详细的梳理及评论。在第七章中,通过建立新股抑价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各因素对新股抑价影响的显着性及强弱性,并以定价方式为划分依据对我国的新股抑价作阶段性分析,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应研究[D]. 张微微. 辽宁大学. 2016
[2]. IPO定价合理性及抑价因素分析[D]. 王培勇. 西南交通大学. 2007
[3]. 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证研究[J]. 沈艺峰, 陈雪颖.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4]. 中国股市IPO收益率实证研究[D]. 俞颖. 西北大学. 2005
[5]. 我国A股市场发行方式对IPO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D]. 向宇. 西北大学. 2008
[6]. 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长期表现的实证研究[D]. 石莹. 武汉大学. 2004
[7]. 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热销市场现象的实证研究[D]. 刘岩. 武汉大学. 2005
[8]. 对我国A股首次公开发行抑价的实证研究[D]. 孙雅楠. 浙江大学. 2007
[9]. 中国证券市场新股发行（IPO）效率研究[D]. 赵林茂. 浙江大学. 2005
[10]. 我国A股市场新股抑价问题研究[D]. 郭敏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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